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作者：谢鲁渤）

大乌珠

（舒鸿 1894—1964，浙江慈溪人。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斯普林菲尔德学院体育系，复攻读卫生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之江大学、东南大学、持志大学及浙江大学等校教授。1936年曾在第十一届奥运会篮球比赛中任裁判员。1952年任浙江师范学院体育专修科主任。1962年任浙江体育学院院长。1963年任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兼任浙江省体委副主任。为国际篮球裁判。舒鸿因肺癌逝世，享年70岁。 编者）

 

谁持彩练当空舞 （16）

总是第一的舒鸿

竺可桢对大学培养人才的标准，提出过四条：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明辨是非而不徇厉害的气概；健全的体格。其中第四条“健全的体格”在浙大的贯彻，就是形成了“体育课不及格不得毕业”这样一个制度。1938年十一月间，浙大刚刚迁至广西宜山，部分四年级学生以时局动荡为由要求不上体育课，但竺态度鲜明地表示：如全体不上体育课，则全体停学亦在所不惜！

浙大这一制度的建立，始于体育部主任舒鸿的一个提议。舒向竺提出，学校应加强体育观念，凡体育不及格之学生，不能毕业。竺采纳了。在中国的体育教育家中，向有“北马南舒”一说，北马指的是北京大学马约翰教授，南舒即任教浙大十八年的舒鸿。就体育教学而言，舒在浙大时和校长竺可桢的想法总是惊人地一致。竺长校浙大没几天，舒就找上门了，建议在当年的五月一日举办一次校运会，竺当即赞同；西迁途中，教学事务繁杂，与其他学科相比，体育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但舒鸿的建议，却使之成为了非重视不可的科目。有个土木系四年级的学生，体育不及格，学校果然未准予毕业，学生去找舒鸿求情，舒的回答是必须再补修一年，后考虑到该生实际情况，竺可桢变通为补修三个月，条件是每天需至舒鸿处签到，再由舒的助教领去上体育课，三月后考核。结果这位学生硬是突击三月，取得合格后方毕业离校。

这件事发生在浙大黔北办学时期，教学环境的相对稳定，使浙大在体育方面更显活跃。1940年六月，也就是浙大迁至遵义的当年，舒鸿就在湘江边的洗马滩开辟了一个游泳场，这是舒自江西泰和以来养成的一个习惯。舒知道竺可桢有两大体育爱好，一是网球，二是游泳，在泰和时，就约了竺一起去赣江边的白鹭洲游泳，发现那里有一片水域底部平坦、江流缓慢，非常适合作为学生游泳课的训练场所，就插上竹竿，拉起绳索，圈了个临时游泳池，还商定将游泳作为浙大学生的夏季必修课。后来在江西宜山的龙江、遵义的湘江、湄潭的湄江，舒鸿都带领浙大师生开辟了游泳场，使许多学生学会了游泳。

舒鸿对学生的游泳训练是近乎“强迫”性的，先是自行抱一张课桌，凫水至游泳场中央，放下课桌，再放上点名册，然后宣布：凡是游泳课，必须在点名册上签到，否则以旷课论处。这一来学生们就不得不下水了，舒鸿以为，人和水是有着天生的亲近感的，学生只要下了水，就能习惯水，熟悉水，喜欢水，就一定能教会他们游泳。舒鸿规定的游泳课及格成绩是五十米，但一些并未达到这个数字的学生，他有时也能给予合格，1943年的浙大电机系学生、旅美学者虞承藻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似可假以解释：

    舒师对同学体育成绩的评定，并不按统一标准，而是按每个同学原来的体力和水平，看进步大小和上课时是否认真努力而定。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有一项俯卧撑，有的体力差的同学，原来只能撑三五下，经过努力锻炼，考试时已能撑十几下，他的成绩就不比原来就能撑二十几下，最后能撑三十几下的同学差。这是科学的，合理的，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

虞承藻还说，对遵义时期的浙大，“最使大家一致怀念的师长有三位，竺可桢校长、费巩训导长和体育主任舒鸿老师”。当时的舒鸿，完全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他的一些经历，即便是拿到今天来谈论，也依然颇具光彩。舒鸿1919年赴美勤工俭学，选的是体育专业，这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是非常罕见的。在舒就读的斯普林菲尔德学院，即广为人知的春田大学，体育教授是个名叫詹姆士·奈史密斯的加拿大人，世称“篮球之父”，世界上第一次正式的篮球比赛，就是在他发明了篮球运动的次年，1892年一月二十日，在春田市举行的。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首次将篮球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奈史密斯则应邀担任了男篮比赛的最高仲裁（当时还没有女篮项目）。这位詹姆斯教授，就是舒鸿的导师。  1514

