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划痕（1—62章）

清风修竹

　　     班里出了个大王子
　　                   ——岁月划痕之二十一
　　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时，我发现教室后排原来的空位上多了一位同学，他中等个儿，黑黑的脸，神情冷漠，一直坐在那儿基本不动，冷眼看着别人说笑。
　　他是谁？问别的同学，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坐着不动？有的猜测是怯生，有的猜测是“相蛋”。那时还没有摆酷这样的词，一般管装模作样的人都叫“相蛋”。
　　上课后，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位新同学，说他是从外校转来的，姓杨。
　　后来，同学们知道了杨同学就住在紧挨我们学校东墙的纪家胡同。再后来同学们又知道了他胳膊和腿上有鱼鳞，都觉得他不同寻常，说不定是由龙“淘生”（转世）的，都对他另眼看待。
　　纪家胡同是一条大胡同，好多孩子都在我们学校上学，他们不分班级，不分年级，都在一起玩儿，非常团结，显得很有势力。听说杨同学也是纪家胡同的，我们都对他高看一眼。
　　他蔫乎乎的，并不活跃，可我发现他身边很快就围拢了好多同学。后来又听说，他被这些同学推举为“大王子”。
　　他们说“大王子”时“子”发轻音，我理解指的不是最大的“王子”，而是最大的“大王”，就类似《西游记》狮驼国中的大大王、二大王、三大王那样的说法。还别说，他们也推举了“二王子”，是住在城隍庙街的一位徐姓同学。
　　这之前，班里的男孩子都是仨一群俩一伙地玩儿，而有了大王子之后，班里的活跃分子基本都围拢在大王子周围，玩儿什么都一帮一伙的，很有声势，还显得更有意思。
　　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如何看不花钱的“蹭电影”，所看电影是如何的有趣，听着都让人神往。为了不被边缘化，并能参加他们那些有趣的活动，我便主动向他们靠拢，他们很快就带我玩儿了。
　　他们第一次带我玩儿，就是带我去看电影。那天晚饭后，我跟母亲打了招呼，就去与他们会合。他们要去的电影院是南关公园电影院，就在南关公园的东大门外，离我们家比较远。
　　到了那儿才知道，电影院并不因为我们是小孩就对我们免票，我们要从影院西院儿散场侧门下的空隙钻进去。我有点儿不愿意钻，觉得跟小偷似的，不地道。可他们说我是胆小鬼，威胁以后不带我玩儿了，我只好同意跟着钻。
　　大王子首先钻，其他人依次钻，我是最后一个。他们钻得都很轻松，并转眼就进了电影院。而我钻时却觉得很费劲，因为门下的空隙实在太小了。我连蹭带爬地钻进去，刚站起来就听到有大人喊：“站住！”原来我正好碰上了去厕所的影院工作人员，我看情况不妙，立即向电影院飞跑。影院里很黑，我找不到伙伴儿，有点儿不知所措，就跑向影院的另一个侧面出口，因为那儿挂着布帘儿，我可以藏在帘后。
　　那个工作人员很快就追到这个门，把我揪出来。他连推带搡，骂骂咧咧地把我轰出影院。去的几个人就我一个人被轰出来，我很丧气，又不敢再钻，只好一个人回家。
　　第二天，他们都说我笨，连个藏的地方都不会找，并承诺再去了会照应我。
　　后来再去时，我运气没那么差，没有再碰上那个倒霉的工作人员。
　　我在那儿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外国片《毁灭的发明》。那片是科幻片，可棒啦。还看过苏联片《雪地激战》，内容好像是俄罗斯与土耳其打仗的事。还看过苏联片《海底擒谍》，反特片，惊险，紧张，刺激。还看过一个相声片，叫《游园惊梦》，是侯宝林和郭启儒主演的，讽刺一个不讲文明、不守规矩的人，可逗啦。还有一些就说不上名来了。
　　大王子除了带我看“蹭电影”，还带我捞过鱼。
　　大王子他们以前就捞过鱼，他们捞的小鱼就放在罐头瓶里，也就一寸多长，像片银白色的柳叶。那小鱼一口接一口地呑水，不停地摆动着尾巴游来游去，确实很有看头。我问他们从哪儿捞的，他们说是北关外的小河里，并答应带我去。
　　星期天的时候，我按照约定，准时去找大王子会合。按照大王子的要求，我带了拴上绳子的罐头瓶，并在里边放了饽饽渣。大王子说，把罐头瓶沉到河里，小鱼就会自己往里钻。
　　约好的五六个同学都到齐了，大王子就带着我们向北走。从税务角到北关，也就二里多地，我们很快就到了护城河上的北关桥。那时保定的城区还很小，过了北关桥就是郊外，到处都是菜地、庄稼地，满眼的绿色。
　　大王子带着我们转过几片菜地，几片庄稼地，就到了捞鱼的那条小河。那条小河也就三四米宽，河水很清，也不深，有的地方可以看到河底。它是东西向的，也不知通向哪里，我觉得应该通着护城河。
　　河里的小鱼很多，扔下一块饽饽渣，就能引来一群。印象中它们经常在水面游动，永远也长不大。至今我也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我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是做白洋淀锅包鱼的那种小鱼，不知确否。除了小鱼，河里还游着一种长着尾巴的黑豆豆。大王子他们说那是蛤蟆豆，长大能变成蛤蟆。
　　看到有这么多小鱼，我非常兴奋，立即拿出罐头瓶找放下去的地方。水边多数地方又湿又滑，同学们都小心翼翼地寻找合适的干燥地点。
　　我发现一个水面较宽的地方鱼挺多，就把罐头瓶沉在了那里。不一会儿就有鱼钻进去，我异常兴奋，赶紧向上拉瓶子，并不由自主地向前迈了一步。这下不好，我脚下一滑，刺溜一下掉到了水里。
　　“啊！救命！”我一边大喊，一边拼命扑腾。大王子听到喊声，几步就跑到我跟前，一把抓住我的手，将我拉上来。
　　我没想到他竟然那样有力，怪不得他能当上大王子呢。此时，我本应表示感谢，可我光顾了害怕，竟然什么也没有说，最后还哭起来。
　　大王子决定结束此次活动，立即送我回家。我害怕母亲看到我衣服湿了，知道我去河边，训斥或打我，有些为难。大王子便提出，让我去他家烤衣服。那天是大晴天，我们边走边玩儿，等走到学校附近时，我的衣服竟然自己干了。
　　我还跟着大王子去冰窖偷过一次冰块儿，那次成功了。
　　大王子他们以前已偷过冰块。他们说，冰窖里的冰有十来屋子那么多，去了能吃个够。那时候父母很少给钱买冰棍，听说有这样的美事，自然想跟着去。
　　一个星期天，大王子又带我们六七个同学出发了。去的还是北关，那个冰窖就在我们上次捞鱼的那条小河西边，离河不远。
　　那是一个很大的坑，坑里都是冰，冰上覆盖着一层又一层的草帘子。听说，保定市卖鱼的都来这里拉镇鱼用的冰。
　　坑边不远处有小屋，估计里边有看冰的人。可我们下到坑里拿冰时，并没有看到有人出来。
　　坑里的冰块儿都很大，多数都粘在一起，我们就捡碎冰往嘴里搁。吃得肚子都发凉了，才打住，走时我们还一人捎着一块儿。
　　在凯旋的路上，我跟他们学会了一首新歌。这歌的曲调是《我是一个兵》，可词儿听上去却像他们编的：“我吃一块冰，吃了肚子痛，先拉稀后拉脓，得了痢疾病。”我们兴高采烈地唱，边唱边吃手里的冰，好像这歌词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一样。事实上也确实与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谁也没有“肚子痛”。
　　后来才知道，那坑里的冰是当地农民冬天时从旁边的小河里采的。想来那时候小河里的水还是很干净的。我大了之后再注意这条小河时，里边的水已是黑绿色，如果再吃它做的冰，肯定要“得了痢疾病”。
　　大王子带我玩儿得这么有意思，我自然对大王子很信服。可班里有位王姓同学似乎不买他的账，还背后说他的坏话。
　　这位王同学也很活跃，总带着几个同学一起玩儿。他也和我热络过，后来因为骗过我一次，我才和他疏远的。
