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作者：谢鲁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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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贻诚  1906－1994，字式糓、式古，曾用名伯遗。原籍河北武清，现属天津市，出生北京。物理学家、物理教育家。我国磁学和磁性材料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获学士学位。1936—1939年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宇宙线研究，获博士学位。1939—1941年 任浙江大学龙泉分校物理学教授。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青岛市委常委，民盟山东省委副主委、主要、名誉主委，民盟中央委员。1966年4月当选为济南市第六届人民委员会副市长。还曾任政协山东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委，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等。199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郭贻诚在济南逝世。享年86岁。

 

石声汉1907－1971，湖南湘潭人，出生于云南昆明。农史学家、农业教育家和植物生理学专家。1931年8月—1932年7月赴杭州任浙江大学生物系助教。1933—1936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理工学院读研究生。1951—1971年任西北农学院农化系教授、植物生理生化教研室主任古农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任兼职研究员。晚年致力于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学遗产工作，先后完成《齐民要术今释》、《农政全书校注》等14部巨著，是中国农史学科重要奠基人之一。石声汉因患胰腺癌医治无效，在天津韶山医院病逝，终年63岁。 编者

 

芳 野 吟 （5）

关于浙大龙泉分校的写照，有两句非常贴切的诗曰：“斯文风雨会，不绝听龙吟”，作者就是郑晓沧，写在“龙吟诗社”成立之际。这个诗社的成员都是分校各系的教授，郑亲自任社长。那个时候的大学教授都会写诗，已经迁往贵州遵义的浙大本部也有个“湄江吟社”，汇聚了苏步青、钱琢如、王季梁、江问渔等名师大家。教授们在战时大学授课之余的赋诗填词，不为吟风弄月，正如郑晓沧这首诗中的另两句，是为“伫目山河靖，长歌天地心”。郑的许多诗，甚至就是在敌机空袭警报声中写下的。

约摸是1940年的深秋吧，某日，在警报解除后的归途中，望着坊下四野田园明丽、乌桕红遍，郑晓沧又想到了两句诗：“野芳多映日，红树好题诗”。也许正是这偶尔蹦出来的诗意，使一个思谋已久的念头豁然洞开，郑反反复复念叨了几遍“野芳”、“芳野”，竟都与“坊下”之读音，重叠在了一处，于是在次年元旦的全校师生集会上，他提出了以谐音“芳野”替代“坊下”的动议。

这动议一提出，立即获得了在场师生们的赞同。郑晓沧还给芳野起了个英文译名：“The Fair Field”，郑解释说，“Fair”的意思不仅是美丽的、晴朗的，读音也与“芳”字相当，而“Field”这个词，除了牧场、旷野外，还具有“战场、运动场”的意思，浙大龙泉分校是一朵战地之花。

时值新年第一天，郑晓沧的兴致甚高，又在会上把两句英诗当场译成了一副春联：“抛却旧年无罣碍，往事等尘埃；笑指前程须努力，新境又重开”。受其感染，中文系教授胡伦清也口占一联，上联引朱熹白鹿书院之典，“以弦以歌，往哲遗规追鹿洞”，下联则为，“学书学剑，几生清福到龙泉”。据后人阐释，此联表达的是郑晓沧先生“师法我国古代书院传统，强调学生自学为主，师生关怀问辩，在学院环境中相互熏陶成长的教育思想”。当年集会后，就被贴在了曾家大屋的门柱上，一直到现在还遗存于浙大龙泉分校旧址；芳野这个地名，也因了这所时称世界最微型大学和最大书院的高等学府，始终沿用至今。

浙大龙泉分校校址定名芳野，是学校在1941年开年的第一桩大事，也是郑晓沧教育生涯中最富诗意的一段佳话，更是人们日后探寻浙大龙泉分校仅短短七年就赢得芳名永存的一个切入口。身为分校主任，郑的率先垂范当然不只是改改地名而已。1942年，为纪念科学家伽里略逝世和牛顿诞生三百周年，郑用英文撰写了《新时代的黎明》一书，并应英国剑桥大学校长鲍尔温之请，交与该校图书馆收藏；隔了一年，又以英文撰写了《英国文学史纲要》。在郑的带动下，校内学术气氛浓郁，青年教师尤其活跃。譬如吴浩青、陈叔陶等，都经常写了论文在国外的一些著名期刊上发表。吴后来被学界誉为“中国电化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陈1943年在英国《土木工程学报》连续发表的《用移动和转角方法进行桁架挠度的分析》等六篇论文，当时就获取了高度评价，郑也常常以他们的奋发有为来勉励和教育分校学生。

