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半醉汉 于 2015-4-2 10:50 编辑
“保岳派”和“保孙派”的斗争，日趋激烈。双方不仅互相贴大字报揭底，还经常进行公开辩论。“保岳派”在“保孙派”队伍里面，千方百计找阶级敌人。“保孙派”在“保岳派”的队伍里，百计千方抓反革命分子。从总的形势看，“保岳派”占上风。 注重组织路线，重视思想政治的岳中林，拥有大量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为群众基础。 重视建设生产的孙家禹，注意重用一些懂技术的旧职员和技术人员，这些人拥护他。 人们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中“找”敌人很难，在懂技术的旧职员和技术人员中“挖”敌人则很容易。 王台孜的“保岳派”很快在“保孙派”的人里面，找到两个阶级敌人。 他们都是老场长孙家禹旧部。 一是死老虎郭秘书，他是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仅此一条，谁也不敢说他不是阶级敌人。何况，“保岳派”还查出郭秘书曾在一九四五年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罗斯福总统的四个伟大》！ 这就足以可以随时至郭秘书于死地。 二是挖出了隐藏的敌人、公认的老好人王建淮会计。 “保岳派”在档案中查出，王会计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三个月的宪兵。宪兵，是维系军纪，处理军队中的刑事事件，违犯军纪的事件的军人。有军事警察之称，国民党的宪兵，按政策是阶级敌人，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 “保岳派”将郭秘书和王会计戴上“反革命分子”的黑牌，挂在他们的脖子上，在队里游斗。平时还命令他两个人出门带上白袖章，以示侮辱。 郭秘书和王会计一贯奉公守法，平时为人皆善良谦和，固然被挂上黑牌子、带上白袖章、打成反革命，可没人恨。 包括“保岳派”里的一些人，私下对他们两人的遭遇也很同情。 场里的各队之间，造反派开始串联。 人们对打倒党委书记岳中林的兴趣，似乎比对打倒老场长孙家禹的兴趣更大。 我觉得，这非常意味深长。 干部们人人自危，见人开始和蔼起来，甚至有点点头哈腰地讨好工人。 也没人再卖力抓生产，渐渐地，大家由开始的不遵守纪律，发展到都不出工。 起先，胆小的工人们就是没人分配，也会自觉下地去干一会活，虽然只是做做样子，毕竟下地干活了。很多人这么做，是怕领导秋后算账。后来大家见不干活也没什么事，就都不干活了。 有些胆大的工人，从一斗当权派开始，就一天到晚打扑克、下象棋，打篮球。 玩，翻着花样玩。反正不上班干活也没人敢管，无政府而有人发工资的日子真幸福。 场里的“保岳派”和“保孙派”双方都在争取我，极力邀请我参加他们的革命组织。 场长与书记，对我来说，他们俩都是管理者，与我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换言之，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而且，我和他们两人都很陌生，没任何私人瓜葛。 他们压迫我剥削我够多够狠的了，我为什么要保他们？ 谁我都不想保，我看热闹不好吗？ 再说，参加革命组织，就意味着要听从这个革命组织的号令，这对我是极不愉快、极不情愿的事情。 凭什么我要听你的？你为什么不能听我的？ 灵机一动，我和裔师傅、老大、周班副、张教授、赵婊子、钱大鸟等人商量，我们自己另立门户，成立一个“真理”战斗队。 我们谁都不服从，只服从真理。 大家都赞成。 因为两派都在批评逍遥派，逍遥派并不光彩。 参加革命组织，就是革命群众，不是落后分子了。况且，有了革命组织的保护，别人也不敢来欺负你。何乐而不为？更重要的是，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就能刻自己组织名称的公章，出门带着自己开的介绍信或证明，住旅店不求人。甚至还可以凭自己开的介绍信进行外调，有很多方便。 于是，我们成立了“真理战斗队”。 我们“真理”战斗队一成立，立即先声夺人，有很多人参加。 大家选我当队长，被我坚辞。 我建议赵婊子、周班副当队长。 我私下对老大、裔师傅和赵婊子说：“我不能当队长，我是喜欢没事找马蜂窝捅捅的那种人，没准哪天会戳祸，别连累大家。” 我提议赵婊子、周班副当队长的意见，被一致通过。 大家提议，要发宣言，做队旗，做袖章、刻公章，买油印机，买刻字的钢板、蜡纸、油墨，还要买笔、墨、纸张写大字报。 有人还提议，我们自己办一份报纸。 这个建议，甚合我意。 这些，都是必要的需要急办的事情，可钱从哪来？ 有人提议大家一起凑份子，被我否决。 我说革命造反，还能花自己的钱吗？我去找钱，我能找到钱，你们静候佳音。 众人将信将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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