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岁月》连载——59 - 中国知青网-中国知青网络家园

第二年秋青年点开始了艰苦生活。队里将给青年点做饭的人和管理员撤回去了，也对青年点的生活不闻不问了。青年点的生活就和社员过日子一样，自己过自己的，好坏是自己的事，队里不过问也没有人管理。

大家一开始还很有信心，开会研究决定选何思勇同学负责做饭，工分由大家摊；决定每个知青要割三楂个粗的柴禾２００捆；到种菜的时候谁都得去种。为了青年点的集体利益，每个知青都要遵守青年点的规定。但青年点人多心散又无人管理，再加上有些知青年青不懂事，青年点的生活注定要走向艰难。

一是口粮问题。首先是大家对生产队里分的口粮怎样安排产生了矛盾。因为我队水田和旱田基本上是各占一半，口粮有大米和玉米面两种。那时候城里细粮供应太少了，有些知青要求把一部分大米拿回沈阳家里去，经过大家研究同意每人分几十斤大米拿回家中。但有些不爱干活的人总爱往家跑，回家多带大米的要求老有发生。这样青年点的粮食不光是数量的减少，并且口粮主要是以玉米面为主。再有在苞米面和大米怎么搭配吃也常产生矛盾，有的希望吃几顿粗粮再吃一顿细粮，有人干脆提出先吃细粮，然后再吃粗粮，省得大家老惦记那点大米。

二是蔬菜问题。这时已是秋末冬初，青年点一点储存的菜都没有。种菜是大家的事情，但有些知青被大队安排搞斗批改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自然是不会回来种地的；有的同学跟牛车、马车干活，相对比在地里干活轻松，一旦回来种菜以后就不会安排他跟车了，就借口説离不开而不回来种地；还有探亲回沈阳的，还有好吃懒做不来干活的。所以青年点的活儿却人来得不齐，大家情绪受到影响，一边干一边骂骂咧咧。队里分的菜地本来就不多，由于干活的人不全，情绪又不高，地没有种完就不干了。因此眼下没有菜，大家对以后菜地怎么种都没有信心。

以后的年度果然是人心不齐，就都“包产到户”了。因为谁也不愿意去干活，我非常生气，心想别人爱种不种，但别把自己的地荒了。我就把垅数被人数一除，每人两垅。我就挑两个挨着水沟的最长的两垅种上地瓜。栽地瓜较省事，别的我也不会拾弄。那时候队里正在栽地瓜，我就和队里要点地瓜秧栽上。其他有的人种烟，有的种别的。但蔬菜没有人种，怕种了也吃不着多少还惹气。种地的知青还是少数，大部分地都撂荒了。

三是烧柴问题。割柴禾是一种很累的活，山高路远、坡陡道滑，柴禾又少不好割，连割再运很是费劲。我身体还算是很好的对割柴禾都很打怵，那女知青就更不用说了。再说青年点要求的标准也不是那么严，又不是给自己家干活，所以割柴禾是百花齐放什么样都有。捆的大小不一，柴禾的长短不一，有的还割些毛毛草回来，并且数量达到200捆的没有几个人。人家说割不动了，你还能逼人家吗？我心里那个气啊，想到我割400捆柴禾时的艰难和所遭的罪，只能暗暗地骂。很多时候我都是碍着妹妹的面子尽量不发作，不愿意让妹妹看到我骂人和粗野的一面，也不希望因为我而影响妹妹和同学的关系。

不管怎么困难，人总是要吃饭的，青年点的饭由谁来做首先要解决。大家一致推荐知青何思勇做饭，何思勇的工分由大家来摊，何思勇推辞不过答应下来。何思勇是一个很能干也很会做饭的一个人，但青年点人多嘴杂，众口难调，总有人挑肥拣瘦。何思勇人很实在，但做了十几天饭好像明白过来，主要的是工分由大家怎么出弄不明白？要大家说个清楚。说是大家出，但出多少？怎么摊？要是到了年底不出怎么办？有的知青老不爱上工，挣不了几个工分怎么出法？有些知青老回沈阳，也有的知青老在外边干活，在青年点吃饭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工分怎么个摊法？这些谁也说不清楚，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何思勇说什么也不做饭了，谁也不愿意也不可能做这没有工分的饭，青年点的集体伙食就此崩溃。

其实队里只要给做饭的一个人记工分，或者队里有人管理，规定大家合理的分摊标准，年底由队里扣，青年点的生活就能够维持下去。就这么简单，但队里没有这种大度和管理的想法，而是把青年点和社员家等同起来，社员家老娘们在家做饭也不记工分啊，凭什么给青年点做饭的知青记工分。队里这个同工同酬的做法，我们是说不出什么的。

