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划痕（1—62章）

清风修竹

1、相府胡同已经拆除，盖起了楼房。

2、现在写点儿纪实散文就是自己逗自己玩儿，没有想在报上发表。退休前我就是保定日报的副总编，在自己的报纸发东西，会让别人有想法，不如在网上发更自在。

3、父母确实是我的骄傲。

4、我是六师战勤连的，就在乌拉盖。

清风修竹

 

                小杂院

                  ——岁月划痕之六

      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城市陆续进行旧城区改造，一批批居民搬进了社区化的新楼，一个个大杂院随之消失。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奋斗目标喊了几十年，它终于实现了。人们应该满足，可并没有满足，因为楼房隔绝情感的能力太强了，家家都关着门过日子，完全没有了邻里之情，人们又开始怀念大杂院。可要让大家重回以前的环境，又没有人愿意。人，就是这么纠结的动物。

      我本来也把以前在保定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叫做大杂院儿。可有人给大杂院儿定了标准，说是院儿要足够大，人要足够杂。而我住的那个院儿，仅有6间10平米以上的房子，4间6平米以下的小屋，院子也只有40多平米，实在不够“大”的标准。但住的户数还不少，最多时7户，最少时3家，各行各业都有，应该符合“杂”的标准。所以我就叫他小杂院了。

      我们家是最先搬入小杂院的，之后继续搬入了王大娘家，喜子家，小儿家，心宅家，谢叔叔（后来是谢姑姑），刘姓母女三口。小儿家搬走后又搬入田叔叔家。最多时达到20多口人。这么多人在这么小的院儿里活动，能不杂乱吗？

      当然，户多人多也有它的好处，比如一些日用品就不用都买，可以串换着使用。我们家开始就用王大娘家的水桶和扁担挑水。

      我们家搬来时没有买水桶，是因为有送水的。每天上午都有一个中年男人，拉着一个木制的大水车，在胡同里喊：“谁要水！”有人要水，他便拔开水车上的木塞儿，把水放到一个木桶里，再提着木桶将水倒在用户的水缸中。开始母亲就买他的水，有时给他钱，有时给他提前买好的水牌儿。多少钱一桶我已记不得了。

      后来父亲嫌送上门的水贵，就到水铺去买水。出了我所住的相府胡同西口向北走不远，就有一处水铺。那是一处临街的铺面，房子旧而高，临街这面白天完全敞开，晚间上木板。房子里铺了高于胡同地面的地砖，砖地正中有一口辘轳水井。有人来买水，老板会亲自为你服务，把水桶打满。但他的服务仅此而已，你得自己挑回去。

      记得进城之前就听大人们念叨过，城里花销大，可没想到吃水还要钱。村里的水井就随便打，没人站在边上跟你要小钱儿。

      大概在1956年，我们胡同的南口装上了自来水。人们再也不用一桶一桶地买水吃，自己流出来的水可以随便接。水费很便宜，每人每月不过几分钱。胡同有了自来水，父亲挑水也就近多了。

      我们家不仅用王大娘家的水桶挑水，还用他们家的大铁盆洗衣服。他儿子全哥找人用雪花板打了一个特号大盆，床单被面都能洗，我们家洗大件时就借他们的大铁盆。

      城里做饭也不用农村的土灶，而是用煤球炉。那炉子的炉身是个铁皮的圆筒儿，里边还要搪泥。和泥时要掺头发，全哥、全嫂，喜子的父母，都在理发馆工作，他们拿回的碎头发院里的人随便用。

      这种铁皮炉子很不好点燃。生火时要先点燃刨花（也可用滑秸或废纸代替），再通过刨花点燃木柴，最后通过木柴点燃煤球。放入煤球后还要放上拔火筒，拔上十几分钟。此时拔火筒口便会浓烟滚滚，弥漫得全院都是呛人的烟。因为家家生火都是如此，也就没人抗议。这活儿看似简单，其实挺要劲儿，生手经常是费了刨花和木柴，也没把火生着。

      小杂院的刨花也都串换着用，自家没有了，到邻居家抓一把就是。

      木柴和刨花也是要买的，好在离我们胡同不远就有家“大兴木厂”，买起来很方便。可这家木厂公私合营后不久就着了一次大火，当时我亲眼目睹。记得有人喊“大兴木场着火了”，我就跑出胡同来看，只见木厂上空升腾翻滚着大片浓烟，由于隔着不少民房，我没有看到明火。消防车尖叫着开进木厂所在的枣儿胡同，还有许多穿着花马甲的人也冲进胡同去救火。人们说那是水社的成员。后来得知水社是一种民间的消防组织。但不知为什么，从那儿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水社的人活动。可能是消防职业化以后，这样的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吧。

      由于扑救及时，火灾没有火烧连营，但这样的厂子建在密集的居民区，本身就是安全隐患，所以火灾过后“大兴木厂”就关张了。这下再买木柴和刨花就很麻烦，要跑很远。再后来实行了票证，没票去哪儿也买不到。而且煤店只不定期地供应木柴，不供应刨花，木柴、刨花都成了宝贝。不过小杂院的传统没有改变，自家没有刨花仍可到邻居家抓一把。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连米面和油盐酱醋人们也都串换着用。临到做饭时，突然发现什么东西忘了买，没关系，去邻居家要一点儿就是了，一般米面得记住还，油盐酱醋就两可了。后来食品供应全部凭票证，家家不够吃，人们就主动克制，尽量不去借了。

      杂院的做饭也算是一景，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家家都在院里做饭，做点儿好吃的，香味儿能让全院儿分享。如果谁们家从乡下拿来土特产，就不能光让大伙分享香味了，一般得拿出一部分让大伙尝尝鲜儿。

      吃饭就更有意思了，家家都在院里吃饭，一家围一个小饭桌，相邻两家的板凳都会挨在一起，谁家吃什么那是一目了然。

      那时，各家的伙食没有太大差距，从１９５５年秋天实行购粮证后，粮油都定量供应，粗细粮的比例大家都一样，所以吃的主食也就差不多。有差距主要体现副食上，王大娘家、喜子家吃得更好一点儿。之所以有这种差距主要是因为别的家挣的都是死工资，他们两家有人在理发馆工作，发计件工资，所以干活的积极性高，收入就比别人多一些。不过后来副食也实行了凭票供应，他们两家在这方面的优越性也就不好体现了。

      但有钱总还是有地方花的，王大娘家就最先买了电子管的收音机。那时收音机里经常播放相声，什么侯宝林、郭启儒啦，马季、于世猷啦，刘宝瑞啦，一大帮出名相声演员轮流登场。我是一听有相声就往王大娘家跑。杂院的各家都是相互开放的，只要不睡觉就都开着门，串门是抬腿就进，没有敲门这一说。小孩就更自由，不管人家嫌不嫌麻烦，想去哪家去哪家。

      后来，又是王大娘家先买了黑白电视，那时候我都有了孩子，我的孩子继承我的光荣传统，也总往王大娘家跑，去他们家看动画片，好像最喜欢看的是《铁臂阿童木》。

      杂院的大人们对孩子都是宽容的，虽然孩子们都调皮捣蛋，经常添乱，但没人计较。一旦孩子的家长有事出门，又不方便带着孩子，邻居就会帮着照看。我小的时候王大娘照顾过我，小儿的妈妈也照顾过我。我有孩子后，全嫂又经常帮我照看。

      相互帮忙，好像就是杂院邻居天经地义的责任，提出请求要帮，不提请求也会主动帮。

      父亲在商店工作，在物资紧缺的票证时代这可算是个好工作。当时最牛职业的流行说法是：听诊器、方向盘、劳资干部、售货员。父亲为邻居做的主要贡献就是帮着买紧俏的日用品，什么布匹针织品啦，什么肥皂香皂牙膏啦，父亲也因此深受欢迎。田婶在罐头厂工作，她就经常帮大伙儿买便宜水果。另外，还帮助大伙儿买做罐头时剩下的下脚料碎肉，那时视肉如宝，也算是帮人的大忙。

      当然最重要的帮忙莫过于找工作、调工作之类。我爱人从兵团病退后，就是全哥帮助给找的招工表。我弟弟调动工作是王大娘的另一个儿子安哥帮忙安排的。安哥还主动帮忙，推荐田叔的儿子当了警察。虽然田叔说儿子当警察会不学好，但田婶和院里邻居都觉得是大好事。事实证明安哥的忙帮对了，田叔的儿子因此改变命运，起码没有进入下岗那一拔儿，他也没有不学好。虽然这种帮忙，帮的都是大忙，但也不用请客，不用送礼，上门说声“谢谢”就够了。现在听说，请人帮忙找个合同制的工作都要花七八万元，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当然，杂院生活也不是没有矛盾，邻居间为一些小事也可能闹意见。比如，有人偷偷往院里的渗水井里倒垃圾，就造成院里人互相猜疑。这口井原是房东家的吃水井，后来不出水了就改为渗水井，用于渗排脏水（以现在的眼光看，肯定是污染地下水源，但那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层）。可我们这些租房户入住后，总有人偷偷往里边倒垃圾，最后垃圾堆到地面，渗水井报废，人们只好到院子外边的地沟去倒脏水。不倒垃圾的人就很有意见。

      后来，我们院的人在院里装了自来水，修了下水道，用水就方便多了，刷碗时都能冲着自来水。人们把盆啊碗啊就直接放在池子里，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干净。可后来我发现，有人趁着早上院里没人往水池子里倒尿盆。再后来我又发现还有人在里边倒大便（这些都应该倒到院外地沟里），我就再也不在水池子边上刷碗洗菜了。院里的人也曾因此互相猜疑过。

      另外，院里的人还为用电闹过意见。我们全院共用一个电表，各家按灯泡总瓦数分摊电费，但有的家换了大灯泡不多报瓦数，别人就有意见。再如有人临时使用一些小电器，分摊电费时又不多交，别人也会不满。我上中学的时候喜欢无线电，焊接时用到电烙铁，母亲就提醒我要少用，因为她听到了反映。再如，院里有人养热带鱼，冬天时要用电加热，这个很费电，曾使全院电费增长10倍。收电费的来了，院里人都拒交，说电表出了问题，其实大伙心里明白，是鱼缸里那个电热棒闹的。后来电业局的技术人员检测了电表，说没有问题，院里人只好分摊了这大额电费。但无疑人们有了一肚子的意见。

      杂院的另一个矛盾点就是地盘。住房那么紧张，谁们家都没有专用厨房，都得把炉子放在门口，北屋门前有大廊檐，下雨不怕，别的家就得想办法了，比如我们家就搭了个小棚。此后，我从言谈话语中也能听出别人的不满，只是没有人明说罢了。可全哥家和田叔家却因为盖煤池子打了一架。

      全哥的煤池子原来在北屋后边的夹道里，后来房子翻修拆掉了夹道，煤池子就没地放了，于是他把煤池子垒在了他们家另一间屋子的窗前。这间屋子位于院子的东南，而院子大门就在院子东边的中部，这也就影响了住在南屋的田叔家的人的出入。他当警察的儿子很不满意，就把煤池子给踹倒了。这下全哥家不干了，要求他给重新垒好。两家各不相让，闹得很不愉快。最后，全哥的儿子重新把煤池子垒好，警察没有再踹，算是了事。

      这之前两家就有一点儿芥蒂。全哥爱喝酒，经常做东请客。一般情况是请社会上的朋友，有时也请院里的邻居。他弄了好酒，就整几个菜，招呼我父亲和田叔去品尝。那时候他们说到的好酒有西凤、杜康，但常喝的是物美价廉的双沟大曲、洋河大曲。我父亲也爱喝酒，但非常注意节制，基本上没有喝醉过。田叔也爱喝酒，却从不注意控制，是一喝就多，多了就耍酒疯。

      田叔耍酒疯多是在自己家里折腾，偶尔闹到院里哄哄劝劝也就安生了。可这次是喝得太高了，连喊带叫，闹起来没完没了，谁劝也不行。全哥想把他推回屋去，他还跟全哥翻了脸，又骂又打。全哥生了气，找了根绳子把他捆上，他才安生了。

      可田婶对此很有看法，你拉他去喝酒，把他灌醉了，还给他捆上，这是什么事？警察知道了也感觉很没面子，说全哥欺负人。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但两家因此有了芥蒂，所以才会因为煤池子打架。

      院里打架后果最严重的一次，是有人因此搬了家。我们对门那间6平米的东房住着三口人，是一位刘姓母亲带着俩女孩。不知为什么俩女孩与另一家的女孩心宅打起架，进而刘姓母亲又与心宅妈打起架。先是对骂，后是对打，最后是心宅妈拿起大葱抽打这位刘姓母亲，这位刘姓母亲败了阵，就抽起风。事后邻居们多次劝解无果，最终母女三人搬了家。

