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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避免武斗 次日下午，秦甫诗带领部分场部的“保岳派”群众，手持棍棒铁叉，分乘两辆汽车顺大堤依约来到王台孜。 我们王台孜的“保岳派”早已经做好准备，周班副将队伍简单编排一下，然后有人步行，有人乘车，沿主干渠大路，向三队开去。 三队位于大圹圩中心，由于地势低洼，远离排灌站，是围湖造田最后开垦的新建队。 但三队、四队是我们王台孜二队从圩内到场部的必经之路。 三队全队人员，基本上都是六四年的老知青和少量老职工，全队人员的政治观点，除了少数几位是“保岳派”，绝大部分人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保孙派”。 尽管许多人都是熟人，在派性和阶级性的煽动下，他们对“保岳派”的人员充满仇视。 我们的游行队伍走到去往三队的岔路口，我让两辆汽车开回场部，要求全体人员步行穿过三队。 秦甫诗大惑不解，问我为什么不带上汽车？ 我说，前面的道路肯定被三队的人毁坏或设有路障，带上汽车就是负担。 秦甫诗将信将疑。但他不再与我争辩，让汽车司机将车辆调头绕道转回。 我们走近三队，果然看见大路上一路被挖了几条深沟，汽车根本无法通行，只能走人。 并非我有先见之明，我站在汽车上，能清清楚楚看见三队附近有十几个人扛着铁锹在转悠，有的人还在路上挖坑。 大圹圩圩内的地势平坦广阔，没有或很少有高大的树木。我们新栽种的树苗都未长大，毫不影响视线。四下景物，一目了然。 我们站在王台孜，就能看见三队和五队（墩圩）的房屋。 当时，我们各队组织篮球赛，要想知道对方来没来，只有走出房屋，到空旷的地方四下一看，就知道了。只要来人走出队部，就能远远看见他的身影。 我们的队伍走进三队队部的大路，只见三队的全部人马，手拿钢叉铁锹，虎视眈眈站在大路两边，满怀敌意，对我们怒目而视。 远远就听见他们的队伍里有人在大声挑动说：“王台孜的人拿着家伙，到我们队示威，欺人太甚！” 我走在队伍前面，带人向前缓行。 果不出所料，走进三队，在正前方的路边，三队的一个姓倪的舒城知青、也是“保孙派”的一位干将，将我们的队伍拦住。 他站在大路中间，对走在队伍前的我说：“暂停，暂停。” 游行队伍只得停下。 我们是老熟人，他对我保岳中林，反感而愤慨。 由于场党委曾经将我成立的学习小组打成“反革命组织”，保孙派中很多人都指责我“有仇不报非君子”，认为我保岳中林是政治投机，因此保孙派对我很反感。 姓倪的知青恼怒地对我说：“甄远东，你欺人太甚！” 我问他：“老倪，怎么了？这是公共大路，我们举行‘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保卫毛主席’的示威游行，路过一下，就是欺人太甚了？你们队的人去场部，难道不走四队？能飞过去？你要知道，这是必经之路，难道你要阻扰我们游行示威的革命行动？” 他张口结舌，不知道如何对答。 我又说：“老倪，我们都是穷工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干吗这样一见面就脸红脖子粗的？这是公共大路，我们走一下，你们何必这样剑拔弩张？当然，你要反对我们保卫毛主席，我立即带人回头。你要支持我们保卫毛主席，就请你让开。” 面对我有理有节的问话，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但也不愿意让开。 我软中有硬地说：“既然你一定要阻拦我们这次‘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示威游行，反对我们‘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行动，那我只好带人回头了。但这个后果和责任，你要承担。” 他不愿意、也不敢承担反对我们“保卫毛主席”这个重大罪名，只好默默退下。 我们的队伍在他们刀枪棍棒的威吓下，井然有序地慢慢前行。 但队伍中的党委秘书秦甫诗，此时突然在队伍里小声下令：“打！都给我冲上去打阻拦我们游行的人！这时不动手，何时动手？” 幸好他指挥不动，他的话没人听。 秦甫诗找到周班副，要周班副下令对三队路边充满敌视的群众，发动攻击。 周班副也不想这样贸然武斗，说：“我指挥不动，这个得问甄老。” 秦甫诗冲到我面前，激动地说：“远东，叫人打呀。” 我说：“不能打。” 秦甫诗愤然质问我：“为什么？他们在挑衅，在阻止我们的革命行动！甄远东，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理由，你为什么不让打？” 我冷笑着说：“他们没打我们，我们怎么能先动手打他们？” 秦甫诗大怒，对我说：“你胆小！” 我冷冷地说：“我胆小？哼，你去买二两棉花纺纺（访访），我但大包天。” 秦甫诗问：“这么好的机会，哪你为什么还不下令打？” 我讥讽地说：“秦秘书，你知道吗？大圹圩农场除了‘保岳派’和‘保孙派’这两派，还有隐蔽的两派。你知道是哪两派吗？” 秦甫诗陷入迷茫，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说：“这隐蔽的两派，就是你们这些管理干部和我们这些被你们管理的工人。你们管理干部是一派，我们这些被你们管理的穷工人，是一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秦甫诗如入梦中。 人为的派性斗争，代替不了客观上的干群矛盾。政治体制不民主，官民矛盾是必然。 我对秦甫诗说：“哼，我胆小？嘿嘿，要是对方这些人都是你们这些管理干部组成的，我早下令打了！” 秦甫诗惊得目瞪口呆。 我连连冷笑，将话题转为现实：“秦秘书，你要我带头发起武斗，是要陷我于犯罪！” 秦甫诗如梦方醒。 不，不知道他有没有醒，但他意识到理亏，不再说话。 我两人之间的个人友谊，到此基本结束。剩下的，只是我们都是一派的派性关系。 大部分“保岳派”的人都是清醒的，对我的做法表示赞赏。包括三队的对立“保孙派”的很多人，都认为我这个人行事，在大处上能把握住分寸。 我这样处理显然很明智，幸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大型武斗。 双方队伍中，都有一些喜欢无事生非、热衷打架、血气方刚的莽夫。 有次我们收工归来，在连队湖边大堤上见一船民在船上打老婆，其凶狠之状令人气愤。同行一老知青见状不平，冲上前跳上船将船民打倒。不料船民俩口子不约而同跃身而起，同仇敌忾，将这个老知青饱打了一顿。 这种类型的人并非只有一两个，今在两派面对面敌视之下，此类哥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大有冒险武斗一逞英武的欲望。 若不是我们双方能控制局面的人头脑清醒，这一场武斗在所难免。 这场近距离面对面的相互示威，一旦打起来，非死即伤的人数也绝非少数。 我不知道秦甫诗当时，头脑为何那么冲动，简单。 后来中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成立兵团后是军人管理，他们对“清查五一六”更是极左有加。 有人揭发秦甫诗曾在这次事件中意欲挑动武动，团党委非常重视，派人找我调查秦甫诗，了解他当天在三队的行为和他说过的话，被我顶回。 我对调查人员说：“我们‘保岳派’的人，都是反对武斗的，秦甫诗也一样反对武斗。再说，我们场没有发生大的武斗，他是场部‘保岳派’的头头，不是全场‘保岳派’的头头，他怎么可能挑起这场武斗？” 不知道秦甫诗知道不知道，我当时只要实事求是地将事实说出来，他就要倒大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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