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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上山下乡”是为了更好的前进--------理言 [打印本页]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6-25 14:04
标题: “上山下乡”是为了更好的前进--------理言
本帖最后由 共同 于 2018-6-25 14:28 编辑
转发此文前的三言两语：
《等着我》是中央电视台周日晚黄金档的一“明星”节目。
昨晚一位中年人寻找20年前的“支教”同伴。原来1999年，团中央从当年大学毕业生中组织101人到西北河南等穷困落后省份支教。支教一年后这101人又继续回到大学上研究生课程。20年过去，这101人都成为了教育科研金融领域的骨干，他们又聚在一起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再返回课堂继续学业，这个模式似曾相识。今天追忆这段历史一定不是寻常的。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6-25 14:05
“上山下乡”是为了更好的前进
本文写在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发表50周年之际。
一、上山下乡是“政治运动”吗?
有人说中国的上山下乡是“文革”运动的产物。回答这个问题，只要把新中国整个上山下乡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或时期就清楚了。
1.“文革”前(1955-1965)时期，知青下乡120万。
2.“文革”政治运动(1966-1968)时期，知青下乡199万人。
3.“文革”(1969-1976)时期，知青下乡1202万人。
4.“文革”结束后(1977-1979)时期，知青下乡244万人。
这四个时期下乡知青人数总数是1700多万。看了这四个时期的划分。明眼人就能看出，第一和第四时期下乡的知青和“文革”运动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第三个时期的知青和“文革”有点关系，但关系也不大。理由是，“文革”学校3年政治运动期间，这批人大多数还是小学生。1969年复课，1970年高中恢复招生，当年高达239万，规模是1965年高中招生人数46万的5倍。(注：资料来自《新中国50年》一书)。也就是说，1970年以后下乡的1000万左右知青大多是完整接受了中学教育的，受“文革”政治运动的影响并不大。真正全程参加3年中学“文革”运动的是老三届。老三届城镇学生共计400万，下乡当知青的是199万，留城的是200多万，並没有“一刀切”的上山下乡。《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以下简称《始末》)一书，96页公布的数字是：1966一1972的7年时间里，上山下乡知青是715万人，留城就业的是994万人。如果上山下乡是一场统一的“政治运动”，怎么会出现一大半学生留城就业呢?我们查阅了党和国家有关上山下乡的全部正式文件，发现文件中在上山下乡后边都不用“运动”二字。1978年10月9日，国务院召开知青工作专题会。康世恩副总理把上山下乡讲的很清楚，他说：知识青年问题实际上是个就业问题。过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围。三两年回来了，农村也不缺劳动力。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同发展生产与安排就业结合起来考虑。(注：《始末》一书133页)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6-25 14:06
二、怎样看“中断学业”说
今天的中国，高中教育已经普及，大学教育也达到80%的录取率，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情可不是这样。有人指责上山下乡是“中断学业”。在《始末》一书中，作者做了如下合理解释：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仍然极不相适应。许多青少年由于不能升学，过早地加入待业队伍。而实际上初中毕业能够升入高中的只占30%，高中毕业能够升入大专院校的只有5%，绝大多数初、高中毕业生需要就业。(注：《始末》一书169页)
另据《新中国50年》一书的统计数字，1976年高中招生人数是1965年高中招生人数的18.7倍，初中招生人数也增加了6.8倍，就是这样，当时大学和高中仍然满足不了社会需求。以1977年恢复高考为例，全国570万人报考，只招27万人，录取率4.8%，也就是100个人报考，只有5个人能上大学。你能说考不上大学的人不优秀?你能说他们被人为的扼杀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今天的中国大学升学率是84%，2017年录取人数是790万，是1977年的29倍，有的学者拿当今的标准去评判40年前中国的“中断学业”，有失公正。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6-25 14:08
本帖最后由 共同 于 2018-6-25 14:14 编辑
三、上山下乡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早在1965年，时任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组长的副总理谭震林就向中央打报告，提出“从1966年至1981年15年时间在全国动员1100-1200万人下乡，安置方向仍以插队为主。”谭震林在解释原因时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工业只能安排500万人，将有600万人无法就业。”(注：《始末》一书66页)
