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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在生产队里“趴田沟”的时间很少。多数的时间都是被抽出去做一些杂事，为队里挣个基建工分，或者到工地上出民工。所谓杂事，无非是帮助生产队、生产大队或者借去帮助别的生产队写写画画，帮助大队宣传队编写个小节目，搞点时政宣传上的事务，有时一搞就是大半个月。
那时候，全国掀起大批判热潮，在农村这块文化欠缺的地方，有点写写画画的本事，就算是稀缺人才。我这人别的方面不强，就是在写画方面还算有点歪才，所以当时能派上用场，对个人来说，至少可以减免许多辛苦的田间劳动。
我们第一批下去的知青，许多人观念还是非常单纯的。下到队里头，首先想到学雷锋，做好事，帮助家庭困难的社员和五保户。
有一次下工后，我主动帮社员家挑水。当地水塘虽然很多，可以说出门见水，社员们还是吃井水。因为地下水位较高，所以水井都很浅，基本清澈见底，差不多就是石头围起来的一个隔绝污染的水池。
我挑着两只很大的木桶，在不远处井里汲了水，摇摇晃晃地挑到人家厨房水缸边。也学着当地农民的样子，两手抓着挂在扁担钩上的水桶，弯腰向缸里倾倒，不想一端的水桶突然脱钩，掉进缸里，把人家的水缸给砸破了，水洒了一地，好事没有做成，最后还是掏五元钱，赔了人家水缸。
对田间劳作的适应，我在同行的农友中属于比较笨的，甚至不如当地的大姑娘小媳妇们。插秧季节，在一块大田里比进度，我常常被她们围堵在秧田中间受到取笑。老乡们善意地说我是“文身子”，委婉地批评我干农活能力不如他人。
再说生产队出民工，外出修公路，挖灌渠、修水库，每年都有任务。于我来说，却是如鱼得水。我当年二十出头，干庄稼活虽然不行，力气还是有的。做民工虽然劳动强度大，但是有干有歇，不似田间劳作那样单调乏味。
出工在外，生产队每天给记十二工分（最高工分），而且吃集体伙食，到点吃饭，个人不用刷锅做饭烧火喂猪，按规矩，每星期至少吃一次豆腐，十天左右吃一次鱼或肉，伙食条件远好于“家里”。出民工一般以大队为基层单位，来自各队的小青年们有机会凑在一起热热闹闹，玩的很是惬意，所以，我喜欢出民工。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人数众多的工地上，宣传工作被看的很重要，上级经常需要抽用一些有写画特长的人才，脱产搞宣传。在我们这个工区，我自然是不二人选。做一些写写画画的事情，又风光又清闲，比家里干活的同学们要实惠很多。
虽然民工们一两个月可以轮换一次，在有家有口的社员们眼里，背井离乡，外出做民工是件苦差，一般人都不愿意去。
队里经常把这项任务交给一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比如被管制分子）或者是“家庭成分高”的子弟们，他们迫于压力，不得不去，而我则是自己要求去的。作为一个无家庭牵累的青年，只身常年在外，能够主动给队里消化一个外出指标，因此老队长也很满意。
3
我们大队下面有十个生产队。因为是半山区，各个村落距离比较远。一般说来，每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生产队。
除了邻近的村落和亲戚走动外，大队年轻人的交往，通常有三个场合，一是到大队开会、看演出、放电影等公共活动，二是基干民兵集训，三就是出民工。
大队向各生产队摊派的有基建工分，按照生产队的土地资源、人口情况数额不等。用以支付大队干部和临时抽用人员（如大队宣传队）的报酬。我抽到大队或者去帮别的生产队画画时，反馈的也是大队基建工分。
当时农村开展基本建设项目很多，修水库、修公路、挖灌渠等等，都是从各生产队动员民工。短则十天半月，长则一到两年，好像是应该承担的一项义务。
有些有专业特长的人，比如烧锅的（炊事员）、木匠、石匠、泥瓦匠等，每次出工都是他们几个人。在外面时间长了，见多识广，人脉广泛，成为一方能人。
我因为经常出民工，在这个圈子里，认识很多人。最初他们还称呼我“省城大学生”（当地称呼知青都叫大学生），后来就跟着知青们亲昵地直呼“老贾”。
我在民工中交了不少朋友。年轻人是调皮的，有一次赶上天下雨，民工们聚集在工棚里“磨小鱼子（闲聊）”，我看见谢寨的谢泽斌蹲在床边叹气。便问：“小斌子，你咋啦？”他故作愁眉苦脸地说：“心里害怕。”我问他：“你怕啥子？”他诡谲地眨眨眼睛说：“我怕雨下不大。”大家都发出会意的哄笑。下雨天可以猫在工棚里不干活而且照拿工分，这是我们做民工的人特有的幽默。