      不过，院里邻居间的矛盾，基本上都能被时间化解，磕磕绊绊地过后，还会恢复正常交往。

      1993年，小杂院在旧城区改造中被拆除，院里一起生活的几十年的邻居只好分手。往日的不愉快早已成过眼云烟，沉积在心里的只有那些温馨的回忆。

清风修竹

 

       母亲的家乡话与“听说”

                                 ——岁月划痕之七

      母亲是在1954年，她26岁时离开家乡饶阳，到古城保定生活的。刚到保定时她一口饶阳话，后来孩子们都说保定话，她的饶阳话中不知不觉也有了保定味儿。到了老年，她的饶阳口音就不那么重了。可一旦老家来人，她与人家交谈不了几句就能“复位”，又说她地道的家乡话。

      听着她那浓重乡音，我感觉那样的熟悉，那样的温暖，那样的亲切，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小时候母亲让我吃奶，不说“吃奶”，会说“吃妈妈”，我饿了也就嚷着“吃妈妈”。我大一点儿了母亲让我吃馒头，不说“吃馒头”而说“吃饽饽”，我饿了也就嚷着“吃饽饽”。进县城的时候母亲偶尔会给我买油条，但她不说“油条”，说“麻烫”，我嘴馋了也会嚷嚷着要“麻烫”。母亲给我喂菜、喂汤之前都要尝一尝，淡了她会说“寡”，再加一点儿盐。

      小时候母亲教我的话，就这么有特色。我还记得她教的那些有关时间的词，如“黎明”教我是“傍明子”，“中午”教我是“晌午”，“傍晚”教我是“傍黑子”，“晚上”教我是“黑介”，“今天”教我是“今了个”，“昨天”教我是“夜了个”。有关动物的词，蚂蚁告诉我是“米羊”，蜻蜓告诉我是“麻浪”，“知了”告诉是“叽了”，蝈蝈告诉我是“叫官儿”，麻雀告诉我是“大家佬儿”，蝙蝠告诉我是“盐白虎儿”。母亲还说，“盐白虎儿”是老鼠偷盐吃变成的。看我吃了咸的东西，她还吓唬我会变成“盐白虎儿”。

      以上这些词，我现在还能学出当年的味儿，听着都跟唱歌似的，没在饶阳那块儿生活过的，没准会认为是外语呢。

      母亲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多多咧”，只要她想强调某事“非常”得怎么样，就会这样说。记得小时候母亲就跟我讲过家乡的烟花“好看多多咧”。

      那时候一到过年，邻村都要举办大型的烟花会。我姥爷怕女孩子晚上出去不安全，不让母亲去。可母亲还是和村里的小姐妹们一起偷偷跑去看。

      母亲说烟花一放就半宿。有喷一房多高的“大梨花”，有能照亮夜空的“满天星”，有一种半人多高的“花树”，开了桃花开梨花，开了菊花开牡丹，一会儿变一种花，好看极了。最好看的是“小老鼠偷葡萄”。在一房高的架子上绑好了烟花，点燃后，会燃放出满架绿色的葡萄叶，一串串紫色的葡萄，最后是许多吱吱的小老鼠，闪着光在架上乱窜。

      母亲虽然是尽量早回家，但还是免不了挨说。她说，那时觉得，能看上那么好看的烟花，挨说也是值得的。

      别看母亲没有听大人的话，她却要求我听大人的话，用她的话说，就是要“听说”。在母亲的嘴里，“听说”是好孩子的主要标准，内涵丰富，无所不包。

      据我的体会，不无理取闹要算一条，用母亲的话说，你不能“白不央的”就闹。可我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比如我曾坚持让母亲给我梳辫子。

      当时我觉得，院里所有人中只有母亲长得最好。而且不知为什么，觉得母亲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她梳着大辫子。

      有一天，我的爱美欲望大爆发，非让母亲给我也梳个她那样的大辫子，母亲说：“小小子不梳辫子。”我就在院儿里闹了起来。“我就要梳！我就要梳！”王大娘她们为此笑得前仰后合，我不管这些，见母亲不给我梳就哇哇大哭。“不啼唬（哭）就给你梳。”母亲笑着哄我，还真拿出梳子给我梳了一个辫子。梳好后，我兴冲冲地去照镜子，谁知镜子里的我，头上顶着一个用红头绳扎的“望天锥”，和说双簧的小丑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儿母亲那样的漂亮。我委屈得又大哭起来。妈妈哄我说：“等你大喽再给你梳好看的。”可妈妈说什么我都不听，就是一个劲儿地哭。妈妈也生气了，不再理我，任由我哭。我哭来哭去，感到又晕又累，不知什么时候趴在炕上睡着了。事后母亲就说我不“听说”。

      再就是“不让干么儿就不干”，也得算一条。在这方面我做得也不好，母亲曾多次数落我。在母亲数落我的事例中，“丢粮本”的事我印象最深。

      大概在１９５５年秋天，我们家发了购粮证，老百姓都叫它粮本。政府给每个人都规定了一个月吃多少粮食，干重活的多些，干轻活的少些。只要干一样的活儿，不管高矮胖瘦，胃口大小，都给一样的粮食。没有粮本，不仅从粮店买不了粮食，就是到了饭馆也吃不上饭，饭馆里的窝头、馒头、米饭、面条都要收粮票，而粮票要凭粮本从指标内支取。所以，粮本成了人们的命根子。

      发粮本后不久，母亲带着我去买面，回来时我偏要拿着粮本。母亲不给，我就哭闹，母亲烦了，就把粮本给了我，还一再叮嘱：“拿好了，别弄没（mu）了。”

      可粮本还真让我丢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扔掉的，母亲带我回去找也没有找到。这下可给父母惹了大麻烦，他们要东跑西颠地补办粮本。不但没买完的粮食泡了汤，连补办期间的粮食指标也作了废。那时是否还有农贸市场我不清楚，但父母还是弄到了粮食给我吃，我没有感到挨了饿。用母亲的话说是没有“摆着”（饿着）我。

      与之对应的，“让干么儿就干么儿”，当然也就是“听说”了。

母亲很注重对我进行劳动教育，很小就让我干力所能及的活儿。什么倒水啦，倒土啦（胡同每天有收垃圾的人拉着车过来，听他一吆喝，就得赶紧把垃圾端出去），抬水啦，攥煤球啦，打酱油啦，打醋啦，很多很多。

      我要是不愿意干，母亲会生气地说：“可求着你野勒盖子（额头）晒大粪了。”或者说：“少了你这个臭鸡蛋，还做不了槽子糕了？”

      记得有一次去打酱油，我竟然把钱给丢了，气得母亲说：“你就是奏（做）醋奏不酸。”

      对于母亲的批评，我很反感，有时反感就流露到脸上，母亲会说：“你看你那个模样，气死木匠，难死画匠。”当然有时也会表扬：“这回做得不赖呆。”

      不能“发废”，不能“割业”，也是母亲要求我听话时经常提到的。这两个词到底该怎么写，我不知道，反正我明白它的意思。不能“发废”就是不能调皮捣蛋，其中含有不能损坏东西的意思。“割业”看着像个佛教用语，其实不是，它指的是小孩打架，不能“割业”就是不能打架。

      我知道母亲也曾“发废”过。她说她去看烟花时，捡未响的炮仗装在口袋里，结果把过年的新衣服烧了个大洞，并因此挨了我姥爷的训斥。这说明孩子“发废”是天性，我当然也具备这样的天性。

      我们家有一个很精巧的小闹钟，Ω形外壳线条柔和流畅，黄铜壳体上有精致繁复的西洋纹饰，表蒙子微微外凸似乎有放大的作用，连背后上发条的钥匙都是铜柄钢头儿。上面的数字不是我认识的数字，而是一种怪怪的符号，父亲说是罗马数字。有一天我发现闹钟不走了，就决定动手修好它。我们院里心宅的父亲就是修钟表的，我觉得那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另外，我还听说，科学家小时候就喜欢拆东西，拆了研究里边的结构，所以才成了大科学家。于是，我趁母亲外出的机会用父亲的改锥打开了闹钟的后盖，里边全是黄铜的大小齿轮，一个咬着一个，我根本弄不清是怎么个关系，就用改锥拨来拨去。拨拉了一通没有效果，我便决定把零件全拆下来，再重新装回去。拆着拆着，突然“哗”地一声，发条全都崩了出来，并乱七八糟地卷在一起。我顿时傻了眼，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想把发条盘回去，可没有成功。我没有了研究的心情，把拆散的闹钟一股脑放到了抽屉里。

      母亲发现后，愤怒地训斥我“发废”。我心里不服气，你小时候不也“发废”吗？

      由于我“发废”后母亲总训斥我，所以我“发废”了尽量不让母亲知道。我有一把折叠小刀，是母亲买来让我削画画的铅笔的，可我总把它想象成是锋利的匕首，还用在它门口的土坡乱扎。一次扎的时候用力不当，小刀拆了过来，把我的手割了个口子。看着鲜血不断流出，我不敢去找母亲，而是去找小儿的妈妈。小儿的妈妈没有训斥我“发废”，而是心疼地直喊“宝贝”，并赶紧给我抹上药水包扎。所以我不怕小儿的妈妈知道我“发废”的事。

      至于“割业”那更是孩子的天性。我跟院里的心宅、小儿、喜子都“割业”过，打完架又好了，不就得了。可母亲不这么看，“割业”了还是要说我的。

      另外，母亲还把讲卫生放入“听说”范围，用她的饶阳话说得“格介”。她要求我眼上不能有“吃麻糊”（眼屎），鼻子上不能有“能带”（鼻涕），还嘱咐我上院里的“茅子”（厕所。我们院原有一个小厕所，后来废弃，成为南屋的杂物间）一定把纸扔到茅坑。我不能完全达到她的要求，她就说我不“听说”。

      母亲还要求我吃东西前要洗手，我是经常忘了。一旦我肚子疼，她就会数落我不“格介”。不过她还是心疼我，会说：“我给你揉揉。”还会哼一个莫名其妙的歌谣：“肚子疼，找老赢，老赢没在家，找老八，老八不会扎，扎一肚子鸡把把。”

      在母亲“听说”的范围中，还包括“稳当”。她总表扬小儿“听说”，好多情况都是指小儿“稳定”。对此我也不太服气，觉得女孩比男孩“稳当”那是应该的。

      不过，我也可能比别的男孩子更不“稳当”一些，比如喜子。喜子就不像我总是慌慌张张的，没有稳当的时候。

      我因为不“稳当”也挨过母亲不少的训斥。吃饭的时候，我爱端着碗乱跑，母亲就总要求我坐在“板床儿”（板凳）上稳稳当当地吃，我当然听不进去。一次吃饭时乱跑，就把碗给掉到地上，摔出了大璺。

      还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玩得又热又渴，进门就找水喝。可暖壶是空的，我转脸看到了炉子上的烧水壶，上去对嘴儿就是一口。在奶奶的惊叫声中，我被烫得跳了起来。幸亏水还没有烧到要开的程度，不然我就得满嘴是泡了。后来，我的上膛还是掉了一层皮。那时奶奶正好在保定，她一直埋怨父母没有给我进行足够的安全教育。

      母亲对奶奶非常尊重，我听她和父亲交谈提到奶奶时都是一口一个“咱娘”，她对奶奶的批评自然会虚心接收。不过母亲并非没有对我进行安全教育，只是对此没说而已，因此她根本就想不到我会那样做。

      她曾一再警告我，不要到远处去瞎“磨丢”（好像专指孩子玩儿或散步），尤其不能跟陌生人走。她说有“拍花”的，专“拍”小孩。让“拍花”的“拍”了，就会迷迷糊糊地跟他们走，最后让他们卖了。

      我很害怕，就把母亲给我说的“拍花”事跟胡同的孩子们讲了，不少孩子说他们早就知道。

      有个比我大几岁的叫三模的孩子说，让“拍花”的“拍”了，就会看到两边都是水，只有脚下这一条路，而且后边有老虎在追，只能跟着“拍花”的走。“拍”的时候，“拍花”的人手里拿着一个装了药粉的布包，用这个布包在小孩头上一拍，药粉就进了小孩的鼻子，小孩就会出现幻觉，听“拍花”人的话。

      他还说，“拍花”的要用小孩做药。做什么药呢？他说做“迷糊药”，用来“拍”小孩。可我想不明白，这么做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没有好处他们怎么会冒险杀人呢？