　　他家住在保定电影院以南，离我们学校较远，不知为什么上了我们学校。他放学可以走穿过相府胡同的路线，所以有时就和我搭伴。
　　一次，他说他能带我抄近路，我就傻乎乎地跟他走。他带着我先走梁家胡同，再从梁家胡同中部进入枣儿胡同，之后穿过一条很窄的小路，竟然到了北大街北口，这里离大慈阁很近，可离我家却较远。原来他在骗我，带我走了一条他不绕远我要绕远的路。此后我疏远了他。
　　不知大王子怎么听说了王同学说他坏话的事，找茬儿打了他一顿。王同学很顽强，拼命抵抗，可他不是大王子的对手，反而因此多挨了几拳。看过大王子打架，我才知道他不是徒有虚名。
　　后来，王同学转学离开了我们学校，不知是因为家远，还是因为挨打。
　　不过大王子的有些规矩，我不能完全理解，比如他排斥“相蛋”的人，而对“相蛋”又定义得很宽泛，装模作样包括在内，“假积极”包括在内，甚至连讲究卫生也包括在内。
　　班里有位姓薛的同学，长得白白净净，穿得也干干净净，学习不错，人也老实，不招惹任何人。可大王子不喜欢他，他喜欢邋儿邋遢的，另外他还怀疑薛同学向老师打“小报告”，所以怂恿别人欺负薛同学。薛同学不敢反抗。不过薛同学的家长知道了这种情况，给他转了学。
　　大王子还讨厌和女同学说话的男生，认为不够“爷们”。谁要是和女同学说话，他就会怂恿别人起哄，予以独立。我和我的同桌樊同学本来是说话的，看到这种情况也就不敢说了。
　　二年级开学后，大王子他们的活动又有了新内容——“捡铁”，因为学校让我们“献铁”。
　　1958年6月，市里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提出要“大搞特搞钢铁工业”。在七八月份组织实施时，我父亲就被抽调到了保定市第二炼焦厂。这个厂主要负责生产炼钢所需要的焦炭。
　　后来有同学拿一种叫“吸头石”的东西，在学校搞恶作剧，乘人不备用石头蹭人的头发，被蹭的人的头发会被吸住拔走，很痛的。听说这神奇的东西就是焦炭，但父亲没有给我拿过。
　　对于炼钢需要的原料，市里除了组织上千人进山选矿，还要求各单位各阶层“大献废钢铁”，学校自然也有捐献的任务，所以老师就动员我们捐献。
　　由于学校布置任务比街道晚了一步，家里的废旧铁器已被搜罗一空。街道干部是很认真负责的，连家里的铁锅都要数一数，有富余的就要收走，我们家就被收走一口。可后来我们做饭的大铁锅裂了之后，想再买新的可就难了，哪儿都没有。我就奇了怪了，“大炼钢铁”炼出哪么多钢铁，怎么不铸锅呢？后来，我们还是通过老家的叔叔帮忙，在饶阳县买了一口。
　　家里找不到废铁怎么办？大王子就带领我们到街上去捡。
　　记得我们曾到铁道边上去捡“铁珠”。那里堆满了炼铁后出的废渣，大块的废渣呈泡沫状，黝黑铮亮，有的地方还冒蓝光。敲开后里边有时会有小铁珠。当然，散落在地上的小块废渣里也能拣出铁珠来。
　　当时市里要求“把大炼钢铁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所以各单位都自己建土坯炉炼铁，大概太不专业，出了好多废渣，堆得到处都是。我们瑯瑚街小学是否也建炉炼铁，我没有印象，反而记得厚福盈小学操场曾烟火升腾。虽然不少单位都在炼铁，但都不让孩子靠近，只有铁道边上那片不知什么人倒的废渣堆，我们可以随意出入。
　　我们捡的废铁开始交到班里，后来老师不再催着要，也就不交了，都卖到废品站。
　　再后来，我们就不捡铁珠了，而是在街上拆卸那些能拆下的铁件，其实我知道那是偷，但我看他们干得那么理直气壮，也觉得那东西就是无主物了。
　　捡铁卖的钱都归大王子支配，至于怎么支配的，我就一无所知了。
　　我很有些不痛快，就不再参加他们的捡铁活动。后来得知他们还成帮结伙地偷小摊贩的东西。打掩护的人围住小摊贩，假装要卖，偷的人则站在后边从缝隙中伸进手去偷拿，他们管这叫“仙人手”。知道这些，我也不愿参加他们的其它活动了。
　　到二年级第二学期期末的时候，大王子转学了。听说是跟着父母去了天津。
　　大王子走后，二王子徐同学并没有继任为大王子，而是连他的“二王子”名号都没有了，我们班又回到了没有“王子”的时代，人们仨一群俩一伙，谁想跟谁好就跟谁好，只是男同学依然不跟女同学说话。
　　

清风修竹

　　         风送莲香忆旧时
　　                   ——岁月划痕之二十二
　　小时候，我家住的地方离保定市有名的古莲花池不远，从胡同出来就是税务角，从税务角向南走三四百米就是南大街口，再向西一拐，就是古莲花池的大门了。
　　五十年代古莲花池的大门可没有后来这么气派，矮小破旧，印象中也没有售票处，因为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去那儿玩儿，从来都没有买过票。
　　门口虽然没有把门的，但里边有管理员。有个胖子就爱管小孩儿，看到我们淘气他就喝斥追赶，我们都叫他“老宋”。现在想起他并不老，也就三四十岁。
　　古莲花池中有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池塘，分为东、西、南三个池，呈“品”字状。三池间有水渠相通，连为一体。池塘大体处于园子的中部，其亭廊楼阁多数沿水而建。
　　此园既然名为莲花池，池塘里自然种植的是莲花，莲花也就成了特色。田田荷叶，菡萏芙蕖，临风映水，宛若仙境。前人有诗赞道：“一泓潋滟绝尘埃，夹岸亭台倒影来。风动红妆香细送，波摇锦缆鉴初开。宜晴宜雨堪临赏，轻暖轻寒足溯洄。宴罢不知游上谷，几疑城市有蓬莱。”
　　可我们孩子没有那么高的审美情趣，面对美景，我们是塘里芙蓉浑不见，池边桑树入眼来，总盯着南池东边的那几棵桑树上的桑葚。
　　那几棵桑树高大茂盛，一到春天就桑果满树，我们是长期跟踪，不断观察，没等它紫透，口水就已经下来了。
　　桑葚高高地挂在树上，我们是够不着的。不过我们也有办法，就是用砖块儿投。一次又一次地往树上投砖块儿，总有一些桑葚被砸下来，我们是不管脏净，抢到手就往嘴里塞。
　　搞这种采摘活动时，我们都倍加小心，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为让管理员逮住，就得受到惩罚。当时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惩罚，反正感觉会很严厉。我们只要有一个人发现管理员的影子，就会大喝一声：“老宋来了！”于是大伙便作鸟兽散。
　　被我们长期跟踪的还有桑树南边的枣树。在园子东南角有一座假山，假山南边的土坡上长满了枣树，人们就叫它红枣坡。
　　红枣坡上的枣树虽然也有一房多高，但却只结小酸枣。那个年代小酸枣对我们孩子来说也是美食，当秋风吹红酸枣的时候，我们总要到那里摘个够。
　　不过这种采摘，也很危险，虽不会招来“老宋”，但树上有比“老宋”更厉害的角色，那就是虫子。
　　它是一种绿色的浑身长满毛刺的虫子，脊背上有蓝色的条纹，现在觉得它可能是绿刺蛾的幼虫，当时我们管它叫“扫虫”。它会蜇人，不小心让它蜇了，会疼得难以忍受，哭也没有用。有一次我被蜇了，疼得要死，跑回家偷偷告诉奶奶。奶奶给我抹了面酱，虽然感觉效果并不明显，但也不敢声张，怕母亲知道了，又训斥我“发废”。
　　树上这种虫子很多，稍不小心就会被蜇到，所以我们摘枣也不能尽兴。
　　这座假山上有一座挺小的亭子，叫六幢亭。据说是因为亭子里有辽金元时期的六座经幢，才叫了这个名字。不过我们看到的时候经幢已没有那么多，但名字并没有改。
　　从六幢亭边能清楚地看到假山南侧的围墙以及墙那边的房子，据说那边是群艺馆。
　　在假山西侧还有一座小亭，叫不如亭。我一直以为是哪个失意文人建了这么个亭子，后来才知是杜牧“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中的意思。
　　不如亭的西南边有一个露天影院。虽说是露天影院，可在我的印象中它也曾有过棚子。我们班的大王子杨同学，能混入影院看电影，不用买票的。他也曾带我混过两三次，可由于我心虚胆怯，始终不敢果敢坚定地趁乱往里挤，一次都没有成功过，而他每次都能进入。