那什么是造成上山下乡的基本原因呢?《始末》》一书给出的答复是这样的：“人口失控，增加了就业困难。从1949年到1964年，15年内全国人口净增1.6亿多人。平均每年净增1088万人，这一部分在70年代正陆续进入劳动年龄。从1964年到1978年，14年间又净增2.58亿，平均每年净增1840万人。人口过多，增加了消费开支，又间接影响了就业容量的扩大，形成恶性循环。”(注：《始末》一书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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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6-25 14:18
四、“上山下乡”倒逼出史上最严格的生育政策 观察中国长达20多年的“上山下乡”，就会发现，它有三个高峰期。1969年是第一个高峰期，下乡人数是267万;1975年是第二个高峰期，人数是236万;1977年是第三个高峰期，人数是171万。这三个高峰期都和人口增速相一致，和“政治运动”无关。1978年12月以后中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同时又倒逼出史上最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写入宪法。1980年9月25日，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一政策实行了30多年，这才缓解了人口失控和就业的严重矛盾。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6-25 14:20
五、毛主席为“上山下乡”赋予了新的含义，注入了新的动力 “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安置就业”移民式的“上山下乡。”结果在1967年“文革”运动期间，40万1965年以前下乡的知青进城上访要求回城。
实践证明，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情况下，采用行政方式的“上山下乡”是行不通的，采用政治动员式“上山下乡”，也很难长久。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上山下乡”工作规划到教育范畴，把上山下乡同培养锻炼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结合起来，把下乡和返回结合起来，把过去有去无回的“上山下乡”单行线，改成有去有回的双行线，这才顺利地推进了上山下乡工作，使下乡知青感到既光荣又有奋斗的目标。
1973年，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央30号文件，就把上山下乡路线图规划得清清楚楚。这个文件是整个上山下乡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从国家政策层面上保证了知青的权利。文件规定把知青纳入国家招工、招生、征兵、提干的计划，并制定了知青病退、困退的特殊政策。在毛主席“再教育”思想指导下，全国知青共有126.46万人上了大学(其中有53人后来当选为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有86万人参军，912万人招工，5.96万人提干，359万人病退、困退。更可喜的是从上山下乡队伍中培养出了新一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6-25 14:22
六、工人大下岗要由“上山下乡”买单吗? 有的学者把发生在2000年左右的国企改制大规模工人下岗的原因归罪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说是知青少文化的结果，这个说法十分可笑。因为几千万工人下岗并不专门针对回城知青，它包括所有难以为继的国企，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均在其中，也包括企业中高学历的工程师。回顾历史，恰恰是由于“上山下乡”分流了就业压力，保证了工业健康发展。众所不知的是，1978年的知青大返城之时，恰恰是城市工厂人满为患之时。1978年10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召开了知青专题会，他说：“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是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嘛!不把成绩肯定下来就乱了套。”“不肯定这条，这么多劳动力怎么办?国营企业总的说是人多了，整个工业多了2000万人!”(注：《始末》一书132页)
1978年全国工业多了2000万人的情况下，从安定团结的政策出发，国企又大批接受了政策性安置的人员。在表面上皆大欢喜的气氛下，一个新的危机在九十年代浮出水面。在市场经济改革开始后，背负沉重社会负担的大批国企纷纷破产，大批工人在减员增效的号召下，被买断工龄，成为城市的弱势群体。有人说是民营企业解决了就业危机，岂不知民营企业招工基本要求是35岁以下，大批老工人的后半生还是要靠国家出手相助，国家每年都向养老基金转移大量国资利润，所以单靠民企解决就业也是不行的。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6-25 14:24
结束语
从中共十八大之后，一场壮士断腕式的反腐风暴在全国展开，从被查出的数目惊人的“老虎”、“苍蝇”来看，根本的问题还是出现在教育上。对关键的少数官员们不进行理想教育、纪律监察，长期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的危机并不是危言耸听。
毛主席是让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上劳动大学接受“再教育”的提出者，也是践行者，毛岸英是他培养出的第一个知青。通过历史的反思，当**始践行“再教育”理念，一个新时期大学毕业生去农村、去边疆当村官、当第一书记的“上山下乡”正在积极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北大校庆讲话中，把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的理念重新提了出来。