      母亲还曾让我提防小偷，说有“奏（做）贼的”到了保定，专门偷人家的被褥衣物。进门后发现没人，就会把炕上的被褥衣物都裹到床单里，然后打个大包袱逃走。他会叫个三轮直奔火车站，让人没有追寻的机会。当我一个人在家时，就很害怕，担心“奏贼的”的上门。可他们一直没来，我觉得是我们院门儿的缘故，因为我们的院门很隐蔽，小偷可能难以发现。

      母亲已经走了，她再也不会絮絮叨叨地让我“听说”，可她这个“听话”才是好孩子的观念，却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我的观念，我也要求我的女儿“听说”，我也要求我的外孙“听说”。这个观念可能与现代教育的观念并不完全相符，可中国人有几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听说”呢？

清风修竹

　　                  王大娘
　　             ——岁月划痕之八
　　  我们家是最早搬入保定市相府胡同4号院儿的，当时整个院儿的房子都空着。但父母却没有选宽敞的北屋，而只选了1间10平米的西屋。因为北屋的房租太贵了，1间就要五万元（当时用旧版人民币，1万元相当于新版1元）。而且北屋是对三间，两边的房子要共用中间房子的门出入，所以最少要租一间半。父亲那时才挣三十多万，舍不得花这么多钱租房，就租了那间每月三万元的西屋。
　　我们入住后一个月，大概在1954年6月，有户人家租了北屋西边的一间半（东边临着胡同，稍乱）。他们是祖孙三代：公公、儿媳和大孙子。听说还有一个小孙子在老家。由于是祖孙三代，他们只能多租一点儿房子，公公就住在了中间屋子西边一侧。
　　搬来后得知，他们的老家也是饶阳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况且他们所住的北韩村离我们所住的东关村不过20多里路，所以我父母和他们近乎得不得了。这家人是儿媳当家，她比我父母大十岁左右，父母似乎可以叫她婶子，可不知当初她们怎么商量的，没有这么叫，而是叫了嫂子。
　　听说这位儿媳姓范，但父母让我叫他王大娘，因为她的丈夫姓王。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什么时候去世的就不知道了。
　　王大娘的大儿子比我大十一岁，本有当叔叔的份儿，可上边那么排了辈儿，他也就只能委屈着当哥哥了，我管他叫全哥，或北屋大哥。
　　王爷爷和全哥都在理发馆上班，是计件工资，收入算是高的。所以他们才有能力租下北屋。
　　继他们之后，又有5家人搬入，除了喜子家像市里的之外，别的家儿都像农村的。喜子家住了北屋东边的一间半。
　　王大娘只有三十六七岁，但看着却像农村的老大娘。她像我奶奶一样地挽着纂儿，有时纂上还套着黑线的小网兜。穿着尖尖的黑布鞋，因为她裹了脚。旧时把这种脚称“三寸金莲”，好像是宝贝一样，我却看它不好看。她还像奶奶一样，一年四季都穿自己做的大襟褂子和缅腰裤子。那种褂子似乎只有黑色和蓝色，没有肩，前身就是一整片布，扣子系在旁边，是自己盘的布扣。缅腰裤有很肥的裤腰，穿上后要把富余的裤腰折起身前，再用布条的腰带系上。我小时候穿过这种裤子，很难看的。
　　王大娘胖乎乎的，说话高声大嗓，还尽说吓唬小孩儿的话，爱骂“你娘个纂儿”，可其实她是一个很心善的人。
　　我常到王大娘家里玩，也能感觉到她喜欢我，她家有什么好吃的，她都会给我吃。比如老家来人带来的花生啊，红薯干啊，晒干的腌萝卜丝啊。这类吃食有时我家没有，即使有也感觉远远不如她家的好吃。
　　我特别愿意往她家跑，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她会讲笑话儿。
　　她给我讲的笑话很多，记得有一个特别逗乐：有个财主过寿，三个女婿各送了一坛酒。财主是个财迷疯，感觉喝这么纯的酒太浪费，把三坛酒倒入大缸，又在里边掺了一坛水。寿宴时，四个人都喝着酒没味，可谁都不敢说，因为三个女婿送的也是水。大家都怀疑是自己掺水让酒变了味，便都夸酒好。长工听他们一个劲地喊“好酒”，忍不住到酒缸那儿去偷尝，可“酒”一进口便“噗”地吐了出来，原来财主的好酒就是白水。
　　由于我总缠着她说笑话，到后来她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大概是实在没词了，便总给我讲同一个笑话，我记的头两句是“笑话笑话一大掐，锅台角上种了二亩瓜”。后边的就记不住了，好像大意是：有个小偷来偷瓜，瞎子看见了，聋子听见了，哑巴去学（xiao,二声）舌，瘸子去追他。一追追到干巴井里，揪着小辫把他从水里薅出来。原来是老绝户家的秃小子。因为她一讲上两句，我就知道后边的词，便嚷嚷：“不听，不听，讲别的。”以致现在都无法想起这个笑话后边的原词。
　　把她缠烦了，她就说会一些似乎是针对我的歌谣，比如：“小小子，坐门墩儿，啼呼妈呼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做嘛儿？做鞋，做袜儿，打通腿儿，说话儿。” 又如：“麻野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背到山沟里,把媳妇抱到炕头上。仨烧饼，俩麻烫（油条），媳妇媳妇你尝尝。”
　　除了会讲笑话儿，她还会讲抗日的故事。我们饶阳是老抗日根据地，抗日的故事不少，但我母亲不会讲，可能那会儿她还太小，没记住。王大娘知道不少，而且她讲起来好像都是亲身经历。
　　不过她讲抗日战争可不说“抗日战争”，而是说“闹日本子的那会儿”。讲起来，什么区小队、妇联会、青抗先、儿童团，似乎都和她有关联。但我始终不知道她到底在哪个组织的，干的什么工作，任的什么职务。反正听得出，参与了她就自豪。
　　当然也有苦难，她经常提到的一段儿，就是日本鬼子扫荡时，她和乡亲们如何逃往村外，如何苦不堪言，如何险入魔掌，但鬼子最终没有抓到他们。
　　王大娘还教过我一首歌，好像是儿童团唱的：“同志我问你，你到哪里去？有一张小护照你可带着哩？拿出来看看，拿出来看看，你才能过去。”唱的时候，我还真的没理解是什么意思，因为一直不知道那个小的“胡照”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还记得她教给过我两首这样的歌谣，一首是：“蒋介石你真混蛋，你不抗战，你光捣乱。”后边就不记得了。另一首：“锵锵锵，嘁锵嘁，打老蒋，我也去！”听着应该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歌谣。
　　听王大娘说，她进过根据地办的妇女扫盲班，但我觉得她学习不怎么好，因为她并不认识几个字。
　　别看她不怎么识字，有时还对我进行文化教育。一开始是让我背“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后来，还教我加法，也是成套的，合辙押韵：“一加俩，俩加仨，七十二个加十八。”那时我刚上一年级，这个题还我算不出来，因为我只学了十以内的加减法。她挺奇怪：“怎么这正规学校，教得还不如扫盲班呢？”
　　她还给我出过一道我不会计算的题：几个小孩去赶集，半道买了一兜梨，一人一个多一个，一人两个少个梨。她问我几小孩几个梨？我不知道怎样例算式，就胡猜，最后还给猜出来了。当我兴奋地告诉她是两个小孩三个梨时，她终于表扬了我：“真是不赖呆！”
　　大概搬来一年之后，王大娘当上了婆婆。全哥找的媳妇和他是同行，也在理发馆工作。闹洞房的时候，王大娘还不让我进去，说：“小孩不能看。”她越不让我看，我越想，就转了一圈儿又溜回来，偷偷摸摸地钻到门口，透过人与人之间的缝隙往里看。屋里摆着条板凳，全哥和新娘一人一头站在板凳上，好像要表演什么节目。就在两人都向中间走的时候，王大娘看到了我，又把我轰走了，我只听到了屋里的哄笑，不知道进行了什么精彩的表演。
　　现在想起来全哥结婚是很简朴的。婚前屋里南北各搭了一张床铺，西墙中间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两边各放了一把椅子。婚后，只在东墙边多了一张理发用的旧的绿桌子。新娘长得很白，说话也很和气。母亲让我叫她嫂子。
　　大概又在一年之后，王大娘抱上了孙子。王大娘的孙子叫小强。
　　大概又过了一年，也就是1957年，王大娘的小儿子也来到保定。王大娘管他叫“坏子”，我猜着是“坏小子”的意思，跟“嘎子”差不多。听说，他在老家就爱“发废”（调皮）。不过此时他已经十六七岁，我觉得应该稳当一些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猜测不准。一天，我在屋里玩儿，隔着竹帘看到他把小强的小竹车推到院子中央，并后退几步，开始活动腿脚。此时院里就他一个人，他要干什么？我很好奇，就站到竹帘前观察。只见他突然起步，飞身纵上小车，身段轻盈舒展，只可惜有只脚收得不利索，踢了一下小车。这一踢不要紧，身子完全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在地上。我担心他受伤，可他起来后龇牙咧嘴地揉了几下膝盖，就若无其事地回屋了。
　　坏子来的时候，谢姑姑正好从院子东边偏南的那间6平米的小屋搬走，坏子和他的爷爷住进了那间小屋。
　　别人都可以叫他“坏子”，唯独我不行，母亲让我叫他安哥。后来，他参加了工作，单位是保定市玻璃厂。
　　我上小学之后，小伙伴越来越多，就很少再缠着王大娘让她讲故事了。不过有了困难还会去找她，认为她理所当然地要帮助我。大概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母亲要求我试着做晚饭。因为1958年大炼钢铁时，父亲调到了炼焦厂，只有节假日才能回家，而母亲已在大跃进热潮中参加了工作，下班很晚，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很晚才能吃晚饭。
　　开始学做饭的时候，我干什么都要请教王大娘，好多时候她不但要过来指导，还得亲自给我示范。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包饺子时，王大娘倒成了主力，拌馅，和面，都是她，我只是剁剁菜，擀擀皮。母亲下班后看到我包了饺子，非常激动，夸我长大了，可我心里明白，主要功劳都是王大娘的。
　　后来我去了内蒙兵团，返城后结婚又租房住到了农村，跟王大娘接触的就少多了，但只要我回家都一定会看看她。
　　他的大儿子给她添了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小儿子给她添了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她已儿孙满堂，其乐融融，而且孙子、孙女们都上了班，孙男娣女都供着她，她可以颐养天年了。
　　可有一次母亲却告诉我，王大娘的精神有点儿问题了，变傻了。我观察了一下，她就是不爱说话了，也没有更多异常，就不愿意相信。
　　直到1981年我又搬回相府胡同老院子住的时候（父母他们搬到了父亲从单位分的楼房），才确认她真的有些不正常了。比如，你和她打招呼，她会像看陌生人一样地看着你，并不答话，偶尔说话也是颠三倒四的。现在想来应该是有了老年痴呆的症状，可当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就觉得她有点“傻”了。
　　搬回老院子后，我延续父母的习惯，从不锁小厨房的门。可有时会发现，小厨房里的食物莫名其妙地少了。我跟父母说起此事，他们说没准是北屋王大娘偷着吃的，她以前就这样做过。后来，我还真的碰到一次。她看我回来了，眼里充满惊恐，怯怯地说了一些含混的话，就低头走出了小厨房。
　　听嫂子说，王大娘已不知道饥饱，哪怕刚吃过饭，她也说她是饿的。我就亲眼看见过，她刚撂下饭碗儿就冲着全哥说：“你摆（饿）死我吧！”不明就里的人会以为全哥没让她吃饭。
　　她的自理能力越来越差，连自身的清洁也要嫂子帮忙，她再不是以前那个干净利索的老太太。
　　她还经常半夜起来在院里活动，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比如悄悄扣上我们屋子的门吊扣。结果早上起来我无法打开屋门，只好捅开钉在木窗户上的胶片片基（用胶片片基代替窗纸，屋里会亮堂些），从里边伸出手来费力地把吊扣打开。
　　全哥也带她去医院看过，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大概在1982年，王大娘去世了。全哥找了汽车，把她拉回了饶阳老家。
　　1983年我上电大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人物写作练习的作业，我写的就是王大娘。
　　