　　不过我还是在里面看过不少电影，都是父母带我进去的。多数是外国片，有《逃亡者》，有《警察与小偷》，有一部少年与蝗虫精斗争的外国儿童片，想不起名字了。其中，苏联拍的一部电影《熊哥哥熊弟弟》最有意思，是真狗熊演的。熊哥哥是马戏团的明星，要住星级宾馆，要坐高档汽车，要泡漂亮熊妞，还耍大牌，就是不好好练功。而熊弟弟虽是无名之辈，却默默地苦练。后来有重要演出，熊哥哥上不了场了，熊弟弟救场，大获成功。电影中的真狗熊都穿着衣服，站着走路，可逗啦。
　　这座假山的东北边有一个小院，我经常看到一些穿戏装的人在里边练功，这些人以小女孩为主，不知是一个剧团，还是一个戏曲培训班，怎么会住到了古莲花池里。后来听说，这个很不起眼的小院，也是一处景点，叫寒绿轩。
　　在这座假山的东北边还有一条水渠，是连接东池与南池的水渠，叫东渠。这条渠由青砖砌成，有一丈多宽，渠边上有砖砌的护栏。渠里水不深，布满浮萍，浮萍下有小鱼。在南池与东渠的交接处，有一座汉白玉的石桥，三拱，据说是元代修建的。
　　元代石桥的北边还有一座更大的假山，不知其名，只知山上的小亭叫观澜亭，大概是因为能看到四周的波澜才这么叫的吧。
　　亭下有一座汉白玉雕成的老寿星雕像，有一米多高，额头又大又突出，一手拄杖，一手托桃，笑眯眯地看着来往的游人。我们每次去了都要好好摩挲一阵儿他那夸张的门楼头。大概是孩子们摸得次数太多，那地方光滑得像玻璃一样。有时候我们还会在老寿星头上吐些口水，然后使劲地拍几下。为什么？不知道，大概为了听响吧。
　　在老寿星的西北边，还有一个汉白玉雕刻的仙女，她比老寿星好像高一点儿，一米四五的样子，放置在了高处悬出的石头上。爬高是孩子们的乐趣，我们每次都要爬上去，摸摸她的手和脸，从不考虑是否危险。
　　这座假山的北边，还有一座假山，就位于古莲花池正门刚进门的地方。古莲花池的正门位于整个园子的东北部，这座假山算是它的山石照壁吧。据说过去山坡上曾广植花草，名为“春午坡”，不过我们去玩儿的时候是一棵都不种了，除了石头，就是光秃秃的黄土。
　　1966年的时候，我的初中汪同学玩照相机，曾带着我们一帮人到古莲花池照相。那时不少单位都在门口建毛主席雕像，古莲花池也在春午坡建了一座。雕像是挥手的姿势，立意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所以我们先在这里照了张合影，以表达紧跟毛主席前进的决心。这张合影是自拍还是让别人帮忙拍的，已记不清，反正照片中也有汪同学。我们在园里应该是照了好多张相，可现在我手里只有这一张。
　　春午坡的东边是碑廊，西边是走廊，走廊的墙上好像也镶嵌着碑刻。
　　东边的碑廊是半开放式的，没有围墙但有一人多高的竖直的木栏。透过木栏，人们可以看到里边十多通石碑的正面和侧面，但看不到背面。我们这帮小孩儿就想钻进去，侦察一下石碑背面是什么。其实这也是个借口，我们的真正目的就是想进去摸摸，来个零距离接触。
　　可那木栏的空隙太窄，似乎钻不过去。于是我们就一个一个地试，终于有人找到了侧着头可以钻入的地方，于是大伙就都跟着钻了进来。进去后，我们绕着石碑来回看，发现石碑背面跟正面没有多大差别，都是字，也都看不懂。有些字不认识不说，还竟然没有一个标点符号，让我们老师看了一定给零分。而且所有的碑文都不是白话，尽是之乎者也，我们没有一人看得懂。
　　其实我们钻进去也不是为了看懂它，亲手摸了，目的也就达到了，于是我们又想出来。可大事不好了，我们钻进去的那个地方怎么也找不到了。大伙争相朝记忆中的空隙钻，可就是钻不出去。于是我们只好又一个一个地试。终于有个小个子的孩子钻了出去，大伙也松了口气。可问题又出现了，个子大点儿的孩子从这儿钻不出去，其中就包括我，我急得汗都下来了。于是，里边的孩子又像没头苍蝇似的在空隙中乱撞起来。谢天谢地，最后我们还是找到了那个宽的地方，所有人都钻了出来。这之后我是再也不敢钻进去了。
　　过了春午坡，在东池的东北角上可以看到一个四角小亭，叫濯锦亭，听着像洗衣裳的地儿，可里面买冷饮和小食品。
　　由此向东是很长的长廊，长廊的墙上镶嵌着许多碑刻，听说上面的字都是很有名的人写的，不过那时我一个也不认识。
　　其中有一块我知道是清朝皇帝写的，老大个儿的繁体字，我看着是“飞龙”，别人非说是“龙飞”，还说古人写字是倒着写。后来才知道字是康熙爷写的。他铲除权臣鳌拜之后，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自由腾飞了，一时兴起，就写下这两个字。据说那时他才16岁，可碑上的字雄浑遒劲，非常大气，不像是孩子写的。
　　由于这两个字是皇帝写的，放置的地方也显得特殊一些，建了一座跨路的轩榭，临水的一面还凸入水中，名为高芬轩。
　　濯锦亭的东边则是一座图书馆，叫直隶图书馆，是清代建的两层西式砖楼。学校曾组织我们在里边看过书，但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里边看过一次纪念建党40周年的展览。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从展览上知道了建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后来竟然成了坏人。
　　直隶图书馆的西南边是水东楼。水东楼与直隶图书馆挨得很近，是一座古式的二层楼，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由水东楼向南跨过一座东渠上的小桥，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上有观澜亭的假山。这座假山下有石头砌的洞，我曾想进洞探险，可发现洞口都是人们拉的臭臭，而里面又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就没敢往里边钻。
　　可我们班的大王子杨同学却告诉我，洞里有搞对象的，还干坏事。我不相信，里边臭烘烘，谁会有心情在那儿搞对象呢？
　　听说，大王子曾带同学到莲池偷看搞对象的，人家有亲密动作，他们就向人家扔小砖块儿。这自然会引起人家的愤怒，一般都会痛骂，有时还会追赶。有一次他们就差点儿被人家追到。我没有参加过这类活动，但看过跳舞厅里那些搞对象的跳舞。
　　从有观澜亭的那座假山往东走，有一座古式建筑，听说以前叫“藻咏厅”，应该是吟诗作赋的地方，但当时已辟为舞厅，改称康乐厅，我们小孩就叫它跳舞厅。每天晚上那里都会传出乐队热烈喧嚣的伴奏声。印象中跳舞厅是购票才能进入的，但小孩购票也不让进。
　　一到晚上整个园子就那儿热闹，自然也吸引我们过去看。有些大孩子跟我说，跳舞的男女会抱在一起，看着可过瘾啦。在他们的蛊惑下，我也到竹杆围成的墙圈外面偷看。隔着门窗上的玻璃，我隐约能看到晃动的身影，并没有感到多么有趣。
　　跳舞厅的北面是太湖石假山，过太湖石假山向西北有一座高出地面不少的小桥（后改建为石拱桥），过小桥是一个夹于东池与西池间的小岛，岛上有一亭，名为临漪亭，它是整个园子的中心。小岛向北有曲折的小石桥与对岸相连。
　　由太湖石假山向西，是连接西池与南池的水渠，水渠上也有一座小桥。过了小桥，路北有一座灰楼，它就是河北省博物馆。它的门口有几门锈迹斑斑的土炮，我们到这儿玩的时候，一般都跨上去把它当马骑。
　　印象中我上初中之后曾到里边看过两次展览，一个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一个是有关抗美援越的。抗美援越展览上有一个照片特别让人震撼，那就是一个美国兵将匕首插入一个越南男子的腹部，要活取人肝吃。我看后非常气愤。
　　省展览馆的西北依次是小方壶、君子长生馆、小蓬莱、响琴榭、洒然亭等景点。
　　古莲花池的池子中除了种植莲花，还养鱼。先前好像都是小鱼，到三年困难时期里面有了大鱼，我觉得应该是特意撤的鱼苗，因为那些鱼多数是红鲤鱼。
