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岁月》连载——82 - 中国知青网-中国知青网络家园

过了几天来了通知书，我被分配到抚顺市师范学校化学班学习。那个年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的形象在人们心中特别高大，政治宣传的一些画面上都是工人的光辉形象。人们都愿意当工人，一个是受当时的环境影响对工人有一种崇拜，再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当时是臭老九〔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资本家、走资派、知识分子〕。那个年代老开阶级斗争会，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知识分子老是运动的重点或对像。我读中学时教师挨斗的场面还历历在目，现在却要步他们后尘，所以当教师并不保靠，特别是出身不好的会在今后频繁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很危险，会是场场不落的老运动员。但内心深处认为如果抛开政治因素，教师的职业还是比工人强的。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父亲就是师范毕业，再说自己干活还是很笨的，内心深处对知识分子还有一丝崇拜，所以还是很愿意去。但遗憾的是抽到抚顺，没有回到家乡沈阳。也有些人劝我不要走了，等下回抽调再走。但我认为自己的抽调太坎坷了，命运怎么安排就怎么走吧！我闹了半天把自己闹到抚顺去了，啥命啊？就像一句歌词：我是戈壁滩上的流沙，任凭风暴把我带到地角天边。那时候常流行一句豪言壮语：愿做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我心想我家庭出身不好，又不是党员，自己可不配当一块砖，最多算是一块坯吧。愿做革命一块坯，东西南北随便踢，别踢碎就行。

1973年11月7日青年点很多同学和一些朋友送我到清原上火车，看到多年来朝夕相处的同学和朋友就要离别，我还真有点难过也很感慨。离开熟悉的同学和朋友，到一个陌生的没有亲人和熟人的地方去，自己的命运会是什么样？今后怎样生活？还会不会遇到这样一些好朋友都感到很茫然。大队全体知青赠送我一本日记本，王坦在日记本上写了首诗：“同学战友，风雨同舟；与君离别，友谊长久。”孙燕群写了“祝吴浩永远快乐”。程显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对分别显得很伤感。他特意买了一个日记本送給我，首页写到“赠吴浩兄：同学知己,肺腑可掏。十年相处，赤心互照。青春犹在，征途尙遥。亦当奋斗，携手一道。”落款是“显平弟于清原站前饭店”，表达了我们之间深深的兄弟般的情意和共同奋斗一生的志向，让我感动不已。这本日记本至今我还在珍藏。当时我们难舍难分，彼此也很伤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能常在一起。但我们的友谊会永存，心也会永远相印。

我倾其所有20多元钱在站前饭店摆了三桌，宴请了来送我的朋友和同学。我的一个清原县的朋友王惠民是这个饭店的厨师，平时我们上清原吃饭他老是照顾我们，买两个菜，他扔出三个菜。这次人多，他更是多给了很多菜。王惠民握着我的手说：“劝君更进一杯酒，”我接着说：“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笑了，说原以为我是草莽英雄，没有想到还精通文墨。我笑了说：你也太小瞧沈阳知青了。他又来了一句：“莫愁前路无知己，”我接着说：“天下谁人不识君。”他笑了又说：桃花潭水深千尺，我说：不及惠民送我情。他哈哈大笑又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我又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大家一齐哈哈大笑，我们今天要开怀畅饮。大家是连喊带叫，高高兴兴，喝得非常兴奋。

送我的有我们大队的知青和社员、有外大队平时很要好的知青、有抚顺知青和清原县的知青一共27人。看到患难中朝夕相处的朋友就要分别心里很是伤感，上山下乡这段岁月虽然艰苦，但很多人和事还是让我很留恋。这时的心情很复杂，从不曾有过的一股酸酸的情感浸到我的心里。饭后我拿出显平送我的日记本提议签下我们的名字，程显平在日记本上写道：“为了纪念这次宴会，发展我们的友谊，记下我们的名字。”一共28人依次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是我大队知青：王坦、尚大羽、孟祥俊、王雷、孙燕群、李同兴、冯再胜、万家、田久成、王以占、王春明、吴栋高、程显平、何思勇、金峰、陈伟杰、朱乃光、衣龙渊；还有从外青年点赶过来的知青吕玉文、温玉林和程显平的弟弟程显宏；还有清原的知青朴英林、丁永顺、马文发、王惠民；还有抚顺知青韩书勤和我大队还乡知青白彭程。我也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本日记我至今仍完整地保存着。

到了沈阳家里，没有想到父亲已经病了。高血压引起脑血栓，走道不利索，思维也有些障碍。我将入学通知书给父亲看，本来心急如焚盼我回城的父亲，却没有表情地看了看，通知书就从手中滑落到地下。看到老父亲这样的身体，我不禁感到非常伤心。父亲文革前身体非常好，什么病都没有，但文革中父亲受了太多的磨难，身体上遭到了毒打，精神上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文革中有人写大字报污蔑说“父亲给日本讨伐队当过翻译，经调查不属实”，本不应该写在档案上，却在档案上写道“有人反映给日本讨伐队当过翻译，经调查未属实”。这样的档案当时谁看了也会认为虽然不属实，但还是看了碍眼，沾有嫌疑。我妹妹入团就受到了这句话影响而没有入上团，性格倔强的父亲这才知道档案有这句话，就一次次找领导，天天晚上写材料上访，要求将那些字句从档案中去掉。但领导认为档案写了“经调查未属实”不更好吗？更能说明没有在日本讨伐队当过翻译，而洗清了爸爸的清白。但父亲坚持档案不写这些字更好，没有的事情为什么要写在档案上。要是这么可以写那谁都可以写，随意乱写很多没有的事情，然后最后写一句“经调查不属实”，那档案得用多少纸写，不但没有意义也不叫档案了。但领导就解释说写上是为爸爸好，说什么也不改。就这点破事爸爸费灯熬油写了无数次材料，上书、谈话，不服气找了好几年也没有找成，身体和精神上反而都拖垮了。可怜的父亲啊，也算是文革的牺牲品。父亲临去世前一年被评为厂先进生产者，父亲的辛勤劳动终于得到了认可。我有很多性格很像我父亲。

我抽调到抚顺没有回到沈阳，当时大姐在长春、三妹还在农村、老妹妹又下乡了。家中有病重的父亲，还在上班的母亲，四妹和五妹毕业没有下乡，费了很多的周折留在了城里，老弟弟还在念书。二姐已有了两个孩子，但还经常为母亲家跑这跑那。听姊妹说，我没有考上大学，妈妈老埋怨是因为爸爸，让爸爸很是伤心。在我抽回城不到半年爸爸去世了，我对不起可怜的爸爸，爸爸安息吧！景物依旧，人事全非，家庭的变故，回城并没有给我带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