民工队伍中也有一些“分子”和“子弟”，他们和大家一起干活，同吃同住，有时互相说笑，似乎没人把他们的政治身份放在心上。
我们生产队是半山区，山上长满的灌木丛和马尾松。灌木和马尾松的枝桠，可以砍来当柴烧，但那也是队里的集体财产，需要统一砍伐平均分配。平畈地的村子里没有山，也无处砍柴。他们的年轻人经常跑到我们山上偷柴。所以有山地的生产队都要指派专人巡山，一是防火，二是防盗伐树木。
因为巡山是个容易得罪人的事，亲戚朋友抹不开脸，搞不好还会被偷柴人打了。所以队里把这个任务安排给我们这些在当地无亲无故，“不讲情面”的“大学生”们，因为在当地很多社员眼里，“大学生”他们惹不起。
有一段时间，队里派我巡山，任务就是抓偷柴的人。抓到后，叫他们把柴禾挑到我们知青组充公，人家一晌的力算是白出。可是被我抓到的人，很多一块做过民工，彼此稔熟，寒暄几句以后，只能放行。后来，队里也知道我熟人太多，就不再安排我看山了。
当时修路挖渠很少有施工机械，多是采用锹挖肩挑，可着人上。工地上气氛活跃，非常热闹。民工中有很多经常出来混的人，互相很熟悉，亲昵地喊着小名或外号，说个调皮话，打打嘴仗。
当地农村习俗，成年人小名是不愿意让人随便喊，平辈的人呼其小名，似乎摆的是长辈身份，占了人家的便宜，于是对方马上要反唇相讥，倒打一耙，才算不吃亏。工地上的年轻人可不讲这个，互相喊着小名作为乐子。
可能由于青春期的躁动和精神生活的匮乏，许多年轻人表现出嘴欠，喜欢互相斗嘴，打俏皮，吃豆腐，还喜欢用一些人外在生理特点，给人起诨名，例如大个子、瘪嘴子、小矬子、干巴子（瘦子）、背锅子（驼背）等等。还有人诨名并不副实，比如某个人叫秃子，其实他满头黑发，只是从小叫起，沿袭下来了。
人们互相喊着外号，当事人也答应的很顺溜，以至于外人竟然不知道他本名叫什么。民工们互相调侃，打个嘴仗，当成一种乐趣，有时话说得很难听，也不着恼，但是绝不能涉及老人及家中未出嫁的姐妹们这条底线，否则是要真翻脸的。
姑娘们也很有意思，她们明知道小伙子们不敢和他们开过头的玩笑，所以在集体劳动的场合，喜欢主动向小伙子们发起挑衅，说些刻薄俏皮的话语，占些嘴头上的便宜，一些老实后生，往往退避三舍，甘拜下风。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在公众群体中，借个群胆。其他场合，姑娘们还是很腼腆的。
农村还有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就是论辈分。世代聚集，家族谱系是很分明的。从每个人名字的第二个字，就可以判断出他在家族中的辈分。有的孩子尚在襁褓中，但论起辈分，却是爷爷，有些人须发皆白，还要尊一些青皮后生为长辈。
所以我们有些调皮知青下去后，首先打听村里谁的辈分最高，然后觍着脸攀附上去，称兄道弟，好像拣了多大便宜一样。
有一次在二支渠工地，因为是短期突击任务，各生产队去的有男有女，大姑娘小媳妇参杂在一起，非常热闹，小伙子们也表现得分外亢奋。正应着当地人一句俗话：“男女参杂，干活不乏”。
我们邻队大庄子生产队有一个叫程培基的青年，人很腼腆，平时不大和人讲笑话。那天正好开挖一处堰头，两队的人参合在一起干活。我和程培基开始“造话”（造，当地念cào，造话，没话找话的意思），打嘴仗。
通常话语中，“培”兼有培育之意，我故意把他名字中的“基”解读成“鸡”，调侃说:“培鸡，你家可以办个养鸡场了，你培鸡，专门养鸡，你家老小（老小，方言，专指小兄弟）可以培鸭、培鹅嘛！（养鸡、养鸭、养鹅的意思）”
这蹩脚幽默，引发了我旁边一个小媳妇潘琴的话头。小潘刚过门不久，对当地人脉还不熟悉，她又是我们生产队数一数二的俊俏媳妇，自我感觉比较好，说话有点口无遮拦。
小潘傻乎乎地跟着起哄道：“培鸡，培鸭、培鹅，哈哈哈哈……！”一下子把程培基闹了个大红脸。因为按照辈分，这小潘是他的本家侄孙媳妇。
他恼怒地喝叱道：“你这孩子讲话怎么恁地没大没小！”我趁机讨个便宜，撇着当地腔调，用夸张的语气调侃说：“小潘哪，我们几个老辈人在一起讲笑话，你这孩子插什么嘴？你爷爷不嚷喝（吵，居高临下的训斥）你，他嚷哪个嘛！”小潘伸了一下舌头，红着脸跑开了，工地上洋溢一片快乐的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