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

枪神

望着这帮凶神恶煞的打手，我感到他们根本不是人，而是阴间地府阎罗殿里的牛头马脸，夜叉小鬼。可这儿不是地府，这儿是红彤彤的世界，是阳上人间，但现今，连恐怖都变成红色的了。看到这惨无人道的一幕，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的人间现实，我的心紧缩成一团，实实的。这时一个声音在洞门处高声呼叫我的名这，叫我出去。刚才的余悸未过，这边又来声声催命，我的心提到嗓子上了。一个持抢民兵，把我押到办公室，里边已坐有两个人，一个叫冯0初(他是A派的干将,1984年“文革处遗” 時受到了应得的处理)，我原来就认识了他，满脸胡碴子，另一个比他年轻些（后来从其他在押人员的口中才知道他姓姜，外号叫“亚七奀’）。进去以后，我站在那里，他们没有说话，而是定定地瞪了我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可能是想先在精神上、气势上给我来一个下马威吧，才指了指他们对面的一张板凳叫我坐下。开头是例行让我报上姓名、年龄后，然后问我说：

“你对自己的问题考虑得如何？”

“我已考虑了。”我回答说。

“那你将自己的问题交代一下。”

我就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过的述说一遍，他们打断了我的说话，说：

“这些问题我们已清楚，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未作交代。”

我说：“没有了”。

“你可要想清楚些，话不要说得太早，太过肯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我没有就是没有嘛，要我怎么说”？我说

接下来，他们对我的审问，不再提及关于我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了，而是转口追问我在外期间与什么组织有联系？参加过什么组织？担任什么职务？回贵县有什么具体行动和计划？接受什么任务？如何开展工作？发展了多少人？

听到他们这一连串不着边际的讯问，使我一头雾水不知天，根本就无从回答，我很明确而又坦白地告诉他们：

“中央已有文件下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不得介入两派群众组织，因此，两派组织我都没有参加，在外地，我就是在我姐姐处住，与其他人和组织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偶而上街去看看大字报，也不识什么人，更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

“你什么时候参加反共救国团？”姓姜的干脆很直截了当地质问我。

“我从未听说过什么‘反共救国团’，更谈不上参加，因为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我的回答也很干脆。

“你知不知道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知道，而且要重证据，重事实，重调查研究。”我据理力辩。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显然姓姜的对我句句顶撞恼羞成怒了，他一边说一边拉开抽屉，“啪”的一声，把一叠材料摔到桌面上给我看，然后怒气冲冲地对我说：

“这就是证据！看看，这就是群众对你的检举揭发材料，没有事实，我们找你干什么？”

“如果你认为你们已有充分的事实证据，你就依法处理吧”，

我想也没多想就这样回答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干过些什么事情我心中完全清楚，所干过的每件事都历历在目。他们想讹我，诈我口供，想在我身上获得新的重大突破，好去向上邀功乞奖。因此他们反反复复的问我，就是想要我承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团，但我的回答始终没有改变，态度如一。

审问的人显然失去了耐性。这时一直阴沉着脸在旁边坐着冷眼观看的满脸初极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冷笑着说：

“姓简的，你现在别耍嘴巴硬，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突然话锋一转，他冷然冒出一句：“说说吧，你的那支五四手枪”。

听了他这句话，我更觉得他们可笑，因此我断然地回答他们：“我从来没有也不见过这些东西。”

“没有？”他反问我，接着说：

“你说话不要一下子说得太肯定，我又再提醒你一点，那支五四手枪是全新的，用油纸包得好好的，你不要抵赖装糊涂。”

“没有就是没有！”

“你这个贵县联络员，广西特派员，说说你们成员的名单和行动计划……”

枪神

听到他们这些不着边际的询问，看着他们如此低劣的审讯手段和方法，真让人笑掉大牙，不过这样的人也只能是这样的水平了。我除了在心里感到他们的可笑以外，更替他们感到可悲和脸红，造假造得如此低劣，全都是凭空捏造的东西。面对他们如此拙劣的审问水平，我内心更镇定和越发冷静，他们手上根本没有掌握我什么材料，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干过什么出轨的事情，更不要说让我去参加什么反动组织，自信我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立场和分寸的。我很从容坦然地回答他们：

