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难忘的纪念

北山峰

  明天发最后两章，全文结束。

北山峰

                                   七十七

     同学们碌碌续续的回北京探亲了，我填好招工表后，耐心的等待批准的通知。那时候招工都要经过面试和严格的政审，至于需要等多长时间谁也说不清楚。利用这段时间我还是在想着我的入党问题，如果在大队来不及解决的话，那参加工作后什么时候能入党就不好说了，也许一两年，也许会更长的时间，要是那样麻烦可就多了。我越想越觉得必须尽快的在大队解决问题，否则我三年的努力将前功尽弃了。和发队长对我的入党问题真是特别关心，没等我说话他就到了大队找李书记商量。李书记也想在大队解决我的入党问题，可是整党刚刚过去不久，按照党员发展计划今年不可能再给大队入党指标了，他俩也觉得这事太难办了。和发回来对我说了情况，只能由大队党支部把我的入党申请书和工作表现介绍到工作单位，大队能做到的也就是把转去的材料写得好一点罢了。我听了这一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即失望又无奈。不管怎么样我就要工作了，再不会为柴米油盐发愁了，再不用受大苦、受大累了，再也不用为了知青点的事情操心了，想到这里心里又感到一阵阵的宽慰。
     眼看入党之事将化为泡影，可这时一个意外的消息又使这件事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两天，刚刚上任的公社党委书记蒋本富来到了我们大队，主要目的是来熟悉工作的。乘这个机会，顺笃书记把我的情况向蒋书记进行了反映。蒋书记这个人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对我在队里的表现很满意，他个人认为不能耽误我的前途，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向顺笃表态可以在大队发展我入党，至于指标问题他来想办法解决。
      在蒋书记离开大队的第二天，顺笃书记召开了支部党员大会，以全票通过发展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因此只待公社党委批准我就是正式党员了。在全县八百多名知青中我将是第二个入党的，在我们学校来山西插队的一百零八名学生中我是头一个，别看我没入过团，可在我们高中班的同学中，在地方工作的同学里我也是率先入党的，这会令许多同学对我刮目相看。有了工作，又快解决了我的入党问题，我真是高兴地几天没睡好觉。当我把密封好的入党材料交给公社的张国强秘书时，分管知青工作的他也为我高兴，他说我一定把你的这份材料保管好，一旦公社党委研究发展党员的工作时，千万别给你漏了。说着他把我的入党材料小心意意的放到了平时不怎么开的右边的桌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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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村里等了一个星期，没有接到批准分配的通知。听公社张秘书讲，由于刚分县，县里的许多领导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要新建，他估计招工的后续事情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我可不想再这么干等下去了，心里有了回家看看的念头。我和队长一说，队长很干脆的同意了，说一有消息他给我打电报。
就在我打算回家的那天晚上，天突然下起了雪。起初雪不大，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雪不但没停反而越下越大，到了晚上雪终于停了，可地上的积雪竟有多半尺多厚。这下可麻烦了，要是等通了汽车再走，说不定要耽误多少天。我和在村里的好兄弟景会商量，他决定和我一起踏雪步行到洪洞火车站送我上车。我给家带了队里分的十斤小米、十斤绿豆和五斤芝麻，逮柱又送了我二十斤他家树上结的核桃，一共五十多斤的东西。我把这些东西打成两包，胸前、胸后一搭，这样能省点劲儿，走起路来也方便些。
     下这么大的雪，脚底下穿棉鞋或球鞋都不行，走不了多远鞋就会湿透，脚冻得就会受不了。听老百姓说，这种天气只能穿腰高一点的雨鞋，虽然刚穿起来脚会觉得冷一些，但脚却不会湿，走起路来脚也太冷不了哪儿去。说起雨鞋来，我们知青点倒有两双，那是刚插队时为了表演四个老汉学毛选而买的，腰特别高都快到膝盖了，这种雨鞋叫雨靴比较确切，平时除了下雨、下雪用它来穿着下山挑水外，一直闲着没用，这次正好派上用场。我试了试穿着还行，可逮柱腿短，觉得雨靴腰太高走长路怕太费劲儿，于是他赶紧到户里去借，找了半天只找到一双合脚的半高腰雨鞋。