清风修竹

王大娘是照顾我最多的邻居，人非常好，可惜当时没有留意，好多事情都没记住，所以写不出多少生动的事例，很对不住她。

清风修竹

　　    　　    玩具与玩伴
　　               ——岁月划痕之九
　　女儿不间断地给外孙买玩具，可外孙并不满足。外孙的玩具已充斥屋子的犄角旮旯，收拾都收拾不过来，可他每个星期还都要买。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归结为他不去学校（以前是幼儿园）就只能自己玩儿。看着他一个人玩儿那些积塑拼插块儿，植物大战僵尸，愤怒的小鸟，陀螺战士，也确实能感到他的孤独。
　　他偶尔能约同学来家里玩，或到同学家里去，但这要麻烦家长接送，还影响学习，所以一个学期也玩儿不了几次。他的同学来家的时候，他玩儿得那样开心，喊声、笑声就是主旋。欢声笑语也就持续一个多小时，同学的家长就来了，他只能依依不舍地说“再见”。
　　他经常要求大人陪他玩儿，虽然没有与伙伴一起玩儿时那样兴奋，但还是要比一个人玩儿高兴多了。
　　我也曾羡慕过他，因为我小的时候，玩具少得可怜，就是我女儿小时候也只有两件玩具，一套积木，一个布娃娃。之所以给她买积木，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玩过邻院儿小朋友的积木，觉得趣味无穷，而父母又不给我买，就想在女儿身上弥补这个遗憾。
　　父亲给我买的玩具，真正上了“玩具级”的只有两件，一只铁皮青蛙，一条木鞭。
　　我对铁皮青蛙比较满意。它上了发条就自己会跳动，当时觉得特高级。要是搁到现在，也只能算是小儿科。
　　印象中是我6岁时，父亲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一拿到手，我立即去找我的小伙伴们，我觉得与小伙伴们分享快乐，我会更快乐。
　　喜子、小儿、心宅他们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玩意，都围拢过来看。那青蛙绿色的脊背上有白色的条纹，大大的眼睛像真的一样。我用钥匙给它上好发条，往地上一放它就一蹦一蹦地跳个不停。我们一帮小孩则围着它喊啊，闹啊，直到它发条松弛后停下来。在伙伴们关注的目光中，我再次给它上好发条，于是它又接着蹦跳，我们则又欢叫起来。
　　喜子的年龄和我一般大，因为都是男孩儿，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最多。他们家与王大娘家住对门，也就是住在了北房东边的一间半，我经常去他们家玩儿。
　　喜子家的家具很多，有高大的柜子，还有带床头的大床，带橱子的桌子。最引人注意的是墙上镜框里的大照片，喜子爸爸妈妈的人头是那么的大，几乎和真人一样。喜子的妈妈头上戴着白纱，身上披着白纱，喜子的爸爸穿着洋装。后来我知道那是结婚照，可我的爸爸妈妈也结了婚，并没有那样的照片。
　　喜子的父母都在理发馆上班。他还有一个十六七的姐姐，也在学理发。新搬入的住户中，多数都说家乡话，只有喜子家说保定话。
　　喜子家与王大娘家共住的那个北房中间的屋子，有一个后门，后门通着一条一米宽的夹道，夏天时把屋子的前后门都打开，就有过堂风，是全院最凉快的地方，大人孩子们都到这儿乘凉。一有凉风吹过，我和喜子就喊：“风儿风儿好凉快，婶子大娘打狼来。”这歌谣是喜子的妈妈教给喜子的，为什么风凉了狼就会来？喜子也说不上来。
　　小儿是女孩儿，比我小1岁。她的父亲是一家澡堂的领导，她母亲没有工作。她家住在南屋，屋里没有我家的西屋光线好，但里屋外屋都挺宽敞。外屋放了些做饭用的东西，里屋有一个大土炕占了小半间屋，靠西墙放了一张黑色的方桌，方桌左右各放一把黑色的椅子，桌椅都显得很笨重。
　　她家的墙上贴了一幅宣传画：一个小哥哥正微笑着看着一个小妹妹，他们都怀抱着鸽子，脸上的神情天真，自然，质朴……而且都胖得那样可爱。看着看着我便不由地想，他们要是我的小伙伴多好哇！小儿的妈妈说，这幅画叫《我们热爱和平》，并把那几个字教给我们。可我印象中那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好像真是那个小哥哥或小妹妹写的似的。
　　小儿的妈妈会讲很多故事，对小孩儿很有耐心，也很宽容，总是和颜悦色的，想方设法哄孩子们高兴，就是调皮捣蛋她也不训斥，所以我愿意去她家里玩儿。
　　小儿和我一样，也是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孩子，但她文静，还讲卫生，不像我玩儿到晚上就像土猴似的。
　　我只记得，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似乎她更有主意，能说出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游戏。
　　心宅家住在靠南侧的那间6平米的西屋。她的父亲在修表店工作，曾送给过我父亲一把用座钟发条做的小刀。她母亲没有工作。她的叔叔正在保定上学，也住在这里，屋里是很挤的。比较起来，我和心宅在一起玩儿得最少。她也是女孩子，但总凶巴巴的，我有点怵她。
　　我对父亲从庙会上给我买的木鞭，不太满意。
　　那时候庙会上卖的兵器，都是农民伯伯手工制造的木制古代兵器，也就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没有现在的能射击能闪光的枪。
　　父亲给我买的是一条七节鞭，鞭身上盘着一条微微突起的龙，看上去很精致，父亲说它就叫盘龙鞭。可我更喜欢喜子的兵器，喜子的父亲给他买的是一杆红缨枪，有长长的枪杆，银色的枪头，枪头四周还绑着染了红颜色的麻，我觉得他的兵器更厉害。
　　可父亲说，古代的大将都骑骏马，穿重甲，对刀枪有较好的防护作用，而沉重无刃的鞭，是破重甲的最好武器。鞭也不是一般人就能用的，只有力大无穷的壮士才能挥动，所以历史上用鞭的武将不多，但用鞭的武将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将。父亲说，唐朝的名将尉迟恭用鞭，宋朝名将呼延赞用鞭。他还给我讲了尉迟恭“单鞭夺槊”的故事。还说等你长大看看《隋唐演义》、《呼家将》等小说就知道了。
　　可我在和小伙伴们玩“打仗”时，却没有感到鞭有多么厉害，多么神奇。
　　一般玩儿打仗时，我们最少都有四个人，除了我和喜子，还有斗儿和大生。斗儿和我一般大，他们家住在3号院儿的里院东屋，我们住的西屋就是借他们家的房山盖起来的。他们家搬来的比我们家稍晚一些，因为他们老家也是饶阳的，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认了乡亲。我们两家刚认了乡亲，斗儿的母亲就让我去他们家住了好几天，所以我和斗儿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大生也和我一般大，他们家住在9号院，他的父亲在照相馆工作。他跟我们玩儿“打仗”时，一般都使用胶卷的包装纸卷成的长纸棍，我觉得那一定是他爸爸给他的。
　　除了我们4 个人，好像11号院的孩子有时也参加战斗。一些孩子买了武将的花脸，戴在脸上很有武将的派头，我没有这样的花脸，就用彩色的硬纸壳做了一个古代将军盔，戴在头上。
　　我们多数情况都在门口的土坡前开战，一拔儿在坡上，一拔儿在坡下，高喊着：“冲啊！杀啊！”对攻厮打。喜子自然用他的红缨枪，斗儿则用长柄的大刀，我的鞭虽然精致，但太短了，和他们打起来总占下风。只有大生的纸棍看起来很吓人，但打在身上并不痛，我才能和他打个平手。
　　几番拼杀，我的鞭便被刀枪碰得遍体鳞伤，那些漂亮的花纹变得斑斑点点，原来花纹都是用腻子做的。
　　父亲还给我买过洋片。那是一种彩色卡片，就像成版的邮票一样，买时都印在一张硬纸上，玩时再剪开。有一种剪开后大点的，细长，像书签一样。一般都是长方形的，和大张的邮票差不多。上边画的人物多出自孩子们爱听的故事，如《西游记》《封神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一般一版是一套，人物都出自同一个故事。
　　父亲最初给我买的洋片，上面画的是《封神演义》的人物，什么托塔天王、姜子牙，哪咤、杨戬、土行孙，看得我爱不释手。父亲还给我讲这些人物的故事，听得我非常着迷。
　　父亲还告诉我，这种东西可能最先出现于香烟盒中，而香烟最初又是洋货，所以就被人们叫成“洋片儿”了。
　　 “拍洋片儿”的规则是：首先凑齐要拍的洋片儿，一人出几张事先约定。再把大家凑的洋片儿，花面冲上摞在一起。之后划拳决定每个人拍的先后顺序，再按顺序拍洋片儿。每人只准拍一下，可以直接拍在洋片儿上面，也可以拍在洋片的侧面。一次拍击能使几张变成底面冲上，就赢几张。余下的按顺序继续拍，直到全部被人赢走。
　　我拍洋片儿的技术不好，斗儿最好。多的时候怎么拍，少的时候怎么拍，手形怎样变化，他很注意研究，多数情况是他赢。大生玩得也不错，能赢我。喜子与我不相上下，但胆子小，怕输，往往不愿参加。所以玩起来多数情况我是输家。
　　我特喜欢那些绘有《封神演义》人物的“洋片儿”，我往往把它们作为我练习画画的摹本。所以，拍洋片儿时，我总是把它们特意挑出来，以防被小伙伴们赢去。
　　父亲还给我买过玻璃球儿。那是一种有多瓣花芯的玻璃球儿，个头和吃的糖球儿差不多。花芯有多彩的，有单色的。本来多彩的更难制造，可卖的多数是多彩的，反而被认为不如单色的珍贵。还有一种是无芯的，通体透明清亮，但往往不被伙伴们认可，他们说是“汽水”，不是正宗的玻璃球儿，不带玩儿。
　　玩儿的时候，先在地上挖个坑，再从远处画一条线。之后，从坑的位置依次向线的方向弹，依据球儿离线的远近，决定弹的顺序。再按这个顺序向坑的方向弹。规则规定，入坑之后就有了灭掉对手的权力，谁的球儿被入过坑的球儿击中，谁就算输了。入坑之前，也可互相弹击。目的是把对方击得离坑更远，自己处于入坑的有利位置，这属于防御战。
　　玩玻璃球儿，我也不是行家。因为不是弹出，而是在手指挤的同时，手向前擩，他们叫我“老擩子”。可我只会挤，不会弹，再不向前擩，那球更走不远了。虽然他们多次威胁取消我的参赛资格，但并没有真的实施。
　　玻璃球儿的玩法也有两种，一种是只分输赢，不真的赢东西。另一种，是玩儿真的，输方就要把球儿给了赢方。以我那种只会挤的手法，自然输家往往是我。
　　不过我还不是我们4人中最差的，如果只有喜子我们两人玩儿，我还胜多负少呢！斗儿玩儿玻璃球儿的技术特棒，能悬空弹射，让球儿像炸弹一样击中目标，有时竟能把对方的球儿击得粉身碎骨。
　　记得那时我有不少的玻璃球儿，放在一个纸盒中，常拿出来欣赏玩耍，轻易不和别人玩儿真的。
　　父亲还给我买过什么玩具，挖空心思也想不起来了。好像还有一个彩色的小皮球，但不知是给妹妹的，还是给我的了。
　　当然，过年时父亲也会给我买一些鞭炮，但二踢脚要他放，大响鞭要他放，起花要他放，我只放那种拆散的小红鞭炮，算是我们同乐，不能算是专门给我买的玩具。
　　回想起儿时的玩具，确实没有几种，但觉着无论是“打仗”、弹球还是拍洋片，都有无穷的乐趣，那时梦里都会梦到这些，细想起来，乐趣应该是在和玩伴们的交流中产生的吧！
　　现在的孩子虽然玩具多多，但住在楼房林立的小区，没有了与同伴一起玩耍的环境，他们是怎么也体会不到我小时候的那种乐趣了。
　　