　　这种红鲤鱼我以前只在年画上见过，以为是画家图吉利把黑色的鱼故意画成了红色，没想到现实中还真有红色的鲤鱼。它们引起我注意的时候，个头已经很大，你向水里扔点儿吃的，就会有一大群过来争抢，有的会翻出水面，看了煞是喜人。
　　那时候人们看到活物，首先想到的就是能不能吃，何况它就是好吃的鲤鱼，于是就有人偷钓。他们不用钓鱼杆，而是用“暗线”。即把钓线绑在藏于手中的小木柄上，将钩沉入水中，他坐在池边的石头上假装赏荷。一旦有鱼咬钩，便迅速拽出，将钓上的鱼藏入包中。由于池中鱼很多，还是比较好钓的。
　　我看了很眼馋，决定也偷钓一把。便将缝衣针烧红弯钩，在针眼处拴上结实线，在钩尖处挂上蚯蚓，之后也像偷鱼贼那样将线沉入水中，等鱼上钩。由于我自造的鱼钩太不专业，没有倒刺，多数情况是鱼饵白白犒赏了鱼群。
　　但有一次我的鱼钩真的钩住一条鱼，它拼命向下拉我手中的线，不但发出了响动，还溅起了水花。我从没有想到自己会钓到鱼，立即慌了神，怕被管理员看到捉住，不由自主地松了手，眼看着鱼带着线逃走了。
　　垂涎池中鱼的不光有我，还有水鸟。我经常看到一种翠蓝闪亮的长嘴水鸟能从水里叼出鱼来。这种水鸟非常好看，尤其是它落在莲花茎苞上的时候，叶绿花红，加之它的翠蓝，天然就是一幅绝美的国画。
　　不过水塘中并不都是红鱼翠鸟，还有邪恶的怪物。
　　一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一个人到古莲花池玩耍，在君子长生馆北边的水面看到不少“棒棒游”（宽黾蝽），就下到水边的石头上，想近距离地观察一下这种像干树枝的虫子为什么能站立在水面上，它跑动起来为什么不沉。
　　我站到石头上时，正好有几只“棒棒游”就在我的脚边，我便蹲下来准备捕捉。就在我全神贯注正要下手之际，无意间看到一个令人惊骇的怪物：一个核桃大小的三角形脑袋从我脚下的一个垂直的深洞探出，眼中全是凶光。我感觉它马上就要发起攻击，头发顿时竖了起来，连气都不敢出了。我悄悄地抬起手臂，慢镜头般地站起来，唯恐动作大了引发它的攻击。待完全站直后我才猛然转身跳离了那块石头。我想把我看到的情况告诉别人，可旁边只有聚精会神下棋的老头，我不便打扰他们，只好惶惶地离开了莲池。回去后，我没把此事告诉任何人，一连几天都提心吊胆，总想着那恐怖的情形。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毒蛇，但觉得它肯定是一个凶狠邪恶的家伙。
　　到了冬天，古莲花池好玩儿就少了，但可以滑冰。它的东池建成了冰场，时尚青年都到那儿显示时尚。可我们这些孩子连买双球鞋都难，谁能有冰鞋呢？而且入场还要买票，我们手里都没有钱，于是就只有看的份。
　　看得时尚青年们在冰上一圈一圈地飞，我们也心里痒痒，就想进去试一试。于是我们几个人就从东池的边上悄悄进入了冰场。东池夜里有人洒水，冰面冻得很厚，也很平，我们在上面一跑感觉还真滑，于是就在上面打“跐溜滑”。我们还没玩儿一会儿，就被冰场管理人员发现了，他们一边吆喝，一边向我们追过来。
　　我们吓得立马向桥下跑。“跐”地一下，我摔了个后仰，虽然头上戴着棉帽子，但我还是磕得头昏目眩。我顾不得这些，爬起来又跑。直到穿过小桥，来到桥西，才松了口气。不过我还是想赶紧上岸。西池的冰面没有养护，布满了融化的小坑，不那么滑，我大步跑向岸边。就在我跑到离岸只有两步的时候，我一脚踩碎了岸边的薄冰，掉入冰冷的水里。由于落水的地方离岸很近，我一把抓住了岸边的石头，爬了上来。由于极度紧张，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是否踩到了池底。不管池水深浅，反正我是上来了。我的鞋湿了，棉裤也湿了，冷得很，匆匆忙忙跑回了家。
　　成年以后，我就很少去古莲花池了。听说现在已全部恢复了清代的十二美景，有机会的话，一定故地重游，对照实景做一番新的回忆。

清风修竹

　　          要强与无奈
　　             ——岁月划痕之二十三
　　母亲老了之后，经常无由头地说：“别看咱们家孩子多，你们小时候比哪家儿穿得也不次。”
　　我口头上也附和着她说，可我心里清楚，我们家的孩子并不比别家的孩子穿的更好。在我的记忆中，我上学之前就穿过一次买的衣服，其余都是母亲手工缝的。
　　买的那身衣服是一套小海军服，不仅做工精细布料好，式样也好，有小披肩，小领带，袖口都带扣儿，还有带飘带的硬壳帽，穿戴上可神气了，我特别喜欢，直到衣服小得伸不进胳膊穿不进腿儿，我还嚷嚷着非要穿呢！
　　不过穿过这身小海军服之后，我就基本只穿家做的衣服了，因为我很快就有了两个妹妹，母亲再也不带我去服装商店了。
　　有时候我看到别的孩子买了新衣服，也会跟母亲说一说，母亲就会教育我，小孩子不要比吃比穿，还说她缝的衣服也不比买的差。我承认她的手工活儿确实比邻居们好，但我还是向往买的衣服。
　　在我上学的时候，母亲也没给我买新书包，而是找了一块白底儿的花布缝了一个。母亲缝的那个书包是一个竖长的布兜儿缀上俩带儿，活像老太太的菜兜子。可开始我不知道还有学生的专用书包，背上还挺高兴呢。
　　可到学校后发现，我的“菜兜子”是太另类了，别人的书包不管什么颜色，是薄是厚，样子都差不多，是带盖儿的横包，还有宽厚的背带，背起来像个学生。虽然没人对我的书包说三道四，但我觉得别人的眼神似乎有些异样。我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就一再央求母亲给我买个真正的书包。母亲也不愿意让我在别的孩子面前低人一等，经过考察最终还是给我买了新书包。
　　另外，我的铅笔刀也与别人不一样，是同院女孩心宅的父亲做的。心宅的父亲在修表店工作，曾用大发条做了好几把小刀，其中一把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又送给了我。
　　好像送过小刀后不久，心宅她们家就搬走了，搬到北护城河南边新盖的二层楼上。那片楼是商业系统建的职工宿舍，她们家有幸分到了。我有些羡慕，可母亲却说太远了，都到了老城根子了。其实，那片楼离我们家不过二里多地，不知母亲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心宅家搬走后，我们家住了她们家那间6平方米的小房子。
　　心宅父亲做的这把刀，闪着棕蓝色的光，有着圆弧手柄，很漂亮。可就是刃口不锋利，削铅笔总削断笔芯。我的铅笔因此用得很快，基本不是用完的，都是削完的。我不断地向母亲要钱买铅笔，自然引起了母亲的不满，她几乎每次都要唠叨，于是我赌气让母亲替我削铅笔。母亲没有推脱，试着削了一下，结果也把笔芯削断了。她就改用菜刀，菜刀倒是比小刀好使，基本能把铅笔削好，可我不可能带把菜刀去上学啊。
　　母亲最终算清了账，省了刀子的钱而费了铅笔的钱，并不划算，这才给我买了真正的铅笔刀。印象中，那种修脚刀式的铅笔刀也就六七分钱一把。
　　不知是不是嫌我买铅笔过于频繁，每次母亲都只给我2分钱，让我买那种表皮不上油漆的铅笔，这种铅笔班里使用的人很少。
　　另外，我买球鞋也颇费周折。上体育课老师让穿球鞋，可我自小就穿母亲做的布鞋，没有一双球鞋。跟母亲商量让她给我买时，她不以为然，说穿布鞋照样能上体育课。可我觉得这事不能母亲说了算，得听体育老师的。那时觉得老师说的话就是圣旨，比母亲的话权威多了，所以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强硬地让母亲去找老师说理。母亲经过再次考察，得知老师确实有这种要求，最后给我买了球鞋（实际就是解放鞋）。
　　但她要求我省着穿，与布鞋倒着穿。可我更愿意穿球鞋，郭颂的一首歌里喝道：“穿着球鞋跑地快，打球赛跑不怕磨。”那真是唱出了我的心声。
　　其实，母亲不给我买球鞋，并不是对我苛刻，家里的其他人也都穿她做的布鞋。母亲做的布鞋可棒了，比保定士宝斋的一点儿不差。
　　母亲在做鞋上可是下了大工夫，到处找鞋样子，什么方口的，圆口的，五眼的，各式各样都有。印象中她有一本书夹的就都这种纸样。她还注意买做鞋的布，一般是花平布啊，条绒啊，有时也买春富呢，但都给大人用。
