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总理诞辰，解秘总理组建领导的“第五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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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文 （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开国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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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文（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开国中将）_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刘少文刘少文（1905—1987），河南省信阳县人，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曾任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翻译、中共中央翻译科科长。1931年6月任中央巡视员。1933年6月赴张家口，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兼独立第18师政治部主任、中共师工委书记。1934年2月到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兼《革命与战争》军事杂志编辑、中革军委秘书兼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政治教导员。参加了长征。1936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同年11月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主持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工作。1940年任中共中央交通处香港办事处处长，1942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交通处处长、组织部主任秘书、情报部部长，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国共内战时期，先后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局委员，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轻工业处处长、华东纺织工业部部长。1952年4月起调任中央军委第四部副部长、代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二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1978年6月至1985年3月，任总参谋部顾问。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7年4月10日在北京逝世。

1945年8月至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文出任南方局情报部部长，为谈判斗争和政协会议的举行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保障。期间，他还多次安排并陪同毛泽东接见民主爱国人士。1946年2月底，作为周恩来的随员，刘少文随同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三人小组从重庆飞抵北平、张家口等地，视察停战协定执行情况，为我方代表出谋划策。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国民党政府决定还都南京。1946年3月，周恩来派刘少文先行赴南京、上海，为中共代表团迁移做准备。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中共代表团奉命转入地下，改组为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刘少文任副书记。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成立，刘少文是委员之一。这段时间，刘少文分工负责统战、宣传和情报工作，为对蒋军事斗争和开展第二条反蒋战线殚精竭虑。1947年6月，刘少文的秘书赵平夫妇被捕，其妻在严刑拷打下叛变，敌人开始大搜捕，刘少文也差点遇险。由于他机智过人，再次躲过一劫。
1948年6月，上海地下党又出了叛徒。刘少文本已对有关人员做了转移安排，自己也准备隐蔽起来。但是，因有一个重要关系要会面，他明知危险仍依约前往接头地点。途中，他不期与特务遭遇，所幸他改变了平日装束而未被立即认出。他巧妙地支开敌人，争取了短暂的时间，然后夺窗跳楼脱险。后人每言及此，都赞佩刘少文的“处变不惊”。

1948年10月，刘少文撤到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被委任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仍然主持统战和情报工作，为争取民主人士北上召开新政协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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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发动社会各届人民群众共同抗战有两个中心，一是延安党中央所在地，二是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当年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正是以周恩来为领导核心的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展开了中国共产党另一条战线的有声有色的抗战篇章。在抗战初期，总理组建了在国统区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的部队，这支部队主要任务不是拿枪上第一线战场作战，而是到第一线战场对国民党部队，对当地人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和抗战必胜的有力号召。在抗战中期这支共产党部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制，破坏和取缔，但是在抗战中穿插于正面战场的这支中国部队为后来在周恩来领导下组建“第五野战军” 培养和训练了大批干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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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野战军的一些"纵队领导”就是出自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老战士，如刘少文，吴克坚等人，他们在抗战后都前往上海开辟敌后那条历史上著名的“看不见的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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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年抗战中，周恩来总理和他领导下的老战士们还非常注意开展统战工作，在重庆各届人士中大量的广交朋友，团结一切愿意共同抗战的人们，特别是在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中争取了一大批同情中共的爱国将领，其中一些人后来参加了“第五野战军”，例如吴石，陈宝仓两将军。吴石将军最突出的贡献是把国民党军长江防线防御图和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的全岛军事部署图送交给党中央，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勋。如不是叛徒出卖，台湾早已解放，可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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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几年前，我得到某电视台在我父亲生前的一次采访留下的CD，才第一次听说父亲在解放战争年代与吴石将军单线联络共同合作向党中央传送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其中的艰苦斗争过程令人叹为观止。当时父亲深入虎穴之前给母亲和我哥哥（只有两岁）写下遗书，那时父母都分别被敌特追捕险些遇难，因此我后来得以出生也算是我个人的侥幸。很多往事父母在世时我完全不知道，只听他们说过总理，邓颖超当年在重庆如何如何的只言片语。前辈都已故去，很多事我们永远不知道了，有些事只能从家父在总理诞辰10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文章中可以看出点滴，父亲写了那篇文章后的次年去世，从遗物中发现了一些当年的重要历史资料全部上交中央党史部门。记得比较清楚的是父亲在文革中对一些老同志说“总理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当时我还小，不满15岁，但我记住了，我的疑问是那时什么是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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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查到的中共“第五野战军”吴克坚“纵队”的部分成员：