回顾中国革命光辉的历史，就是一部上山下乡，从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政权的历史。1949年离开西柏坡时，毛主席称其为进京“赶考”。他担心共产党重走李自成的老路，担心干部贪图享受、脱离广大农村群众。过去的知青上山下乡既是缓冲城市就业压力的过渡性政策，又是对年青一代培养的战略考量。今日大学生当村官的上山下乡也是对过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总之“上山下乡”是为了更好的前进。
2018年6月20日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6-25 14:28
(注：此文相关资料均来自原国务院知青办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此文系作者向《知青问题研究》投递的专稿，转载时请注明来源。)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6-26 14:34
葛元仁：一个名副其实的“红二代”——上海知青杨晓沪
现在，社会上所指的“红二代”，是指其父辈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曾经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后代，并不涉及他们是否还像其父辈那样“红”——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从血统角度进行的表面衡量。笔者始终认为，更应该从“红”的实质进行衡量——凡是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不忘初心”，不屈不饶地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人，都是“红二代”。
这里将介绍一位，不论从狭义还是广义上衡量，都是名副其实的“红二代”——上海知青杨晓沪。他于2012年返回阔别36年的插队农村，抱着带病的身体，在乡亲们的要求下重新组建合作社，帮助老乡脱贫致富。在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合作社开始走上正轨，农民开始脱贫时，他却倒在了岗位上，用生命拼搏到最后一刻，与世长辞。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6-26 14:40
杨晓沪1953年出生于上海，1米87的个子，学校排球队队员。1970年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在父母的支持下，到黑龙江省瑷珲县瑷珲公社三好大队腰屯村插队。
杨晓沪的父亲杨克瑞，陕西三原县人，8岁父母双亡，流浪乞讨，后被县城里有个木匠铺收为徒弟，受尽了欺压盘剥。1937年春，17岁的他参加红军去了延安。随着部队南征北战。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昏迷不醒，部队误以为牺牲了，撤离时留了在村外停放牺牲战士的茅草屋里。他半夜醒来，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爬到村边的农民家，这家的老大娘给他包扎养伤，救了他的命。解放后他曾经多次去寻找，一次也没有找到，估计这位大娘在战争中也遇难了。父亲多次给杨晓沪讲过此事，每次说完后就沉默不语，杨晓沪感到这位大娘给父亲的印象胜过他的亲生母亲。1967年春父亲专门带着杨晓沪返回陕西老家，使他了解了农民艰苦的生活。
建国初期，杨克瑞担任原南京军区运输处处长，1953年调上海市邮政局担任副局长。母亲李振芳，威海人，原八路军卫生员，上海铁道医院胸外科主刀医生。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6-27 11:13
上山下乡中，实践为人民服务
在父辈革命传统的教育下，杨晓沪在插队生活中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在全体知青中，第一个入团，第一个入党，第一个担任生产队长。1973年，全县5000多名上海知青中，有100多人被提拔担任生产队干部。但是能够被群众推选，县、社工作组考察，肯定，担任生产队正队长的仅有杨晓沪一人，其他都是副职。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6-27 11:14
干部好当、工作难做，上任头一件事就是要解决生产队与大兴安岭樟林林场倒圆木合同的纠纷。由于种种原因，腰屯村没有按计划完成合同，林场方面扣住钱款不给，纠纷很挠头。但是，杨晓沪却满怀信心，带着公社介绍信，只身一人远赴樟岭。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层层分解，逐项算账，获得了对方理解，结果林场分文不少一次性付清了钱款。林场回来，就是春节，其他知青都回上海探亲了，晓沪却独自留了下来。一年之计在于春，积肥、选种、送粪、买化肥，他起早贪黑抓备耕，忙得不亦乐乎，全队备耕生产井井有条。当年小麦、玉米、大豆三大播种都适时完成，秋后结算不管是总产、还是单产都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作者: 北国风光 时间: 2018-6-28 11:56
本帖最后由 北国风光 于 2018-6-28 12:25 编辑
“1969年复课，1970年高中恢复招生，当年高达239万，规模是1965年高中招生人数46万的5倍。1970年以后下乡的1000万左右知青大多是完整接受了中学教育的”。
上述这个定论有失偏颇，不敢苟同。事实是：1969年复课的学生是小升初。1970年高中恢复招生，生源何来？难道仅仅升入初中一年的学生就跃起跨入高中吗？再则，这个时期的复课有其名无其实。（文革前的教材统统废止，新教材尚未编写岀版。）在课时无保障，教学秩序无保障的状态下，怎么来完成这个完整的高中教育阶段的？？（教师受文革影响不敢传授知识，不敢管理课堂秩序）“综上所述，这个论断是枉顾事实而又谎唐的。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6-28 13:06