     一切准备停当，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出发了。我们俩从村里刚下到公路上，我一回头，只见赛虎从后面跟了过来，看样子这条狗要跟我走。我很喜欢这条狗，和它有着很深的感情。赛虎没出过远门，去时跟着我们走，可我上了车它怎么回去啊！它肯定不会听景会的话，到时吃不上，又要跑那么远的路，这怎么能行呢，我怎么忍心让狗跟我们一起受罪呢！想到这里我坚决要把它轰回去。可是不管我怎么轰它，它总在后面远远的跟着，无可奈何只好把它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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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刚下过大雪，公路上什么车也没有，行人也轻易见不着一个。路到是不怎么滑，但是走起来真是费劲，必须高高的抬起腿，每走一步会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我们俩才走出了古县街身上便冒了汗。我深一脚浅一脚的踏着积雪，当我们走到七里坡的半山腰时，我回头看看，向前看看，到处是一片银白色，当时真有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过雪山的感觉。看到这样的景色我情不自禁的想起了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雪”，我对景会说：“我给你朗诵一段毛主席的诗词好不好，说的是大雪的事，你爱听不爱听？”景会说：“中，只要是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诗我都爱听。”于是我冲着空旷的田野大声的朗读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可能是受到这首诗词的鼓舞吧，我俩走起路来有劲儿多了。
      从我们村到洪洞火车站大约有八十里路，如果路好走，象我们这样背着五十多斤东西顶多有十个小时就到了。可是这大雪天一个小时也就能走七里路，到洪洞最少也得用十三个小时，这样算起来离火车开车的时间顶多剩两个小时，时间是比较紧的，我们必需快一点赶路。逮柱穿的雨鞋腰比较底，走不了多远就得把灌进雨鞋里的雪倒一倒，后来走着、走着来不急倒雪，雪就化在鞋里了，鞋壳里又是雪又是水，真够逮景会受的。可景会一点怨言也没有，只是一个劲儿的低着头背着东西往前走。每走一段路我就要求逮柱把东西放下来由我来背，可他总是说我不累背得动，说什么也不换，直到他实在使不上劲了才让我背一会儿。我们走得这条路，路过的村子很少，渴了想找口水喝都不容易。过了晌午了，我们走到了一个叫姚店的大村，过了这个村就到了洪洞的地界了，离火车站还有一半的路程。我们又渴、又饿、又累，正好路边有一个小饭馆，我们赶紧走了进去，这回可得好好的吃顿饭了，顺便也可以好好的歇歇脚。饭馆里没有一个吃饭的人，只有一个既是大师傅又是服务员的人。饭菜很简单，主食只有烧饼和面条，菜是炒土豆和萝卜，我们还算运气好，赶上有煮好的猪下水。为了赶时间，我们没要炒菜，啃着烧饼嚼着猪杂碎，狼吞虎咽的吃起来，赛虎的待遇和我们一样，我们吃什么就给它吃什么。说实话，那时我们真是饿得前心贴了后心，我吃了四个烧饼喝了两碗汤面，景会竟然吃了六个烧饼喝了三碗汤面，赛虎也不含糊比我吃的还多呢。吃饱饭歇好了脚顿时浑身有劲儿了，我们不敢耽搁急忙抬腿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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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们村到姚店基本上是上坡路，从姚店起全是下坡路，而且走的都是村子之间不宽的小路。到了下午，出来的人多了，雪地里被踩出了一条条的小路，这样的路很滑，还不如踏着雪好走呢。为了防止摔斤斗，我和景会时不时的相互牵着手走，可就是再小心还是摔了几次跤。还差二十来里路的时候，天渐渐的黑了下来，我们只好一边打听路，一边摸着黑走，好不容易我们才走到了洪洞县城外的一条马路上，在一家饭馆落了脚。据说这里离火车站只有不到一里的路，我看了看饭店里的钟，差十五分钟不到九点。我想反正也没多远了，时间也来的急，就在这里吃顿饭得了。这个饭店也不大，这个时候了也没什么人吃饭。