清风修竹

　　               虫趣
　　          ——岁月划痕之十
　　现在科技就是发达，从网上就可以下载法布尔《昆虫记》的朗诵版。外孙非常爱听，连吃饭时都听，听着听着还能笑出声来。他也喜欢《昆虫记》的绘画注音版，经常津津有味地翻看。可他并不喜欢真的昆虫，我给他捉过小蚂蚱，他不但不喜欢，还有些害怕，不敢碰它一下。屋里偶尔有只比蚊子大不了多少的小飞虫，他都会惊慌地高喊：“姥爷！虫子！”
　　家里有虫子都是我清除，我自小就不怕。不但不怕，还很喜欢，我觉得小虫子也很有趣。
　　记得小时候，我看到院里有成群结队的蚂蚁，就会蹲下来观察，想看看它们究竟在干什么。母亲会告诉我：“蚂蚁在搬家，因为快要下雨啦！”它们怎么知道天要下雨，我很奇怪。
　　我还看过蚂蚁搬运死去的蚂蚱，参与搬运的蚂蚁虽围了蚂蚱一圈儿，可相对大蚂蚱它们显得还是很渺小，但它们照样拉着大蚂蚱走。后来知道，蚂蚁都是大力士，能举起超过自身体重十倍的东西。那个全国出名的“蚁力神”正是凭着这点忽悠人的。此事讳莫如深，我也就不说了。
　　蚂蚁还爱打架，一打就是群架，战斗结束，不知胜负如何，只见尸横遍野。我很讨厌它们打架，经常使用一种野蛮的方法劝解——用小棍拨拉它们。劝解还是有效的，它们不再恋战，纷纷逃离。
　　我在公园还看过一种大蚂蚁，得有七八毫米长，看着都吓人，我不敢惹它，怕它有毒。后来知道它叫黑蚂蚁，也叫拟黑多刺蚁，就是做“蚁力神”的原料。
　　后来，我租住农村的房子时，屋里有一种黄色偏红的小蚂蚁，长着一个带毒针的尖屁股，一碰它就用毒针蜇人。被蜇后是又酸又痛，苦楚钻心。它的毒性很大，就是把它碾死在身上，也会起一片疙瘩。它有趋光性，晚上挂灯泡的那片屋顶上经常爬得黑压压一片。我曾用了一整瓶“敌敌畏”原液喷熏，结果黄蚂蚁没有灭绝，我倒给熏成了肺炎，输了7天庆大才退烧。后来，听说那不是蚂蚁，是用来防治天牛等钻蛀性害虫的肿脚蜂。估计是因为我们住的房子是用杨树的树枝充当的檩条和苇箔，才钻出了这种东西。
　　虽说天牛是害虫，可它长得好看，尤其是那双长而有节的触角，像大侠的软鞭一样，我很喜欢，我曾画过一张天牛的画像，送给我们小学的刘老师。对天牛的天敌肿脚蜂我却喜欢不起来，因为它不但长的难看，还害得我至今闻不得异味。
　　有一次，我发现蚂蚁在扁豆秧上爬上爬下，就问母亲它们在干什么，母亲说：“在吃蜜虫的巴巴。”我看了一下，扁豆秧上确实有不少绿色的小虫子。后来才知道这种所谓“蜜虫”，其实就是蚜虫。原来，它们吸了植物的汁液，会分泌蜜露，蚂蚁是来吃蜜露的。蚂蚁把蚜虫当成了自己的“羊群”来放牧，蚜虫体内的蜜露多了，蚂蚁会像牧民给羊挤奶一样帮它挤出来；蚜虫脚下的枝叶枯萎了，蚂蚁会像牧民转场一样，将蚜虫转移到新的嫩叶上去；蚜虫的天敌来袭，蚂蚁还会像牧民保护羊群一样地保护蚜虫，比如赶走蚜虫的天敌瓢虫。
　　据说，瓢虫中的七星瓢是捉蚜虫的能手，母亲管它叫“花大姐”。我曾捉到过“花大姐”，圆圆的，红红的，亮亮的，像塑料玩具一样，非常可爱。我把它放在手上观察，开始它一动不动，后来慢慢爬起来，爬着爬着，突然展开翅膀就飞走了。不过我一直没有观察到它怎么吃蚜虫。
　　母亲还管一种像一分硬币那么大的一种扁片虫子叫“臭大姐”，它身上还真带着臭味。后来知道它学名叫椿象，现在屋里还能发现它的踪影。
　　有段儿时间，我曾觉得瓢虫与金龟子是一类昆虫，因为大风车中的刘纯燕就穿着瓢虫装扮的衣裳，称自己是金龟子。后来我才知道金龟子与瓢虫是两种昆虫。金龟子和瓢虫虽然都属鞘翅目，但一个是金龟子科，一个是瓢虫科。
　　印象中母亲管一种爱向灯上撞的虫子，叫“瞎老碰”，蚕豆那么大，亮绿的鞘翅，奶黄的肚皮，我觉得应该也是金龟子的一种。有一年税务角的路灯底下就飞来好多这玩意儿，人们都捉了去喂鸡。
　　我还见过一种叫“纺线虫”的虫子，觉得可能也是金龟子。它个头较大，黑色的鞘翅滑而硬，上有白色的细碎斑点。腿坚硬有力，带着刺和勾。头很小，两根须却很粗。看上去有点儿吓人。
　　这种虫子是喜子的父亲给喜子捉的，有好几只。喜子的母亲说它叫“纺线虫”的，会纺线的。
　　为了让“纺线虫”演示纺线给我们看，喜子的母亲特意用秫秸做了一个简易“纺车”。将一段粗秫秸芯插在一根细竹签上，再把竹签两端插上秫秸，分别作为封堵和握柄。然后将三根细秫秸皮插在三只“纺线虫”颈后的甲缝里，并把插上“纺线虫”的秫秸皮对称地插在秫秸芯上。“纺线虫”此时成悬空状，便想飞走。它一飞动便会发出“嗡嗡嗡”的纺线声。再稍给秫秸皮一加力，三只“纺线虫”就会围绕“纺车”转起来，还真有点纺车的感觉。
　　看着喜子拿着“纺车”的得意劲头，我羡慕得不得了，盼着我父亲也给我捉到“纺线虫”。
　　父亲没给我捉到“纺线虫”，却给我捉到了蚂蚱。他是晚上外出时捉到的，他告诉我路灯亮了之后，路灯附近的墙上就有可能落着蚂蚱。听他这么一说，我晚上便会有意地出去转一下，没想到还真能隔三岔五地捉到蚂蚱，有大的，有小的，有黄的，有绿的。
　　有时还能捉到担丈勾，一种绿色的尖脑袋的细长的蚂蚱。后来知道，担丈勾的学名叫中华剑角蝗，也叫中华蚱蜢。没想到小小的担丈勾名字上都冠以“中华”，也应该是中国独有的吧。这担丈勾也是有大有小，有胖有瘦，从我的观察看，这种差别不是营养造成的，而是种类使然。有的小担丈勾比花生豆还小，可又宽又厚，让人不由地想起矮胖子，我不喜欢它。
　　后来我还在树上捉到过一种像蚂蚱的昆虫，它尖头修翅，须长过身，通体透明，绿如翡翠，嫩如韭黄，叫起来“嘶嘶”的，后来对照资料，觉得是螽斯的一种。
　　其实蝈蝈也是螽斯的一种，学名就叫短翅鸣螽。秋天的时候，山区的农民伯伯会挑着担子进城卖蝈蝈，担子两头挂的蝈蝈笼子都像小山一样，里边的蝈蝈都“啯蝈”地叫着，像是在大合唱。我会缠着母亲让她给我买一只，于是院儿里也有了“啯啯”声。听着蝈蝈歌唱，就像回到了老家的小院儿。
　　保定的著名画家许鸿宾就最擅长画蝈蝈。人称“蝈蝈许”。我曾求得他的一只蝈蝈，确实画得形神俱妙。
　　除了在灯底下捉蚂蚱，我还在草地里捉过。胡同里有草的地方只有3处。一处是公共厕所后边的院儿，一处是清和园澡堂的院儿，还有一处是3号的外院。
　　公共厕所后边的院儿严格说来不是院子，而是2号院、3号院、厕所围成的死空地，但孩子们为了进去玩儿，把厕所的墙扒了一个豁口，遂貌似成了厕所的后院儿，里边只有乱砖和野草。清和园澡堂的西侧有个院儿，是用来堆煤的，但院大煤少，空地也就长了野草。3号院的外院面积不小，但只有一间借里院北房后墙盖的六七平方米的小房。外院的南侧是砖砌的小甬路，北侧则是野草，野草中还有院里人种的向日葵。这几处野草地中都有小蚂蚱或小担丈勾。偶尔还能见到蚂蚱的幼虫“蝻”，我们叫它“蚂蚱敦儿”，因为仅长出翅芽的小蚂蚱看着很敦实。在草地里蹚蚂蚱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每跳出一只，都会令人激动不已。
　　3号院儿向日葵开花的时候会有蜜蜂，嗡嗡叫着在向日葵的大脸上吻一下就离开，接着又吻。我也很喜欢蜜蜂，但不敢捉，知道它会蛰人，还知道它蛰人后蛰针后留在人的皮肤上，而蛰针连着它的内脏，它会因为失去内脏而死去。还能见到细腰的马蜂，橙黄色，带着花纹，非常漂亮。我依然是只敢远观，因为它蛰人更厉害。我还见过粟子那么大个的黑油蜂，孩子们叫它牛蜂，说能蛰死牛。不过蜂的种类中好像没有这一类，我觉得应该属于熊蜂吧。因为听说它能蛰死牛，而我又没有牛那么壮实，所以见了都躲得远远的。
　　草地里偶尔也能见到蝴蝶。多数是常见的菜粉蝶，如果能见到一只黑黄花儿的凤蝶就会高兴不已，会悄悄地跟着，试图捕捉，但它并不落下来，跳动着飞舞几下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我还曾见过一种完全黑色的蝴蝶，飞得姿势很怪异，我们都叫它“黑老婆儿”，不知学名叫什么，齐白石画过它。
　　胡同里较少见到蜻蜓，雨后有时会有那种橙色的小蜻蜓。护城河边上有青绿色的大蜻蜓。有的大孩子捉到一只后，会用细线拴上，再把线拴到一根棍上，然后挥动起来，嘴里喊着：“老青来！老青来！”吸引其它蜻蜓来交配。我怀疑这美人计太过明显，没有上当的，可我猜错了，蜻蜓的智商没有我高，就有过来追逐的。一旦它把美人追到手，自己也就落入了大孩子的网兜。
　　还有一种红得胜过辣椒的蜻蜓，我们就叫它“小辣椒”，非常好看，由于极少见，我从来没有捉住过。另外还有尾巴上带半个“制钱”的，我们就叫它“制钱”。还有身上的花纹像膏药的，我们就叫它“膏药”。现在都难得一见了。
　　我们捉蜻蜓的手段现在想来是过于残忍，用竹扫帚枝打。由于胡同各院儿都较少用到竹扫帚，这东西就很难找，一旦找到我们就会拆开，人手一枝。用扫帚枝打下的蜻蜓往往缺胳膊断腿儿。大概在1959年杨淑胡同改造为新北街的时候，拆除临街的房子后出现大片空地，也不知从哪儿飞来那么多蜻蜓在空地上集会，大有遮天蔽日的感觉。这下我们这些孩子可得理喽，放学后就跑到空地去捉蜻蜓，还比赛谁捉的多。按说蜻蜓是益虫不应该捉的，可我们为什么要捉？现在也想不出理由，只能用“发废”（调皮）来解释了。
　　我在东关公园还见过一种昆虫，像缩小了的蜻蜓，又像放大了的蚊子，但它比蚊子可漂亮得不知要有多少倍。常见的是通体一色的，其颜色有红的、橙的、绿的、蓝的等。尤以一种亮蓝色的最为抢眼。还有的带着花纹，五彩斑斓的花纹如同油漆画得一般，而且纹理和色彩千变万化，决不雷同。后来知道它叫豆娘，好像是一个美丽女子变的。至于为什么要变，就不知道了。
　　（2012年7月，我带外孙去北京嬉水湾玩儿的时候，就看到有的孩子捉到了大个的黑色的豆娘，觉得少见，赶紧拍了个照片。）
　　春天的时候，我还在东关公园见过刚出生的小刀螂。公园小河的两边长着很多大柳树，柳树下边是砖砌的护栏，从柳树上孵化出的小刀螂还没长翅膀，一离开嫩绿的柳丝就落在护栏上。我会顺着护栏寻找小刀螂，一发现就是一群，少则几只，多则十几只。这些小生灵可爱极了，身体绿得透明，像刚刚用水洗过。它们昂着头，翘着尾，东张西望，不停地打量着新鲜的世界。有的两只螳臂挥舞起来，像在演习武艺，有的身体一起一伏，像是发现了敌情。别看它们个小，跑起来可快了，东一个西一个地撒欢，像飞离了护栏一般。我小心地捧起一个，想和它亲近亲近，可它却不愿意，沿着我的手臂没命地逃，害得我怪痒痒的。
　　东关公园蝉也多。最早出现的蝉个头小，身上的花纹是褐色的，翅上有白色的斑点。据说这种蝉一叫，就该麦收了。
　　还有一种蝉在天热之后出现，叫声是：“知——了，知——了”，大概因为有了这样的叫声，蝉才有了“知了”的别名。可母亲却管它叫“叽了”，因为它的叫声听起来也像“叽了”。还有位姓程的小学同学说它叫“伏嘀儿”，因为它数伏后叫得欢，而且叫声像“伏嘀——儿”。我听了听，还确实有点儿像。
　　还有一种通体黑色，翅膀透明的大蝉，叫起来就是一个单音“嘶”。这种蝉虽然是直嗓子，但擅合唱，一个叫周围的就都叫。最奇怪的是，它们没有指挥，完全靠心有灵犀，就能叫得整齐划一，说叫都叫，说停都停。
　　那位姓程的同学总带我一起去东关公园粘蝉。他带的工具是洗好的面筋（为防止路上干了，把它泡在水瓶中）和一根长竹杆。我们在树下循声搜索，等发现落得较低的蝉后，他就揪一块面筋粘在竹杆的顶部，然后举起竹杆将面筋悄悄贴近蝉的脊背，等到非常接近时，他猛然一推，蝉就被粘住了。我们在蝉的惨叫声中，欢呼着把竹杆放倒，迅速将蝉捉住。它是很少能逃掉的。
　　另外，1962年我回老家时姥爷还教给我一种捉蝉的方法：把高粱秸剥开一头，将剥开的秸皮插入柳条编得圆环中，做成一个漏斗形的大口笼子，发现知了之后，把高粱秸举上去，将笼口冲着知了猛然一推，知了就落入笼中。它挣扎时抖动的翅膀就会卡入秸皮的缝隙之中，再也脱不了身。
　　听说，蝉是昆虫界的老寿星，它的幼虫要在地下生活几年到十几年，才钻出地面。我们都管刚钻出地面的蝉叫“叽了猴”，它蜕下的皮是药材，叫蝉蜕，据说有散风除热的功效。
　　在夏天的雨后，胡同的孩子们还玩蜗牛。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玩蜗牛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大家齐声唱着：“牛儿，牛儿，先出来犄角，后出来头儿。先盖瓦罐，后盖楼儿。”曲调悠长肃穆，颇有和尚念经的韵味。唱的同时还拿着蜗牛在衣服上不停地画圆圈，犹如大仙们画符。在虔诚的期待中，蜗牛真得探出了头。它摇动着触角，试探着向外钻。全部钻出后，便拖着它那软软的躯体，背着自己的房子，不慌不忙地向前爬。我一直惊奇那首歌的招唤魔力，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孩子们拿着它在衣服上画圈，摩擦热了它的房子，它实在呆不下去，才被迫钻出来散热的。
　　雨后胡同积了水，还能见到一种可以站立在水面上的小虫，它有一个像树枝一样的细长身体，身前有两条短腿，身后有四条极细的长腿，就靠腿上那极小的爪，就能站在水面，并在水面跳跃前进。我们叫它“棒棒游”，后来知道学名叫宽黾蝽。
　　我还喜欢并养过蟋蟀，我们都管蟋蟀叫蛐蛐。由于这是一样很大的话题，就只能以后再谈了。