　　另外，她还爱攒旧布，攒够了一批就打夹纸，打了夹纸就纳鞋底。纳鞋底前还有一项工程就是搓麻绳，把粗麻分成两绺儿放在大腿上，左手抻着一头，右手一搓，粗麻就拧在一起变成了麻绳。之后再拿着锥子一针一针地纳鞋底，看着是真辛苦。
　　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母亲讲的一个“懒老婆纳鞋底”的故事，说是丈夫要出门，给老婆布置了做鞋的任务。可一个月后丈夫回来，发现老婆只在要纳的鞋底上扎了一个眼，问她怎么回事，老婆说忘了给麻绳系疙瘩。原来懒老婆搓麻绳时嫌分段麻烦，将所有的粗麻搓成了一根，这一个月就都在鞋底上拉这根麻绳，拉到最后还因为忘了记疙瘩给拉过去了。
　　母亲处处精打细算，可日子过得还是紧紧巴巴。母亲生性要强，就思考着怎么改变这种局面。
　　在我们院里有孩子的几家中，全哥家是双职工，喜子的父母是双职工，他们两家的条件也最好。而我们家，小儿家，心宅家都只有当爹的上班，就明显与他们两家有差距。母亲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就想找工作。可她既要料理家务，又要带孩子，上班了家里怎么办？这事也就搁置起来了。
　　1958年夏天奶奶的到来，为她实现愿望创造了条件。1958年6月保定市确定要在大上钢铁工业，随即从各条战线抽调精兵强将充足队伍，我父亲就在那时被抽调到保定市第二炼焦厂，担任冶炼车间的调度。第二炼焦厂位于郊区的大祝泽村附近，离我们家可远了，父亲只能在星期天时回家。而这时母亲已怀孕半年，完全由她来照料我和两个妹妹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当时我的大妹妹才3岁多，而小妹妹仅1岁多，还是很累人的。另外，母亲生产后，父亲也不可能请假回来照顾，于是父亲就请我奶奶从老家来保定帮忙。
　　由于奶奶基本能揽起这一大摊子家务，母亲生完孩子之后，就托亲朋好友帮着找工作。我的小伙伴斗儿的老家也是饶阳，他们家和我们家是乡亲，走动得很密切，斗儿的父亲就特意到他上班的厂里四处打听。正好他所在的保定市服装厂下属的便衣门市部需要会计，他便向厂里推荐了我的母亲。没想到经过面试和考核，母亲被顺利地录用了。
　　母亲能当会计，我感到很惊奇，因为我俩刚从饶阳来到保定的时候，街道上还让她上扫盲班呢。听她自己说，她上过老家的抗日小学，是认识字的，可认识字干嘛还要进都是文盲的扫盲班？因此我对母亲的文化水平一直持怀疑态度。现在母亲能通过考核，当上会计，看来她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母亲上了班，一个月能挣30块钱多一点儿，比父亲的37元钱少不了多少，家里的生活条件顿时有了改善。
　　母亲对她的工作很满意，经常念叨她们门市部的事，还带我去过那儿呢。
　　她们那个便衣门市部就在保师附小的西边，正对着老马号（类似北京老东安市场的一个旧式综合商城）的西南出口，是临街的平房，左边是三四十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右边是十二三平方米的业务室。生产车间也有临街的窗户，街上的人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工人们干活。
　　母亲和门市部的主任在业务室办公。来了做衣服的，由主任丈量尺寸，有联系业务的，也由主任接待，母亲则负责开票、收费、记账。另外，母亲还要记下每个工人每天的工作量，因为工人实行的是记件工资。到了月底则更忙一些，要结账。后来，母亲也掌握了量体的技能，主任有事出去，她也能接待。
　　门市部的主任姓马，听母亲说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听母亲念叨得多了，我也就知道了这个单位的一些情况。她所在的这个便衣门市部主要承揽零散加工的服装和一些有特殊要求的服装，是保定市服装厂的下属企业。保定市服装厂是个集体企业，主要承揽批量生产服装。
　　她们门市部除了做衣服，也改衣服。我还记得我母亲跟王大娘她们讲的一个关于改服装的笑话，说是一位妇女到门市部打听能不能改一下她穿的旗袍，主任看了看说能改。那人没有回去换衣服，竟然要当下就改。主任找不出理由拒绝，只好安排人给她改。她脱了旗袍就只剩下胸罩和裤衩，这样呆在业务室实在影响不好，主任就让她到车间里去等着。车间工人都觉着新鲜，纷纷放下手里活儿看她。她也不好意思了，就用书包把裤衩挡上，可这么着更像没穿衣服的了。还有个男职工发坏，故意到她身边找东西。王大娘她们听了都笑起来，可我却没有觉得有什么值得发笑的地方。
　　另外，她们门市部还承揽戏装。我知道马号里边有一个门市部，是专门制作戏装的，大窗户里就摆满盔头戏鞋雉鸡鸰，不知为什么还有人要找母亲所在的门市部。
　　听母亲说，保定地区老调剧团就到她们那儿做戏装，而且张口闭口就是那个剧团演员的名字。她说的最多的是王贯英，似乎王贯英总去她们门市部。
　　那时老调剧团在排演《潘杨讼》，母亲嘴里就又都是杨家将的故事，什么佘太君啦，杨六郞啦，寇准啦，潘洪啦，看来她已经看过剧团演出了。后来剧团进京汇报，演出大获成功，听说中央的领导都夸奖，母亲也跟着高兴，好像那成功里也有她的功劳一样。再后来《潘杨讼》拍成了电影，母亲还主动买票让我看，看了之后我感觉还是真好。
　　在母亲她们门市部做戏装的还有河北省戏曲学校，母亲也就认识了戏校的人，知道了戏校的情况。在戏校上学管吃管住，毕业后还有工作，母亲就想让我去。可去戏校不能通过转学这种方式去，还要考，在戏校1959年招生时，母亲给我报了名。
　　院里的王大娘、小儿妈，听说我要考戏校，都跟着高兴，这个说我适于唱小生，那个说我适于唱老生，就像她们是主考官要给我分行当一样。可她们除了说这些没影的事儿，并没有人提示我要做些什么准备。
　　考试那天，母亲给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然后带着我去了戏校。戏校里的教室比我们学校的教室好多了，学生也都看着干净利索，而且长得都好看。负责接待考生的一位女生看上去也就十一二岁，但办事像大人一样稳重干练，让我觉得戏校的学生比我们素质高多了，能跟他们一起学习生活肯定是一件好事。
　　考场是个大教室，里边就两个人，一位弹风琴的，一位拿着本子记录的。
　　那位弹风琴的让我站好，认真听她弹琴，从琴声中辨识出所弹音符并唱出来。她一次只弹四五个音符，按说是很简单了，可架不住我对此一窍不通，只能高一声低一声地瞎唱，听得那个记录的直皱眉头。
　　大概是弹到第四次的时候，那位记录的发话了：“乐感太差！”并当即告诉我，没有通过，不用参加后面的考试了。
　　我一出来，母亲就满怀希望地问我考得怎么样，我难过地说：“不行，没有通过。”母亲问了一个过程，就带我回家了。考戏校的事也就到此结束。
　　母亲工作后，家里有三个大人，四个小孩，跟院里的王大娘家、喜子家相比，还是人口多工资少。他们两家的大人都在理发馆上班，是记件工资，比我父母都挣得多，所以母亲还得继续精打细算，在现有的条件下尽量让我们穿戴得更像样一些。
　　记得1960年冬天的时候，母亲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袄，并在领口上缝了一个白布的领子，这样既方便拆洗，又像穿了衬衣，显示美观。那时孩子都是空心穿棉袄，我穿这件新棉袄也不套衬衣，所以母亲的这种做法纯属“面子工程”，不过也体现出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可我并没有领情，到了学校就撕下来，因为那雪白的领子太扎眼了。大王子虽然走了，可影响还在，穿得那么扎眼，还是会被人骂成“相蛋”的。