我们背着东西走了十四、五个小时，真把我累坏了，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再也不想动弹了。景会到底是从小在农村摸爬滚打出来的一条硬汉，他却没觉出有多大累，觉得这点路对他来说不算什么，比这个又苦又累的活儿他干得多了。他放下行李包替我去买饭，不用说我们又一次把肚子添得饱饱的。吃完饭我刚要起身，觉得两只脚一阵阵的酸疼，我脱下雨靴一看，袜子湿露露的，再把袜子脱掉，立刻令我大吃一惊，两只脚被汗水沤、被冷风冻的都变成紫红色的了，十个脚指甲盖都和肉分开了，脚指甲盖全都松动了，要是再走下去恐怕都要掉了。我赶紧把鞋里的水擦干净，又换上一双干净的袜子，这才感到好受多了，我忍着疼、忍着累一步步的跟着逮柱向火车站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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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洞火车站是个小站，旅客候车室很小，只有十来个长椅子。我们进去时有十来个人在里面，售票的窗口前点着一盏灯，但窗口紧闭着。我连忙敲了几下，但不见动静，我再使劲的敲了一会儿，售票窗口终于打开了。我迫不及待的说：“我买一张到北京的车票！”，里面的售票员说：“对不起，这趟车的车票早卖光了。”我脑子嗡的一下子大了许多，大声的反问：“怎么会没票呢？”售票员看我急扯白咧的并没有冲我耍态度，反而心平气和的耐心解释：“我们站是个小站，上车的人少了还好办，人多了就麻烦了，这些天上车的人特别多，我们这个站一趟车也只能卖十来张票，今天的车票上午就卖完了。我跟您说吧，要想保险还是到临汾上车去，那里一般都能上得了车。”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这要是走不了那可就麻烦了。洪洞离临汾有三十多里路，既使这会儿马上走也来不急啊！我急得在候车室里转来转去，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景会看我着急的样子，一个劲儿的劝我别找急，他说：“不管怎么着咱们也到了火车站，这总比在家等通汽车的时间节省多了，要是到临汾上车咱就乘黑走，实在不行咱再等下趟车呗！”我想了想，虽然到临汾上车保险，可是还得走那么远的路，实在太累、太辛苦了，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是耐心的等下趟车吧。我对景会说:“你也把我送到了，你就在椅子上好好的歇歇脚，等天一亮咱们在一起吃顿好饭，你就带赛虎回去吧。”景会说：“反正我回去也没什么事，我把你送上车才放心，带这么多东西你一个人也不好上车啊！”我左劝右劝，可景会不管我说什么，他就是始终坚持把我送走才行。
     走了这一天的大雪路，我们俩又困又乏，靠在椅子上没一会儿就打起了磕睡。尽管我困的要命，可我心里有事怎么能睡得着呢。睡梦中我还在想，难道真的没办法走吗？我突然脑子一转想出了一个进站的办法，从车站的正门进不去，难到从别的地方就进不了站了吗？车站又不是封闭的一定可以绕进去。想到这里我再也睡不着了，赶紧叫醒了景会。我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表，这时已是快十点半钟了，离火车到站的时间还差四十多分钟。我们快步的走出车站，没一会儿到了路口，眼前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我断定这条路是和经过这里的铁路是平行的，我没有犹豫领着景会向北走。大约走了一里路，还不见有拐向铁路方向的道，看来这边不好绕进车站去。于是我们又掉回头来往南走，果然在火车站南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拐向西的路口，我们摸着黑往里走，眼前一个大门，大门敞开着没人把守。我俩偷偷的溜到里边，我借着院里微弱的灯光向四处巡视了一下，这里似乎是车站的货场，再往前走就是站台了。为了防止被人发现，我俩不敢作声，找到了一个墙角悄悄的躲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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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站里有值班的人，不时见他们走出来巡逻。估计火车快到了，我俩从黑处走了出来。这时，一个工作人员向我们这边走来，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索性等他过来。他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是坐火车的。”“上哪儿？”“上北京。”他仔细的端量了我一下说：“你是北京知青吧？”我说：“是。”“有火车票吗？”“没买着。”我看这个人还行，不会太刁难我们，就把绕进车站的事如实向他说了。他和我们说，这些天上火车的人特别多，票查的也特别严，没票恐怕上不了车。我倒没在意，他没把我们轰出站我就踏实了，等车来了再碰碰运气吧！