清风修竹

　　         屋顶上的七星庙
　　                 ——岁月划痕之十一
　　在我搬入相府胡同4号院儿一两年之后，大概是1956年的时候，有胡同邻居告诉我们院儿的住户，老房东之所以全家搬走，是因为这个院儿闹鬼。
　　那时候我只有六七岁，对鬼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没有什么认识，就知道它非常可怕，所以我看到大人们神情紧张地悄悄谈论这件事，我也跟着紧张。
　　大人们似乎不愿意让孩子知道这件事，一点儿有关信息也不跟我们透露，不过我还是从胡同的大孩子嘴里知道了一些情况。他们说，我们这个院子风水不好，院子地面南高北低，房子是南低北高，而且北房是三间，南房是两间，形成“一头大一头小”的棺材形，所以阴气很重。
　　还说老房东住的时候，北房西边的那间屋子夜里经常闹鬼，屋里的东西会自己移动，就像有人搬挪一般。一个大孩子还故作神秘地暗示，这间房子是因为出过什么事，才闹鬼的。
　　是什么事呢？我特想知道，可他就是不告诉我。他不但不告诉我，还装作鬼的样子吓唬我：“小心半夜鬼掐你。”
　　我还真的害怕了，一到晚上就提心吊胆，想象着鬼是个什么样子，会怎样来掐我。
　　我觉着鬼可能浑身长着长毛，尖嘴猴腮的，因为奶奶不让我晚上出去的理由就是：“外边有‘毛猴子’，抓小孩！”由于鬼和“毛猴子”都是令孩子恐惧的东西，我便觉得鬼和“毛猴子”是一类。
　　后来读鲁迅的书才知道，奶奶嘴里的“毛猴子”在北京叫“马虎子”，既不是动物也不是鬼而是人。鲁迅考证他应该是“麻祜”，即传说中隋炀帝时负责督造大运河的麻叔谋。因为传说他吃小孩，所以人们就用他的名字吓唬小孩。
　　另外，我还觉得鬼和“地魔”也是同类，因为奶奶不让我出去乱跑时，就会说村里在闹“地魔”。她说，“地魔”是个像小孩一样高的矬墩，没有头，也没有手脚，却会行走，专干害人的坏事。除了攻击家禽家畜，也伤害小孩，比如把小孩推入粪坑淹死之类。
　　再就是我会套用小人书里的形象，觉得鬼也可能与小人书里的妖怪长得差不多。
　　我弄不清鬼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注意了大人们的议论，他们再说这类话题时，我会偷偷地听。一次，我听到院里一个大人讲亲身经历，听得我是毛骨悚然。他说，一次，他住了一个小旅店，夜里想解手，便提着灯笼去了厕所。灯笼放在地上时怎么也放不稳，他左试右试终于找了个可放之处。方便完之后，再提灯笼时发现是个秃头鬼给它顶着灯笼。吓得他灯笼都没敢拿，就慌慌张张去找店家。店家不信，自己去了厕所。一会儿店家回来了，手里拿着灯笼，说什么都没看到，还让他再去看看。他说打死也不敢去了。
　　我们院也有个小厕所，一般白天我去胡同口的公厕，夜里多用它。自从听了这段亲历，我也是打死都不敢去了。
　　在院里的孩子中，我从来都充胆大的。可此事之后，我清楚自己心虚多了。怕黑，没灯的地方不敢去了，总是想象那地方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晚上去公厕，一溜儿小跑不敢回头，总觉得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跟着我。晚上即使有灯，都不敢一人独处，大人们串门可能剩下我一个人时，我会假装若无其事地悄悄跟随。
　　深夜醒了，有时我也会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凭空移动。我害怕看到，又渴望看到，但最终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院里不再出现这类事情，后来我找到了答案，原来是由于老房东请法师在南屋东侧的房顶上盖了一座镇鬼的小庙。
　　这也是我听胡同的邻居们说的。他们说，由于院里老是闹鬼，老房东就请了法师。这位法师姓字名谁已无从考据，但他应该是位道士，因为他尊的神是北斗七星君。他是不是保定解放时还存在的玉清观或洞阳宫的道士就不得而知了。
　　据说法师的道行很高，一番观察之后就查清了作耗鬼祟的来历。但那鬼祟不是寻常鬼祟，凭法师的法力还没办法把它铲除，于是法师就请了他尊奉的北斗七星君来震慑鬼祟。他主持着在南屋顶上偏东的位置盖了个一米多高的小庙，用于星君们安身。小庙正冲着西边的那间北屋，星君们可以随时观察西边那间北屋的情况，感觉大体和监狱岗楼差不多。
　　小庙建成之后，院里还真的再没有出现过什么怪异之事。但老房东可能在一直犯嘀咕，所以最终选择了不在此宅居住。
　　当初租房户就曾奇怪，房东为什么要把整个院儿都出租。后来知道了缘由，都骂房东隐瞒真相，坑人害人。可人们也只是背后议论，并没有人去当面质问，更没有人因此而搬走。一是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房子越来越难找；二是人们并没有发现传说的那些异常。
　　老房东是否因此搬走不得而知，反正我是对此很犯嘀咕。北斗七星君哪是什么神？那是一等一的大神，怎么对付个鬼祟还得如此劳师动众？
　　而且我还听说，北斗七星君是七位大神的豪华组合，分别对应着北斗的七颗星星。其中有两颗是我听说过的，那就是文曲和武曲。好像《水浒传》曾提到，宋仁宗是赤脚大仙下凡，出生后就哭起来没完，不仅把他爹真宗哭烦了，还把玉皇大帝也哭烦了。玉帝只好派太白金星来安抚。太白金星变了个老头儿见真宗，说有让孩子不哭的秘诀。老头儿见了孩子在他耳边说了八个字，孩子真的就不哭了。这八个字就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原来玉帝答应赤脚大仙，让文曲星和武曲星下凡辅佐仁宗。这文曲就是后来的包公，武曲就是大将狄青。
　　能给皇帝保河山的天上星宿大神，怎么还要集体坐班当看守才能镇住这么个不知名的小鬼？简直匪夷所思。我便怀疑这鬼祟不是一般角色，应该跟《西游记》的一些妖精一样，有着复杂的天上背景，所以七位大神也奈何它不得，只能看住它让它不闹事就行了。我因此担心，万一大神们有其它任务，不在小庙值班，那鬼祟趁机闹事怎么办？我还猜测老房东也是有这样的顾虑才搬走的。
　　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后来小儿就被什么东西吓着了。她躺在炕上昏睡，还发烧，不时惊醒。什么东西呢？大人们神神秘秘得不说。我问母亲，母亲含糊其词。现在想来可能是害怕再吓着我，故意不说。
　　天大黑了，小儿的母亲拿着小儿白天穿的上衣，在小儿白天玩过的地方，拉着长音大声地喊：“小－儿！回－家－吧！小－儿！回－家－吧！”还撑开衣服在犄角旮旯儿晃来晃去。
　　那声音可瘆人啦。母亲说是在叫魂。母亲说人有三魂七魄，吓掉一个都会闹病。还告诫我天黑了就不要再乱跑。
　　后来，小儿的病还真好了。当时觉得叫魂真灵。现在想来，他们也去了医院，叫魂起了多大作用，就很难说清了。
　　再后来，喜子也被吓着了，症状与小儿近似。喜子的母亲也叫了魂，可不管用，喜子照样昏睡不醒。喜子的母亲到处求人，终于求来了高招，叫“销劫儿”。
　　“销劫儿”的那天晚上，我母亲应邀现场学习，我也悄悄跟了去。
　　喜子的母亲找出一个茶碗，碗里装上黄米，反复摇晃，瓷实后细心刮平。再用一块布从上向下包裹，之后攥紧翻过来。然后提着这个碗在喜子的头上，正转几圈，反转几圈，嘴里还念念有词。说的什么已记不得，现在猜想也应是叫魂一类的话吧。
　　转完后，打开包布，检查黄米缺失的情况。据喜子的母亲说，缺失得越多，说明病得越厉害。再根据情况，细心地把缺失的黄米补平。之后，重复在头上转的那个步骤，再次检查补齐……直至碗里的黄米在转完后一点不少为止。
　　喜子后来也好了，不过也吃了药。
　　小儿和喜子都被吓着，让我对北斗七星君有了意见，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地值班呢？在你们眼皮底下出治安问题，这不是玩忽职守吗？生气之后我又释然了，人们一不烧香，二不上供，人家凭什么总义务劳动给你们看家护院？再说，连请他们的法师都不知去了哪儿？人家为什么要永远信守着这个承诺？
　　在小儿和喜子被吓着之后，我也有了怪异的体验。记得好像是在临近过年的时候。那天，不知为什么，吃完晚饭我就困了，不想玩儿只想睡觉。我躺到炕里边，母亲坐在炕边忙着做衣服。我盖了厚厚的被子，很快就进入似睡非睡的状态。我能感到屋里那黄黄的灯光，母亲细小的动作，水壶烧水的声音。但眼前总是有一条极平极远的路，延伸啊延伸，无限地延伸，让我心烦意乱。终于有变化了，变成了堆满乱石的路，可我照样心烦。
　　我使劲地醒来，这一切终于消失。眼前是黄黄的灯光，埋头干活的母亲，我放心了，又进入似睡非睡的状态。一个看不清面目的人出现了，他右手臂伸得直直的，用食指狠狠地指着我，从极远处迅速向我接近，在指到我鼻尖时停下，我极为惊恐。他终于消失了，但又在极远处出现，又向我指来……我再次使劲醒来，又再次昏昏入睡。那条极平的路又出现了，一个人翻着跟头由远而近。我感到那个人就是我。我虽然依然烦躁，但有了因飘浮而解脱的感觉，终于可以松弛一下了，我入睡了。
　　这种令人烦躁的感觉在我小时候曾多次出现。有时出现了，还要反复多次才能入睡。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把这种感受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母亲，我只是默默地强忍下来。当然后来我也好了，一般连医院都不去。那时家里根本没有体温计，是不是真的在发烧，已无法确定。但以我现在的经验看，应该是的。
　　后来，大概是1959年的夏天，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还真在院里看到了一个怪东西。那时我们对面小东屋的住户搬走了，母亲让我搬进去住。当时天热，木格子窗户只糊了下半截。我在尿盆解手后，站在炕上随意向外一望，不由惊呆了——只见南房上一个圆柱状的灰黑色的东西，快速地向北移动，移动到接近西屋和北屋的夹道时，两房间出现了一个灰黑色的桥，那东西没作一点停留，匀速地过桥移动到北房。
　　我再不敢看下去，赶紧躺下，一动不动，眼也不敢睁。那东西没有大人高，没胳膊没腿，会是什么？别是地魔吧？我紧张得觉都睡不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夜间所见告诉了母亲。母亲好像并不惊奇，只是平淡地说，“没事，那是‘眼离’。是你眼的事儿，没东西。”
　　我想想也有可能，那东西好像是在随着我的视线而移动，说不定是我睡眼惺忪，眼前出现了一个东西，我看那儿，他就在那儿。可那个桥是怎么回事呢？我还是想不明白。
　　孩子们受了惊吓，大人们都不求北斗七星君，那个小庙也就没人关注了，不过我倒是上房零距离地接触过小庙。
　　1964年我上初二的时候，学校组织课外活动，我迷上了无线电。最初做的是矿石收音机，需要在高处绑天线。我踅摸了半天，发现唯有南屋屋顶上的小庙可用，便上房把天线绑在了小庙上。我还顺便细细地看了看小庙，小庙用斗砖砌成，镶嵌在里边的是一块磨过的砖，上面刻着工整的楷体字“北斗七星君”。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批斗“牛鬼蛇神”，连庙里的真和尚真道士都威风扫地，房顶上的星君们就更没人理会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南屋的屋顶总漏雨，房管所修补了几次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得铲掉旧灰皮重抹，这个小庙也和旧灰皮一起被铲掉了。
　　自此鬼祟和小庙的事也就被人们淡忘了。直到一直住在西边那间北屋的王大娘病了，才有人又重提此事。王大娘病之前，一直在此屋居住的王大娘的孙女也病了，是癫痫。有人便悄悄地说，都是拆小庙拆的，如果有那个小庙镇着，没准她们祖孙俩还得不了病呢。
　　我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人吃五谷杂粮，难免患病，硬把它与小庙联系到一起，感觉有些牵强。
　　再后来，别说小庙，就连小院儿都拆没了。估计最高兴的是北斗七星君，他们再也不用为小院儿的安危操心劳神了。
　　