（马约翰 1882—1966，福建省厦门人。著名的体育家，在体育理论、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919年5月，作为评选委员会委员，他曾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第四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1921年和1927年，马约翰分别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五次和第八次奥林匹克运动会。1930年4月，马约翰担任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的全国选手总教练。1936年，作为中国田径总教练，他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12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后到苏联和欧洲各国考察。1949年前后，马约翰还曾任美国体育研究会会员。1949年10月和1952年6月，他先后两次当选为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1953年9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国家体委委员；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10月，当选为全国体育总会主席。 编者）

 

（待续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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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担任奥运篮球裁判时的舒鸿。原书插图）

 

谁持彩练当空舞 （17）

舒鸿身材矮小，按现在的眼光来看，并不适合篮球运动，但当年进了春田大学后，却被奈史密斯一眼相中。詹姆斯认为舒头脑灵活、行动敏捷，具有出色的篮球天赋。经其亲自训练和调教，舒不仅成了春田大学篮球队的主力队员，而且还被奈史密斯称作是“球队的灵魂”。

詹姆斯教授对舒鸿的欣赏始终如一，柏林奥运会时，舒已回国多年，在浙大体育部主任任上，以中国篮球队教练兼保健医生的身份前往出席，与奈史密斯师生重逢。在老师的提议下，学生当上了篮球裁判，开始还只是在预赛中偶尔露个脸，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夺冠之战，须在欧洲和美国裁判之外另择他人，舒鸿随之浮出了水面。奈史密斯鼎力举荐说，舒鸿是我学生，我可以负责任地保证，他肯定是最合适的决赛裁判。舒于是成了奥运史上第一位篮球决赛的执法人。那一天是八月十四日，比赛中途忽降大雨，球场泥泞，视线不佳，当舒鸿无可争议地吹完了整场比赛后，詹姆斯立刻走下看台，热情拥抱了他。

是年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上，有一条题为《欢迎舒鸿先生荣归》的消息是这样表述的：

……我国因提倡现代体育较迟，且队员精神因感受我国体育在国际低落之影响，即较有希望之项目，如足、篮球、脚踏车，均已遭落选，结果载得“鸭蛋”而归，除与世界人士以“中国体育落后”印象外，别无其他价值可言。唯舒先生为我国独放异彩，被聘为世运（即奥运会）篮球决赛美加争霸之裁判，博得“心明眼快，裁判公正”之荣誉，使国际体育界一转视线，为之惊佩。

 

这当然还不是舒鸿传奇的全部，尤其是对浙大学生而言，早在舒到浙大执教之前，就已经风闻了他的名声。舒鸿祖籍是宁波，但长于上海，中学和大学都是就读于沪上，从美国回来后，也是在上海任教，1929年的9月，应浙江省政府的邀请，才来了杭州，从此就再没有离开。

出现在张静江面前的舒鸿让这位省政府主席吃了一惊，无法相信这会是那个传说中的体育专家，这样矮小的个子，怎么做得了篮球队主力？舒鸿是张静江请来的，那一年杭州成功举办了首届西湖博览会，国家打算趁热打铁，把原先准备在广州举办的第四届全运会，也挪到杭州来，兴头正高的张主席一口应允。是有人向张推荐了舒鸿，还是张早闻其名，结果都一样，舒鸿被请来了杭州，张给他的头衔是全运会总设计，须承担所有赛事的场地建设、竞赛事务及裁判规则的谋划与制定。其中场地是最重要的，张对舒鸿说，你可以在杭州全城选地，看中了哪里，我就给你哪里。

如今的杭州体育场路，一般人都会以为是因其经过杭州体育馆而得名。体育馆的对面是体育场，这个位置早先的地名叫大营盘，系军队演兵之地，当年舒鸿看中的，正是这个地方，现在的体育场，也正是舒为那一届全运会而建，并一直延用至今，建场同时，为比赛时的交通便利，还配套修筑了一条碎石马路，且被市政府定名为体育场路，也一直延用至今。

从九月到来年的三月，舒鸿完成了所有的筹备事项，四月一日，第一次全部由中国人自己操办的全运会如期举行，舒鸿之名在杭城不胫而走。杭州人把他给留下来了，舒先是在之江大学任教，1934年转而受聘于浙江大学，在昔日学子们惊佩的目光中，继续他的传奇。1940年舒鸿到了遵义。

现在该回头再来谈谈遵义了，这座在战乱岁月中安顿了浙江大学将近八年的非凡之城，曾经留下过一代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卓尔不群的身影，也留下了像舒鸿这样的一代体育专家向世界奔跑的足迹。遵义（包括湄潭、永兴）的灿烂星空，启迪着浙大学生的智慧，也昭示他们拥有一个健康体魄的美好。因为舒鸿在浙大的体育教学，遵义成了病弱年代的运动之城，单是篮球一项，1940年的青年篮球赛，1941年的篮球公开赛，1943年的八校联赛，球场上的哨音，仿佛依旧在今人的耳边萦绕，遵义人也知道了那位吹哨者就是给中国体育界创下过太多第一的舒鸿：第一批中国籍国际裁判，奥运史上第一场篮球决赛裁判，第一支出国比赛的中国女子篮球队教练……