学生陈俊元、朱兆祥爱好天文，有一天夜里在操场上仰望星空，郑晓沧恰好路过，不仅停下步子，饶有兴致地和他们谈论起星象，还记在了心里。那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中国境内有一次日全食，但龙泉不在观察带内，临近的福建浦城则可看到，郑就找来这两位同学，希望他们组织一支小队伍，前去浦城观察，并带两人去了位于邻村的浙江图书馆战时藏书点查找资料。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临出发前，郑先生竟然也拄着手杖来了，说是要和学生们一同去浦城。时年郑已经四十九岁，在青年学子看来，年纪不小了，但头一天居然跟着小分队从龙泉步行到浙闽边界的八都镇，次日才搭了货车到达浦城。观察点设在梦笔山上的浦城师范学校内，郑晓沧也不辞辛苦地一路登高而上。 

陈叔陶1913—1968，浙江余姚人。193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曾任龙泉浙江大学分校讲师、中山大学副教授。1950年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历任西北工学院、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教授。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专于钢结构及弹性力学，在杆系及板、壳结构等方面较有研究。撰有论文《桁架变位之分析》、《桥梁之二次应用》等。曾多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陕西省先进工作者，还被授予“陕西科技精英”称号。他是陕西省力学学会副会长，并担任中国《土木工程学报》编委，还是陕西省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陈叔陶病逝时年仅53岁。

 

吴浩青，1914年4月22日生，江苏宜兴人。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物理化学家、化学教育家。从事大学化学教学和电化学基础与应用研究已50余年。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曾在浙江大学、湖南兰田师范学院、上海沪江大学等校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来复旦大学化学系执教，历任化学系副主任、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是中国电化学的开拓者之一，曾对电池内阻测量方法做过重要改进，被誉为“锂电子电池之父”。2010年7月18日上午，吴老以97岁高龄离开人世。 编者

 

（待续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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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1878－1916，汉族，字英士，浙江湖州人。近代民主革命志士，青帮代表人物，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弟陈其采，字蔼士。兄陈其业，字勤士（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陈其美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为蒋介石拜把之兄，将蒋介石引荐于孙中山。1916年5月18日，受袁世凯指使的张宗昌派出程国瑞，假借签约援助讨袁经费，于日本人上田纯三郞寓所中将陈其美当场枪杀，年仅38岁。陈其美早年在桐乡当学徒。1903年春，受留学日本的弟弟影响，放弃从商道路，来到上海求学。1906年夏，东渡日本，先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时常和革命党人交游。该年冬，陈其美宣誓加入同盟会，立志推翻满清政府。1908年春，陈其美从东京回到上海，投身于国内的反清斗争。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陈其美等人召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简称中部同盟会）成立会，总机关设于上海，陈其美负责实际工作，积极策划支援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武昌起义成功后，上海的革命党人加紧筹划起事响应。1911年11月3日起义军占领闸北巡警总局，陈其美等人发表演说，宣布上海反清独立，接着向上海县城猛攻。4日，攻破江南制造局，上海宣告光复，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

1929年民国政府在杭州三公园建立了陈英士铜像，上个世纪60年代因故被拆除。海内外的英士大学校友们为了纪念陈英士的革命精神，筹集资金重塑铜像，于2005年4月，再次屹立在杭州孤山西子湖畔。 编者拍摄）

 

芳 野 吟 （6）

可惜由于突然间的乌云蔽日，那天的日全食最终未能看成，不过此行却促成了学校“天文学习会”于是年底的成立。这是浙大龙泉分校最著名的一个学生社团，后随学生升级，从龙泉转至遵义湄潭，又随浙大东归到杭州，一直延续了五六年。郑晓沧在龙泉主校期间，特别注重教育环境，提倡的是新鲜活泼的学习方式，学生社团的蓬勃兴盛，是诸多形式之一。“文学研究社”的严则光拟过一副对子：文社常刊王子句，华楼遥接郑公风。说的正是郑晓沧和王季思两位指导先生，这个研究社的骨干中，除了胡裕树、宁树藩等一些日后执复旦中文系、新闻学院学位委员会牛耳的知名教授，还有像唐湜这样的现代主义诗人，这位外文系的才子1943年考入浙大龙泉分校，虽然入校前已经发表过作品，但其诗歌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一段“幻美之旅”却无疑是在龙泉的芳野。

还有一个例子，似可看出浙大龙泉分校学生当年宽松自由的心境，因为学校没有三年级，学完两年的朱兆祥要去贵州遵义的总校续读，临行前国文专修科的同乡翁心惠没什么可送的，就写了一首诗给他：

朱老板出门到远方去了，

满心希望贩回满载的货色。

等我在这里学会了算盘，

一起打回闹热的东大街去。

 

据说翁心惠还是个共产党，在宁波工校时做过学生支部书记，宁波沦陷后逃了出来，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因此到了龙泉什么活动也干不成，芳野是个读书的地方，学习环境少一些闹腾是好事，翁同学学会了幽默。

郑晓沧是1943年夏天离开龙泉去贵州的，一说是因病请辞，另一说是教育部打算撤并浙大龙泉分校，故萌生去意。那年的七月九号，郑已经到遵义，在竺可桢家吃午饭时，竺“请其任湄潭分部主任或研究院院长兼教育学系主任”，郑没有马上答应，并未说身体不好，倒是“颇以湄潭情形复杂为虑”。郑晓沧应该是刚到遵义，因为第二天晚上，竺可桢又在柿花园一号专门请了他，像是接风的意思，在座的还有梅光迪、王国松、王琎、黄翼、陈卓如、郭斌和、李相瑁、王倘等人，除去几位院长和训导长，都是教育系的教授。