“我不是什么特派员，因此，我就更不可能有什么名单和行动计划了，这个官衔是你们封给我的……”

“你不愿交代，只有把你交给群众了，现在我们给机会你不要，到群众大会上就没有这么好说了，等群众‘帮助’、‘帮助’你吧！”他们不等我说完，大力拍打着桌子说。

多动听的词藻，所谓“群众帮助”也就是他们常宣称的“群众专政”的代名词。是他们那帮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群众的愚昧和狂热，煽起群众的疯狂，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在那种场合下，还会有什么理性和文明可讲？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干得出来呢？但是，我总不能把脏水往自己身上泼吧？我没有再回答他们的问话，也不屑于回答他们。室内沉静，尴尬的难堪。姓姜的又拍起桌子咆哮说：

“你不要以为你不说话，我们就没办法奈何得了你是吧？主动交代比不交代好，早交代比晚交代好，否则，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

“看来你是不打算交代了，那就等着从严处理了。”

“……”

审讯室里静寂了。没有说话的声音，双方僵持着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只听他们恶狠狠而又无奈地吼：

“把他押回去”。

第二天下午，他们把我叫了出去，十月的太阳把地面还能晒得热烫烫的。他们要我把裤脚挽高过膝盖，跪在热烫的灰砂地面上，这个滋味是不好受的。这时，几个民兵围了过来，说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不肯老实交代问题，用脚猛踹踢我，我无法解释，也不容我解释，我只能把手臂紧紧地护住自己的身体，用双手保护自己的软肋要害部……那些关押在镇里的人在一边木然地坐着，他们没有看，也不想看，这些他们都已饱尝了，对此也就已经麻木了。这些民兵这样对我，无非是想给我来一个下马威而已。回到洞里，自己仔细一看，被踢打的地方已经淤肿了，我把从衡阳拿回来的药丸服了。说起这些药，在湖南时我还不想要呢，因为觉得自己在文革中并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总不会把我太怎么样了吧？自己想得太简单幼稚了，那时他们这些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性和人性，杀人已经杀红了眼睛，打人已经打上了瘾，一天不得打人过下瘾，他们的心就总是痒痒的，只是看那个碰上那个倒霉罢了。現在可摊上用途，我在心中特感谢姐姐为我想得细，准备得周到。

到了晚上，又是10点多的时候，又开始对我进行提审了……。连续几个晚上都是这样地如法炮制，反复折腾，但从我身上始终无法如愿得到他们想要的材料。

通过几天下来，我对里面的环境了解了许多，镇政府——一个人民权力的机关已沦变成为一座关押人民的监狱，共和国的宪法在这里已被完全践踏，由于他们手中掌握了权力，所以他们就是法，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每天晚上在那里都可以听到阵阵疹人、凄厉的叫声，这是他们在对被关押在里面的人使用刑罚时所发出的痛苦的嚎叫。

初步适应了那里的环境后，刚回来时那种惊怕的心情稍稍得到了缓解，坐在那潮湿、阴暗的水牢里，特别的思念亲人，特别想家，也特别挂念我的那些同命运的插青队友们，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呢？现在自己一个独自被关押在这里，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交往，无人可商量，只能凭着自己的推断去应付他们，感到多么的孤单和无援。我想，他们如此对待我，无非是想首先要从精神上，思想上摧垮我，所以他们暂时还未对我施以酷刑，毒打。对我踢踢打打跪跪，按照他们的说法，只是“小儿科”，意思意思一下，小小“见面礼”，好戏还未开场呢！但不管怎么说，我自己回来以后，我没有把责任推给任何一个人，也没有出卖任何人，更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良心。对于在文革初期串连组织插建队青年回城，以及以后出现的所有事情，我力担全部责任，我不想也不希望那些老插老建队友们像我一样遭此不幸，不要因我而受无辜的连累牵扯。看到那群民兵每晚都在变着法子去摧残、折磨关押在里面的人时，我就想，厄运什么时候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虽然已有所心理准备，但始终有阵阵的惶恐不安，终究自己还未親身经历过那种场合，仅是听说而己。