（老照片·舒鸿指导的浙大求是篮球队。后排左一舒鸿。原书插图）

 

（待续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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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这第十一章可谓是全书最长的一个章节。全章3万8千余字，原书插图也多达17张。同样也让我们认识了更多的精英与人物，尤其是那些国外的尖端科学家——邓稼先、周光召、程开甲、彭恒武，陈能宽、郭永怀、吴大猷、李政道、杨振宁、罗宗洛、谈家桢、李汝祺、范赉、江希明、沈宝棣、辛树帜、陶然、吴印禅、戴季陶、金普澄、许崇清、郑洪年、汪敬熙、傅斯年、罗家伦、罗士韦、崔赝、汤玉玮、陈方仲、姚瑗、王国松、金秉时、徐右渔、廖文毅、徐季丹、王季梁、马约翰、虞承藻、张静江，以及清代遵义大儒郑珍、莫友芝，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奥地利沃尔夫冈· 泡利，美国物理学家艾伦、生物学家摩尔根、女科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日本数学家藤原松三郎，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动物学家施旺、病理学家微尔，加拿大詹姆士·奈史密斯。

在编辑此章节时，虽然也只是在网络上搜索一些相关人的资料与图片，但每看到一位精英人物的家史与奋斗史，每每总是被他们的艰难历程所感动。也就是因为有了他们，这才有了当今的强盛祖国！同时，也让我们认识了许多国外的科学精英，其中不少是当年我国科学家的导师。

 

附：41

陈建功 1893—1971，字业成，浙江绍兴人。杰出数学家，著名数学教育家。早年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20余年，解放后，他入复旦大学数学系执教，与苏步青一起把复旦大学数学学科建设成我国数学领域教学与研究的中心，后曾任杭州大学副校长。研究领域涉及正交函数，三角级数，函数逼近，单叶函数与共形映照等。是我国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其子为中科院院士、控制论专家陈翰馥教授。1971年初，陈建功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胃出血严重，心肺等方面的并发症，4月11日20时28分，与世长辞，终年78岁。

 

朱正元 1900－1985，字善培，江苏南京人。物理教育家。测定了电离氦λ4686谱线的精细结构。1935—1939年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物理学，1936年获硕士学位，193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39—1948年任国立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兼浙江大学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浙江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逝世于苏州，享年85岁。编者

 

附：42

程开甲 (1918年8月3日- ）江苏省吴江市人，中共党员，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 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工委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基地副司令员、科技委常任委员、顾问。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周光召，1929年5月生，湖南宁乡人。著名科学家，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现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名誉校长、湖南大学名誉校长、中南大学名誉校长。被誉为“中国科技领军人”。

 

陈能宽，1923年5月13日 出生于湖南省慈利县。1947～1950年 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1949年获物理冶金学硕士学位，1950 年获博士学位。1955年6月～1955年11月 任美国西屋电器公司研究实验室研究工程师。1988年12月 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兼职副主任。1996年 被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材料科学与工程专家、核武器科学家、爆轰物理专家、金属物理专家。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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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43

郭永怀（1909.04.04--1968.12.05），山东荣成人，中共党员。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发现了上临界马赫数，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即国际上公认的PLK方法，倡导了我国的高超声速流、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的研究，培养了优秀力学人才。担负了国防科学研究的业务领导工作，为发展我国的导弹与核弹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竞完好无损。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周恩来得知郭永怀牺牲的消息，眼睛顿时湿润了。钱学森更是伤感不已地叹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专家离开了人世。”如今，我国空气动力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建有一座纪念亭，上面刻着张爱萍将军所书的三个大字———“永怀亭”。

彭恒武（1915～2007），出生于吉林长春，祖籍湖北麻城。1938年赴英国留学，入爱丁堡大小理论物理系随M·玻恩工作。194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获科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较早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早年在英国进行固体理论、介子物理和量子场论的研究工作，回国后，从轻原子核研究转入核物理研究，并同他人合作研究核子－核子散射问题。此外，对分子结构提出了以电子键波函数为基础的计算方法，提出了以寿命关联实验探讨量子力学隐参数问题。从1955年起，彭恒武又转入核工程领域，领导了中国核反应堆和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等。编者

 

附：44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烂柯山人、孤桐、青桐、秋桐等，汉族，湖南长沙人，1881年3月20日生。1973年去世。著名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章含之养父。 编者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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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45

李汝祺(1895—1991)，中国遗传学家。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小商人家庭，是四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因聪颖勤奋，连续跳了三次班，5年中完成了7年的小学学业。离小学毕业还差1年时考入了当时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8年毕业后进入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农学系学习畜牧学。1923年毕业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研究院，从师于世界著名遗传学家摩尔根教授，在他领导的实验室进行果蝇发生遗传学研究工作，1926年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位论文，成为该实验室第一位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李汝祺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吴印禅(1902—1959)，字韬甫，江苏沭阳县人，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 吴印禅幼时家境贫寒，依靠其父教书微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他的父亲吴铁秋，是著名的教育工作者。在父亲影响教育下，他自幼勤奋好学。编者