考虑到浙大成立研究院的决定，是在竺请郑出任院长的前两天才做出，那么很可能郑离开龙泉分校来遵义，完全是出于竺的用人安排。但是在一首“卅一年除夕感怀”的诗中，郑这样写道：“莫问廛寰事，璇玑自在行。刁鸣催发白，瓢空益心清。过隙光何迅，安樊气肯平？薪传期不尽，谁与共扶倾？”很明显流露了不愿再干的意思，也就是说在1942年底，他已经打算走人了。

龙泉分校的一位学生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猜测说，“可能芳野发生了一次风波，使晓沧先生萌发了离去的打算”，但究竟是个什么事，其时已不在学校的他并不知情。国民政府教育部作出撤销浙大龙泉分校，将其与英士大学合并的决定，在当时的芳野掀起过一场轩然大波，全校师生连续举行三次集会，表示强烈反对。英士大学是创办于1939年的省立战时大学，为纪念辛亥革命先驱陈英士烈士而定名，首任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为教育厅长许绍棣，1943年4月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升格为国立英士大学，学校当时就设在丽水，与龙泉相隔不远，撤并浙大龙泉分校，显然是出于英士大学升格之需，但对浙大而言，无疑是一种割裂，尤其在师生情感上。

郑晓沧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件事而生气，而郁闷，而萌生去意？虽然撤校风波的发生时间是在郑的“除夕感怀”之后，却不排除他对此事早有风闻。所幸浙大龙泉分校自身口碑甚佳，校内外反撤并之声广泛，竺可桢校长也为此出面表示了态度，出自教育部某要人私心的这个仓促决定，最终未能付诸实施，分校得以继续在龙泉办学，直到1946年夏与遵义总部同期回迁，在杭州会合。已经到遵义的郑晓沧，则出任了浙大研究院院长。

 

不去又有去，匆匆尽室行。

五年长作客，一别若为情。

佛岭展眉翠，灵溪悬濑鸣。

他时重到此，川渎得毋惊。

 

郑晓沧在芳野留下了这首《别龙泉》后，在一个夏日的清晨，踏上了西去遵义之途，背后回响着送别学生的歌声：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抗战爆发后，为安置战地失学青年，浙江省政府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1月筹备成立省立战时大学。为纪念革命先烈陈英士，二十八年（1939年）5月正式定名为省立英士大学，在浙江松阳、丽水设工、农、医三院，下设农艺、农业经济、畜牧兽医、土木工程、机电工程、应用化学、医学、药学等8个学系和农学、合作两专修科。1942年校址迁往云和、泰顺。1943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英士大学升格为国立英士大学。1943年至1949年为国立大学时期，一度曾将工学院划出，增设法学院，后将医学院停办，工学院仍划归，又增设文理学院。这样至1948年共设法、农、工、文理等四学院，增设法律、政治、经济、中国文学、哲学、外国语文学、史学、数学、物理、化学、森林、机械工程和电机工程等学系。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奉令移址金华。至1948年共设法、农、工、文理等四学院，及行政、财政、会计三个专修科。新中国诞生前夕，已培养各科毕业生1000余人。1949年8月为金华市军管会接管，英士大学停办并入浙江大学。英士大学历任校长为：许绍棣、吴南轩、杜佐周、何炳松、周尚、杨公达、汤吉禾、邓传楷等。背景大图为老照片国立英士大学校门。

小图邮票为1940年中华民国邮政发行普21《烈士像》邮票中的陈英士1角3分邮票。 编者）

 

（待续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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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在这第十二章中，从书中让我们相识了——陆子桐、谷超豪、丁儆、余承业、宋晞、沈有乾、郭贻诚、徐声越、胡伦清、朱叔麟、路季讷、董聿茂、朱重光、张树森、钱琢如、王季梁、江问渔、胡伦清、吴浩青、陈叔陶、王子句、华楼遥、胡裕树、宁树藩、翁心惠、李相瑁、陈卓如、郭斌和、王倘、陈英士及伽里略。

在编辑这章节时，才知道陈训慈的墓也在杭州的南山公墓中，上次去时尚不知，故再次去到了南山公墓，一并寻找后来才知的陈建功、张宗祥三人的墓地。而最有意思的是，在书中阅读到陈其美时，本不知道他就是陈英士，在搜索资料时才晓得他就是建立在杭州西湖孤山后草坪的那座铜像，故找出曾经拍摄过他的铜像照片，配制了一张当年的照片。真想不到被孙中山誉为“民国长城”、“民国起义首功之人”的陈其美（英士），年纪轻轻的虽然早早地被人暗杀了，但名声可谓是远扬，那年全国各地的挽联多达1000余副。