青年点这种状态和冷飕飕的房间很难让人忍受，特别是有的女知青劳累了一天回到这种环境不免暗自掉泪。有些好心社员对女知青这种艰苦生活很是同情，主动邀请女知青到他们家里去住。女知青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因此不长时间女知青就都搬到社员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了。

何思勇不做饭了，别人也没有做，不吃饭也不能上工啊。早上大家虽然醒了，但没有饭吃，大家只好闭着眼睛继续睡。太阳已经老高了，大家饿得有点趴不住了，就一声不吭纷纷起来。但洗完了脸不知道干什么，就都坐在炕沿上大眼瞪小眼。平时喜欢嘻笑打闹的知青今天也板个脸不说话，人们的情绪像霜打的茄子似地发蔫。愣了一会儿，有人提议大家把兜里的钱都掏出来，凑到一起到清原县城下馆子去，这个解决饥饿的好办法马上得到大家的响应。大家纷纷掏兜凑钱，没想到钱快凑到10元了，大家的情绪马上上来了。尽管还都饿着肚子，全体知青都兴高采烈连喊再唱地向县城走去。冯再胜同学当时养了一条名字叫做大黑的狗，这次也带去了。

大家饿着肚子却连打再闹情绪高涨，走起路来快步如飞，十几里路一会就到了。一进县城就在最近的桥头饭店吃了起来。那时候饭菜很便宜，大盘清炒肉才0.38元。肉在当时是最硬的菜了，市里都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半斤肉票。那时我们吃饭主要都是奔肉去的，都喜欢挑肥肉吃，又香又解馋。我们10多个同学买了一大桌菜又吃又喝，那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流行管吃叫“造”，可能是当地的语言吧？大家就连喊带叫的“造！造！造！”“造”完一算帐也就七八元钱。我们回到青年点正赶上社员收工，有些同学错误地认为青年点这种状况是队里不给做饭造成的，气愤地说队里不给做饭我们吃得更好。冯再胜同学还当着社员面，拿出从饭店带回来的肉馅包子扔给狗吃，社员看了都很反感。

第二天起来，饭还是没有人做，大家没有吃饭也不可能上工。但大家却掏不出钱来了，不可能再上饭店潇洒了。饿的趴不住了，戚余富等几个同学起来就恶做剧的说自己做，就把麻袋里的苞米面往大锅里狠狠地倒了多半锅，添了几桶水，就烧起火来。煮了满满的一大锅糊涂粥。戚余富还拿个大铁锹用水洗了洗就在锅里搅，弄的锅盖锅台上都是糊涂粥。冯再胜提议说中午社员下工的时候，我们都到外面路边吃，把最破的衣服穿上，不许用筷子，一律用杏条棍。中午社员下工的时候，以冯再胜同学为首的几个知青都穿上最破的衣服，有几个知青还把破棉袄的棉花往外拽了拽，棉袄外面还系一根破草绳子。每人盛了满满的一大碗糊塗粥，拿两根杏条棍当筷子。几个人破衣烂衫来到路边，有的站着，有的坐在门坎上，有的靠在柴禾垛上，拿两个杏条棍乱撅，弄的脸上、衣服上都是糊塗粥。还有几个同学唱起了忆苦思甜歌曲“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冯再胜还唱起电影《白毛女》插曲“大叔大婶，救救我吧”！几个知青恶作剧似的耍闹和昨天拿包子喂狗的形象成了鲜明的反差，社员看见都感到滑稽好笑，对这种恶作剧也没有人理会。

路上没有人看了，几个知青耍完又回到屋里。看见青年点杯盘狼藉，满满一大锅糊塗粥里插着个大铁锹，糊塗粥弄得锅里锅外、连铁锹把上都是。知青一个个垂头丧气，互相看了看，每个人的着装和表情都很滑稽和无奈。正当大家都不知道今后如何生活而呆呆地坐着的时候，知青保博任突然两眼冒着泪花站了起来，大喊：“不过了！不过了”！拿着镰刀就往窗户玻璃砸去，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噼里啪啦把青年点窗户的玻璃砸碎了十二快，大家都傻了眼。保博任同学是青年点年龄最小、性格也是最老实的知青，大家还是头一次看到他生气。看到他这个老实人委屈绝望的样子，也没有人责怪他，也不知道如何责怪。大家肚子是饥肠辘辘，身上是破衣烂衫、表情是滑稽无奈和绝望，窗户是玻璃破碎、屋里是冷风嗖嗖。看到这种破败杂乱的状况，谁也不知道明天和今后怎样度过，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回沈阳，于是大家纷纷收拾东西奔向唯一的临时避难所——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