《潜伏》幕后的真实人物

电视剧《潜伏》热播以后，观众纷纷猜测剧中主人公余则成的原型人物是谁？ 这个故事是虚构的，还是确有其事？

我不清楚电视剧的创作素材是从哪里来的，但该剧所描写的事件背景及时间、地点和人物特点却具有真实性：

1、时间：1945—1950年；

2、地点：中国沿海大城市；

3、人物：中共特工、国民党军情人员等；

4、背景：日本投降后，国共和谈并没有带来和平，更没有阻止内战的爆发。作为战争前奏的情报战，在国共特工之间展开和渗透着。

和大家一样，我也深深被这部电视剧所打动。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一些老前辈，他们也曾经演绎过一部真实的《潜伏》，而且情节似乎更加惊险、宏大、悲壮。为了纪念他们，我愿意把这段真实的故事说一说。

大家还记得，《潜伏》中的吴敬中和余则成就是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被派往天津设立了国民党“军统”情报站。同样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吴克坚赴上海建立情报系统，以沪、宁、杭为核心区，辐射武汉、长沙、昆明和福州，收集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情报，同时进行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

吴克坚（1900—1986），1924年加入中共。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战期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协助周恩来工作。1946—1949年，吴克坚在上海、南京、长沙、福州等地先后建立了9部电台。发展情报、策反、统战、文化、外事、护厂等工作关系，达1500人。工作范围涉及面广，军事方面包括敌人海、陆、空军；政府方面包括沪、宁、杭各级伪政府；情工系统包括敌中统、军统和宪警；还涉及到各民主党派和青红帮。1949年震惊中外的国民党第二舰队林遵率舰起义和香港“两航起义”，均为该系统策反工作的结果。

林亨元（1909—1996），1931年参加革命，先后加入民盟和中共，以律师职业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1949年他组织策反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舰起义。由于他是福州人，有社会基础，吴克坚决定派他在福州建立情报站。但由于林在沪工作离不开，又决定派谢筱迺赴闽。于是，林亨元把福州方面的地下关系交给谢。

谢筱迺（1916—1999）30年代在上海参加革命，中共地下党员，长期从事中共秘密工作。1949年初偕延安报务员姜平、译电员叶贤友，取道香港潜入福州。

姜平，延安报务员，当时仅19岁。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的电台不能随身携带，而是通过林亨元在国民党海军的关系叶可钰，搭载国民党的一艘军舰“楚观”号秘密运抵福州，并将电台藏匿在叶家，进行收发报工作。

为了配合谢筱迺的工作，组织上派福州籍的中共党员丁日初（1917-）于1948年回到福州。由于丁日初的父亲丁超伍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福建省参议会长；而丁日初的公开职务是银行行长，所以很有利于掩护工作。情报站的报务员和译电员曾住在他们家里，并进行报务工作（后转移到蔡训忠家）。

谢筱迺住在福州青年会，如今这座建筑物还在。当时是一家教会办的高级宾馆。谢化装成“富商”住在那里，倒也安全。

蔡训忠（1908—1964），中共秘密党员，也是林亨元的工作关系，他公开的身份是渔会会长。他负责谢筱迺的安全与联络工作。在福州解放后，为了对台工作的需要，他的党员身份仍未暴露，以致被我方公安部门怀疑和关押，长期受到误解和歧视。这不仅影响到他的家属和亲戚的政治待遇和前途，甚至连他患病也不能及时得到治疗而过早去世。罗青长部长曾赞誉他为“无名英雄”。

周伯苍（1922—？），194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曾打入国民党第九军，任少校警卫营长。从事搜集军情、策反和破坏敌人军火等工作。后协助丁日初和谢筱迺在福州进行军情研究、整理工作，以保证上报情报的系统性。他负责绘制的敌军兵力部署图，曾有力地配合了叶飞部队的南下和解放福州。