这个数字是可以考据的。你查查《始末》。凭感觉说话不可取。
作者: 常看 时间: 2018-6-28 17:08
本帖最后由 常看 于 2018-6-28 17:16 编辑
学习了，转了，谢谢介绍！
作者: 先乡后城 时间: 2018-6-28 21:15
前几天和年轻人聚会，说到毛主席，他们都不以为然，认为穷日子总不能认为是好日子。
我当时说了两件事：1，三线建设，2，干部作风。更多的事情我还用说吗？仅干部作风一件事，他们都服气了。
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毛主席的工农干部是历史上，全世界范围内最清廉，努力的干部。这样一只干部队伍走到今天，彻底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新时代的干部队伍太让人费劲费心费神费钱费时间。
作者: 山和水 时间: 2018-6-29 06:51
年轻人认为穷日子总不能认为是好日子，说法没错。问题是他们不懂好日子是穷日子积淀换来的；更不懂当时穷日子产生的历史原因；且当时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不能客观的，历史的看待问题，是他们的悲哀，很可能毁了他们。
作者: 先乡后城 时间: 2018-6-29 08:00
你的说法，我完全赞成，事实也确实如此。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6-29 15:36
本帖最后由 共同 于 2018-6-29 15:42 编辑
楼上二位说的太好了！高见！非常认同完全说到点子上。
昨天也看到一位上海知青在微信上的活，觉得说得好，摘录如下：
“2012年10月十八大前夕，我在嘉兴一次知青聚会见到刘晓航（知青运动终结论的代表），我问他，你可以也应该写写云南知青闹罢工，广州知青偷渡香港，新疆知青想起事，凡是真实的你都可以写。但是你为什麽不写写230万知青当赤脚医生，建立了世界最伟大的农村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为什麽不写数百万知青当农村教师，普及了数亿农村少年儿童的中小学基础教育？为什麽不写写由于知青下乡，农村有了文化人，建立了全世界最伟大的农业大国的农业畜牧业科技普及推广队伍体系？为什麽不写写知青下乡后，中国农村大地有了文化娱乐，有了笑声歌声，中国农民懂得了水要煮开了喝，饭菜要烧烂了吃，人要天天洗脸、刷牙，洗澡洗衣服，农村消灭了跳蚤虱子，农民人均寿命延长了20年。
这些成果比起局部的一些失误，差错、代价，不知要大多少倍，高多少倍，要胜几百年。这些大账总账你为什麽不算算，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你算什麽科学？
当时，说的刘晓航无话可答。”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6-29 16:01
再摘录一位知青大哥的话：
葛元仁 北京师院附中66届高中毕业生，与刘晓航是同班同学，在山西夏县插队，经历与习近平相似，在生产队当了七年队长书记，后工农兵学员。著有《我的知青之路》
“这次开会，刘晓航，阮显忠（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教育系统党组纪检组组长，1970年3月到黑龙江省逊克县新鄂公社插队）猛和我拉关系。刘晓航一再说，自己的观点改变了。阮显忠一再说，我们是兄弟。。他们是看风头不对了。”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 10:23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 10:37 编辑
北国风光 发表于 2018-6-28 11:56
“1969年复课，1970年高中恢复招生，当年高达239万，规模是1965年高中招生人数46万的5倍。1970年以后下乡万左右知青大多是完整接受了中学教育的”。上述这个定论有失偏颇，不敢苟同。事实是：1969年复课的学生是小升初。1970年高中恢复招生，生源何来？难道仅仅升入初中一年的学生就跃起跨入高中吗？ ...
是1967年底全国复课，北京69届1968年春季入初中。1970年高中还没有重开，北京70届全部留城分配工作，他们没有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任务，可能改为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很有必要了。后来一刀切上山下乡的老三届和家长反映大，有的闹到市委，自71届以后又开始上山下乡，后来高中重开，但是高中毕业后还是要上山下乡，因为没有高考，新大学生要从下面选拔。
资料：
“文革”开始的1966年6月，正式停课闹革命。到了1968年，学校老三届900多人除少数学生参军、参加工作外（按四个面向分配），大部分学生到黑龙江、内蒙古、山西、陕西和云南区当知青（68-12-21之后一锅端）。
1969年2月，58中学400多名69届初中毕业生整体被下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位于中苏边界的第一师第六十八团当知青，包括后来成为相声演员的孟凡贵。
1970年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口号后，已经5年没有招收新工人的北京市属企业，需要大批新鲜血液，经报国务院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决定，当年毕业的70届初中毕业生全部分配到北京市市属企业当学徒工。
1971年毕业71届毕业生怎么安排？到外地当知青的老三届存在众多安置问题无法解决，北京市不可能再大批招收企业工人了。最后决定，通过“考试”选成绩优秀的在本校继续学习，称“带帽高中班”，余下的全部到北京市远郊区插队当知青。这样一来，北京市在1972、1973俩年没有初高中毕业生，减轻了就业压力。
1974、1975、1976三届所谓的北京市高中毕业生，全部到北京市远郊区插队当知青。”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 10:44
网摘：
"翻老、总裁判都谈到倒霉的 七0届，让人困惑的是文革期间学制混乱，两位兄长都是上海人，北京的学制又不一样了.