我就是这样提心吊胆地捱过了一天又一天。像这种一个人的精神和情绪永远处在高度紧张之中的日子，过一天比过一年还要漫长。

……

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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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神

第十章 绝望人生

担心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68年10月25日这天下午, 一群民兵突然蜂蛹而至来到洞前, 如临大敌般将洞口团团围住, 髙声狂叫要我出去。出了洞后，他们喝令让我跪在毒辣辣的太阳底下，什么也没有说，就先给我来了一顿脚踢，送了“見面礼” 之后，才让我交代自己的问题。我说：

“我的问题都交代过了，主要是对现实不满，攻击伟大领袖和林副统帅，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安心农村劳动，带领插青们回城……”

“现在要你交代你关键的、主要的问题，其它不要你多说”。

“我主要的就是这些了，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嘛”， 我回答他们说。

“看来你的嘴巴还挺硬的啊，你是要死硬到底不見棺材不流泪了，那就告你，做好准备，今晩去参加群众大会，好好接受群众对你的‘帮助’……”

見得不到什么效果，他们对我折腾了一番之后，又把我押回水牢里去。

坐在洞里，我细细地品味他们刚才对我说的话，我想到了许多。今天他们这一行动，让我很感突然，也覚得怪怪的，他们这样做决非偶然而为，看来要到大会接受“群众的帮助”这一关是逃不了的。我极力去想象“群众大会帮助”我時的恐怖惨酷情景。在此之前，我已听了不少所谓“大会批斗”、“群众帮助”的真实情况，那才真正是法西斯式的暴行、酷刑。让你站在会场的中间，低头弯腰地站着、飞机式站着……然后木棍……皮带……板鞋……拳脚交加……这就是他们的“群众帮助”，我虽然未亲眼目睹过“群众帮助的“盛况”，但听到了不少亲历者所述，我初中时的历史老师罗一伍不是被他们硬诬指为国民党特务而活活打死在会场上吗？我高中时的同学宁德敏、韦耀权等在校时的文艺活跃分子不也是活生生地被打死的吗？（韦耀权兄弟俩的尸骨直到1984年处理文革遗畄问题时，才被从火車站附近寻到挖掘出来）……种种惨象，使见者心惊，闻者色变。我实在不敢想象我将会得到他们对我什么样的“礼遇”，但他们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我的，这是毋容置疑的。因为从衡阳被抓回到贵县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对我如临大敌，把我单独囚禁在水牢里，他们诱供、企图硬给我扣上“反共救国团”的帽子，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不惜手段去搜罗有关我的材料，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不可。在那红色疯狂的年代，失去理性的年代，无法无天的不正常年代，“攻击”伟人，夲已是滔天大罪不可宽恕，现在又再加上“反共”的罪名，因此即使拿我去抢毙一百次、一千次他们也感到不为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想到自己年纪轻轻，刚刚23岁，正是处在人生的黄金时期，“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就要无辜冤死、惨死在自己信仰的红色政权的红色恐怖的红色专政底下，内心确实不甘。这样地死，我死不瞑目，心头阵阵紧缩。看来这一关是难以闯过，也无法闯过，一切都是命定的了，我万般无奈。我不希望自己死得那么可怕，那么惨，死时的样子那么痛苦。对人生，对未来我完全失去了希望。那时，年刚20多岁青年的我，忍受能力己达到了极限，无法再忍受下去，在心灰意冷万般无奈之际，蓦然间一个“死”字浮现在脑海中。我想到了死，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能以死抗争呢？对，我无罪，我有什么罪？既然自己无罪，而他们又要置我于死地，我也只能以死抗争！想到这里了，自己内心反倒踏实许多了，不能好活，我死也死出个样子来。但怎么个死法，我在思考用什么方式可以痛苦少一些地死去，但自己找不出个头绪来。上吊，我被关在水牢这个地方，洞内徒有空空四壁，触电？洞内的电源线路早已拆除；碰墙？地方窄窄的连转身都显得困难；服药自杀？何处要药？家里每天两餐送饭来时还要查一、查二……难道真的连求死也没有办法了？这時我想起了我刮胡子的刀片，赶紧摸摸我的行李袋，“啊，还在！”在被抓回贵县时，他们也检查了我的行李，但这个刀架和刀片没有被他们收缴去。这么说，我寻死终于有办法了——自刎！我把刀片拿出来仔细地端详着，它是那种单面刀片，硬硬的，可以顶用。想到自己将要用它来结束自己年轻而又无辜的生命时，我的心在滴血，我拿着刀片的手不自禁地颤慄起来。“自己的生命就真的那么没有价值了吗？”我在问自己。这时，我想到了父亲早逝后把我抚养长大的兄姐，想到了多年关爱我的老师、同学；我想到了在红旗长大的我，当初那么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国分忧、毫不犹豫，非常真诚地踏上了上山下乡与工农结合的道路。那时，我多么的相信和崇拜这条道路的神圣。我渴望能在乡下干出一番无愧于我誓言的事业，我要追随董加耕、刑燕子的足印永远，永远！因此，在农村的那段日子里，我努力地工作，不怕辛苦，不怕疲劳……这一切的一切究竞意味着什么是不用多说了，然而，最后我得到了什么回报呢？难道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回报？我茫然，更是失落。这時我感到我立足着的土岸，正在湍急的潮水冲击下而迅速地塌落，盖地铺天的浊浪正在无情地要将我吞没，我多么的不甘心自己就这样轻易地了结自己年轻的生命，但又无力抗击倾盆排天而下的惊涛恶浪。