管长墉，原林森县县长、地下民盟成员。他协助策反了福建军统负责人王调勋等敌方人员，从而获得一批敌特名单（类似电视剧中的“黄雀行动计划”），并避免了我方人员遭到抓捕或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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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可钰（1899—1980），海军世家出身。中共党员，曾任国民党海军上校，参与指挥淞沪对日海战。他曾策反国民党“太和”、“焦山”等军舰起义，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有400多名海军官兵没有去台湾，后被编入我海军服役。他还曾用军舰将秘密电台从上海运到福州，并掩护电台工作。他本人后任中共海军第七舰队副司令员。

萨镇冰（1859—1952），曾担任（清末）北洋海军大臣和民国海军总长，曾参与指挥中日甲午海战。在叶可钰的努力下，他决定与中共合作。尽管李宗仁按照蒋介石旨意，抵榕劝诫他赴台，但遭到拒绝。他的行动，对大批海军人员转向新中国起到巨大作用。

陈绍宽（1889—1969），国民党海军上将，海军部长。曾指挥对日“江阴海战”，后因拒绝内战而被蒋介石免职。与萨镇冰一样，他影响和带动一批海军官兵留下迎接解放，并参与了部分海军起义工作。据说，蒋介石后来知道有那么多海军官兵倒戈，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明白，如果中共有了强大的海军，将意味着什么？

福州解放，张鼎丞、叶飞接见并欢迎萨镇冰、陈绍宽、丁超伍等参加新政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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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讲到这里，也许你会问：这与电视剧《潜伏》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呢？我想，第一：时间相似，都发生在三年内战时期。第二，地点相似，一个是在天津，一个是在福州，都是国共必争之地。那么人物呢？从中共方面看，谢筱迺和丁日初比较符合电视剧《潜伏》中的“秋掌柜”和“罗掌柜”的身份。叶可钰、周伯苍等和电视剧里潜伏在敌军中的“廖三民”差不多。那么，谁是“余则成”、“翠平”和“晚秋”呢？

我们下面介绍的吴石将军，也许比较符合“余则成”的特点。

吴石（1894—1950），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1947年开始成为中共的工作关系。曾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赴台后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军衔。在上海，在福州，他向何康，张执一，刘晓，谢筱迺提供大量重要情报，其中一份全国蒋军部署资料，据说仅有五人知道。他的情报，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还把298箱绝密档案留下，嘱咐副官王强交给中共。赴台后，他继续通过中共女特工朱枫（朱谌之）向大陆提供情报。由于叛徒出卖，1950年被杀害。

可以看出，吴石和“余则成”一样，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成为中共在“国军”中的内线。而且，他们都“被迫”赴台，继续履行中共特工的任务。所不同的是，吴石的职务更高，提供情报的等级也更高，因而发挥的作用更大。

朱枫（朱谌之，1905—1950），193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1950年初被派往台湾工作，赴台前在香港从事秘密工作。由于中共台湾工委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使她与吴石先后暴露。临刑前，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派遣朱枫赴台时，吴克坚系统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所以她的工作关系是由中共华东局领导的。

在电视剧《潜伏》的结尾，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中共派遣“晚秋”赴台，与“余则成”以“假夫妻”关系配合工作。我不知道编剧设计这个情节，是否取材于吴石与朱枫的真实工作经历。在这一点上，剧情与历史确实有些异曲同工。不过，恕我较真儿，我觉得《潜伏》中的剧情有些离谱。有两点，其一：“晚秋”后来投奔解放区，还担任了播音员，身份已经暴露，派往台湾工作是不合适的。其二：为了“余则成”的安全，让“翠平”在大陆失去行动自由，甚至要忍受丈夫与别人“重组家庭”的痛苦，这很难让观众接受。而在我们的真实故事里，朱枫赴台是为了“探亲”，与自己在台湾的女儿团聚。因此她来往于香港与台湾之间，不需要用其他关系来掩护，也没有什么破绽。如果没有叛徒出卖，是很安全的。（在我的故事里没有“翠平”的原型，只有吴石留在大陆的亲属在挂念他）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蔡孝乾的叛变与当年顾顺章的叛变一样，都使中共地下党措手不及。所不同的是，当年有钱壮飞及时向周恩来报警，减少了损失；而中共在台湾没有第二个钱壮飞，因而导致台湾中共地下党遭受了灭顶之灾。可以说，蔡孝乾是中共历史上第二个顾顺章！