北京是初中三年，高中两年。
北京就是七三届（朦胧派诗人杨炼，就是我们中学的七三届毕业生），七四届高中是要考试、竞争，我们八个初中班只录取两个高中班；
1975届以后的上高中都不需要考试，北京话：大波轰。
北京的七三届（1973年底毕业的高中生标准的是属羊， 1955年生的）；
我是七四届（1974年底高中毕业的标准的是 属猴；我是属鸡的1957年生的，我们班还有55年生的留级、我是跳了一级？反正是稀里糊涂的就成了七四届）。
1972 我们赶上回潮风，学校开始抓学习，我是1971年11月份到北京的， 1972年是我人生中唯一能专心学习的一年（小学5年完全荒废，靠自己学点东东；初一、初二在定县二中（70年，71年在极左的思潮中又荒废了两年；仅仅靠1972年苦学一年；
1973年高中我是班长整天被老师逼着搞运动、反击右倾翻案、没有多少时间学习
；
1974年我又从班长变成团支部书记， 政治活动更多，课外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团员、找学生谈话，更没有多少时间学习；
北京七四届高中毕业生中大多数 后来考入大学成为 77级、78级、79级的主力阵容；
1956年生的生肖猴，猴年出生者最大的性格特点是头脑灵活，富于机智，善于解决问题，而且适应环境的能力强，喜欢自我表现，可说是好出风头的人物。通常能说会道的人，反应也较一般人灵活，猴年出生者便是代表性。
果然七四届高中毕业生后来当官的比较多、北京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处级、局级的干部中56年生的很多；
而能当上省、部级的高干 1955年属羊的居多；"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1 13:53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1 13:58 编辑
共同转来的上面这段话是葛元仁说的吗？开的什么会？ 转的什么风？ 据悉最近在上海召开了一个上山下乡研讨会，不知是否说的是这个会？我个人认为在社会科学研讨方面是不应跟风转向的，当然随时依据客观事实资料修正自己的一些不确切的结论是尊重科学的基本态度。最近葛元仁的文章受到上海知青余杰（独立上山下乡研究学人）的质疑，主题是共产党宣言与中国上山下乡的关系，我赞同那些研究上山下乡的体制内学者和坊间的学人进行就事论事和就史论史的探讨和争论，切忌不要看什么风向！例如前些年对上山下乡的认识以伤痕文学为主，这两年看到知青一代进入最高层又以弘扬文学为主，我们都是过来人，自己也都跟过风，过了不惑之年以后应该更加清醒才对！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7-1 20:53
看来无声你是熟悉葛元仁的文章了。他的论点我非常认同，从上面你的分析，你没有细看他的文章或者没有真正领会他的意思。
切记不要看风向，我很认同。关键不是别人看风向而是刘晓航，阮显种等。我转发的是葛元仁的原话，一个字都没有转错。葛元仁的父亲是我国22位两弹元勋之一，他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2 15:13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2 21:34 编辑
我是最近才在别的知青网上看到葛元仁的文章和别的知青学人与他的争论。看过他在2018年新发表的几篇文章，例如“葛元仁：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2018-01-08 09:16 ”。http://www.sohu.com/a/215303891_526311
毫无疑问，葛元仁搜集了大量资料下了很大功夫来论证上山下乡是合理的正确的，我对于他描述的文革前上山下乡的来龙去脉比较接受，从50年代初到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主要是周恩来和刘邓主持的，其指导理论也很清晰，就是就业需要。葛也象很多作者那样把毛泽东55年所说的“大有作为”那段话定义为号召上山下乡， 这是不确切的，因为那是毛泽东在一本书上的批语，是鼓励中小学生（主要是农村到城镇求学的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当会计。当时中国农村还没有成立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后来城市学生“插队落户”的上山下乡形式直到侯隽领头才出现，在侯隽之前（包括邢燕子）基本上是农村出来求学的学生“归山回乡”。
葛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混为一谈，从64年周恩来组织上山下乡一下子跳到75年邓小平鼓励上山下乡，中间越过了68-12-21毛泽东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上山下乡动员令，而且葛文在全文中没提一句“再教育”，这是该文最大的软肋，说明葛元仁是懂行的，他躲过了文革上山下乡历史无法解释的最关键的拐点。
另外，葛文列举了领导人在文革中与文革刚结束时期盛赞上山下乡的谈话，但是他没有引用这些人后来否定上山下乡的谈话，因此留下了同一领导人前后完全不同的讲话哪些是违心哪些是真心的问题。最有新意的是葛文引用了蒋介石和国民党老臣鼓励上山下乡为民众服务的语录来反证上山下乡的正确性，开句玩笑，老葛如何面对毛泽东“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教导？ 话说回来，中国是古老农业大国，自古以来有点钱的人就想买块地为荣，但是自中共“第二次土改（合作化）”后农村的所有制关系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和上山下乡是什么关系呢？ 如果现在再搞上山下乡就不是插队落户了，那就要分田落户了，问题是现在你求爷告奶也别想在北京郊区或上海崇明岛上山下乡插进一足，道理都知道。
葛文引用：
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一批中央领导都一直关心、支持、鼓励上山下乡。1975年10月20日，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代表联名写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决心。邓小平在信上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0月9日，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在其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说：“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是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下乡的嘛!不把成绩肯定下来就乱了套。下去1700多万，还有800多万在农村，事实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1979年，胡耀邦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说：
“知青上山下乡对祖国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还要坚持干下去，这方面的话说得太少……我觉得，至少鼓励绝大多数青年继续干下去，好好干，这个话讲得不够。”
甚至蒋介石也在他的日记中表示：用三年的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三年。他还说：“凡是能够到乡下去服务的人，一定是有志气的青年，凡是能够牺牲个人安乐而去助人的人，必定是最有血心的第一等人格。”
阎锡山的父亲曾经对阎锡山说：“早知道你如今要负一省的责任，我一定让你背几回炭(到煤窑背煤)，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平民的生活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进步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