      我们又等了好长一段时间，火车还是没来，我估计可能是列车晚点了。在那个年代，列车晚点可以说是家常便饭的事，你再着急也没用，我们只好耐心的等待。大雪过后的天气显得格外的冷，加上又有四、五级的北风吹着，我俩被冻得哆里哆嗦，浑身一个劲儿的打寒颤，这里没有别的御寒的地方，我们只好跺跺脚来回的走一走。就在我们冻得特别难受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伙人拿着行李顺着站台走动，还看见几个车站职工在做接车的准备工作，我想火车肯定是快要进站了，于是我们俩赶紧从黑暗的角落里快步的走了出来。按照以往上火车经验，中间的车厢人比较多，而靠近两边的车厢人相对少些，由于我们是躲在车站的南面，所以只能在离车尾较近的车厢上车。不一会儿，从远出传来轰轰隆隆的火车运行的声音，人们立马全神贯注的拿好随身携带的东西准备上车。这时车站的喇叭响起了广播声：“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北京方向去的列车就要近站了，列车在本站停车三分------”列车到站了，我们朝着车门快跑。车门打开了，一个列车员从车上下来，我向车门望去，只见车门口的人挤的满满的，一个下车的乘客也没有，上车的也就我一个人。我二话没说就向车上蹬去，列车员赶紧阻拦，嘴里大声的说：“票。”我急扯白脸的说：“我没买上票，到车上补票还不行吗？”“不行！你没看车上那么多人吗！没票等下趟车吧！”我无可奈何的退到了一边，眼睛向前面的车箱望去，只见每个车门都有列车员把守，看来这车是很难上去了，我不禁心里凉了半截。正当我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我望见列车的最远处的一个车门敞开着，车下没有人，我想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我急忙招呼景会拼命的往那节车箱跑去。跑到车门前，我一个箭步蹿上了车，景会背着行李也很快赶到了，他把行李举起来，我迅速的接了过去。我还没来的急和逮柱说上几句道别的话，列车慢慢的启动了。我赶紧把车门拉过来，可是车把手似乎是坏的，怎么也关不上。我也先顾不上关门了，睁大眼睛向车下望去，逮柱在向前跑着，右手不断的和我招手，赛虎也一边跑、一边朝我这边嗷嗷的叫。列车开起来了，逮柱被远远的抛在后面，可是赛虎却撒开腿拼命跟着列车跑。车走远了，赛虎也看不见了，我真为它担心，千万别追了，再跑可真要了它的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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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节车门的过道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一手抓住车把手，身子转过来向后看。这时才发现我上的这节车箱是列车的第一节，前面就是火车头，我歪着身子向那边看了看，只见一个司炉工正在往锅炉里添煤。我转过身子又向车箱里面看，里面挤的全是人。我使劲用手拧了拧门把手，门一点也不动，看来是锁着的。我冲车箱里扯着嗓子喊：“把门开开！把门开开！”里边没有回应，我又使劲的敲打着门，这时才看见紧靠门口的一个人冲我摆了摆手，回答：“开不了门，服务员不在这儿。”看来我只能在车门的过道里呆着了。要在这里呆着，必须想办法把车门关上，可是不管我怎么弄门就是关不上，手里没工具，也没办法修。如果让这个门随便的咣噹着，容易出危险不说，这一路还不把我冻死啊！想到这里我一肚子的怨气。可是回过头来一想，要不是碰上这个破门我还上不了车呢！走不了，那后面的事情更麻烦了，想到这里我心情好多了。我把背包带解了下来，试着用它来拴门，最后好歹算是把门拴住了，但是留下了不大的一条缝隙，冷风一个劲儿的往里灌。俗话说，针尖大的窟窿斗大的风，何况这是一条缝呢，火车开的那么快，车门里有多冷可想而知了,我耐心的忍受着寒冷的侵袭，一直等到列车开到了太原，我才挤进了车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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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八