据说，毛泽东曾经为吴石和朱枫赋诗一首，赞誉他们是“虎穴藏忠魂”。令人宽慰的是，吴石与朱枫的骨灰都先后回到了大陆，以这种方式与家人团聚，这使他们在大陆的子女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罗青长、何康，谢筱迺以及吴石的子女等参加了在北京福田公墓的吴石骨灰安葬仪式。

我的故事也该结束了。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我讲了这么多，还仅仅是涉及到了吴克坚系统在福州的工作情况，至于该系统在其他地区的工作情况，却还鲜为人知。

其实，关于我所讲的这些往事，大都可以在网上查得到。这也许是由于电视剧《潜伏》的缘故，使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找出剧中主人公的原型。于是，让吴石、朱枫这些无名英雄从幕后走到了观众的面前。但是，至今还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们，还有很多很多。“英雄走险路，壮士耻知名”，这就是他们共同的信念。

让我们缅怀他们吧！

（本文部分图片选自福州电视台出品的专题片《解放之路》，特此说明）                                          

参考文章：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印象（含烈士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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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章：


中共“第五野战军”烈士们重见天日。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印象

一处名为“无名英雄广场”的纪念场所，于2013年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内落成。

该公园地处西山脚下（靠近香山），进入园内尚需步行一段缓坡山路，才能到达纪念广场。为了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外地朋友，特别是烈士亲属及时了解英烈的姓名与下落我们通过实地参观和考察，将一些资料和图片汇总于此，希望能有助于读者了解，以及亲属寻觅英烈的下落。

纪念广场并非墓地

纪念广场并不是墓地，而是一座分为上下两层的石材建筑。一层正面是毛泽东的题词：“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据说，是为潜伏在台湾的中共情报人员题写的。

图片：毛泽东题词

二层是纪念广场的主体，自左向右竖立着陈宝仓、朱枫（女）、吴石、聂曦四位烈士的全身雕像。他们的姓名印刻在雕像的背后，之所以不在雕像正面摆放任何标识，大概是要烘托出“壮士走险路，英雄耻知名”的高风亮节吧。

图片：四位烈士群雕

无名英雄的涵义

我们在纪念广场，看到几位台湾同胞来参观。他们手里拿着台湾印制的《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名单》，显然是来这里与英烈墙上的名单进行核对的。我看到一位台湾老者，边看边说：“这几位我认识”，“这位是在XX事件中被抓的”，“这两位还在我家里住过”，“这个我要拍下来，回去给XX看看”。从他们的表情来看，似乎还有些不满足，大概是没有全部找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人名。

那么，这里公布的846位英烈名单，是从什么角度来确定的呢？我们注意到纪念广场的草地上，有一块铜质铭文牌匾。上面写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批无名英雄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秘密赴台湾执行任务，牺牲于台湾马场町一带”。落款是“总政联络部”。

可见，在这里纪念的无名英雄，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被大陆中共所派遣，赴台湾执行任务；二是在五十年代，被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前面所提到的四位烈士，就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六十多年来，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为了新中国而献身，却不为人知。所以，我们为他们修建一处纪念广场，把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墙上，是完全应该的。

根据网上资料的介绍，在英烈墙上还有在其他案件中被杀害的中共人员。例如“基隆中学案件”、“台工委案件”、“台糖业公司案”等，也有不少人是由于中共在台负责人蔡孝乾的叛变，而被捕遇难的。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广场周围的石墙上，还有很多空白的地方。据说，今后还会把更多的无名英烈的名字增补上去。为了某个历史时期、某个战役建立主题纪念场馆，比比皆是。但为赴台工作的无名英雄建立纪念广场，恐怕还是第一次。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广场才成为了全国唯一的涉台隐蔽战线牺牲者的祭坛。

图片：

英雄广场铭文牌

英烈墙之一

英烈墙之二

吴石案件的意义

也许您会问：既然有800多位无名英雄，为什么只为吴石等四人竖立雕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央电视台最近的节目“天涯共此时”中去找答案。