 

附：46

张静江（1876—1950），浙江湖州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结识孙中山先生后便开始对孙中山先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先生称他为“革命圣人”。后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其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转而信佛，故又名“卧禅”，佛名智杰。于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

 

许崇清（1888～1969.3.14），别号志澄，广州人，三次出任中大校长，曾任广东省副省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哲学家，被公认为“新教育学和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文化大革命”中，许崇清受到冲击，几次被批斗，终于在1969年一次批斗回家途中摔倒后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戴季陶（1891～1949.2.11），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早期干部和理论家。也是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之一。名传贤，字季陶，晚号孝园，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1949年2月11日于广东省政府广州东园招待所，服安眠药自杀。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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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47

莱因斯（Reines,Frederich），美国物理学家。1918年3月16日生于新泽西州帕特森。莱因斯于1944年在纽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通过王淦昌的途径获得中微子存在确凿证据的实验，首先发现了中微子的存在，于1995年的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摩尔根 (Thomas Hunt Morgan，1866年－1945年)，是美国进化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和胚胎学家。发现了染色体的遗传机制，创立染色体遗传理论，是现代实验生物学奠基人。于1933年由于发现染色体在遗传中的作用，赢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E.Pauli，1900～1958），美籍奥地利科学家，是迎着20世纪一同 来到世界的，父亲是维也纳大学的物理化学教授，教父是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兼哲学家。1921年，泡利以一篇氢分子模型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芭芭拉·麦克林托克是一位女科学家。她于1902年6月16日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1923年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1927年获植物学博士学位。在20世纪20~30年代，麦克林托克主要在康乃尔大学从事玉米遗传学的研究。编者

 

附：48

约瑟夫·约翰·汤拇逊(Thomson，Joseph John，1856——1940)，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以其对电子和同位素的实验著称。他是第三任卡文迪许实险室主任。一幅他正在研究阴极射线管的肖像挂在实验室的麦克斯韦讲演厅里。看上去，他不善于具体操作，但对仪器工作原理的理解却是非常敏捷的。他发现了电子，并且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尼尔斯·亨利克·大卫·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0.07～1962.11.18)，丹麦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曾获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通过引入量子化条件，提出了玻尔模型来解释氢原子光谱，提出对应原理，互补原理和哥本哈根诠释来解释量子力学，对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施莱登（Matthias Jakob Schleiden 1804.04.05－1881.06.23） (1804.4.5,汉堡～1881.6.23,德国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施莱登，德国植物学家引，细胞学说的创始人之一。生于汉堡，卒于法兰克福。1824～1827年在海德堡学习法律，并在汉堡作过律师。因对植物学有浓厚兴趣而攻习植物学，于1831年毕业于耶拿大学。1850年任耶拿大学植物学教授。当时植物学界流行的研究是形态分类学，而他则通过研究植物显微镜下的结构来描述和命名新种。

 

施 旺（Schwann , Theodor 1810-1882 ),德国生理学家，细胞学说的创立者之一，普遍被认为是现代组织学（研究动植物组织结构）的创始人。初为德国生理学家Johannes Peter Muller的助教，后担任解剖学教授。1836年发现胃蛋白酶。他的最重要的是1839年发表的《关于动植物的结构和生长的一致性的显微研究》，在文中地指出动物和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第十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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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芳 野 吟》

（郑晓沧1892－1979，名郑宗海，字晓沧，浙江省海宁县人。著名教育学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育学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博士。曾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师范学院院长、、代理校长，浙江师范学院院长、浙江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郑晓沧是第二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委常务委员。郑晓沧于1979年3月12日病逝杭州，享年87岁。编者）

 

芳 野 吟 （1）

郑晓沧是1939年二月十四日离开宜山回浙江的，与之同行的是史地系教授陈训慈，二位除本人外，还带有眷属，各十余人，加之数十件的行李，竟是满满地载了一大卡车。自1937年十一月浙大撤离杭州起，已过去十五个月了，郑晓沧还是第一次踏上回乡之路。

在此之前，郑以浙大教务长的身份，刚刚兼任师范学院院长。浙大筹建师范学院时，还在江西泰和，根据教育部要求中央大学、西北联大、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等五所高校设立师范学院的决定，竺可桢请郑负责此事，这对于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读教育学并获博士学位的郑晓沧，显然非常合适，但郑的态度却不甚积极，负责筹建可以，出任院长则推辞。学校迁址宜山后，院长人选亟待确定，听说有人主张由他出长的理由，是认为他这个教务长太空闲，郑很是生气，不仅不接受院长之职，甚至于还提出，要把教务长也给辞去。不过最后还是看在了竺可桢的面子上，勉强答应接受。

