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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毫无音乐细胞的家庭，从小到大，没有听父母哼过一首歌，婴儿时代唯一能记得的音乐“启蒙”，是“无线电”里的“到处流浪……”。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小就知道了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小学里，教我们唱歌课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在第一堂课上，就给我们讲述了贝多芬的故事。它使我感受到了音乐的伟大。

我们小学时代的儿童歌曲，实在是很纯真、很清新的。因此，儿童歌曲是小学时代的主旋律。至今，这些歌曲还十分有生命力。我现在还可以随意唱出二、三十首当时的儿童歌曲，并且完整地记住了歌词。

有三部电影，让我真正爱上了唱歌。第一部是《聂耳》，那情节、那歌曲、那旋律以及赵丹的表演，极大地震撼了我，我用完了一个暑期地零花钱，连续三天看了三场，并开始在报纸上、书本里搜寻一切聂耳的歌曲来学唱。后来，《刘三姐》放映了，《洪湖赤卫队》放映了，并且有了歌曲集。我买来歌本，从头到尾，一首一首地全部学会了。

四五年级，唱歌“越轨”了。那时，我们课外学习小组在体育委员的家中。他父亲是一个留过苏的专家，家庭条件比较好，它也比我们显得高大、成熟。有一次，他从书房里偷出几张“黄色”的唱片，让我们听。我们都很兴奋，也很紧张。唱片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印象最深的有两首印尼歌曲：《宝贝》、《啊哟，妈妈》，我们不但听了，还学着唱。本来说好谁也不许告诉老师的，可是，终于老师还是知道了。还好，我们的班主任是个从部队文工团转业的文艺爱好者，她把我们找去，告诉我们，这种歌曲要到大学里才可以唱。后来，我在一本群众歌曲选中见到了那两首印尼歌曲，才知道，这不是什么“黄色歌曲”。

那时。最羡慕的是我家窗口对面的那个资本家家庭。他们家有一台钢琴。那台钢琴经常会传出“致爱丽丝”那动人的旋律。我并不知道这是首什么曲子，但我觉得那是最美妙的声音，我希望长大后也能有一台钢琴，也能弹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来。

1963年，我进了格致中学。那时一个大唱革命歌曲的年代，最畅销的音乐图书大概就是那本《革命歌曲大家唱》了。格致中学的每个班级都有教歌员，教歌一般利用午休时间。几乎每周都要教唱一首。除了这些革命歌曲，一些抒情的电影歌曲也是当时年轻人喜欢的。比如《柳堡的故事》、《女篮五号》、《冰上姐妹》、《冰山上的来客》等等。

我们班有一支自发的小乐队，乐队包括一支笛子、一把二胡，七八个口琴，我们称之为“口琴队”。当时，我每月的零花钱是5角，攒钱买口琴用了好几个月。在没有口琴的日子里，我就用筷子敲打饭盒盖，为大家伴奏。奏的乐曲，一般都是《革命歌曲大家唱》中的群众歌曲。口琴队最复杂的一次排练是演奏《红旗颂》。那时，我和文娱委员徐涤青同桌，我们经常在课堂上写字条通报文娱方面的信息。一次，在课堂内约好后，我们观看了《上海之春》（第几届忘了）演出，从文化广场看完演出回来，吕其明的《红旗颂》让我们激动了一路。后来，口琴队给上海交响乐团去信索要乐谱。没想到，他们还真回了信，寄来了油印的简谱。口琴队演出《红旗颂》是在学校的礼堂，那时已经是1966年的国庆前夕了，过不多久，学生们都散了，口琴队也就没有了。

中学时代也有音乐课，但是主要是乐理与欣赏，因此记得不多。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欣赏苏联歌曲《森林里的回声》“是谁站在森林里，哆、哆来、哆……；说话和我们一样的，唆，唆拉、唆……”。在格致，我还是学校合唱队的队员。当时合唱团分高中部和初中部，我们初中部主要唱少年儿童歌曲。1965年。为了纪念国际反法西斯胜利二十周年，校合唱团排练了大合唱，高中部唱的的《黄河大合唱》，我们初中部只唱了三首儿童歌曲。其中，《烈士墓前》这首，我至今还会唱，但从走出校门，就再也没有听人唱过。