附：49

唐 湜 1920－2005，原名唐扬和，生于温州杨府山途村的一个书香门第。1943年考取浙江大学外文系，开始真正的诗艺探索。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五十年代在北京的《戏剧报》工作，1958年被错划右派，1961年从北大荒回到温州，先在永嘉昆剧团作临时编剧，文革期间在温州房管局下属的一个修建队干体力活，期间笔耕不辍。后来供职于温州市文化局下属的艺术研究所。唐湜在温州逝世，享年85岁。

 

宋 晞 1920－2007，浙江丽水人，台湾史学家。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曾获浙大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韩国建国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49年8月，他应原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先生之邀，赴宝岛台湾工作，至今已50余年。宋晞早年追随国民党党国大老，地理学者张其昀来台，任职于革命实践研究院、国防研究院，并曾赴美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文化参事。稍后则协助张其昀参与筹组中国文化学院一事，历任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第四任校长，为知名的宋史学者。宋晞因车祸于台北松山国军总医院离世，终年87岁。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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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0

谷超豪 1926－2012，浙江温州人。数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1948年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1953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历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撰有《数学物理方程》等专著。研究成果“规范场数学结构”、“非线性双曲型方程组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研究”、“经典规范场”分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三等奖、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2010年1月11日获得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谷超豪在上海逝世，享年87岁。

 

丁 儆，江苏无锡人。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48年赴美国留学，攻读化学工程。1950年肄业于美国布路克会理工学院研究院。回国后历任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副校长，博士生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国家科委理论与应用力学学科组副组长，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发表多篇论文。他的许多研究与试验都直接为中国的“两弹一星”平添了一羽腾飞的翅膀。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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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1

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1564年－1642年）世界知名科学家，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者。其成就包括改进望远镜和其所带来的天文观测，以及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当时，人们争相传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今天，史蒂芬·霍金说，“自然科学的诞生要归功于伽利略，他这方面的功劳大概无人能及。”

 

陈卓如（1903年－1932年），浙江瑞安人。1921年进温州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后，接触新文化，追求新思想。1925年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员。1929年1月，当选为中共瑞安县委委员。1930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成立后，率队编入红一团，为该团负责人之一，参加了攻打平阳县城等战斗。1932年春节，在驮山被叛徒出卖，受伤被捕，在解往温州途中，因流血过多而献身。 编者

 

第十二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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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回故乡之路》

（老照片·浙大龙泉分校物理实验室。 原书插图）

 

回故乡之路 （1）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一月，尚在黔北遵义的浙江大学，已经有了回迁杭州的氛围。二号那天下午，出差贵阳的竺可桢和外文系教授黄尊生一起去了西南公路局，托局长谢文龙帮助解决“浙大回杭时之赴渝车辆”；回到遵义后，又于十日给原农经系主任梁庆椿去了封信，“请梁于秋间回杭州浙大”。作为校长，竺不仅已开始谋划复员之事，且回杭后的教学打算，也在安排中了。在那时的浙大师生中，“回杭”成了一个时间概念，譬如黄尊生，竺有意请其出任训导长，商谈后黄虽然答应了，但提出“以至杭州时为限”。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因文学院院长梅迪生的病逝，在遵义的浙大本部师生主要忙于梅的治丧。追悼会是一月二十七日开的，会场设在何家巷五号，图书馆的阅览室楼下。会前竺可桢接陈布雷电话，说蒋介石得知当天追悼梅院长，特地关照他送上一幅“人师典范”的挽词。那一年的春节较早，此后没几天，二月二日就到了大年初一了，这也是浙大师生在遵义过的最后一个年。

年后竺可桢去了湄潭，一路上心情不错，注意到了“油菜花已满野，但尚未盛”，是日“晚月色甚佳，兼满天星”。到后第三天，也就是二月九日，竺即召开了会议，“讨论复员迁家问题”。其时湄潭校区已成立了复员委员会，参加这个会的除委员会成员，还有各系主任，计十九人。会议开了两个小时，谈论最多的自然是经费问题，当时的黔北浙大已有师生员工及家属近三千人，匡算下来的复员费用需三点七四亿元（法币）。

竺可桢在湄潭呆了一个星期，期间还去了一趟永兴。虽是为学校回迁，但竺对教学质量和校风等问题，依旧格外挂心，在永兴听分校主任储润科谈到上一学期的一年级学生，二分之一科目考试不及格的，有十名，照例应予退学，但学生提出能否转到先修班补习，竺态度很明确，“二、三、四年级既以二分之一学分不及格而退学，一年级岂可有其他便利”，未允。不过也并非一退了之，对有些因战乱离散，已经无家可归的学生，可以由学校介绍另谋生计。