据史料记载，吴石身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自抗战胜利以来就反对打内战，并开始与中共合作。他所提供的军事情报，对于解放军渡江战役、福州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均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在到达台湾之后，又在朱枫、聂曦、陈宝仓等人的配合下，向大陆提供了许多绝密情报。所以，毛泽东在看到这些情报后，欣然题词，可见吴石等人的贡献之大。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如果中共在台湾的负责人蔡孝乾没有叛变，他们在解放台湾的战役中，还会发挥巨大作用。

由此看出，吴石将军对于加速国民党在大陆的彻底失败，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吴石与朱枫等人的牺牲，重于泰山。他们是中共情报战线的楷模，我们应当为他们竖立雕像，让后人永远缅怀。

图片：

吴石雕像              吴石遗像              吴石简介（塑像背面）

朱枫雕像              朱枫遗像              朱枫简介（塑像背面）

陈宝仓雕像            陈宝仓遗像            陈宝仓简介（塑像背面）         陈将军女儿及家属合影

聂曦雕像              聂曦遗像              聂曦简介（塑像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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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烈士王正均，也值得一提。他是吴石的副官，因吴石案件而牺牲。临终前，他给在福州的家人写了一封绝笔信，后辗转到达亲人手中。多少年来，家人一直为此而困扰着：他算不算烈士呢？终于，2011年民政部门批准他为烈士，他的骨灰也回到了家乡。他的英名，被刻在了西山广场英烈墙上。

本文之所以把英烈名单公布出来，也是希望还没有回家的烈士们，能够尽早魂归故里。

图片：

王正均烈士遗像

王正均绝笔信

台北六张犁公墓简介

这次在西山无名英雄广场，我向来参观的台湾同胞询问了六张犁墓地的情况。他介绍说，当年处决政治犯是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而台北六张犁公墓也在台北，但与马场町不在一处。当年被处决的政治犯，如果无人认领，就被埋在六张犁墓地。后来又修建了纳骨塔，用来存放骨灰罐。据说，朱枫的骨灰罐就是在那儿找到的。

本文附件中，有两份名单。一份是北京西山英雄广场烈士名单，一份是台北六张犁公墓遇难者名单。在这两份名单上，凡是可以相互对应的烈士姓名，均有标识，并备注了索引编号。据我们统计，在六张犁墓地的名单上，有180多位遇难者的名字出现在了北京无名英雄广场上！

需要注意的是，在六张犁公墓名单上，遇难者的信息大概分为三类：一类是埋葬于墓地的，需要挖掘才能找到遗骨；一类是骨灰罐，存放在纳骨塔中。还有一类可能已经无法找到遗骨或骨灰，只有遇难者的信息。因此，遇难者的亲属如果打算前往台北认领，需要事先了解情况，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附件中，提供了一些关于六张犁的介绍，仅供参考。

如果烈士亲属有困难，可以联系大陆的民政部门、对台办或总政联络部寻求帮助。如果通讯不便，也可以联系本网站，通过电子信箱联系我们（353535beijing@sina.com），同时也请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我们会设法把您的要求转达给上述有关部门。

附件一：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英烈名单

附件二：台北六张犁公墓遇难者名单

附件三：台湾政治受难者互助会提供名单（寻亲启事）

无名英雄的遗容

西山无名英雄广场对外开放以来，有关在台湾牺牲烈士的资料和照片纷纷在网上涌现出来，令人感动。经过初步辨认，我们选择了十几位与西山广场英烈墙上同名的遇难者照片，提供读者参考（不一定准确）。我们只是希望，烈士的家属可以看到自己的亲人牺牲在了台湾（他们潜入台湾之前是不可能告知亲人的）。他们如果可以在本文附件中找到亲人的下落，就可以联系有关部门，认领烈士遗骨，并请回家乡安葬。如果由于我们提供的资料有误，给遇难者家属带来一些误解或失望，也请谅解。