知识分子圈内的个人关系，许多时候的确要比别的办法管用，虽然这也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但相对其他的种种“个人关系”，这种个人关系相对较少利益驱动，更在乎对人品的敬重与认同，起码在郑竺之间，是完全这样的。当初第一个建议请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的，便是郑晓沧；竺长校浙大后，有两人被其视作是不可或缺的人选，一个是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另一个就是教务长郑晓沧。可以这么说，对于竺可桢的安排，郑末了总是会服从的，担任师院院长不久，竺又给了郑一个新任务：回浙江为浙大分校勘定校址，他也接受了。

这一年的年初，考虑到浙大西迁，浙江及周边省市不少高中毕业生因交通或经济的关系，无法赴内地升学就读，教育部同意浙大在浙赣闽之间设立分校，专招各系一年级新生，并开办大学先修班，其他学校来浙大借读的学生，亦由其登记收读。收受任务时，郑晓沧心里当然明白，这回竺可桢派自己与陈训慈返还浙江，不会只是单纯为分校找个合适的校址，肯定还包括日后的筹建，甚至还须出任分校建成后的校务主持。

但在郑晓沧的心里，也许还是有一点点不太明白，在他看来，既然要在浙江设立专收一年级新生的分校，当初何不就把天目山分校留在当地呢？虽然那里离杭州太近，从后来的省城沦陷来看，不是个安全之地，可是既然省政府能搬去永康方岩避战，说明浙江安顿一所规模有限的浙大分校还是有地方的，如果那所分校没有随总部一起转移，哪怕不在天目山而去了别处，也比现在重新回去找地方再建要好得多。不过郑晓沧没有让这一点点不太明白干扰自己，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他是知道的，事后诸葛亮的角色也不是他喜欢的。

所以郑晓沧回到浙江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开始执行新任务。选址工作从三月初开始，不久即锁定了地处浙西南的龙泉县，进度非常之快，虽然在办学的具体操作上还有许多难题，譬如经费等，但校址一旦选定，也就意味着分校的设立已经不可变更，竺可桢五月一日致函郑晓沧时，也表明了这一点，竺信说，“龙泉分校势在必设，协款可不必向许绍棣说项，向中央直接要求可也。”随后又另派了也是史地系教授的李絜非和总务处主任陆子桐返浙，前往龙泉以协助郑、陈二人，组成了一个浙大龙泉分校设计委员会。郑晓沧等人可谓高速运转，大约只花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将距县城十里外的一个叫“坊下”的村子，敲定为未来的龙泉分校校址，进入筹建阶段。

决定自然是由设计委员会集体做出的，但众人中态度最积极的，想来应该是郑晓沧。其时正值春夏之交，坊下村四野鲜花盛开，山环水抱间兀然一座雕梁画栋的宽敞大屋，无论周边环境抑或错落村舍，都是再合适不过了。博学多才的教育家郑晓沧一到这里，就觉内心诗情涌动，喜欢得不得了。在郑留下的许多诗句中，都传递过当年坊下的美色：“数峰岚翠里，三五白鹇飞”、“天边众峰静，松外一星低”、“犊载芳田曲，凫眠绿水湾”，等等。郑晓沧觉得在这样一个“山深十里绝尘氛”的地方办学，宛如天赐，表现得近乎迫不及待。

（郑晓沧故居在浙江海宁盐官镇古邑路122号，与陈阁老宅隔河相望。郑晓沧，又名宗海，盐官人，现代著名教育家。祖父郑祖绳，业商，亦好儒，善诗词。父郑功懋，字樊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晚年热衷于在地方上办学。1978年春，郑晓沧以86的高龄，再次上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共商国家大事，心情十分激动。他平易近人，热情诚恳，谦虚谨慎，认真负责，特别对年轻一代的成长更是关心，不顾年迈，在业务上悉心指导。编者）

 

（待续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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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训慈 1901—1991，字叔谅，慈溪官桥村，今属余姚三七市镇人。陈布雷弟。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中央大学史学系讲师、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1932年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又先后创办《文澜学报》、《浙江图书馆馆刊》、《图书展望》、《读书周报》等。逝世于杭州，享年90岁。 编者）

 

芳 野 吟 （2）

郑晓沧是海宁人，用他家乡方言念出来的“坊下”，音同“芳野”。诗人的浪漫意气是很容易浮现的，念着“坊下”，听似“芳野”，郑晓沧灵机一动，认为不妨就以芳野取代坊下，倒与读书人的境界更接近，这提议广获师生们赞同，芳野之名很快被传开，不过这是1941年的后话了。 

