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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部紧急向后方求援，大批的民工来到工地，我们全营人数达到一千五百人左右。各连都配备了新的板车，这种车车厢很高，便于拉土。营部几个人对每辆车都进行了测量，然后把尺寸用红漆标在车厢上，写上连队的名称。领工人员用一把硬尺，只要量一下装载高度，就可以得出这辆车实际装载量。
完成一定的工程量后，团部施工员按照完成土方验收，没有碾压以前算虚方，碾压以后算实方，二者间有一定的系数换算。工程量可以折算成粮食和款项，由营部会计和团部结算。然后再根据领工员记录的工程量，分别对各连队进行再分配。验收土方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营连收入，所以，各级都很在意收方工作。
那时我在工地上熟人很多，因为在团指挥所干过，与领导和施工员们都有良好的关系。在工程量验收中发生歧见，由我出面交涉，常会产生对营里有利的倾斜，所以，营部领导经常指派我担当这一类的工作。
民工上的多了，又是三班倒，营部领工人员就拉不开栓了，于是，除了会计和保管外，所有人都参加工地领工，其中包括教导员谢治国同志。
听说谢治国同志以前是陈琳公社的副书记，老一点的民工都尊称他谢书记。调到我们公社后，被派到营部当教导员。他不让我们称呼他谢书记，也不喜欢别人喊他教导员，常用的称谓是老谢。
老谢是个苦孩子出身，当年由一位老领导提携参加工作。以后勤勤恳恳，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到公社领导。长期在领导身边工作经历，使老谢养成拘谨、保守的性格，他不愿意偏离上级领导的意图，也不喜欢别人自以为是违背他的想法。
老谢个子不高，喜欢穿宽大一些的中山装，头上端端正正地戴着一顶草绿色的制帽，脚下常年是一双绿解放鞋，鞋面刷的很干净。我们那个地方的农村干部都喜欢穿草鞋，可是我从来没见老谢穿过。老谢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喜欢整洁，衣服、帽子从来一尘不染。裤子上有个折皱，他都要自己拍打半天。
老谢没有文化，有人说他不识字。他自己好像也不隐晦这一点。他经常自我解嘲地说，营部有两个“大学”，孟大学，大学毕业；还有一个谢大学，没有上过学。于是，营部有些人背后也叫他“谢大学”，但并没有贬低的意思。
“一把手”不在的时候，教导员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生产上，每天顶班上工地。当时工程展开很大，营部一般由三个人带一班。工地离营部很远，民工们拉着车子，步行前往，带班人员分乘两辆自行车随队。
我跟随老谢、显友一班，通常显友要整理各连收方记录，一般留在最后，老谢坐在我的自行车后衣架上跟队伍先走。
从营部到工地要翻过一个山口，上下坡的坡度很陡，上坡的时候，自行车骑不上去，只能推着走，下坡时只要掌握好方向，就可以直接高速溜放到坡底。
平时，老谢都是在坡底下车，徒步走到坡顶，然后上车，我扶着把，捏着手刹，把自行车溜放下去。那天工地干活出了点问题，老谢心里不高兴，一路上也没有太多话。在坡顶上车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向坡下滑行，他可能有点情绪，重重地往车后一坐，不想却坐空了，一个屁股墩结结实实地跌到地上，随即顺着长长的陡坡滚了下去。
我急忙刹住车，赶过去把他扶起来，民工们也围上来了，帮他捡回已经滚落很远的帽子。我搀着老谢，走了几步，活动了一下腰身，确认没有受伤。老谢很生气，也很失面子。我请他自己骑上车走，他接过帽子，掸了掸上面浮灰，戴到头上，一句话也不说，跟着大队，自行走了。
把领导跌了这么大一个跟头，我觉得很自责。回到营部，我对显友说，今天这事真的叫老谢很受伤，我无法面对，于是不想在营部干了，准备回连队去。显友他们几个安慰我说：“你又不是故意的，老谢不会放在心上的。”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老谢若无其事地来到我们宿舍。（他平时一般不进我们宿舍）他坐在我床边，亲切地说：“小家伙（他习惯这样称呼我），昨天的事情不怪你，是我想着工地上的事情，自己走神了，你一定不要有思想包袱噢！”领导走了，孟大学从被窝里伸出头来说：“你看，领导到底是领导啊！”
下午上工地，我请老谢坐显友的车，我自己跟着大队走。老谢不同意，坚持仍然坐我的车，一切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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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任务越来越紧，有时候下了大雨还要抢险。临干们配的有雨衣和深筒胶靴，民工们则是穿着草鞋，披着蓑衣，顶着帽壳子干活，好在这种恶劣天气不多。
领工人员也在不断地变化，领导不可能天天跟班上工地，临干们也少不了头疼发热休息。他们很多人在后方都有家有口，有事还要请假回家照顾。
有一段时间，民工上的比较多，工地上实行三班倒。营部因为熟悉程的人手不够，我和显友分开各带一个班，孟大学、朴医师他们几个也隔三差五上工地充数，有时候我们一个人要顶一个班甚至两个班。
公社调了粮管所的两个干部来工地，加强营部力量。他们一是不熟悉工地情况，二是本人不想来，领导上硬派了来的。所以到工地后，他们多数时间夹着一支香烟，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在工地上根本不起作用。（当然，他们只是临时抽来帮忙的，又不愿意深入下去）没多长时间，他们就先后撤离了，工地上只剩下我们几个人支撑着。
按照工程要求，所有物料车辆必须拉到回填区边沿，然后调转车头，车尾向前推过去，物料正好对着边沿倾倒，卸下的物料有人再用铁锹摊平。大坝上地窄车多，土质松软，载重车辆行进十分困难。
有的民工趁人不备，把拉的砂土料卸在半道，不仅物料没有送到位，形成的砂堆还直接影响到后面的车辆前行，有的车辆堵在半道上动弹不了，后面的车上不来，秩序比较混乱。
当时工地上只有我一个人，就是说我既要指挥车辆倒土，还要随时记录各连出工的车数和运量。我也是急中生智，把各连带班的人全部集中到前沿，分成几组，帮助推车，我们营的车辆只要一上大坝，这些人马上迎上去，帮助把车子推到位，不容他有中途卸车的机会。不管是哪个连的，统一指挥。应该说，那时的人不像现在这样自私任性，多数人还是有事业心和全局观念的。
因为坝面太过拥挤，人车混杂，以前记录的人都是站在坡道下面，看车登记，所以只要上了坡道，就算记上账了，在哪卸车，无法管控。车卸半道，被发现了，顶多吆喝几句。这次我拿着尺子和记录本，就站在回填的最前沿，按规矩卸车的，现场收方，那些把车卸在半道的，便无机可趁了。
我把各连的领班集中在前沿，增加了机动力量，处理突发状况，所有人车，均在掌控之中，有了问题，现场即可协调处理。秩序问题解决了，我当时二十出头，别人称赞我很能干，其实我觉得干的有点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