枪神

每每想到“群众帮助”这一漂亮华丽词藻后面所蕴藏着悲惨可怕的场面时，我的心就冷了下去。想到即将面临的折磨与摧残，覚得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值得自己去留恋呢？！那时候，我整个人、整个身心都已完完全全的麻木了，满脑子想到的都是一个“死”字，死亡对于处在那个处境的我，已不再是一件什么可怕的事情，应该说是轻松的人生解脱。

这时，儿时的一件事情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 12年前发生在我们家中我所亲眼目睹的一件事，并一直深深刻印留在我的心中：

1956年夏秋时节，我刚刚11岁，正在念小学。那年贵县发生百年未遇的大旱灾，整个东湖已经基本干涸见底了。为了抗御旱灾，从县机关干部、商店企业、街道居民群众到中、小学学生，凡是能动员的力量都全民总动员投入到抗旱救灾斗争中去了。一天我去参加抗旱回来，吃过晚饭后，天已入黑了，我正在后院洗澡的时候，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了凄凉悲切的呼救声，我心一惊，再仔细听听发现呼救声音是从我家屋后廖大叔住的楼上传来的，而且一声比一声凄厉、哀切，听得人的心直发毛，我感觉到事情不对头，连身也顾不上擦干，急忙忙穿上裤衩子，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勇气和胆量，同在旁边洗衣服的一个姓何的女住户一起朝发出呼救声的二楼跑去。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二楼时，在微弱昏暗的煤油灯光下，一幅惨像呈现在我的眼前：只见廖大叔的大儿子满颈鲜血喷溅，瞎眼睛的三婆在一边凄凉地大呼救命，我被眼前这景像吓呆了，愣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姓何的对我说

“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快去叫人来啊。”

我才猛醒过来，赶忙跌跌冲冲奔走下楼到外面去叫人，见到我父亲时，惊吓得说话都结结巴巴，颠三倒四。事后我听大人们议论这件事情时的，才知道原委。原来廖大叔这个大儿子患有哮喘症，他在街道搬运队做体力工时，比较吃力。而街道的治保主任同他一起做工时，看他吃力的样子，就多看了他两眼，他以为是被监视了，而当时又正是大搞“肃反”“三反”“五反”运动之际，他心里极度恐惧留下遗书走上这条自刎不归之路。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从此烙下了深深的阴影，永远挥之不去，直到现在都还历历在目。想不到最终我也会走上这条路。

枪神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5-8-20 08:21
听说要被大会整，
心中凉透嗖嗖冷，
找到刀片想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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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神

古民 发表于 2015-8-27 07:20
苦难的经历，凄凉的文字！
             文革中有多少精英被逼自断？
                               ...