从选址到招生，分校筹备的时间仅四个多月，这不能不感谢坊下乡绅曾水清的义举。村中那座雕梁画栋的建筑，人称“曾家大屋”，本是他家私宅，听说浙大想在龙泉办分校，打算借此用作校舍，曾某几乎一口答应，而且说“想借多久就借多久”，痛快得连前去商洽的李絜非、陆子桐都惊讶不已。关于曾先生为浙大腾屋办学之事，有多种传闻，一说这大屋乃其专为儿子娶亲所建，出借时小夫妻新婚未几，另一说谓之浙大借到此屋是如鱼得水，曾却以为家屋办学，形同自家书院，于己实属如水得鱼。但不管怎么说，有了坊下曾家这一大屋，设计中的浙大龙泉分校不愁教室、宿舍、实验室、饭堂和办公场地等用房，当年七月便开始了招生工作。二十七日，数百名学子会聚永康麻车头树范中学考场，像今天一样参加也是为期三天的“高考”。

据当年杭州《东南日报》后来公布的名单，浙大龙泉分校的首届新生共为一百五十名，其中正取生一百二十名，备取生三十名。十月八日开学，到校学生在竺可桢当天日记中注明是一百四十七人，时任分校主任陈训慈的《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学生名册》所载则为一百四十一人，报到自一日起，十一日上课。

在竺可桢心里，浙大龙泉分校主任的最佳人选，显然是郑晓沧，但这年夏天郑却因肺病咯血，医生嘱其须静养，无法就任，遂打算转而延请邵裴子。不过竺也知道，这位前任浙大校长多半会推辞，就又让陈训慈做了后备。陈早年在南京时就因了师生关系，与竺感情甚笃，竺长校浙大后，陈是以浙江图书馆馆长的身份兼任史地系教授的，事实上浙大龙泉分校首任主任的担子，到底也还是落在了陈先生肩上，历时近一年半。郑晓沧虽因病不能掌校，但仍作为“特约教授”留在了坊下，或许这个满野芳菲的地方更适合静养。后来陈训慈也因病辞职回了慈溪老家，郑晓沧遂继任主任，奉职四年。

陈训慈主持龙泉分校，功绩在于为学校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他的因病请辞或许正是过度操劳所致。陈在抗战岁月中与浙大的休戚与共人所周知，但若论后世之留芳，却别有一番美谈，那就是不惜身家性命，保护和转运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壮举。杭州沦陷后不久，日本侵略军中有一个所谓“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的组织，于1938年二月二十二日派出九人，由上海抵达杭州，专门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这是日本学者松本刚在其著作《掠夺了的文化——战争与图书》中记述的。生性敏感的陈训慈，在得知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已被掠运东京后，深知浙图的这套库书亦危在旦夕，心急如焚，于是一边紧急组织馆员们赶制木箱，准备装载转移，一边为着筹措运费，四处奔波，无奈身为浙图直接管辖者的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不屑此举，只应付，不给钱，再三拖延。焦头烂额之际，陈找了竺可桢，求得支持，利用浙大西迁车辆，终于抢在了日本人之前，于1937年底将这批珍贵库书安全撤离出了杭州。

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辗转颠沛，经历了五个多月的磨难波折，期间始终与西迁之浙大唇齿相依，或者说是与陈训慈患难相守。陈在龙泉任浙大分校主任时，之前也曾于此藏匿过的库书，早已“自福建浦城而至江山峡口，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了，先是存于贵阳城西的一座张家祠堂，后避日机轰炸，转移至城北山区之“地母洞”，那里人迹罕至，非常安全，但陈训慈仍是牵肠挂肚，放心不下，其辞职固然是因病，却恐怕也不乏惦念文澜阁《四库全书》安危的因素。

（2009年8月28日，为庆祝浙大龙泉分校70周年之日，竺可桢、郑晓沧、陈训慈、路季讷四尊65厘米半身铜像安放在浙大龙泉分校旧址——芳野曾家大屋内。图为陈训慈铜像，铜像由中国美院师生设计制作完成。 编者）

编者注：据悉，陈的墓也在杭州的南山公墓，可上回去没能找到。

 

（待续89）

大乌珠

（浙大龙泉分校旧址曾家大屋。 原书插图）

 

芳 野 吟 （3）

浙大龙泉分校开学时，本部尚在广西宜山，但不久即迁往贵州遵义，并在那里安顿下来，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五月复员杭州，前后在黔北近七年，这正好也是分校在龙泉办学的时光。学界认为，西迁遵义的七年，是浙江大学在国内外声誉鹊起的七年，但不容忽略的是，浙大分校在龙泉的七年，可谓完全与之相得益彰，也是不同凡响的七年。期间分校招收的学生达一千多名，其中有将近十分之一者，日后成了声名卓著的科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谷超豪，宁波大学校长朱兆祥，北京工业大学校长丁儆，南京航空学院院长余承业，台湾中国文学院院长宋晞等，都曾就读于浙大龙泉分校，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孟宪承，还担任过分校教务长，故蛰居乡野仅七年的浙大龙泉分校，竟获得过“中国大学校长摇篮”的别称。

