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过生活关。 刚下乡插队时,国家给我们每个“插青”安置费是185元,包括购置生活、生产用品和我们半年的生活费。第一个月每人6元,以后每个月5.5元,5元,4.5元,4元,只发6个月就停止了。以后要靠我们自己挣工分来养活自己。我们五个人一个小组,就组成一个小家庭了。对每笔开销都要抠着手指头来计算哪项该开支,哪项可以暂缓,哪项不该开支花费,都要算的一清二楚,账目公开,让大家都知道。心中对我们这个家有个底。说起我们这个插青小组的五个人,都是来自普通市民的家庭,没什么背景,且各人都经历过艰难,虽然个性和爱好不同,但有一点,我们相互之间都能够做到理解和谦让,也懂得珍惜和节俭, 不在枝节问题上过于斤斤计较, 所以相处得还算和睦、融洽。五个人中陈作雄的年纪最长,我次,因此在我们这个小家庭里,我们两人都能比较自覚地负起责任。白天出生产队集体工,收工回来,家务事大家都能主动去做,不用催促。互相之间有意见了,都能摆到桌面上来交谈,清除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我们之间很少有吵架顶嘴的现象。队里分有自留地给我们,卓群英、李玉珍、莫洁贞他们几个女的在街道副业场呆过一段时间,自留地种的菜,该种什么,什么时候种,如何护理,她们已有一套经验,所以我们小组自留地种的菜并不比社员的差。为了改善生活,我们还养起了鸡和猪,这个小猪大多数是莫洁贞护理,把它养得滚圆滚圆肥嘟嘟的。养到120多斤重时,拿去上调给公社。那年头,私人不准屠宰买卖,要由食品公司统一销售。上调一头猪,可得回几斤肉票去食品公司购买,把猪卖了以后,我们买了猪肉回来,美美的加了一餐菜。因为是我们自己劳动所得,大家吃得很开心,很快活。 而最使人头痛的是燃料的问题。社员们烧的柴草,除了队里分的稻草、玉米秆、蔗叶之外,全都靠上山割茅草。去山的路不但远,往返一趟七、八十里,崎岖难行,一天只能割得一担,还要清晨一大早出门赶路,如果草源难找时,晚上回到家时天都快入黑了,人也累的够呛。所以每次上山割茅草我都心怵,一是路远难行;二是因为社员们都是靠割茅草作为家庭的主要燃料来源,所以草源难找;三是由于自己的眼睛是深度近视,割茅草是手笨脚笨,割不快;四,割好茅草,装担又是一门技巧。装担装不好,挑起来特别吃力。怵心归怵心,去山割茅草硬着头皮也要去。有几次钻了大半天山,也找不到草源,怎么办,总不能空手而归吧?那样岂不被人笑破肚皮,我和张若波想了个“投机”的办法,在途中自个掏钱买人家的茅草挑回去交差。后来陈作鸿通过熟人关系,在当时的贵县糖厂那里要到蔗渣票,去糖厂拉蔗渣糠回来烧。我们利用农闲的时间,向生产队请假,经批准,然后“全家人”出动由李玉珍回家借木板车(因为她母亲是在街道拉木板车运输的),用麻包袋把蔗渣糠装好,然后把車堆叠得满满的,推回生产队我们的小家里,每推一次就能用好长一段时间,这样,基本上解决了燃料困难的问题, 我们就不再用上山割茅草了。 下乡插队后,吃的问题也是我印象中较深刻的。以前在学校时,也经常到农村去支援春耕生产、秋收,住在农民家里,住上三五天就又回学校了,虽然是蜻蜓点水似的,我们也能看到、听到、因此也知道农村的生活比较困苦,但究竟困苦到什么程度,就确实无法知道了。这次插队到农村后,身临其境,才使自己真正体会到农村生活困苦的程度。我们所在这个队的社员群众,一年365天一天三餐天天都是吃的玉米粥,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吃上一餐白米饭。荤腥菜就更不用说了。这里的社员群众,每天一大早,每个家庭都用大锅头熬一大锅玉米粥,放在锅里,这就是全家人一天吃的了。一锅粥,米没有几粒,粥稀得可以照见人。社员们都喜欢用一个带嘴巴的瓦罐盛粥,什么时候感到饿了,就去就着瓦罐嘴灌上一两口。那些粥从瓦罐嘴里倒出来简直跟水一样,特别是夏天天气炎热时,粥很快变馊了的,这些馊了的粥,我吃一口,刚一进嘴马上吐了出来,那股酸馊的味道很浓,我受不了,也一直无法适应。吃不下去,自己只好挨饿。我看到社员吃得津津有味,那时,我认为这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时隔多年后,我每回忆到这件事,才明白,那是生活所迫。因为当时的生活水准只能达到那个地步,和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的生活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令人扼腕慨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