清风修竹

　　              清和园澡堂
　　                ——岁月划痕之十二
　　由于我们相府胡同的公共厕所最初只有男厕，没有女厕，各院一般都建有一个小厕所，以供女人们方便。我们院的小厕所就在南房和西房的夹角处。那时院里的厕所与公厕一样，就是埋个大缸当便坑，所以非常不卫生，不但招来苍蝇，还散发着臭味。尤其是进城农民来清掏的时候，臭味尤烈。而且他们的清掏时间不定，有时赶上我们吃饭，他们也若无其事地挑着粪担在饭桌中穿行。
　　那时住杂院的人还特愿在院里吃饭，只要天不太冷，家家都把饭桌摆在院中，围着自家饭桌就餐。大家都不在乎隐私，好像很喜欢这种可以互相观望的氛围，常常是一家改善四邻香。这么好的吃饭场面，一旦赶上农民来清掏，就遭殃了，不怕麻烦的要手忙脚乱地转移，怕麻烦的就只能坚持着享受粪便的臭味了。
　　虽然我们对农民的这种做法很不满，但也不敢抗议。因为他们是义务清掏，不收费的。当然，他们也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模范，他们的清掏是为了获得上等肥料。据说，政府为了防止农民无序争抢这种免费资源，还给郊区各村划分了“势力范围”，他们只能在自己规定的地段清掏。可他们一旦因故不能及时收走他们的资源，比如忙于麦收、秋收，我们就会更为遭殃，大便溢出便坑，臭气弥漫全院。更麻烦的是女人无处去方便。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肆无忌惮，只能忍气吞声。
　　院里的厕所，虽然没有规定女人专用，但因胡同口有公厕，男人们往往不用院里的厕所，当然小孩儿可以例外。可我自从听了“鬼顶灯”的故事之后，就只去公厕，因为那里经常有人。
　　公厕离我们家比较远，一内急我就得跑。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去处——清和园澡堂，那儿上坡就到，而且全天候有人。
　　清和园澡堂进门是个影壁，东拐是一个大院，大院的南北东三面都是直接相通的平房，房子面向院子的这面都是到顶的玻璃窗，透过窗户就可以看到光着屁股的人。
　　这个澡堂只有男部，女人不能进。后来听澡堂的人说，日本鬼子占领保定时，日本女人就敢明目张胆地到这里来洗澡，澡堂的人不敢管。洗澡的男人们都尽量避开她，只有胆大的才敢跟她一起洗。人们一开始以为是日本鬼子仗势欺人，后来听说日本女人在她们自己国家也是这样洗。她们感觉不让女人进来才是不正常的。当然，这也是听澡堂的人说的。不知是不是当时的保定人仇恨日本人才故意这么编派的。
　　在澡堂大院的西北角有一个门，门里是一个大院，院里堆满了烧水用的煤。在这个院的西部有一个只有棚子没有门的厕所。这里只有两个蹲坑，但这就足够我用了。棚子边上有小便用的坑，但我从痕迹可以看出，人们都在进门处的煤堆上方便，我自然也就服从了多数。
　　最开始我来这里解手，澡堂的人还会干预，后来知道我是下坡邻居的孩子，也就任我方便了。
　　澡堂营业到很晚，这对我十分有利，因为晚上我更不愿去胡同口上的公厕。更让人欣喜的是澡堂后院里的灯总是亮着，可以为我壮胆。
　　后来我听说，解放前这个澡堂也闹过鬼。先是一个伙计因为什么原因上吊自杀，不久便传出晚上闹鬼的事。再后来还真有一个伙计被吓死。那个伙计死在了澡堂的大穿衣镜前，嘴里吐着长长的舌头——不过是假的，据分析是他自己装上的。深更半夜，他装上假舌头要干什么呢？可能是想吓吓别人。人们猜测，有可能最初的闹鬼就是他在装神弄鬼。他为什么这么干？人们说他就爱搞恶作剧，还总充大胆。那他怎么会被吓死？有人说是前边自杀的那个人生气了，来找他算账。也有人分析，是他走到穿衣镜前，看到了里边那个自己装的鬼，自己吓死了自己。
　　虽然说的是陈年旧事，但我还是害了怕，不但不敢去澡堂解手，而且夜里也不敢看镜子，怕里边真的出来个什么鬼东西。至今我对夜间看镜子都心存忌惮。
　　不过，跑公厕实在是不方便，最终我还是壮着胆又去了澡堂。澡堂后院的灯由一个陶瓷外壳的开关控制，有时他们没人打开，我去方便时就会打开。后来开关上的那个上下扳动小疙瘩掉了，还总没人修。这让我大为不满，可又不敢去找他们理论。便找了一颗小铁钉，准备插在开关上替代那个掉了的小疙瘩。
　　那晚，我兴冲冲到了澡堂后院，伸手便把铁钉插了进去，我还没来及扳动，就觉得有人重重在我胳膊肘上打了一拳，打得我倒退几步，几乎要倒在地上。我惊恐地环顾四周，感觉没有任何东西。有鬼！我吓得尿都没了，一溜烟跑回家。
　　后来，我把此事告诉大些的孩子，说澡堂有鬼。他们都笑我没知识，不知那是被电着了。以后我上了学，了解了电的知识，才知道当时是很危险的。
　　这是我生命历程中遇到的第一次涉及生死的危险。
　　由于离着近，我自搬到相府胡同，就一直在这个澡堂洗澡。洗一次好像是两角钱。在进门处的小柜台交钱买了牌儿，收钱的人就会喊：“一位！”马上就有人过来收你的牌儿，并给你安排铺位。
　　澡堂铺位的设置，很像火车车箱里旅客座位的格局，房子两边是铺位，铺位中间是通道。两个铺位是一个单元，单元与单元之间有一米高的木板相隔。单个铺位就是一张单人床，单元内的两个铺位之间，像火车一样也有一张小桌。客人洗完澡可以要壶茶，茶壶茶碗就放在这小桌上。
　　服务人员带你找到空闲的座位，你就可以脱衣了。脱下的衣服可以放在铺位下边的箱子里，这样你的东西会更安全些。因为就发生过有人来时穿身破烂，走时故意穿走别人的好衣服。如果衣袋里还有钱，那他会更高兴。不过我从不在乎，都是把衣服往铺位上一扔，就直奔浴室。
　　去浴室可以穿澡堂准备的木底趿拉板儿，也可自带拖鞋，但那时候很少有人这样做，人们并不在乎被传染上脚气。文明人还会用铺位上提前准备好的浴巾，围上下身，到浴室口再解下来放在筐里。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嫌麻烦。在浴室入口处有人会发给你一条热毛巾，是从蒸锅里拿出来的，可以放心使用。当然，自带毛巾澡堂的人也不反对。
　　浴室里有凉、温、热三个泡澡的大浴池，另外就是一排装在墙上的洗脸盆。来洗澡的人会根据自己的习惯，分别进入这三个大水池。水池四周有一圈儿可以坐的台阶，新进去的人会找个地方坐下来。人多时，有人会主动挤一挤给你空出个地方。
　　像我这样的小孩儿一般洗凉水，老头们一般会洗热水，多数人选择温水，所以温水池里总是人最多。在池里泡够的人会玩命似地搓泥，顿时，他周围的水面就会出现一层泥卷。人们都是这样的洗法，池里的水到不了中午，就已浑浊得难以看到自己的身体。那时人们没有条件在家洗澡，洗澡只能去澡堂，所以并没有人抱怨澡堂的卫生条件不好。
　　澡堂门口虽然也有标牌提示：皮肤病患者禁止入内，但服务员并不检查。有一年春节前我去澡堂洗澡，回来腿上就长了癣，抹了一阵水杨酸软膏才好的。王大娘的孙子小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也是有一年春节前去洗澡，把脚给感染了，后来还化了脓，只好去医院。医生给他实施剜除手术，还处理得不好，竟然影响了脚的功能，走路都有点儿别扭了。
　　春节前人们都想讲讲卫生，可这时候去澡堂洗澡，池子里跟人粥似的，满池子病毒细菌，是越洗越不卫生，所以此后我尽量不在春节前那几天去洗澡。
　　澡堂没有淋浴，人们只能在洗脸盆里洗头，人多时排队不说，还没有热水，洗头的热水要从热水池中去取。而热水池虽热得我连手都不敢伸进去，可硬是有老头敢在里边洗澡。取水的人对此并不介意，照样用里边的水洗头。
　　有的人洗完澡，并不告辞，还要睡上一大觉。我是没有这样嗜好，洗完就走。
　　由于经常出入澡堂，很快就熟悉了里边的情况。澡堂里除了一般服务人员，还有搓澡工，不过全部是男的，没有异性服务。要想搓澡还得另外付费，我没有搓过，也不知要多少钱。还有修脚工，也是男的。顾客在躺椅上一躺，把脚在支架上一放，修脚工就可以把着脚丫子操作了。他用锋利的修脚刀，修指甲，片脚垫，挖鸡眼，感觉不像在修脚，倒像在雕刻什么艺术品。我也从来没有享受过此项服务。
　　服务人员中，有一个高高胖胖的人，人们都叫他“老拧”。可感觉他并不像很“拧”的人，也可能是他姓“宁”吧。
　　还是一个装了一只假眼的人，人们说那只白浊的假眼是狗眼，不知是真是假。这个装了假眼的人总从澡堂里边的一个小门向外背炉灰。他背灰的工具是一种单肩背筐。他弓着腰把炉灰倒到澡堂院子的角院，再把煤背到那个小门里边，一趟又一趟。
　　那个小门有向上的台阶，里边有什么？我很好奇。一次洗澡时，我的座位正好就在小门边上，我趁门开的机会蹬上台阶，向里边张望。原来里边竟然是一条深沟，沟的一侧是一排炉膛，炉膛里都炉火通红。我猜测这里是澡堂烧水的地方，并想当然地认为那些炉膛就在我们洗澡的池子的下方。以后洗澡我总是嘀咕，池底千万别烧漏了，让我落到炉膛里。
　　清和园澡堂的西边，也就是我们门口上坡的拐角处，有一个向南开门的小院。是相府胡同10号，印象里它和澡堂共用这个门牌号。院里有两个比我大的孩子，一个叫小五儿，一个叫小六儿，一个比我小的孩子，叫小七儿。
　　后来知道，他们是清和园老板的孩子。老板姓刘，娶了两个媳妇。大媳妇生了四个孩子，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二媳妇生了三个个孩子，就是我们上坡的小五儿、小六儿、小七儿（后来又有了小八儿）。
　　老板有时住在二媳妇这儿，我偶尔能碰到他，是一个胖老头。小五的妈妈虽有些驼背，但很白，也比老板年轻。
　　后来，保定时兴公私合营，清和园澡堂也紧跟运动浪潮，刘老板就不再是澡堂的老板了。
　　我很想跟小五儿、小六儿玩，尤其是小五儿，听说他很会画画。但我不知怎么和他接近，他也从来不注意我，好像我并不存在。小六儿则喜欢练武。学武功一直是我的梦想，所以也总以一种羡慕的眼光看他。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去他们家了，因为小七儿大了，我可以去找他玩儿。
　　他们家的院子不大，房子也只有一间西屋，虽然面积不小，但很矮，地面很低。房砖也不齐整，有大有小，感觉好像是用澡堂的建筑余料盖的。屋里光线不好，什么时间进去都黑咕隆咚的。还很阴湿，地面总是灰黑的深色。里边的家具都是旧式的，应该已用了很长的时间。梳妆台上的镜子，个别地方的水银已经变色，但上边有西洋磨花儿图案，让人感觉到它曾经是时尚物件。
　　大概在60年代的某一年，刘老板出门时跌了一跤，竟摔得昏迷不醒。家人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可他住院之后再没有回来，听说是死于脑溢血。
　　那时我对小五儿特崇拜，因为我喜欢画画，小五儿画画好，就成了我的偶像。小七儿曾跟我讲过他哥哥去西藏采风的事，还说了好多他哥哥的西藏奇遇，让我觉得新奇得不得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还看到小五儿在街上画两三房高的毛主席画像，画得跟画报上的一模一样。
　　我一直想找机会接近他，可是后来他们搬走了，搬到哪儿不知道。
　　搬走的原因是澡堂和他们家都成了危房。这些房子拆除后，那儿成了空地，有一角儿还竟然通到了枣儿胡同。枣儿胡同的孩子来空地玩儿时欺负我弟弟，我还因此跟他们打过一架。
　　1969年我去兵团时，那儿还是空地儿，1971年我借开会机会探家时那儿竟然冒出一个大院。一问母亲，原来是专为有钱有势的人盖的，里边住的大大小小都是官儿，还全是外来户，没有我们胡同的一个人。
　　大概在90年代中期，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才重新见到小七儿，他是来投稿的。他在保定一个大厂的宣传部门工作，负责摄影，要在报纸上刊登照片。
　　他说，他哥哥（小五儿）在经营书画社，他妹妹在搞装裱。
　　后来得知，他哥哥是保定市人民艺术社社长，兼保定艺苑院长，兼保定市工艺美术学会副秘书长。他是保定市摄影家协会理事。他妹妹是保定知名的装裱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11-16 9:36:03编辑过]