     我在村里填写完分配工作表时，在第一时间里把分配工作的喜讯写信告诉了父母，并表示有空要回家过年的念头，所以我这次突然进家门父母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他们见到我后都高兴的咧着嘴笑。听我爸爸说，接到那封分配工作的信后，老俩口高兴的几夜都没睡好觉。特别是我母亲见到熟人说不了三句话，就把我分配工作的喜讯告诉了人家。因为那个年代几乎家家都有插队的，一听到有分配的信儿即为我们高兴，同时又为自己的儿女着急。我的父母为了表达对我分配工作的祝贺，特意给我买了一块瑞士梅花牌手表，这种表是瑞士的三级表，那时是非常高级的，可以说一般人家是绝对买不起的。我这块梅花表的表盘是黑颜色的，有夜光，而且带日历，价值二百一十五元。工作以后我才知道，全县除了我以外，只有县武装部部长带着一块梅花表，但他那块价钱是一百九十五元，没我这块高级。为了买到这块好表，我父母可算是费尽了心机，二百多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子，光攒这笔钱就用了三年的时间。有了钱还得有三十张工业圈，那个年代只有有工作的人一个月才能领到一张，别的象家具、用具等用工业圈的东西都不买，也得攒上两年半。我父亲对我说：“别的有用的东西我没给你买，为什么我偏偏费了那么大工夫要给你买这块好表呢？我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世界上什么最珍贵，那就是时间，你已经二十四岁了，我象你这么大早就成事了，我希望你要珍惜时间，早早干出点样来给我看看。”我知道父亲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他特别期望我能三十而立。父亲的心愿使我倍受鼓舞，我心里暗暗下了决心，一定不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增长自己的才干，无论干什工作都要干得出色，给父母脸上增光。
      在插队期间，我这是第三次回京探亲，而特别碰巧的是到京的这一天正是我们插队三周年的纪念日，后来从和发给我寄来的招工调令书上签发的日子看也是十二月二十八号，这个日子对我来说又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整整三年的插队生活终于结束了。从此，我有了城镇户口，有了国家职工的身份，我即将开始新的城镇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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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孟祥青分配工作后，其他同学也陆陆续续的离开了谢家庄，找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步入了新的生活环境。由于我在县里工作，所以每个人离开村的情况我都清楚。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王淑玲办病退回京。
       一九七一年十月，张京平通过他的父亲调到西藏那曲地区交通局。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我和孟祥青分配到古县工作，我分到粮食局在永乐粮点当保管员，孟祥青分到北平供销社当统计员。
      一九七二年二月，毛芹芹被推荐上了北京医科大学。
      一九七二年三月，于国华通过他父亲调到四川万源县的三线工厂。
      一九七二年九月，吴宝荣被古县组织部纳干，安排到茶坊公社担任妇联主任兼团委副书记。
      一九七三年三月，米青海分配到临汾钢铁厂当工人。
      一九七三年四月，张红分配到阳泉煤矿当了井下采煤工。
      一九七四年七月，张凤茹被推荐上了北京大学。
      一九七四年八月，曲国胜被推荐上了本省的中专。
      一九七四年十月，曹兴华分配到古县宝丰铁厂当了勤杂工。
      一九七五年一月，李殿英办病退回京。
      一九七五年七月，魏士霞、顾美玲、王荷莲、李芙蓉和姚桂荣一起分配到临汾纺织厂当了挡车工。
     一九七五年十月，最后一名知青马可群分配到古县宝丰铁厂当工人。
     我们谢家庄的十九名插队知青，分配在山西省工作和学习的有十三个，其中：上中专的一个，在本县工作的五个，在县外省内的七个。直接回北京的有四个，其中上大学的两个，病退的两个。此外，在外省工作的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