葛仲卿烈士（六张犁墓地编号3069，下同,1926年生，山东海阳，北京西山英烈墙第12组，下同）

陈平烈士（3070,1928年生，浙江杭县，英烈墙第5组）

安学林烈士（无资料，英烈墙第1组）

苏艺林烈士（3072，1918年生，河北任邱，英烈墙第35组）

（以上烈士均于1951年被枪决）

罗天贺烈士（无资料，英烈墙第29组）

刘光典烈士（B67，1921年生，辽宁旅顺，英烈墙第27组）

张志忠烈士（台工委事件遇难者，英烈墙第53组）

（以上烈士均于1954—1959年被枪决）

九烈士殉难合照（名单附后，均于1957年被枪决）：

    左上排：（姓名不清）；

    中上排：杜枫烈士（B58，1927年生，福建建阳，英烈墙第10组）

    右上排：杜诚烈士（B57,1920年生，南京市，英烈墙第10组）

    左中排：郭聪辉烈士（无资料，英烈墙第12组）

    中中排：黄胤昌烈士（无资料，英烈墙第17组）

    右中排：郭文魁烈士（无资料，英烈墙第13组）

    左下排：刘水龙烈士（无资料，英烈墙第28组）

    中下排：邬荣盛烈士（B56，1934年生，浙江定海，英烈墙第39组）

    右下排：王幼石烈士（无资料，英烈墙第38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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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顶级卧底是怎样炼成的

中共情报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出自南开大学。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范孙和张伯苓一见到16岁的周恩来，就认定他是“宰相之才”（参见：周恩来密码）。
周恩来慧眼识英才。他亲自挑选和发展了很多名校精英，成为了杰出的情报员，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北大学子。
一、中共情报战线的北大名谍

192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潘梓年（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的堂兄），在大革命低潮的1927年入党，曾担任中共文委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等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协助周恩来做情报工作，创办《新华日报》，并被毛泽东钦点为第一任社长，被称为“中共第一报人”。

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王石坚，1933年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1937年经周恩来营救出狱，被委以重任，从1940到1947年在西安领导中共的北方情报系统，并负责联络和指挥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

但连“龙潭后三杰”也不知道的是，周恩来在胡宗南部队中，还布置有比他们三人潜伏得更深的一条线——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室的副主任戴中溶（上海交大电讯系）。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等电令，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就已看过了。

戴中溶也由王石坚联络和领导。

王石坚通过“龙潭后三杰”和戴中溶两条线，使中共中央完全掌握了胡宗南集团的核心机密。

王石坚还以西安为中心，建立起一个连结平津保、山西、甘肃、东北等地的情报网络，为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

1947年9月，军统特务在北平，使用美制电台侦听车和传奇飞贼段云鹏，侦获了王石坚情报系统在北平的一部秘密电台，顺藤摸瓜在西安密捕了王石坚。

这一次王石坚没有经受住考验，叛变供出了他掌握的情报网人员，牵连被捕达123人之多（龙潭后三杰在此前数月分别赴美留学而幸免），是中共情报战线最惨重的一次损失，以后会另文详述。

1938年毕业于经济系的陈忠经，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二九运动时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1938年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来到陕西凤翔，与胡宗南“见面欢叙，歃血为盟”，当了三青团首任西安市书记，1940年秘密参加了共产党。经周恩来精心安排，陈忠经与熊向晖（清华大学中文系）、申健（北师大经济系）三人构成了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一张间谍网，使中共中央掌握了‘西北王’胡宗南的一举一动，三次救了党中央，被誉为中共情报“后三杰”。

1940－1946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中间2年到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做翻译），据说是受周恩来派遣，于1948年进入美国政府机构工作，直到1985年被捕，长达37年，被认为是美国情报史上隐藏最深的间谍。

**官至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在中美关系破冰过程中，使中国掌握了尼克松总统希望和中国建交的情报，迫使美国作出了许多重大让步。美国方面评估他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超过美国所有破获间谍案的总和；**则说：他对中国和美国的贡献要以10亿美元为单位来计算（参见：周恩来的战略间谍：他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远超过已侦破间谍案总和）。

……

周恩来亲自发展、领导的北大学子中的杰出情报员，还有差点把八路军的顶头上司卫立煌发展为中共党员的赵荣声，抗日名将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