清风修竹

　　         稀里糊涂唱童谣
　　                  ——岁月划痕之十三
　　   如今公园里小区里，成群结队的是老太太，唱歌的，跳舞的，耍剑的，还要放着音乐，也算是有中国特色的景观，外国人看着新奇，还给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中国大妈街舞”。按说，中国的男女大致平衡，有那么多老太太，也应该有那么多老头，可不知为什么，老头少得多。最让我不能理解的是，基本没有孩子。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胡同里只要有块空地，就一定有一群孩子，也是又唱又跳，赛过老太太们的地方是还要连打带闹。现在的老太太爱唱红歌，那时我们则爱唱童谣。
　　让我奇怪的是，我们所唱的那些童谣多半是不知所云，但我们却依然唱得兴趣盎然。
　　比如，我们一帮小孩看到小汽车，就会兴奋地齐声高喊：“小汽车，嘀嘀嘀，里边坐着毛主席。汽车说我好孩子，我给汽车挂牌子。”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一直没弄明白。
　　我也曾试着理解它：那时刚解放没几年，小汽车难得一见，当然就只有毛主席那样的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喽！可汽车为什么说我是好孩子？我又为什么要给汽车挂牌子？就怎么也解读不出来了。
　　我们还唱过一个童谣，也有些费解。这童谣的第一句是：“新街口，北大街，百货商店卖土鳖。”后边的我就想不起来了，可就这句就让我憋得慌，商店为什么要卖土鳖呢？
　　还有一首，开始我觉得唱的是“兔子”，可后来又觉得是“秃子”，到底应该是哪个，至今我也没有搞明白。这童谣长了一点儿：“大兔子闹病二兔子慌，三兔子骑马上药房，四兔子找了块板儿，五兔子钻了个眼儿，六兔子钉了个小棺材儿，七兔子抬，八兔子埋，九兔子啼哭兔乖乖。”内容这么凄惨，可我们一帮却唱得像喜歌一样。
　　可后来听说离我们家不远的紫河套，真的有一家有九个儿子，我就有些凄然了。不知为什么，我想当然地认为，这首童谣唱的就是他们。
　　一家有九个儿子，现在听着像天方夜谭，可当时还是可能出现的。中国虽然没有像苏联老大哥那样颁发“英雄母亲”的勋章，但几千年都在讲究多子多福就足够了，一家儿好几个孩子那是寻常事，所以满街筒子都是孩子。我自己就兄弟姐妹五个，严格地说是六个，因为有个妹妹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了。同院的田叔家有六个孩子，老小就叫“老六”。胡同上坡清和园澡堂老板家有八个孩子，但小名前面加的是“小”，叫“小五”“小六”“小七”“小八”。
　　不过人家紫河套这家儿是清一色的儿子，人们还是觉得足够厉害，所以才传出了名声。但他们家父母给这些孩子起的小名挺怪的，是“大耗子”“二耗子”“三耗子”至“九耗子”。虽然“耗子”肯定不是“兔子”，但我还是觉得这童谣唱的是他们。他们的大哥死了，这是多么令人悲伤的事啊！可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去核实过。
　　我还记得一些配合游戏唱的童谣，那内容也有些朦胧。
　　其中一首的歌词大概是这样的（可能不太准确），甲方唱：什么锁？乙方唱：精钢锁，精钢打的精钢锁。甲方唱：什么钥匙开？乙方唱：铁钥匙开。甲方唱：开不开。乙方唱：铁棍打。甲方唱：打不开。乙方唱：碌碡压。甲方：压不开，乙方唱：叽里咕噜过海带。
　　印象中，是两组孩子边唱边做一种游戏，好像是一个孩子一只手握住自己的手腕，另一只手握住另一个孩子的手腕，那个孩子也以同样方法反握过来，形成一个手扣，然后由其他孩子来打来压，如果不能把扣打开，这些孩子就要依次从手扣的下面钻过，这时唱的是“叽里咕噜过海带”。这句听上去也有些费解。不过我们并不在乎，依然很认真地唱。
　　还有一首这类童谣，它的歌词是，甲方唱：我们要求一个人，我们要求一个人。乙方唱：你们要求什么人？你们要求什么人？甲方唱：我们要求某某某，我们要求某某某。乙方唱：什么人来送他去？什么人来送他去？甲方唱：就是我来送他去，就是我来送他去。
　　这首童谣还真是要唱的，其旋律极为简单，索索米索都拉索，拉都来拉索米来，翻来覆去就唱那么两句。游戏时好像要拉着胳膊较力，具体规则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最后人少的一方要唱着歌谣向对方要人，对方还得给。
　　还有首童谣，好像配合的也是类似的游戏，它的歌词是：“关老爷，耍大刀，你的兵马由我挑。”
　　另一首童谣则要无限反复地吟唱：“咯啷，咯啷，掉尾（yi，三声）巴长。”内容一直没能理解，只记得是在玩一种类似“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时唱的。
　　还有首童谣，是配合“一二三四五”的游戏唱的。“一二三四五”的游戏类似捉迷藏，先划拳选一个人作为“捉”的，站在墙边，其他人站在离墙十步远的地方。游戏开始后，“捉”的人要面向墙壁拍墙五下，同时唱一句这个歌谣，其他人可趁他面壁之机，向前移动。“捉”的人拍完之后，可猛然回头，察看谁正在移动。如有人被发现，要替换上去当“捉”的。如果始终没有人被发现，则由最后到达墙边的人替换。
　　这首歌谣有多个版本，最紧跟形势的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单打杜鲁门。”但我们经常唱的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面，单打大坏蛋。”我们之后的孩子唱的则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单打小松鼠；松鼠有几只，一二三四五。”
　　为什么要放弃原来的打击目标老虎，而选择另外的打击目标，童谣中给出的理由似是而非，也有些让人费解。
　　看来，童谣不一定都要合乎逻辑，都得讲清道理，只要朗朗上口，充满童趣，就能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还有首童谣则是故意说一些颠倒话，却让人感觉挺有趣：“吃牛奶，喝面包，提着火车上提包。下了提包往南走，看到一个人咬狗，拿起狗来砸砖头，又怕砖头咬了手。”
　　还有的童谣可以用于人身攻击，比如有小孩和我们一帮作对，我们就会叫着这个小孩的名字一起唱：“某某的妈，里儿邋遢，被窝里吃，被窝里拉，被窝里放屁吹喇叭。”虽然那个孩子会气得要命，但也无可奈何。
　　也有糟改人的童谣，比如糟改理发师的：“出南门，走十步，前边来到理发铺。理发师，技术高，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喜子的父母是理发的，我们一唱这个童谣他就不高兴，认为我们是说他呢。我们看他生气了觉得好玩儿，就更使劲地唱。
　　还有针对天气的童谣，一看变天了，要下雨，我们就一齐喊：“老天爷，下大雨，收了麦子供给你，你吃瓤儿，我吃皮儿，剩下麸子喂小驴儿。”这是保定童谣，要把“儿”韵突击出来，才听着好听。
　　王大娘也教给过一个下雨时唱的童谣：“风来了，雨来了，王八背着鼓来了。你敲敲，我敲敲，吓得王八背着跑。”后来得知这是一首很古老的童谣，原词是“风来了，雨来了，禾场背了谷来了。”北京讹传为“风来啦，雨来啦，和尚背了鼓来了。”不知为什么王大娘又将“和尚”给改成“王八”了。是不是她觉得“王八”比和尚更与下雨有关，不得而知。
　　还有针对鸟的，比如“老鸹老鸹一溜儿，打了高粱打豆儿。”这首保定童谣听着有些像农谚，可乌鸦成群结队一起飞的时候，是不是就该砍高粱打豆子了，我也不敢确认。
　　印象中冬天的时候，我们一帮小孩儿会在向阳的墙根“挤油儿”，边挤边唱一首童谣：“老爷儿老爷儿（指太阳）毒毒，我没穿着棉裤。”其实孩子们都穿着棉裤呢，只不过都是光身穿棉袄，有点儿透风而已。
　　那时候没有内衣内裤这一说，基本上都是光身穿棉衣。我是1966年17岁时才第一次穿上秋衣秋裤的，还是父亲从商店买处理的针织内衣布，由母亲做的。那布是鹅黄色的，快成年的男孩子穿这种颜色，感觉很不搭调。另外母亲裁得也不好，都跟鸡肠子似的，所以我虽然有了别的孩子没有的秋衣秋裤，却从不敢露出来显摆。
　　我们玩“打仗”游戏时，也唱童谣，有一首是：“谁是我的兵，往前冲；谁是我的马，往前打。”
　　还有一首提到《平原游击队》中的队长李向阳，但又与电影中的情节无关，内容是：“我是李向阳，坚决不投降，敌人要打我，我就爬城墙，城墙有大炮，我就钻地道，地道有枪子儿，专打小日本儿。”城墙上的大炮是谁的？为什么见了就要钻地道？我也说不清。
　　玩游戏有时会决出个一二三四，对这种名次也有相应的童谣：“老一当当当，老二喝屎汤，老三骑白马，老四做皇上。”这个童谣中，除了老一有“响当当”的意思还能勉强讲通之外，其它的就不合逻辑，怎么得银牌的要“喝屎汤”，而名落孙山在却能“做皇上”呢？
　　玩游戏时往往要通过“划拳”决定前后，“划拳”也唱童谣：“咕噜咕噜锤，咕噜咕噜叉，咕噜咕噜一个，咕噜咕噜仨。”
　　我刚上小学时，还唱过一首歌谣，现在只记得前边两句：“邢志良，专开钟表行。”那时正“反右”，歌谣内容好像与“反右”有关，具体怎么回事，我一直就没有弄明白。
　　现在已很少能看到成群的孩子在一起唱童谣了，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唱童谣。各种培训班都上不过来，哪有时间和机会聚在一起唱童谣呢？他们可能永远也体会不到我们小时候唱童谣的乐趣了。
　　也不知道是谁给我们编了那些内容莫名其妙的童谣，虽然不知所云，感觉不到有什么教育意义，但还是带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以致我现在回味起来，都有童心重归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