不知葛元仁是否看到过邓，李，胡等领导人后来对文革上山下乡的说法？我找来一些做对照：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7年冬恢复高考。高考制度的恢复对知青上山下乡冲击很大。其一，它改变了196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中学毕业生“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边疆、工厂、基层）的分配原则，使中学毕业生不必先上山下乡劳动几年，而可以优先选择升学读书。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教育工作时指出：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说：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
这里有一个城市结构的问题，有一个在城市里开辟新的领域的问题。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现在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他还说：四川平均一个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以后，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工业领域，做到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
1978年7月19日，华国锋在同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谈话时说，小平讲能不去（下乡）的可以不去，每年花20亿，农民还不欢迎，和农民争饭吃。城市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
耀邦同志对知青上山下乡早有看法，他认为经济问题和就业困难是其主要原因之一。1978年4月4日，他对中央党校同志讲：
“现在全世界都从农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们从城市到农村，这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到农村去搞饭吃，现在城市有许多事情要做，一是服务，二是建筑。现在洗澡、理发、交通都紧张，不搞这些，而到农村去搞饭吃，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下乡，下乡还要插队，才是马克思主义，太片面了。”
李先念副总理认为：“文革”以来，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有一千多万人，而国家又从农村招工进城一千多万人，先后花了六十多亿元，买了“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1978年国庆节后，国务院开会讨论知青问题。李先念又风趣地讲：“说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到工厂就不接受再教育？城镇知青下乡，乡下农民进城，这叫公公背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
副总理李先念就宣称：
“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四人帮 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招进城。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副总理康世恩说：
“知识青年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就业问题。过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围，不是从就业角度去安排的。修修补补不解决根本问题。三两年回来了。农村也不缺劳动力。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同发展生产与安排就业结合起来考虑。”
对比葛文列举以上资料是想说明上山下乡研究的复杂性，作为在社会上公开发表论文的学者似乎不应回避许多关键的理论和历史问题，在真正的历史事实面前情绪化的有悔和无悔都与学术科学无关，如果先下一个否定或肯定的结论再去找支持自己结论的资料就无法确立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地位，毛泽东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绝对不应放弃！
作者: 北国风光 时间: 2018-7-2 19:03
辽宁省六九年没有毕业生。本人是七0届暑期毕业生。（既六六届小学毕业，于六八年十月份升入初中）当时在七0年的春季，按照毕业生总数的百分之五留城分配工作，余者全部下乡插队。七—届当年沒有毕业生。（该届毕业延迟至七二年春。留城分配比例约占总数百分之十左右）由此看来当时的毕业去向各地差异较大，但大方向是-—致的—一下乡插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68—12一21之前，于68年8、9月份，老三届在我们这里就已经“—锅端”了。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3 15:01
楼上同学可能把自己的届别搞错了，你应算69届，即66年小学毕业，67年底或68年初升入中学，69年应初中毕业，北京69届就是69年8月被一锅端上山下乡的。文革68-12-21后的所谓一刀切一锅端只是对69届而言，其他所有老三届都或多或少沾上了68-4与68-12-21之间的“四个面向”分配，而且68年征了两次兵。69年不征兵，69届全体和68-12-21之前按“四个面向”分配余下的老三届在69年被一锅端了。你不是70届，只是延期到70年被分配的，上海69届也是70年分配的。北京70届全部留城分配工作了！
资料：
复课以后，“北京孩子”的走势，大体是这样的：1959、1960两个年龄段的孩子同时进入小学（195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1973年五年级结束时提前毕业，升入中学）。1953、1954两个年龄段的学生同时升入中学，他们后来被泛称为69届和70届（初中毕业）。1952年以前各年龄段的学生，是在“文革”前上中学的，被称为老初一到老高三，统称老三届。老初一以上，加上69届，这几批学生复课后没上几天课（69届学生只在中学呆了一年多），其实也没什么人有心思上课。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被陆续发到陕西、山西、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农村落户，少数人参军，只有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或借口“幸存”了下来。70届毕业生是最幸运的，除了走后门和前门自愿参军的，被一刀切，留在了北京的工厂里。
1971年起恢复高中，71、72两届初中毕业生中的少数优秀分子（分别为1/10、1/5）成了“时代骄子”，被选拔升入高中，多数人直接就业；但上了高中的，毕业后也大拨发到郊区农村插队。73届以后，高中升学比例不断增高，直至百分之百。高中毕业后全部到郊区插队，几年后返城就业，特殊情况（如独生子女等）例外。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两到三年以后。
