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岁月》连载——81 - 中国知青网-中国知青网络家园

1973年的十月份，继大学招生后一些中等专业学校也开始招生了。大队在知青中又唯一推荐了我，我开始还对上中专有点犹豫，认为明年大学可能还会招生，上大学那才是我平生夙愿。但又一考虑，明年大学能不能招生也说不准，如果再比爹比爷的还很难过关，中专就中专吧，出身不好还尽想好事，走一步算一步吧。但经过这一阶段对教育回潮的批判，考试被彻底否定了，但要通过面试。

我到了公社面试，在一间办公室随便坐着几个人，我在他们对面坐下。几个人问了一些生活实际中的问题，要求用科学的角度来回答。记得问我农村插豆角条子为什么要削个尖？我就从物理的角度答是根据压强原理。又问了三四个问题都答对了。但有一道反映劳动实践的题没有答上来，问我种一亩地苞米要用多少斤种子？我一听这题就有点生气，因为我们知青就是跟着种地，下多少种子也不是我们的事啊？我就生气地说：我就管种地，下多少种子是队长的事。

过了一些天，我到公社去，公社分管录取的一个人告诉我，我被录取了，分哪个学校还没有定。我也说不上怎么高兴，因为又不是大学，很多知青也没有看好去抚顺读中专。有的知青好心地劝我不要去，但选上我不去感觉是辜负了贫下中农和领导，再说不去也挡别人的路吗。出身不好的人是很难把握自己人生的，能走就走吧，凭命撞吧！这么一想心里总算是安稳了一些。

十月末的一个晚上，大队为了保护秋收，派我和大队一些民兵在大队武装值勤。当听说晚上县里广播全县中专招生名单，我们几个值勤的民兵都来到大队部收听广播。大队书记白雪伦说，听听吴浩分哪去了？在大队部有白雪伦、祝学文等一些人。我坐在桌子旁仔细听了一遍，没有听到我的名字，我就有点急了。白雪伦就安慰我说：公社不说有你吗，再仔细听听第二次广播。我的心忐忑不安，但仍耐着性子仔细收听广播。但第二次广播仍没有我的名字，我憋足的气一下爆发起来。我站起来把枪狠狠地往地下一摔大骂：“X他妈的，真是逼人玩命啊！我上公社找去！”白雪伦书记劝我说明天他去问，我使劲一拨拉，也不管大家的劝阻，就奔公社走去。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一路上大骂不止。这时候我才真正体验到骂人的感觉太好了，我真的好感谢发明“骂人”的人。这个发明应该是世界最大的专利，中国从古至今有多少人因骂人发泄悲愤而没被憋死，发明“骂人”的人真是受冤屈人的大救星。什么四大发明，哪能和发明“骂人”相比；和发明“骂人”的人相比，什么秦皇汉武，什么唐宗宋祖都略输文采，发明“骂人”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无名英雄。这时候真感到骂人的痛快和好处，我骂得痛快淋漓，骂得声嘶力竭，甚至像阿Q一样还有一点胜利感，如果不骂人我会憋疯的。一路上我大骂不止，扯开嗓子破口大骂、破口大喊，也大唱《流浪者》歌曲。“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孤苦伶仃，漂流四方，命运唤我奔向远方！”感觉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自己是任人宰割可怜的无助者。当我走到“大沙沟”小队时，社员都在场院打场，看见我连骂再喊的都楞住了，可能以为我是精神病。我就这样又骂又喊，又唱又叫的走了十多里来到公社，估计也有晚九点左右了。

我看到公社漆黑的一片，只有一个屋亮着灯，我就奔屋走去。我一脚将门踹开，但由于走的太急太累穿的大头鞋又笨，一下被门槛绊倒，重重地摔进屋里的地上。我站起来一看，满屋都是人，大家愣愣地看着我。我穿着大头鞋，破棉袄破棉裤，头带狗皮帽子，满脸胡子挂的全是霜，活脱脱的一个野人和土匪形象。原来这里正在开会欢送我队“五七战士”田克义回城。公社副书记尹沛福把我叫到另一个房间，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说：“上次考大学出身不好把我比下来了，这次你们都说有我，怎么又没有了？出身不好不该活，你们就把我崩了！要是该活，怎么表现再好也没有呢？我明天就沿街讨饭找陈锡联、毛远新上告去。”尹沛福说他听说有我，说明天给我问问。我说什么也不听，说明天就开始要饭上告。尹沛福陪我唠了大半夜，我是什么话也听不进去，要第二天到县里问个明白，然后到市里、省里找。到了后半夜筋疲力尽的我，在公社一间办公室里迷迷糊糊睡了起来。

我是直接从生产队的大队部出来，并没有回青年点，队里的知青也不知道我上哪了，我也身无分文。第二天早晨，公社的食堂开饭了，我开始了讨饭生涯的第一顿。我跨进公社食堂门口双手一抱拳，对着大家喊道：“我是知识青年，要上访上告，没有钱，哪个老少爷们赏个饭吃！”大家都楞住了。这时候有一个中年人把我拉了过去，给我买了饭，他说认识我，说他和我的朋友吕玉文是一个大队的。我也毫不客气胡乱

吃了几口，然后双手一抱拳说声“谢谢！后会有期”就走了。我到了县政府对着办公室的门就乱踢，喊着找领导上访〔上中专后师范学校的张老师还问过我，说他去招生，看到我又踢门又闹是因为什么？我一笑没有回答〕，围了不少人劝我。这时候有个人和我说：现在县领导都不在，你找教育局兰局长问问，她能知道具体情况，并告诉了我兰局长家地址。

我就找到兰局长家，兰局长是一个面相很好很慈善的一个４０多岁的女同志，上次考试时她已经认识我。她问明了情况，就给公社打电话。等了一会公社来了电话，兰局长让我接电话，那边传出尹沛福副书记的声音说：“有你，名单都贴出来了，你快回来看看！”我一楞说：那广播怎么没有我？尹沛福说：以公布的名单为准，你回来看看吧!我满腹狐疑地快速往公社走去，到了公社看见墙上果然贴出了名单。我的名字是第一个，字又大又重，占满了第一排，比别人的名字大好几倍。第二排以后都是三个名字一排。我立刻冲到屋里问公社领导：是广播的算数还是墙上的名单算数？领导说当然以名单为准，你放心吧，肯定有你。我愣愣地走出办公室，一下子坐在地上，就好像是跟着死刑犯陪绑，在被执行完后极度紧张精神一下子瘫软下来一样，浑身疲惫得像滩泥似的。坐了一会我拖着疲倦的身体站了起来，就像“范进中举”似的，嘴里嘟囔着“中了，中了------”,眼睛直直的，头脑木木的，迈着沉重的两腿，踉踉跄跄向青年点走去。感觉人生就像闹剧一样，命运始终被别人主宰着。

过后听说在定完名单和广播之间，又有人做了手脚，可能是看我出身不好就把我换下了，抚顺，我的气愤和“闹”主要是认为命运对我不公，是一种对命运的抗争。我要是不找就又成了牺牲品，看来“闹而优则仕”还是有点道理的。其实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里，中专对我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特别是没有回沈阳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