1966年以后，可以唱的歌曲少了。最流行的是语录歌曲、红太阳歌曲和样板戏。2001年机关的中秋晚会上，我一口气唱了十七、八首语录歌曲，小青年们在惊讶我记忆的同时，还问我：“怎么都是一个调子呀？”。其实，老唱哪些歌曲，也确实没意思，于是，那些相对抒情的歌曲就受到大家的喜爱，比如《抬头望见北斗星》之类的。私下里，我还是敢唱那些自认为“不是毒草”的老歌的。在文革“逍遥”的日子里，我刻印过“毛主席诗词歌曲”和“长征组歌”，还抄写了一个笔记本的老电影歌曲。记得卓娅说过：“音乐越熟，它感人的力量越大”，我喜欢这些老歌。

到了北大荒以后，我开始习惯于在野外大声地唱。有一阵，我住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学校距连队食堂一里多地，除了大风天，我基本是唱着去吃饭，吃过饭再唱着回来的。常常唱的，有上山下乡歌曲、《远飞的大雁》一类的抒情歌曲，也有样板戏。前些日子见到一些六九届的战友，他们还记得我那时最爱唱《乌苏里船歌》。其实，在北大荒，我们还排练过歌舞和《红灯记》，我还用《毛主席语录牌》等一些表演唱的曲段填词，歌唱连队的好人好事。可惜，这些东西都没有留下来。

1972年以后，我到了师部学校工作，那里有不少音乐人才。最著名的是音乐教师王德全，他创作的歌曲《兵团战士之歌》和《我爱我的细毛羊》被收入了当时著名的歌曲集《战地新歌》。师部学校的乐器也多。受老教师们的感染，我开始学习乐器。我自知小脑不发达，学乐器精通很难，因此，往往浅学辄止，纯属自娱。我学过二胡，只能奏一首《在北京的金山上》；学过木琴，能够弹出歌曲，却全无指法；学过手风琴、风琴和电子琴，但只会单手，严格地说，我一个乐器都没学会。但是，我经常自弹自唱，自得其乐。也许是工作和生活不太顺利，那个时期，我喜欢轻松些、深沉些的歌曲：“劳动地歌声，送走了灿烂的太阳，愉快的憩息，迎来了皎洁的月光……”，“晚霞映红了天空，鸟儿在指头歌唱，微风从田野里清清吹来，我的心飞向了远方……”

八十年代，音乐也开始开放。从朱逢博、李谷一开始，流行音乐开始成为我的喜好。我购买了一台日本原装立体声收录机，虽然机器不大，且只有两喇叭，但音色绝佳。我喜欢王洁实、谢莉斯，喜欢沈小岑、成方圆，喜欢谷建芬的活泼，喜欢司光南的优美，也喜欢台湾校园歌曲的生活情趣。后来，港台歌曲占领了流行歌曲舞台，虽然也不乏一些好歌，但总体上来说，我的流行歌曲的爱好止于那个年代，就如我对当代诗歌的喜爱止于舒婷的朦胧诗。

音乐的普及，使我对音乐的喜好从歌曲转向了乐曲。我也买了一些《音乐欣赏词典》一类的通俗读物来读，但总体上，我对古典音乐还只是“喜欢”，而没有达到“痴迷”的地步。我喜欢在疲劳或者不开心的时候，眯起眼睛听听贝多芬、肖邦和莫扎特。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喜欢听一些经典的小品，或者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即便是钢琴曲，我也似乎更爱听理查德·克莱德曼演绎德现代钢琴。我也在上海大剧院和无锡大会堂听过一些外国著名乐团德演出，虽然不会像一些欧洲观众那样如痴如醉，但也不会像我的一些同事那样在剧场内打瞌睡。总之，我还是一个不入门的爱好者。

在我教师生涯的最后一年，我曾经在学生中做过一次推广古典音乐的尝试。那时八十年代中期，港台音乐在学生中开始流行，我和一个语文组的小伙子，通过自制幻灯片、录音录像剪辑，搞了一个“蓝色的多瑙河”音乐欣赏会。海报贴出后，居然来了一百多个学生，这在我们那个人人埋头读书的农村学校，实在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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