复课后，北京市实行的学制是小学六年（1974年以后改为五年，当年该上六年级的同学“戴帽”在原来的小学读初一课程，次年转入各个中学与前一级同学同步），初中三年（1971年以后逐步恢复高中），高中两年。若以中学毕业而不是岁数为限来划分“孩子”的概念，老三届以及69、70、71、72届的同学们，都程度不同地提前结束了“北京孩子”的时代。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3 16:18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7-3 16:24 编辑
北国风光点击下图放大来看，可查看各届学制和分配情况。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7-3 17:49
本帖最后由 共同 于 2018-7-3 18:04 编辑
老葛他们开的会是黑河的知青研讨会。
所转老葛话语均用了双引号
作者: 北国风光 时间: 2018-7-4 08:41
看了你的帖子和表格，对文革期间各地初、高中毕业生的差异情况有了较详细的了解。谢谢！做为—名非专业“知青下乡运动”的研讨者，你收集、掌握了如此翔实而又全面的资料，实属不易！你的义举我支持；我赞同！！同时渴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份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全面、真实、可信更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作者: 雾梦 时间: 2018-7-4 11:53
雾梦也赞同~
作者: 雾梦 时间: 2018-7-4 11:56
现在，社会上所指的“红二代”，是指其父辈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曾经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后代，并不涉及他们是否还像其父辈那样“红”——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从血统角度进行的表面衡量。笔者始终认为，更应该从“红”的实质进行衡量——凡是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不忘初心”，不屈不饶地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人，都是“红二代”。"
说的很好!
作者: 雾梦 时间: 2018-7-4 11:58
雾梦隔屏向共同学姐致意~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7-4 13:24
多年来，在全国知青网都有不少业余上山下乡探讨者在默默耕耘，这些人探讨上山下乡的历史没有利益驱动，没有政治包袱，只是为了弄明白我们自己经历的一些历史之谜，而且这些人的资料是互通的，共享的。如果是真正想以客观求实的精神去探讨真实的历史就不会固守一成不变的既定结论，相信这一代知青有希望找出一些与我们上山下乡历史有关的真相，大家互勉互进。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7-4 14:11
谢谢！欢迎雾梦超版常来交流啊！
作者: 北国风光 时间: 2018-7-5 09:10
本帖最后由 北国风光 于 2018-7-5 09:12 编辑
无声，你至今仍然秉承知青精神，向你学习！！握手！！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7-5 15:22
本帖最后由 共同 于 2018-7-5 15:33 编辑
https://www.sohu.com/a/215303891_526311
葛元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途径
该文又一次被中国社科院发了“内参”。此文公开发表在《求是》理论期刊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上。这是他的文章第二次被发内参了。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7-5 15:43
葛元仁:知青下乡与农民进城
本文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阐述了1950年代后半期——1970年代前半期约20年间，中国知识青年相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社会历史经济背景及其创造的伟大业绩;同时，分析了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潮流主导下的“农民进城”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
两相比较，发人深省。
有人说，70年代世界潮流是农村人口进城，而中国是城市知青下乡，是历史的反动。这种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用表面现象来掩盖实质问题的论调，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的煽动。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其社会经济的物质基础，这是起码的唯物主义。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7-5 15:44
解放前，我国长期以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949年钢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吨，连自行车都生产不了。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要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需要大量资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工业发展资金严重缺乏的问题。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走了国库里的全部黄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侵略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来发展自己国家的工业，只能是靠农业来积累资金。中国地少人多加上农村文盲充斥，达到90%以上，及其落后，无法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这种落后的情况不改变，农业就无法发展，进而为工业积累资金。而且，要发展工业就要解决新增加的工业人口的吃饭问题。而要提高粮食产量只有增加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产水平。所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和政府就号召，安排知青上山下乡，开垦荒地，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广大农村，提高单产。
在中国，只能是采取“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建设方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去做建设强大的工业国的基础工作——发展农业，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解决新增加的工业人口吃饭问题。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7-5 15:45
根据世界人均需要热量和粮食转换成肉、蛋类的指标，当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时才能觉得吃饱——达到温饱。只有超过温饱线后工业才能大发展。我国人多地少，新中国成立后，全党抓农业，粮食产量不断提高。1949年人均粮食209公斤,1968年275公斤，1970年289公斤，1975年306公斤，1979年340公斤，1983年突破温饱线360公斤，1984年达到390公斤。