　　大概也在那个时期，母亲还用旧棉线给我织了一件线裤。那时的孩子秋裤都穿不上，就更别提线裤了。所以这回可不是“面子工程”，而是实打实的疼爱了。可我依然不领情，觉得穿上它，实质上就进入了“相蛋”行列，心里非常抵触。但我又不敢明着拒绝，怎么办？我就偷偷地把裤脚的线扯断，并将脱落出来的线抻出来，故意让母亲看到。母亲看到后以为是线糟了，不能再穿，也就不再催着我穿了。
　　现在想来，我的做法有些不可理喻，可当时就那么做了。我觉得这可能还与学校的艰苦朴素教育有关，老师倡导艰苦朴素，同学自然就响应，有同学还故意把衣服弄破再打上补丁呢，所以我那么做也就可以理解了。看看现在，潮人们不也是花重金买破洞装吗？
　　要强的母亲煞费苦心地替我操心费力，我却不领情，这恐怕是母亲怎么也想不到的了！
　　

清风修竹

　　       小巷里的大食堂
　　                 ——岁月划痕之二十四
　　  搬到相府胡同后，我一直以为胡同西口对面的那条小胡同，是个死胡同，因为它除了入口两边各有一个院门之外，里边都是墙，两墙之间又窄到仅几十公分，很像是另一个院子的通道。
　　上学之后才知道，它不是死胡同，因为我新交的好朋友梁同学说，穿过这条胡同就是他们家。他还陪我走过一次这个胡同。
　　胡同大概有二三十米，可走在里边的那种荒僻危险感，却让人觉得很长。正如我猜的那样，穿过胡同还真是一个大院儿，不过大院儿的西边还有一个门，出了那个门就到了梁同学所住的紫河套了。
　　虽然小胡同不是死胡同，但我除了找梁同学，一般都不走它，害怕。可到1959年初的时候，我却得天天走了，因为我们家入了街道办的居民食堂，而食堂就在紫河套里，这条无名小巷是我们去食堂的最近的路。
　　在这之前，大办公共食堂的事儿就嚷嚷得挺凶。最开始听到的是好消息，说是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可以到食堂白吃白喝。可后来又听说徐水的试点搞砸了，刚搞仨月就成了没吃没喝。所以人们对入食堂的事儿都持观望态度。
　　不过街道干部们热情很高，家家户户地动员，后来就是强制了，双职工要无条件加入。小儿妈没工作，她们家可以不入。全哥夫妇都上班，但王大娘没工作，他们家也可以不入。喜子的父母都上班是跑不了了。
　　我们家有我奶奶做饭，我觉得够了不入的条件，可街道干部说，我奶奶没户口，不算常住人口，还得入。父母觉得入了也好，省得奶奶受累做饭，就同意了。
　　听说农村的大食堂吃饭是不收钱的，可我们这个食堂收，另外粮本上的粮油指标也得转到食堂。
　　在我的印象中，食堂是为机关单位那些有身份的人服务的机构，我也能吃上食堂，很兴奋，挺愿意往食堂跑。
　　我们的这个居民大食堂位于紫河套中部路西的一个大院儿。紫河套原来是古莲花池通向北护城河的排水沟，因沟水呈紫黑色，故名紫河套。清光绪年间河套被填平，辟为古旧市场，并逐步成为极具古城文化色彩的繁华之地。可到办大食堂的时候，这里已经败落，铺面基本都改为一般住房，住房前又搭满向外延展的小屋，街道已被挤成逼仄的小巷。
　　大食堂所在的院子是一个东西两边开门的大院，大食堂位于院子中部，两边都住着不少居民。
　　大食堂南边是排队打饭的大厅，北边是做饭炒菜的操作间。没有可供吃饭的餐厅，打好饭还得端回家去吃。打饭的两个窗口就开在操作间面向打饭大厅的这面墙上。
　　打饭大厅东西都有门，估计原来就是这个大院的通道，从打饭大厅向西走，出了院儿就是城隍庙街。可在我的印象中，入这个食堂的只有城隍庙街以东的居民，没有城隍庙街及其以西的居民。
　　在打饭大厅的西门口安装着一台机器，食堂的人叫它锅驼机，可我看它只是烧蒸气用于做饭，并没有带动过什么设备，就觉得它是废物利用。食堂里煤炉边上还装着鼓风机，嗡嗡地一打开，炉火就能旺许多。看到食堂能有这些先进玩意儿，我还挺为我们食堂自豪的呢。
　　食堂开饭有规定的时间，可居民们为了能先打上饭，都会去提前排队，我们家把排队的任务交给了我。开始我觉得新鲜还愿意去，可后来就觉得乏味了，不入食堂的孩子放了学能开心地玩儿，我却得在食堂站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排队的麻烦感也能传染，尤其是到了开饭的点儿，食堂的饭还没有熟，人们的牢骚话就多了。那时候经常上映一个电影，叫《南征北战》，我们胡同的三模儿就说，我们是“南蒸北站”，因为那个蒸饭的锅驼机在南边嗡嗡叫，我们要在它的北边耐心地等待。
　　人们本以为入了食堂会节约出一些时间，可来回跑着打饭，还要排队，反而多费了时间。另外天一冷，打回家的饭都凉了，还得再热，也是麻烦事。
　　大食堂虽然用了锅驼机和鼓风机，可炒出的菜并不比家里的好吃。母亲解释说，这是上了讲究的，叫“大锅饭，小锅菜”，意思是说，大锅做的饭香，小锅炒的菜可口。可大食堂做的主食有时还赶不上家里，比如馒头就经常蒸得又酸又小又硬。
　　刚入食堂时，实行的是份饭，打饭时要划“饭本”。入食堂后每家发一个饭本，前面登记着入食堂人员的相关信息，后面则是表格，竖向是日期，横向是早、中、晚。打饭时炊事员根据饭本上的信息，打给相应份额的饭菜，并在表格相应的位置划勾，以防有人重复打。
　　刚入食堂时感觉炊事员给的份饭，分量还是比较足的，但后来日见减少，一般只能吃到三四成饱。由于粮本上的粮油都转到了食堂，父亲还得想办法到农村买高价粮。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7元，而那时的高价粮要5角多钱一斤，所以每月也买不了多少高价粮。
　　由于顿顿饭都吃不饱，我跟着奶奶打饭的时候，就经常幻想着饭菜能多出一倍二倍的，那样我就能敞开肚皮随便吃了。于是，我就盼望着炊事员给我们打过饭之后，忘了划勾，可这样的事情竟然一次都没有发生过。
　　一次在食堂打饭时，三模儿跟我说，有一种叫“消字灵”的东西，能去掉字迹。如果能找到这种东西，就可以擦掉饭本上的勾，重复打饭了。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神奇的东西，觉得他是在瞎编。
　　可后来发现，他不是瞎编，他真的找到“消字灵”并使用了。这么机密的事儿，当然不是他自己说出来的，而是炊事员发现的。有炊事员给他的饭本划勾，感觉有点儿不对劲，那格子里有淡淡的蓝色，便多了心，有意盯着他。之后他再打饭时人家特意记下他已经打过，等他擦掉那个勾再去打时，人家抓住了他，并把他送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怎么处理的我已没有印象，但此事发生后不久，食堂取消了饭本，改用饭票。
　　我觉得食堂改饭票与此事有关，可食堂贴出的通告却说是应群众要求改的，说是一些人有事儿想少打饭或者多打饭，都不好实现，很有意见。食堂接受批评，特意将饭本改为饭票。
　　新发的饭票是长方形的，比邮票略大，有棕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等等，反正都是浓重的深色，上面印着粗粮几两，细粮几两。另外还有菜票，印的是几角几分。饭票按每人的定量购买，菜票则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或多买或少买。
　　饭票和菜票上除了盖紫河套食堂的公章之外，还盖着管理员叶老师的私章。叶老师有三四十岁，挺高，白白胖胖，戴眼镜，挺像老师的，就是不知道她原来是哪个学校的老师，为什么要改行来管食堂。
　　因为管理员是老师，我很敬重她，觉得她应该像我们张老师那样负责任。可后来发现她管理的食堂并不咋样，比如食品卫生就不好，炒的菜肯定没有洗干净，因为牙碜是常事。有时粥里会有虫子或老鼠屎。遇到这种情况，母亲会把虫子或老鼠屎拣出，继续让我们喝。我们也觉得很正常，知道倒掉就没的喝了。只有一次母亲下决心倒掉了，因为那次打回的菜汤中发现了半截蛔虫。
　　虽然食堂的饭菜都不如家里做得好，可我吃着却特别香，刚吃了这顿儿就惦记着下顿儿，恨不能刚吃完饭又接着打饭。