浙大准备复员的消息传开后，引起了在湄潭的浙大附中师生的不安。附中是浙大迁来遵义后办的，现在浙大要回去了，附中将停办和解散之说不胫而走，知道竺在湄潭，校长朱希亮把他请去附中，给学生们做个迁校报告。竺可桢报告是做了，浙大复员的事倒谈得不多，只强调说附中停办与解散全是谣言，但因杭州校舍紧张，停顿一个时期是难免的，浙大本身也有这种可能。在竺看来，附中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随迁，而是“近来成绩较差，管理亦渐松”。之前朱校长已经先批评了学校发生教员和女学生恋爱的事，竺可桢就顺此由头讲了许多学风和校纪方面的话，竺用了一个词，叫做“校风丕变”，勉励学生们“到浙以后必须更加努力”，让人感觉附中还是要走的。

回到遵义的第三天，竺可桢接到教育部公文，得知大学复员会议将于二十五日在重庆举行，“商量各校迁移之秩序”，便决定把原定于二十三日的校务会议提前到了二十一日。那个校务会议很杂，差不多开了一天，从上午九点的福利委员会，十一点的稽核委员会，到下午的杭州校舍委员会、复员委员会，突击商议了一大堆问题，盖因竺可桢次日将去重庆，在与教育部商定浙大回迁事宜之前，学校的财务、杭州校舍的安排、复员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情况，等等，都必须先行做出一个大致的计划，一整天也未见得能讨论透彻。

复员会议从三点开到五点，除遵义、湄潭、永兴三地的复员委员会成员悉数到场外，附中和学生自治会的代表也列席了。这次会议可以看作是浙大复员行动的正式开始，会上决定划分几个小组，实行分工负责，推举出了各组主任：总务长谢家玉管运输，教育系心理学教授陈立负责公物处置，机电系教授易修吟统领分配事宜，校医务主任李天助仍司职卫生，总务处庶务主任魏春孚保障供应，工学院院长王国松，则着重调查与协调，相比九年前的举校撤离杭州，这一次的大行动不仅从容，且有序。

抗战胜利了，颠沛流离的日子行将结束，浙江大学很快就能回到她理所当然的杭州校址，竺可桢心情舒畅。二十二日赴重庆，竺搭乘的是第四军官总队队长余锦源的吉普车。1944年冬，余锦源率第十军过境，浙大学生曾组织慰劳，此番正好由十四军军长任上调驻重庆，故邀竺同往。那天车开得很快，虽然一路颠簸，“到重庆时，满身骨痛不已”，竺可桢仍兴致勃勃地不忘沿途观景，“十二点过松坎，见桃李已开，……至青杠坡，见满山均有黄色之迎春。至东溪则麦高尺许，豆将结实”。其时的竺校长还不能想见，四个多月后的七月七日，当他重回杭州大学路校舍时的心绪，那天情景，他是这样记叙的：

今日在校长公舍楼上依栏远眺，见院中花木如故，一枣一柿，宛如昔日。尚有紫薇一对，罗汉松一对，桂花一对，皆左大而右小（东大西小），想因土之肥瘠耳。前面池塘蛙声通宵不绝，东北角有猫头鹰“汪”“汪”作声，Owls hooting whole night,此则与遵义迥不相同耳。

（朱希亮  1900－1977，江西临川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心理学家 ，格式塔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1921 年考入燕京大学心理学系,1924 年毕业后,到江西省私立心远大学教书,1926 年由江西省教育厅派往美国考查教育,随后得到江西省教育厅和清华大学的留学资助,到威斯康辛大学研究院学习，并于1928 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耶鲁大学到耶鲁大学心理研究所学习实验心理学,于1930 年获得科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心理学和统计学教授。1935 年经胡适介绍,赴四川大学任教。1938 年蔡元培先生邀请他到重庆中央研究院任学术秘书。1940 年,他应南昌中正大学校长邀请担任该校教授和训导长。1942年至1950年在浙江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1950 年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被分配到湖北省教育学院任教。朱先生去世前,适逢“文革”后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得到重新确认,以及国际心理学界纪念科学心理学创始人冯特( Wilhelm Wundt) 于1879 年在莱比锡大学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00 周年。朱先生接到有关国际国内心理学会议的通知,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准备论文,就在准备论文期间,不幸去世。 编者）

 

（待续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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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浙大师生撤离遵义时的情景。 原书插图）

 

回故乡之路 （2）

心系复员的竺可桢精力充沛，到重庆的第二天，用完早餐就去了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寓所。朱显然知其来意，立刻就先表示了部里的态度，“主张重庆附近者先搬”。这一点竺可桢并无异议，他于会前来见朱，其实主要还不在迁移，而是浙大设立法学院、医学院，以及保留师范学院等事项。遵义时期的相对稳定，促使了浙大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学校规模的扩展，西迁之初仅有文理和工、农三个学院，截至复员前，文理学院已分设，师范学院趋于成熟，法学院正待聘院长，新建医学院的计划也已经完善，竺迫切需要部里给与相应的支持，以期率领一个崭新的浙江大学回归杭州。

朱家骅那天因胃病发作，精神不佳，但还是给了竺可桢很大满足。朱表示师范学院“可以仍在浙大”；对法学院院长人选，则建议可聘中央考试院的范扬或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李浩培；“医学院亦主设立”。既办事，就须有钱，竺请部里批给“法学院开办费五百万元”，“杭州修理费五千万元”的要求，应该都是在复员费之外的，朱家骅虽未当面应允，却也没有封口。