由此看来，称浙大龙泉分校所在地“坊下”为“芳野”，不见得只是那里四季芳菲、花开遍野，郑晓沧方言中的两者之同音，也仅是个巧合，就抗战时期大学教育之精神这个角度而言，分校的确如同乱世中难得的一片芬芳沃野，体现着中国教育的野火春风。“芳野”当然不是世外桃源，1942年夏，金华、衢州在日寇窜扰下相继失陷，分校面临战局威胁，也曾不得已前往福建北部山区的松溪县郊之弥陀寺暂避，不过好在时间不长，秋天就返回了龙泉。

在浙大龙泉分校的几任主任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郑晓沧了。郑在龙泉主持浙大分校的四年中，一则以其在学界的号召力，吸引了一大批全国知名教授前来任教，二则提倡和营造宽松的教学氛围，师生间关系融洽，学风清朗，三是从分校办学实践来看，与本部极其相近，既是以求是校训为治学之本，甚至也一度为避战祸而移居异地。竺可桢率浙大自泰和迁至宜山时，曾遭遇疟疾之患，郑晓沧乃亲历者，想不到后来自己率分校师生在闽北松溪，竟也为鼠疫所困，而且所居的弥陀寺还成了重疫区，一名在寺中喷洒消毒药水的江姓校工和另一位分校会计姚寿臣不慎染疾身亡，幸亏郑晓沧见情况不妙，采取果断措施，及时撤离，没有发生更多师生染疾的后果。

浙大在广西宜山确立求是校训的校务会议，郑晓沧是参与者之一，回浙江创办龙泉分校后，也将之付诸于教学实践，师生关系令人刮目。分校林学系有一门课，谓之《林学概论》，先生在台上讲森林的作用，强调的只是其产品木材为国计民生之不可或缺，说人一生中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木材，譬如呱呱坠地，需木盆洗澡，老来故去则要棺材埋葬，等等。学生们在台下听着，以为先生所言太过片面，在森林的功能中，为人类生活提供木材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保土蓄水、防洪抗涝，两者价值，前实用，后根本，不可以偏概全。课后，有学生将意见写成了文字交与先生。到了下一课时，先生上了讲台，未开言，先就深深一鞠躬，既是向学生致了歉意，亦表达了感谢，“万分惊讶”之下，学生们报以热烈掌声。浙大龙泉分校当年之学风，由此可见一斑。

郑晓沧在龙泉办分校，尽管只招收一、二两个年级的学生，但却是完全按照整个大学流程来贯彻其教育理念的。在郭任远离职，竺可桢尚未到任前，郑代理过三个多月的浙大校长，主持龙泉分校的职务虽谓主任，实际也就是校长。本身就是教育学家的郑，或许比气象与地理学家竺可桢，更接近于教育，论及对浙江大学的贡献，郑晓沧之首屈一指，就在于创办了教育系。时任龙泉分校教务长的孟宪承，都是郑当年聘请的教育学专家，和俞子夷、庄泽宣、沈有乾、黄翼等学者的组合，堪称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领域中最强的师资阵容。在江西泰和新任浙大师范学院院长那年初秋，郑去重庆参加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发言时说，当兹国难加深之际，凡事宜踏实去做；我们将充分利用浙大文理学院人才与课程的资源，增加浙大教育专业必需的实际设施。浙大师范学院的这个办院宗旨，为与会的全国各高校师范所瞩目。 

（老照片·浙大龙泉分校1941年新建的校舍。原书插图）

 

（待续90）

大乌珠

王季梁 1888－1966，本名王璡，字季梁。王季梁是1909年由清朝政府派出的第一批的庚款留美学生。与秉志，梅贻琦，金邦正，何杰，张子高，胡刚复等47人同为清华大学史前第一届。王季梁早年就读北京大学，1909年赴美，先后获美国里海大学化学学士，密尼苏达大学化学硕士。1915年回国后，曾任教湖南高师，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浙江高工，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先后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等多种职务。王季梁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的组织领导工作，历任理事，总干事，社长。曾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参与创建我国的第一个国家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并担任第一任化学所所长。三十年代曾参与建立“中国化学会”，并为成立大会主席。五十年代为杭州大学一级教授，是浙江省化学和化工学会的副理事长。六十年代王季梁曾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路季讷 1889－1984，江苏宜兴人。1910年公费赴美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留学，并获化工博士学位。1916年回国后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东南大学等校任教，并任中国科学院社总干事、明复图书馆馆长、上海大新化学厂厂长等职。1939年－1946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任浙江大学教授并先后出任龙泉分校主任和杭州校本部主任。以上图片为设立在浙大龙泉分校内的半身铜像。编者

 

芳 野 吟 （4）

孟宪承应聘龙泉分校之前，人在上海。原本已随浙大去了广西宜山，因放心不下滞留苏沪的家人，复返孤岛。郑晓沧主校后，有意请孟前来主持教务，说项的方法十分奇特，竟是写了一首诗给孟：