　　奶奶可能是看着心酸，竟然给我讲起了她吃过的好东西。她说那时候城里卖的油酥烧饼两子儿一个，那是层层酥，还带芝麻，咬在嘴里那个香啊，听得我都掉口水。可我听着买烧饼要用“子儿”，觉得不对劲儿，就问她“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她遗憾地说，解放前啊！我心说，怪不得人家给我们家定的成份是中农呢，原来我们家解放前能吃上那么好吃的东西啊。
　　自从食堂改用了饭票，我看到饭票就亲。我们家的饭票就放在小菜橱的一个硬纸盒子里，谁去打饭谁就从里边拿。不过每顿拿多少早已提前计算好，不管能不能吃饱都不能多拿，不然月底就会断顿儿。
　　那个小菜橱是1956年父亲从美利金笔行调到国光文具店时买的，是我们家添置的第二件正式家具（第一件是1954年买的那个新的迎门桌），不过它是旧的。它原来是美利金笔行的杂物柜，父亲调离金笔行时正好赶上它停业处理东西，就买了这个柜子。这个柜子高只有1米多点儿，宽也就80公分，但结构复杂，左有上下两层的错开门横柜，右有外开门竖柜，最下面还有3个小抽屉。买来后我们把它当了菜橱，但也放一些票证什么的。
　　有一次我在学校与同学玩儿了“撞拐”，回家饥肠辘辘，可晚饭仍然只有一个棒子面饼子，一碗稀粥，吃下去就跟没吃似的，肚里仍然空落落。我饿令智昏，竟然打起了饭票的主意。我装模作样地在菜橱边上学习，等到奶奶和母亲都出了屋，立即从菜橱中拿了二两粗粮票，奔赴食堂。食堂还没关门，我买了一个棒子面饼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我边吃边往回走，路上正好碰上了喜子。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从食堂买饼子的事，就把手背到了身后，可晚了，他已经看到了。平时都是我和奶奶一起打饭，要拿着盆啊篮啊的，这次我一个人从食堂方向回来，又没有拿什么家什，只拿一个饼子，他就多了心，非常问我饼子从哪儿来的。我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应答，就实话实说了。
　　可没想到这实话实说让我惹上了大祸，后来他也偷拿自己家的粮票，他父母发现粮票少了问他时，他竟然说，他看见了，是我拿的。
　　他父母也不想想，喜子看到我偷拿他们家的命根子，他能同意吗？他能不说吗？可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不说瞎话，就找我的父母来算账。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父亲在家，他立即在门口喊我，一见面就瞪着眼珠子问：“是不是你拿了喜子家的粮票？”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怔怔地说：“没有哇！”
　　父亲见我不承认，还火了，骂道：“这怂孩子，还嘴硬，没偷他怎么说你？”
　　骂声未落，父亲已举起大巴掌冲我奔过来，我转身就跑，但还是迟了，头上重重地挨了一掌。
　　身后传来奶奶的吆喝：“你问清了再打！”
　　我逃跑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父亲的第二掌落空了。我很快就跑出了胡同，看看父亲没有追赶，我才松了口气。
　　我不敢回家，就去转马号。过了吃晚饭的点儿，我还不敢回去。直到天大黑，马号的人都很少了，我才硬着头皮蔫蔫地往回走。
　　我悄悄溜到大门口，偷偷往里看，发现我们家亮着灯，却没有动静。于是又溜到门口偷看，发现屋里竟然没有一个人。
　　这下太好了，我刺溜儿一下跑到屋里，掀开床帘就钻到铺底下，我终于回家了。我们家铺底下放着煤球，怎么蹲都不合适，索性我就躺在煤堆上。没想到还很舒服，有睡在床上的感觉，于是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小国！小国！”梦中奶奶在叫我，我听得非常真切，就醒了，原来奶奶真的在叫我。我迷迷瞪瞪地爬出来，看到父母和妹妹、弟弟都在床边看着我。
　　奶奶生气地说：“我们到处找你，原来你小子藏在这儿了！快洗脸吃饭吧！”吃完饭，父母没说什么就让我睡觉了。
　　第二天，我还没起床，父亲就上班走了。他上班的炼焦厂离家很远，骑车也得走一个小时，所以走得早。这下我有点儿放心了，他要等到下个星期天才回家，估计早把这事忘了。母亲叫我起床后，也没问我此事就去上班了。
　　母亲走后，我告诉奶奶，我偷拿了我们家的粮票，可确实没拿喜子家的粮票。我说：“我去他们家玩儿，从不翻东西，他们家的粮票放哪儿我都不知道。”
　　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我的父母没有再提，喜子的父母也没有再提。可我心里委屈，就去找喜子算账，气势汹汹地问他：“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偷你们家粮票啦？”他不吱声。
　　我抬高嗓门说：“明明是你拿了，你为什么说是我？”
　　他偷眼看着我小声说：“我怕挨打。”
　　“你怕挨打也不能让我挨打啊！”
　　“对不起。”
　　我知道喜子胆小怕事，就不跟他计较，又和他一起玩儿了。我再去喜子家时，他的父母也再没提此事，好像这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可奶奶却放不下这事儿，想起来就跟我说喜子的不是。
　　

清风修竹

班主能否帮忙修改一下总标题，就只留下《岁月划痕》，不然标题与内容有点儿冲突。

清风修竹

　　          田野里的诱惑
　　                 ——岁月划痕之二十五
　　上三年级的时候，我交了一个新朋友，他就是马同学。
　　他个子偏矮，又偏瘦，蔫乎乎的，在班里很不起眼，可因为一件事却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了。
　　一次上体育课，体育老师偷懒儿让我们自己玩儿，我们就放了羊，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同学就在树底下玩起了“戳刀儿”（一种比赛在地上戳铅笔刀的游戏）。他们玩儿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一些小洞，竖直的，很圆，不像蚂蚁洞，就讨论起里边是不是住着什么东西。大伙七嘴八舌，谁也说不清。就在这时，马同学非常肯定地说里边有一种会咬架的小虫子。见大伙不信，他就揪了一茎细草到洞里去钓，还真钓出一只一厘米多长的小虫儿。那虫子身体细而白，黑头，被钓出了洞还咬着草茎不放。为了证实这种虫子爱咬架，他又从别的洞里钓了一只，放到原先的那只身上，两只虫子还真的咬起来。
　　这种虫子叫什么，马同学也说不上来，但我还是佩服他，并主动找他玩儿，我们也就成了好朋友。
　　他会讲故事，讲的故事多与念书相关，现在能记起的就是一个恶搞私塾先生的系列故事，听着像是他们家什么人上过私塾。
　　1960年初春的时候，他邀我去他家玩儿。他家在瑯瑚街东口路北，上高台阶，过门洞由照壁向东就进了院。院子很大，里边有两根很高很大的树，他说是椿树。他家住北屋，屋里的西墙上竟然有几个小门，他说是壁橱。他有哥哥，有妹妹，至于一共几位，已记不清了，只知道他的一位哥哥在九十年代担任了保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
　　在春草初绿的时候，他让我陪他去挖野菜，原来他的父母给他安排了这样的任务。星期天，我跟母亲说要陪同学去挖野菜时，母亲也给了我个袋子，让我也顺便挖一些。
　　虽然我也生在农村，可从来没有接触过庄稼，就更甭提野菜了，所以去哪儿挖，挖什么，完全听他的。他带我从北大街向北，过一个小石桥，再向北就到了庄稼地，那地方好像应该在我跟大王子捞鱼的那条河的东边。此时，麦苗绿了，田边的野草也绿了。我们要挖的野菜就夹杂在野草之中，准确地说它们也是野草，只是赶上了灾年，身价就高了一大截儿。