这一天竺可桢还分别去见了交通部次长龚学遂、公路总局局长萧庆云和西南公路局长谢文龙等人，意在征询浙大回迁之路径，虽无非一陆路，一水路，但究竟怎么走，此前已闻知众说纷纭，竺并未轻易决断，交通部官员的意见，抑或更须参考。龚的意思是走陆路，因五六月间重庆将拥挤不堪，自遵义至衡阳，七天可达，衡阳有火车通汉口，而乘船由重庆下水，也仍须经停汉口。但萧庆云却是劝浙大从重庆走水路，理由是“走公路费用太大”。在钱的问题上，这个公路总局局长显然是不肯通融的，好在“萧、谢二人均谓车无问题，但酒精自备，且需油布”。一校之长的竺可桢，事无巨细，皆得盘算，酒精油布之类，连公路局掌柜的都特别提醒了，就更须上心。

自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始，教育部的迁校会议连开了三天，之后竺可桢又在重庆逗留了四天，所忙之事，一是落实杭州校舍修理经费，二是迁校途径，三是回杭后的相关人事，期间，还为浙大原训导长费巩失踪周年事，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和中美合作所之间奔波查询。

按竺可桢得计划，浙大回迁准备和杭州的校舍修理必须同步进行，所以对修理费抓得很紧。二十五日上午去教育部报到时，就先让总务司贺师俊开了两千万元支票，交浙大总务长谢家玉带回，余下的三千万请贺“于一周内寄出”，当时贺有些为难。但三月二日，竺又去找了贺，“嘱再发三千万至杭州”，丝毫也不肯松动。期间又去公路总局和救济总署，对三千浙大师生员工回迁的陆路或水路经费反复了解和比较。离开重庆的前一天，竺则专门去了梁庆椿家，“约梁于秋间回浙大”，继续任农经系主任。但已在中央农业银行任职的梁庆椿表示银行方面坚留其在行，“故势难却”，后经竺一再说项，梁松了点口，“愿来杭教课，不愿再任主任”，也算见了成效。忙完了这一切之后，竺可桢于三月五日经松坎回到了遵义，在碓窝井校长寓所，他又一次地从内心感觉到了春意：“院内桃、李开花，梨花亦初开，棠棣亦盛开。尚未见燕子”。毫无疑问，这将是浙大复员前在黔北的最后一个春天了。

竺可桢1946年2月10日的日记中，提到过一个叫幸必达的人。那天他刚从遵义到湄潭，在文庙用过晚餐后，“附中毕业生幸必达、陈效仁、许乃章、吴光南来”，是来探望还是谈事，竺未记录。

幸必达是农经系四年级学生，时年二十四岁。幸进浙大前就读于附中，前后在校七年，一直是个热心公益事务的学生。那年的八月中旬，能够自己走的师生员工，基本上都已经离校了，学校紧急征募一百名学生，做为负责物资押运和照顾随行人员的志愿者，幸应征并被录用，最后一批撤离遵义。

军用卡车停在了遵义浙大本部子弹库的操场上，终于要走了，今后还能不能再回来，谁也不知道，与这片相濡以沫多少个日夜的土地告别，师生们的心里可谓百感交集，许多人都跑来抢着和卡车合影。车头上挂着块牌子，上书“国立浙江大学复员专车”，车的周围上下，从最前排坐在地上的，层层往上，竟至摞了差不多九层，近三十人。这应该是最经典的一张浙大东归留影，辛必达即便不在此间，想来也会在另一辆这样的车前。

（老照片·浙大复员专车出发前。 原书插图）

 

（待续95）

大乌珠

（老照片·浙江大学复员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本首页。原书插图）

 

回故乡之路 （3）

那一天是九月四日，幸必达在事隔六十年后写的《1946年浙大由贵州复员杭州纪事》一文，这样写道：

……上午，我们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准备出发。一百辆十轮大卡排列在子弹库校本部广场上，已经装车待发，蔚为壮观。押运同学先期已开过会，自动推举了一批负责人，商定了九条公约，要求大家遵守：1.车队统一出发，保证一路同行，经贵阳直驶长沙，到长沙接待站交卸物资为止。2.同行老师及员工子女眷属优先坐驾驶室，其余人员及物资统安在车厢。3.乘车人员每人先交一万元作途中生活费用，沿途集体办伙食；负责办伙食的同学先采购一些大米、干菜、腊肉等装车备用；估计行程六天，早、中、晚都统一用餐。4.每天到站后住宿都尽量借住学校、庙宇，以省宿费。5.每天到站后由负责住宿的同学安排住处，负责伙食的同学（以女同学为主）上街买菜和下厨做饭，统一进餐。6.晚上买蜡烛分发各处照明。7.黎明即起，统一早餐后上路，中午在途中饭店就餐。8.车抵长沙前结算伙食账，多退少补。9.互助互让，同甘共苦，照顾好老师及老幼眷属，服从统一指挥，争取平安到达。大家一致同意。 