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后，随着人均粮食的增加，工业逐步发展，城市就业岗位增加，知青逐步返城。到1979年人均粮食接近360公斤时，知青调离农村人数达到1490.46万(依据《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P27数据)。
作者: 不失初心 时间: 2018-7-6 11:29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任何时候都可以学习，只要你有学习的心愿，活到老学到老。历史是一步步践行留下的脚印，无法一步步回头纠正。真正的主人是您自己。慈悲为怀真善美为道是俺一生的感悟。愿环球同此凉热。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7-7 14:54
您这番话很有哲理，令人深思，受益匪浅。谢谢您的见解！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7-9 13:09
本网讯（记者 赵宇 摄影 马奔）6月29日，由黑河学院知青研究所、黑河知青博物馆主办的“开拓者的足迹——知青学术座谈会”在我校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知青历史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知青研究机构的发展和建设、知青历史遗产的挖掘与整理、知青群体的历史与现实等方面，结合自身经历和研究成果，展开深入研讨。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朱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党委书记孙成民，黑龙江省记者协会主席、著名作家贾宏图，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阮显忠，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吕巧凤，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石春阳，共青团福建省委原副书记、《福建知青》主编党生，黑龙江省档案局副局长付杰，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刘晓航，新华社高级记者周确，《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图集》主编靳建江；黑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马春波，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吴玉燕，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田桂珍，黑河市档案局局长程知元，黑河知青博物馆名誉馆长刘树新、黑河知青博物馆馆长杨贺军；我校党委书记王刚，副校长张焕强，纪委书记董贵杰，副校长许海深、丛喜权，党委委员、总会计师、财务处处长宁艳杰，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邹辉，党委委员、宣传统战部部长吴春娟及黑河知青博物馆、我校知青研究相关科研人员和哈尔滨、黑河地区部分知青代表40余人参加座谈。会议由副校长丛喜权主持。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7-9 13:14
黑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马春波在致辞中指出，50年前，来自祖国各地的23万知青，怀揣激情与梦想来到边陲黑河，为黑河的开发建设奉献了青春和才智，孕育了历久弥新的知青精神和知青文化。一直以来，黑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知青文化的传承和解读，建设了全国最大的综合性知青博物馆和北大荒知青产业园区，成立了黑河学院知青研究所，定期开展知青学术研讨和系列文化活动，不断赋子知青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这次座谈会的举办及知青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的挂牌，必将进一步推动黑河在知青历史文化研究、知青遗产挖掘整理、知青精神传承弘扬等方面迈入新境界。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7-10 15:56
黑龙江省社科院院长朱宇指出，知青上山下乡把先进的城市文化和现代文明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农村，支持边疆地区发展建设，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鼓舞我们不断前进的力量。希望来自各地的知青学者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研究进行广泛交流，共同推动知青历史文化多领域的深入研究。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7-10 15:57
黑河学院党委书记王刚在致辞中表示，知识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为知青学者、老知青提供交流思想、增进彼此友谊的平台，从而提升知青研究水平，促进知青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7-16 15:04
厘清否定上山下乡的两大理论支柱：“产物论”与“苦难论”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对工农的态度。那么在今天，我觉得看一个老知青生活态度是否积极，只要看看他对上山下乡的态度就可以略知一二了。我们这一代人，无论是否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都经过了太多的磨难。我们是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同患难，共成长的一代，有喜悦，也有眼泪，有坚定，也有迷茫。如有些人心里老有一些解不开的结，想不通，心情不好，长久下去势必影响身体健康，这样就得不偿失了。完全公平合理的社会是要经过长期的奋斗，逐步实现的，因此生活中总会有得有失，我觉得没必要去计较太多的个人得失。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现在已到了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了，如果你能在年老的时候心态平和，远离烦恼，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这应该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大问题！
http://www.cwzg.cn/history/201807/43350.html?page=full
作者: 先乡后城 时间: 2018-7-16 17:26
当知青苦不苦？苦。但是，知青经历确实让我们受到了锻炼，了解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一生受益匪浅。
作者: 共同 时间: 2018-7-17 09:40
作者: 先乡后城 时间: 2018-7-17 16:55
因为当过知青，我一辈子的立场，都是农民立场，用农民的眼睛看这个五花八门的世界。可能土一点，但是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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