谢谢古民朋友的关注及点评！

枪神

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家里送饭来了。我打开盒盖一看，发现有煎荷包蛋，有榄角猪肉，还有空心菜，似乎今晚的晚餐特别丰富。“奇怪”，我心里在想，“莫非家里知道我的去意已定而给我准备的特别晚餐？不管怎样，吃了再说，死了也要做个饱死鬼。”吃着，吃着，我突然感到吃到空心菜的时候嚼到了什么韧韧的东西，嚼不烂。吐出来一看，是一卷卷得很小很小的字条。我赶忙往洞口外一瞧，没有人。然后装着吃饭的样子，一面心情紧张，小心翼翼地打开字条看，那熟悉的笔迹呈现在我眼前，是我四哥写的。上面写：

“弟弟，你在里面的情况我基本已经知道，望你要坚信自己，我在等着你回来，妈妈、嫂嫂和兄姐们都在等待着你回来，不要绝望，更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切切！！！”

接着在榄角内也发现有张，我顾不上吃饭，赶紧再认真仔细翻看那些菜。果然，在荷包蛋里，在猪肉里都发现有字条，打开来看，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我估计那是四哥做事考虑事情细微周到，担心我看不到，故而多写几张，分放多处地方，总有一张会被我发现到，其用心良苦，可想而知。

枪神

我再也无心进餐了。想到年迈体弱的老母亲，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一家人的遭遇，使她老人家的心受到的创伤太重太重了，给予她老人家的一连串打击都是那么的惨重。先是文革初期，我被倾城的大字报重重围剿、追杀，打成反革命黑帮，使她担心受怕；后是在平南县任县长的大姐夫刘春学被打成走资派挨斗、被整，使她老人家牵肠挂肚；接着刚高中毕业的妹妹外出串连，归家途中不幸感染上脑膜炎，回家不到一天时间就撒手人寰，年刚十八，正是花蕾绽开之际，更使她肝肠寸裂；随后二哥在部队里又受到冲击，三哥在大学里也被靠边站，她闻知后寝食不安；而我呢？我这个幺儿现今又被关押起来，前途未卜。母亲她老人家为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人，辛劳一生，如果现今我自己走上绝路，她那极度脆弱的心灵和神经，还经受得起这重磅打击吗？我对自己的选择又有些犹豫不决起来。我问我自己：我就这样地选择轻生，选择死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值吗？如果我就这样死去，谁来为我洗擦这不白之冤呢？如果我就这样白白地死去，将会使我的家人、我的兄姐受到更大的牵扯，我又于心何忍呢？！我这样做是不是自己对自己太残忍了？我是不是太懦怯了呢？我无法回答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但想到未卜的前景，那无情的斗争时，我就不敢再往下想了，也无法再想象下去了。在我眼前呈现的是一张张似陌生而又十分熟悉的亲切的遍体麟伤，满身血迹的脸孔，那不是刘0慧吗？那不是林0甫吗？那不是杨子章老师吗？那不是谭秋荣同学吗？那不是……我更见到随着浑浊的江水漂浮而来的用铁丝穿串、用竹篙捆绑起来的一串串、一排排尸体；还见到贵县糖厂独山那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侥幸生存者，在他伸出双手可怜兮兮地向路人求救时，又被臂上戴着红袖章的执行者发現，走过去给他再补上两抢的残忍场面……。我掩面而泣。对前途的绝望，对人生的恐惧和憎恶，使强烈的求死欲占据了我的整个思维，脑袋被千千万万个“死”字充塞着，再难以正常运转。那时那刻，我感到自己除了了结此生外，再别无选择，也容不得我去选择。去意已定，我的心情反而平静了许多，“人之将死，其言亦善；鸟之将亡，其鸣亦哀”。我含着泪水，借着西下落日射进洞内的余晖，伏在台阶上，给母亲留下我的遗书：

“妈妈，亲爱的妈妈，原谅我，不孝儿子未对您老人家尽过半点孝敬之心，辜负了您对我二十三年的养育深恩。这两年多来，为了我，您更操碎了心，深恩未报，愧对母亲。今天，我要走了，我不得不这样走了，因为我无力抗争命运，我亦无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但我是清白的，我是清清白白地走的！我没有做对不起您老人家的事情，更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原谅我吧，妈妈。不孝儿子毓骐叩拜”。

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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