浙大复员的亲历者鲜有文字留存，尤其是当年的原始记叙，幸先生六十年后的这段回忆，充满着浪漫气息。那时候的浙大学子，年轻、激情，于清苦岁月中放飞梦想、蓄养精神，无论是从杭州一路西迁来黔北，还是从未到过杭州，抑或将从黔北东去杭州，只要在浙大求过学，都会对杭州深怀故乡般的亲情，以为那里才是浙大的根。有一首歌叫做“绿叶对根的情意”，浙大在贵州的遵义、湄潭和永兴，历七年之箪食瓢饮、自谋生机，竟至奇迹迭出、绿叶满枝，想那所谓绿叶对根的情意，就浙大师生而言，既在黔北山水人脉，也更在钱塘风云气场。幸必达所述九条公约，虽为具体事项，传递的心情，却是贯穿于浙大复员整个过程中的兴奋、向往和踌躇满志。

按照幸必达的记叙，这支浩浩荡荡的复员队伍，可谓水陆兼程，走了差不多二十余天，直到九月下旬，方才抵达杭州。这中间有十几天的时间未行动，而是滞留武汉候船，其时所有师生的身份，都是难民，浙大的复员机构在长沙设立了接待站，由公共科目主任舒鸿教授主持，在这里可以领取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的难民证，免费搭乘车船，获得基本食宿，这是竺可桢为节省开支，于三月初在重庆时，和救济总署接洽的结果。

离遵义后的陆路行程，车队走了六天，先是经贵阳、玉屏出贵州，再由湖南的芷江、黔阳、邵阳到长沙。相对西迁时的战乱环境，胜利后的复员之途至少不再那么枪林弹雨了，曾经的前路难卜，也变得指向明确了，所以在幸必达笔下的六天行程，食宿都还顺利。逢到天气晴朗、道路平坦,“驾驶员十分尽职，车辆没出过问题”时，师生们也都不免聊发“秋山红叶、老圃黄花”之兴，“一路谈笑风生”。到邵阳的那天中午，因伙食账算下来“颇有结余”，还在邵阳大饭店搞了一次聚餐，席间又请同行的胡哲敷教授在白绸子上书写了“今之王良”几个大字，所有师生都签上名，当作锦旗送给辛苦了的驾驶员，“大家高唱校歌，欢声雷动”，这情景很像是在如今电视剧中经常能看到的那种样子。

至于水路行程，除了等船时间长些，上了船却只须三天就到南京了，是一艘载重六千吨的美国登陆艇“绥远”号，船上有淋浴舱、消毒饮水，吃的是军供品的剩余面包、牛奶和罐头牛肉，一日两餐，虽然大多数人都吃不习惯，但也知足了，毕竟只是一艘难民船。据说全船载有七百余人，其中浙大师生三百多，约占半数，余为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二百多、西湖国立艺专一百多。头一天晚上船泊九江，三校师生还合起来组织了一个联欢会。幸必达的文章说，“宽阔的甲板上灯火通明。各校节目有古琴、琵琶、南胡独奏、抗战歌曲大合唱、轮唱、女声独唱和舞蹈等，丰富多彩。师生和外籍船员同乐，岸上也有不少观众，直到午夜方罢”。较之西迁，东归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了。

幸必达个人回忆的真实性应该没有问题，但遗憾的是，除了这最后一批人员物资的集体行动，那些先期已自找交通离校的师生员工，他们是怎么走的，一路上又经历了怎样的艰辛跋涉，却还无从知晓。据说那些人员的总数，占全校三分之二多，先后达二千余人，因杭州校舍尚未修复，学生们可以先回原籍，待十一月开学后，再行返校。学生年轻，无拖累，或结伴，或独行，都还好说些，但是那些拖家带口的教授们呢？ 

（陈立1902－2004，字卓如，曾用笔名方正，湖南平江人。我国工业心理学的创始人，智力理论和心理测验研究的先驱。1928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193O年留学英国，师从著名心理学家斯丕尔曼教授。1933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理科心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英国工业心理研究所、德国柏林大学心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35年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合聘的工业心理研究员。1939年起，任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院长，杭州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职。并曾兼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学术委员兼研究员，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浙江分会理事长，浙江教育学会副理事长，浙江省科普协会主席，浙江省科协副理事长，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编者）

 

（待续96）

大乌珠

（李浩培 1906—199，上海市人。中国当代著名国际法学家。1928年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1936—1939年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研究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比较民法。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浙江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局外事法规委员会专门委员，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外交学院国际私法教授，外交部法律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九三学社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事仲裁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还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编委会委员兼国际私法分支主编等。1985年当选为瑞士国际法研究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特设国际刑事法庭法官。 编者）

 