星移物换尚流离，奔进艰难又一时。

瘴雨龙江惜长别，庆云括岭喜昭垂。

多文夙仰人中杰，乐育咸尊海内师。

此去五湖归梦近，佛山深处好栖迟。

 

或许正是因为诗人生性，教育家郑晓沧的骨子里颇多浪漫、自由、旷达激情之成分，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和舟共济这样的一些品行，使得郑在浙大龙泉分校营造了一种令学者专家们欢喜的人事环境与学术氛围，“未来者向往，已至者驻足”，是为当年分校在教育界流传甚广的良好口碑。

郑晓沧延聘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群教授？

物理系郭贻诚，讲课注重基本概念，反复强调的一个命题是：“马拉车，车拉马，为什么它们还是前进了？”从最浅显处挖掘力学原理；数学系毛路真讲的是微积分、高等微积分和微分方程，上课从不带讲稿，只带两支粉笔，“一堂课下来，刚好把粉笔用完。”学生无不钦佩，称之谓“南派功夫”；英国文学教授林天兰出题考试，题目太难，林先生说，“先作两题，等空袭警报来的时候，你们就留下卷子，管自己跑出去。”警报真的响了，学生们跑出教室，庆幸自己作完两题可以过关了，林却又宣布：“以做完三题为标准！”测试学生答题速度和应变能力之方法，别具一格。此外还有文科的徐声越、胡伦清，理工科的朱叔麟、路季讷、董聿茂、朱重光、张树森等等。当年的土木工程系学生、后为我国著名力学家的朱兆祥先生，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文理工农，各个主要学科都布满了棋子，使得小小芳野也做到了海纳江河，有了一个大学的雏形，而不仅是英士大学那样的专门学院。”

但是浙大龙泉分校作为国立大学的一部分，自然不可能摆脱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监管，在学校的各项课程中，就有一门所谓部定的“党务教育”。授课者姓方，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按说也该是个为人师表者，却自视甚高，捧着周佛海的一本《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做教材，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尤其是对学生频频考试，让人不胜其烦，终于就忍不下去了。有一回几个学生做了假卷子，试前先发给同学，考中偷梁换柱，铃响时一起交卷，给方某演了一出恶作剧。事后郑晓沧给学生们训话说，你们搞了一次集体大作弊，这件事要彻查。那位方先生更是力主要开除做假卷的学生，由于朱叔麟、郭贻诚几位教授在校务会上的竭力反对，更因郑的态度不明，开除之议未能获得通过。说郑晓沧态度不明，其实也不尽然，他是说了“这件事要彻查”的，且在事后不久，又把为首的一名学生请到自己家里，兼做家庭教师，为两个孩子补习数学。 

这就是郑晓沧的性格魅力，你不能说他没有原则，也无法令其违心从事，在教育界一代宗师的字典里，关键词只有一个：教育。有一次晚自习，教室里的汽油灯突然熄灭，十八、九岁的学生，遇事喜欢乱起哄，黑暗中就有人大呼“打到沈金相”之类的胡话，沈是分校主管训育的老师，也是郑晓沧的学生，郑把他从著名的绍兴中学校长任上请来，正是为了加强对学生的训导。灯光复明后，学生们发现讲台上已经站着一个怒气冲冲的郑晓沧了，郑这回是真的发怒，镜片后的一双眼睛瞪成了三角形，是大家从来没见过的样子。“刚才都发出了什么样的怪叫声？”郑说，“在大学的讲堂上怎么能允许这样野蛮呼喊，大学生应有的风度都到哪里去了？”说完就拂袖而去。可是还不到十分钟，没等在场的学生们回过神来，郑再次出现在了教室，竟然一改前态，变得极其和颜悦色，又以其一贯的循循善诱，给学生们讲起了道理。郑晓沧是一位恪守宽容信条的长者，发怒乃教育无能之所为，他不能允许自己为之，故特地跑了回来，予以纠正。

孟宪承 1899－1967，江苏省武进县人。著名中国现代教育家。早年毕业于上海的南洋公学中院和圣约翰大学。1918年留学美国，入华盛顿大学专攻教育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又赴英国，在伦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21年回国后，受聘于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授。1923年，受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之邀，前往任教。之后的一个时期，先后在浙江大学等国内多所知名高校任教，后专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他连续当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三、第四届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并曾担任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孟宪承病逝于上海，终年73岁。

 

董聿茂  1897—1990，字功甫，乳名庆土。奉化班溪乡班溪村人。1928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动物系，继入该校研究院，专事甲壳类动物研究，获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历任浙江博物馆馆长、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杭州大学生物系主任、浙江水产学院副院长、中国动物学会理事、中国水产学会理事等职。1952～1971年 任浙江省博物馆馆长，浙江省动物研究室主任，兼任浙江师范学院教授，舟山水产学院（今浙江水产学院）副院长。1971～1990年 任杭州大学教授、顾问。当选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董聿茂逝世于浙江杭州，享年93岁。 编者

 

（待续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