二、出身四代翰林之家的红色卧底

1935年入读燕京大学法学院新闻系的赵荣声，出生于一个四代翰林之家（这在中国1500年科举史上可能仅此一例），1936年入党，1937年春听任教文学院的斯诺讲访问延安的见闻，心向神往，就带着斯诺给画的一张草图，和十余个同学前往延安。在延安，他们见到了朱德、博古、林伯渠、陈赓、女作家丁玲等人，因为听斯诺讲毛泽东烟瘾很大，还特地带了两罐大前门香烟去拜望毛泽东。毛泽东和赵荣声等在窑洞里畅谈抗战和统一战线等问题。

赵荣声从延安回来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选调大批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赵荣声于1938年初被选派到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也就是八路军的顶头上司卫立煌处，担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中共中央由林伯渠负责同赵荣声联系。

赵荣声和卫立煌相处时，寻机宣传中共的主张和政策，促使卫立煌抵制蒋介石反共打内战的行径。一天晚上卫立煌和赵荣声聊天时，突然提出想参加共产党。赵荣声不知如何回答，就说：“我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问问林伯渠吧？”

林伯渠指示赵荣声：“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

后来刘少奇也找赵荣声彻夜长谈统战等问题，但对赵荣声想发展卫立煌入党的事，批评说：“你的胆子不小，想挖蒋介石的墙脚。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做不但对党没有好处，反而有危险。”

赵荣声虽然没有把这位国民党上将发展入党，却促使他给了八路军极大援助。

1938年4月卫立煌率部从河南往中条山转移，赵荣声建议取道延安。卫立煌到达延安时，中共中央组织百姓夹道欢迎，写的欢迎标语足有三十里。毛泽东亲自主持欢迎大会，并设宴招待。

卫立煌大为感动，觉得没有准备一份礼物。赵荣声乘机进言：“我看这份礼送不送都不要紧，他们不是说八路军急需枪弹、医药和夏服吗?只要在这上面帮他们点忙，比送份礼有用多了。”

卫立煌到达西安次日，便批了一个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还指示说：“第二战区的军队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又吩咐再发给十八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

赵荣声被誉为“做出特殊贡献的红色卧底”。
三、‘坑爹’女谍：我是毛泽东派来的

在上世纪20－40年代的革命大潮中，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更以其个人的独特魅力，影响了周边不计其数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其中不乏国民党高层子女。傅冬菊便是其中的一个。

傅冬菊1995年回忆说：1941年她在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中时，常到《新华日报》社去见周恩来，从那时起就特热爱周叔叔。

潘梓年那时是新华社社长，周恩来情报工作方面的主要助手。

在周恩来的教导下，18岁的傅冬菊背叛官僚富商家庭，追随共产主义，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号角社”。

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中共组织的引导，傅冬菊一开始就干起了情报工作。她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把国民党的一些机密情报和重要文件，提供给中共地下组织，或交给周恩来。

1942年，和杨振宁同一年，傅冬菊考入了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傅冬菊没有走杨振宁、李政道那样的科学救国道路，而是积极投入学运，成为中共地下组织“据点”的成员。
1.扭转华北战局

1946年傅冬菊从西南联大英语专业毕业。当时国共内战，傅作义出任国民党华北地区指挥官，率部连克集宁、大同、张家口等重镇，击败中共聂荣臻所部和杨罗耿兵团，华北解放军10万人马丧失大部。

在这国共胜败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组织布置傅冬菊回北平‘看望父亲’，就此留在傅作义身边。

傅作义将最重要的机密放在寝室的保险柜里，开保险柜不回避爱女，但保险柜的钥匙他白天放在上衣口袋里，晚上放在枕头下。

傅冬菊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为了再拿到钥匙，就打五岁的小弟弟傅恒的主意：她买了精美的巧克力糖和小弟弟做一笔交易，让他从父亲口袋取出钥匙交给她来换巧克力糖，还要弟弟拉勾发誓永远保守秘密。

等傅作义回到家，傅恒就爬到爸爸怀里，撒娇要爸爸讲故事，乘机拿走傅作义口袋里的钥匙，交给了傅冬菊。

傅冬菊打开保险柜，拿到了傅作义最重要的军事文件，用照相机拍摄下来交给中共组织。

中共华北野战军掌握了傅作义的军事部署、计划、战略意图等最重要的机密，逐步扭转了华北战场的不利局面。聂荣臻在回忆录中，高度评价傅冬菊的作用，称她提供的情报为“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