回故乡之路 （4）

自重庆回遵义的第二天，竺可桢一早就去学校，阅处来往公文及信件，文学院院长张其昀交给了他一封信，系浙江省民政厅长阮毅成所写。在接洽李浩培之前，竺曾有意请阮出任法学院院长。阮在信中谈到，浙大回迁杭州后，新校舍的择址可考虑凤凰山。看了信，竺可桢的意见是，假如在凤凰山一带建校，必须有平地，但清波门外之地不易得，不如先考虑“钱塘江边之陆军营”。这当然得与军政部部长陈诚沟通了才行，正好张其昀十七日将去重庆出席参政会，竺希望张能先和陈诚谈一次。竺对复员后浙大的扩展，打算已经很具体了。

几天后的三月九日，学校再次召开了复员会议，竺通报了教育部会议的大致内容，很简略，只说了二十分钟，留出时间讨论浙大自己的“迁校途径、行李多寡、人走先后等等问题”。在此会开过后的二十多天里，学校的一切工作依旧是如常运作，并没有显出即将大规模搬离的忙乱。正值毕业的各系大四学生纷纷开始举办谢师宴，九日当天晚，是机械系学生陈贵耕、王赞基等五十余人；二十三日晚，则为教育系、土木系的学生；二十四日，物理学教授、教务长张绍忠做学术讲座，讲的是原子弹，听者达三百余人，竺可桢亦到场，近两个小时，因所讲极抽象，且无图表，竺发现“听者未必能全懂，但走者甚少”；之前的三月十七日，浙大话剧团还在湘江大戏院公演自编自导的话剧《万世师表》，纪念已故文学院院长梅迪生，且为其子女募集教育基金；二十九日，电机系学生集会，为王国松任系主任十周年、杨耀德任教授二十周年志喜，竺可桢到会说，“劲夫以院长而尚教十二小时之课，杨公虽已教书二十年而对于电学孜孜研究，其精神为补可及，后生模范典型”，并称王、杨二先生在校均达二十年以上，堪为浙大“中流砥柱”。复员前夕讲这番话，竺自是有其深意。

尤其有意思的是，三月二十一日，竺可桢还在史地系学生钟恒的婚礼上做了征婚人。竺对学生一向爱护，关系亲和，身为一校之长，却能够对“成绩优良在平均85以上学生”了如指掌，学生或约看京戏，或上门问责，好恶轻重，一概公平待之。钟恒是史地系二年级学生，时年二十三岁，湖北黄梅县人，因将随浙大复员去浙江，女方家人特将新娘送来遵义，先行完婚。竺可桢为师生证婚，并非第一次，单单那一年，钟恒及新娘赵元复，就已是第四对了，故而竺在致辞时还开玩笑说，“证婚成为大学校长之副业，政府应准挂牌，如律师、医师，乃所以奖励生产也！”如此笑言，还真是只有在大好心情下才会激发。

进入四月后，学校对复员的安排似显紧锣密鼓了。一号那天，浙大假座湘江大戏院举行校庆典礼，这是在三月十二日的行政会议上定下的，拟为“创校十九周年”。关于这一提法，竺可桢在会上做了个说明：“本年为浙大十九周年成立纪念。第三中山大学乃于民十六年八月一日成立，但因八月一日适在假中，故过去未曾举行。去春校务会议，劲夫提议改于四月一日，即民十七年改为浙江大学之日期，今实为第一届也。”也就是说，此次校庆，是以1927年第三中山大学的成立为浙大之诞生，而非上溯至求是书院。

现在看来，那一年的校庆，虽为纪念浙大成立十九周年，就庆典而言，实际却是第一届，从颠沛流离八年多后，终于将复员回杭的意义上说，这首次庆典的举行，便具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它的纪念点，尤其在于战火中自强不息、凤凰涅槃之新浙大精神。机械系易修吟教授时有贺校庆一诗：“春风吹暖到山城，郁李秾桃次第荣。立达功能参造化，新兴士气仰陶成。千年道统斯堪托，十载贤劳孰与并。马首欲东人意快，弦歌又共浙潮鸣。”写得十分透彻。

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二日，学校又一次召开复员会议，遵义、湄潭、永兴的复员委员会成员和学生代表均与会，作出的决议已是非常具体：四月十日前派舒鸿及总务处事务组马宗裕赴汉口、长沙沿线，勘定合适地点设立接待站；五月十日前，第一批人员出发；先修班和二分之一不及格的学生，这次也一起走；在教职员工方面，甚至细致到走长沙的有多少家，多少人，走重庆的有多少家，多少人，以及其他如走柳州、广州者，又有多少人，总务长谢家玉还报告了杭州校舍修复的情况等，从下午二点一直开到六点。

（王仁东1908－1983，原名裕大，上海人。应用力学家。浙江大学化工机械创始人。193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学院。1937—1938年任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副工程师。1939—1946年先后任浙江大学副教授、教授。1946—1949年经竺可桢推荐，赴美国考察，兼任美国西北大学机械系客座教授和阿立斯却默斯机械制造公司顾问工程师。1949—1983年任浙江大学机械系、化工系、力学系教授。逝世于杭州，享年75岁。 编者）

 

（待续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