2.不让傅作义集团撤往江南

1948年10月23日傅作义召集军事会议部署奇袭西柏坡，散会后傅冬菊－崔月犁情报系统(崔月犁时任中共北平学工委秘书长)就得知了这一情报。

崔月犁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在上午开机发报给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刘仁又发来特急电报给中央。晚12时许，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手中，从而挫败了蒋介石、傅作义的这一重大图谋。

1948年11月国民党军在辽沈战败、失去东北后，蒋介石命令傅作义率部撤到江南。11月15日傅作义向傅冬菊透露，要全军撤往江南。

傅冬菊立即通过地下党组织，发急电报告给毛泽东。

如果傅作义的50万军队撤往江南，将给中共夺取全国胜利带来巨大困难。

华北野战军尚无能力向傅作义集团发起大规模攻势并阻止其从海路撤退，而东北野战军刚结束战斗，原计划休整三个月再进关。

毛泽东接到傅冬菊的情报后，立即改变计划，于11月16日、18日连电林彪，严令东北野战军取消休整，立即以最快速度（一两天内）进关，直取天津、塘沽，堵住傅作义的退路；另一方面指示傅冬菊劝阻傅作义撤往江南。

傅冬菊按照最高指示，再三劝阻傅作义撤往江南，说蒋介石不可信任，南撤没有前途。傅作义与傅冬菊谈得不欢而散，但在女儿劝说下对南撤一事犹豫不决。

3.截断傅作义撤往绥远的退路

傅作义的另一条出路是撤往他的老根据地绥远。这也会给华北战局带来诸多变数。

11月27日，林彪率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其中一路会合华北野战军，攻打傅作义退往绥远的必经之路张家口。

傅作义急忙派他的主力、也是他的子弟兵第35军驰援张家口。

傅冬菊从傅作义的保险柜中，取得了这一情报。

12月7日，得到情报的中共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将傅作义的35军围困在新保安。

傅作义见势已无可挽回，又想撤往江南。傅冬菊得知后急忙报告了毛泽东。

于是毛泽东命令对新保安“围而不打”，以拖住傅作义。

直到12月15日，林彪率军包围了天津及塘沽，傅作义再无可能撤往江南。

国民党方面认为：傅作义由于舍不掉父女之情而成了傅冬菊的人质，从而葬送了华北及50万大军。

4.和平解放北平

天津被围，傅作义成了笼中困兽，痛苦得“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傅作义老部下张新吾著《傅作义传》）。

傅冬菊趁势劝父亲求和降共。

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幻想，这时形势所迫，不得不向中共秘密求和。

由于傅冬菊的情报，中共方面对傅作义的思想动态掌握得一清二楚，便迟迟不理会他的求和，一定要把这位几乎消灭了华北野战军、差点端了中共指挥中枢的抗日名将整治得服服帖帖。毛泽东说，要让全中国看到是他打败了这员名将。

直到1949年1月15日攻克天津后，中共方面才正式接受傅作义的求和。

中共中央、毛泽东与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大半是通过傅冬菊这一渠道进行。

傅冬菊对傅作义在和谈期间的动态、情绪变化，具体到徘徊观望、怎么睡不好觉，如何在屋内焦虑地踱步，甚至急得把火柴棍放在嘴里咬等等细节，都及时作了汇报。

中共方面牢牢地掌握了和平谈判的主导权。就在傅作义接受中共方面的条件，于1949年1月21日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协约》后，毛泽东决定再狠狠敲打傅作义一下，起草了一份措辞极其严厉的《最后通牒》：“（傅作义）身为战争罪犯，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

傅冬菊1月29日接到中共代表交来的这份《最后通牒》，深知傅作义“士可杀不可辱”的脾气，害怕他看到后一怒变卦，让北平城玉石俱焚，便偷偷将《最后通牒》放在傅作义办公桌文件堆的最下面。

直到2月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份《最后通牒》，傅冬菊才将原件交给傅作义。

傅作义当即痛骂傅冬菊“不忠不义不孝，两姓家奴”。

但无论如何，傅冬菊是和平解放北平的最大功臣，她当时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还要超过林彪的东北野战军五十万大军。

当傅作义问她是谁派来的时，傅冬菊说：她是毛泽东派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