　　1958年的时候，年成挺好，可那年放卫星，说粮食亩产能过万斤，上上下下都为粮食多了没法处理发愁，加之成立人民公社，吃公共大食堂，粮食收了也是归公，人们就不太上心了，所以粮食就没有做到颗粒归仓，比如有些地方的红薯就烂在了地里。可到了1959年，北方南方旱涝灾害交替出现，成了大灾年，人们发愁的就不是粮食多了没法处理，而是缺粮食饿肚皮怎么办。
　　粮食长在田野，希望就在田野，于是人们就盼着新的一年能来个大丰收。
　　我俩想的则是眼下，盼着能多挖到一些野菜，充饥度荒。马同学肯定以前挖过野菜，他不但能准确地区分哪是野菜，哪是野草，还能说出野菜的名字和野草的名字。当时我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可现在我就有些纳闷了，他也住在城市，怎么知道的这些呢？
　　我们一边挖野菜一边游玩儿，满目绿色，处处春光，可比在城里畅快多了。
　　我们挖的主要是马生菜、人心菜、刺儿菜、老鸹筋等。他告诉了我这些菜的主要特征，我很快就能自己挖了。
　　除了野菜，他还能识别那些野草中的即食美味。他指着一种叶子上带紫红点儿的植物说：“这是酸溜溜，挺好吃的。”并揪下一片吃起来。我跟着也揪了一片品尝，酸不溜丢儿的，味儿还不错。
　　在地里，我们还看到一棵小树，枝头挂满一团团嫩绿的圆片片。他说，那树是榆树，那圆片片是榆钱，好吃，并捋下一把，大口小口地吃起来。我看他吃得那么带劲，也揪下一小把放到嘴里， 一尝，滑嫩香甜，确实好吃。于是我俩边吃边往口袋里塞，直到把衣袋塞得满满的。
　　这次挖野菜，我收获颇丰，挖了一小袋子。奶奶见了高兴，立即洗干净，与棒子面和在一起烙饼。烙棒子面饼是奶奶的绝活儿，能烙得又薄又脆。可掺多野菜她也烙不好，经常烙成碎块儿。
　　我们家虽入了食堂，但还得花高价到农村买棒子面贴补着吃，因为食堂根本就吃不饱。
　　不知是不是我俩开了头，挖野菜很快就成了风，邻居们都起大早去挖，母亲不甘落后，也带着我去，挖野菜又成了我的一项任务。
　　可这事儿一成了任务就干着没劲了，睡眼蒙眬就得起床；挖一会儿就得往回跑，不然会误了上课；费力八活挖到的多是刺儿菜，还吃着扎嗓子眼。
　　不知学校是不是也跟风，竟然放假让我们去挖野菜。挖回的野菜我们都交给了老师，最后怎么处理就不得而知了。
　　学校还让我们在上课时间砸杏仁，他们管这种活动叫“勤工俭学”。据说杏仁是给保定市槐茂酱菜厂砸的，厂里给学校钱。至于这些钱怎么处理的，也是不得而知。
　　挖野菜告一段落之后，又开始拾麦穗。由于马同学没有找我，母亲也没有带我去，我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后来，我学过一篇白居易的诗《观刈麦》，其中有拾麦穗的描写：“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老师说要考这首诗，我就使劲背，也就记住了这个拾麦穗的情节。
　　不过我们胡同一位去拾麦穗的邻居，可不是这种形象，听说，她是在裤腰上绑着开口布袋，手里拿着把剪子。她去的不是收割过的麦地，而是没有收割的麦地。她也不是拾麦穗，而是剪麦穗，还是趁着夜色，听着像日本鬼子抢粮食。
　　不幸的是，她被看地的农民抓住了。她央求人家放了她，可怜巴巴地说，前两天她拾过麦穗，拾不到多少，所以采取了这么个下策。她说，她有4个孩子，天天跟她喊饿，她是实在没办法才来的。我知道她说的是实情，可抓她的农民不为所动，就是不放。最后还是管片儿的民警和街道干部出面，才把她领回来，这下她的事也是尽人皆知了。
　　其实这位被抓的邻居也是街道干部，只不过是小干部——街道组长，而去领她的是街道的赵主任。
　　偷农民伯伯的东西，肯定不是好的行为，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儿，可我也曾明知故犯，错上加错，偷吃了农民伯伯的西红柿。
　　那是个星期天，我和大生一大早去城东的刘庄逮蛐蛐。我们走到刘庄附近的一条大沟时，发现坡上种着西红柿，就觉着肚子饿了，因为我们确实没吃早饭。那时天还没有大亮，我俩趁黑儿悄悄地爬上去，钻到人字架底下，拣大个的西红柿吃起来。刚吃完一个，我就感觉地里有动静，一观察，还真有个人朝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我这才发现不远儿就有个窝棚，原来这儿有人看着。看来“风紧”，我们得立马“扯呼”，下坡前我们还一人摘了个西红柿。
　　看我总到城外逮蛐蛐，母亲有些不满意，说：“人家别的孩子都到城外捋稗子籽，你就光知道玩儿。”我这才知道，胡同里有人从西郊捋了稗子籽，并用稗子籽面蒸出了饽饽，引来多家效仿。
　　我立即与马同学沟通。他说他去过西郊，能带我去。
　　到了星期天，我俩就奔了西郊。西郊可比东郊远多了，走了好长时间才过铁道，过了铁道又走了好长时间，才找了一个稗子比较多的地方。那地儿在一条小河的边上，能看到有人在捋稗子籽。
　　进入草丛，我们发现不少稗子没了穗儿，有的有穗却没粒儿，看来此处的稗子已被人捋过。我们只好在草丛中蹚来蹚去，捡人家的漏儿。稗子的穗儿有些硬，捋起来费劲而扎手，我们捋了半天也没有捋下多少。我提议换个地方，可看了看庄稼地里稗子更少，我们就也只好在河边凑合着捋了。
　　拿回家的稗子籽只有一小兜，母亲说晒干后找人帮助磨了，可一直没磨，到最后我也没有尝上胜利果实的滋味儿。
　　不久，马同学提议去拾红薯。我们保定人不管红薯叫红薯，而是叫山（shai。3声）药。
　　星期天的午后，我俩带上小布袋和煤铲出发了。这次去的还是北郊。他说，刨过的红薯地很好辨认，地头儿有红薯秧。
　　很快我们就找到了一大片已经刨过的红薯地。诚如斯言，农民没有把红薯刨干净，我们只要用煤铲在土里翻腾一阵子，就能挖出一块儿红薯。不过块儿都不大，有的像鸡蛋，有的像老鼠，还有半块儿的。我挺满足，他却说这儿肯定已让人翻过，不然，应该更多些。
　　挖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我俩一人挖了一小口袋。由于拎着不方便，我们就把它放在了地里。就在我们继续挖的时候，有个人向我们走来。我以为他也是拾红薯的，没有在意。
　　可他过来后竟然把我们的口袋都攥到了手里，还破口大骂：“小兔崽子们，敢偷我的山药！我×你们姥姥！”他边骂边朝地头走。
　　看到他就要拿走我们辛辛苦苦挖的红薯，我们很不甘心，跟在他后面不停地说：“我们没偷，这是我们在地里捡的。”
　　他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瘦而黑，怎么看都像小人书《狮驼国》中的黑脸小钻风。他看我们紧跟不舍，突然转过身来冲着我们大喝：“这地就是我的，谁让你们进来的？赶紧给我滚，不然揍死你们！”说着还狠狠地挥动拳头。看着他抖动的脸，充满凶光的眼，我们胆怯了，眼睁睁地看着他提着我们的口袋走了。
　　他不像农民啊，这地怎么是他的呢？就算是他的，可已经刨过，我们再拾也不是偷啊！我们有理没处讲，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
　　后来我去马号，竟然看到了这张丑脸，原来他是开茶馆的。我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了马同学，并和他一起想了很多报复的方案，可不知为什么，最后一项也没有这实施。
　　天冷以后，地里的东西都收干净了，再想找能填入肚子的东西就难了。不过我父亲回来过礼拜时却带来一个重要信息，说他看到大祝泽村附近的白菜砍了，有人在挖白菜疙瘩（根）。
　　父亲随意一说，母亲却上了心，非让我请假跟她去挖白菜疙瘩。我只好请了下午半天假跟她去。
　　大祝泽可真远，我们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到。我们先去焦厂看望父亲，还正赶上厂里出了事，有个女工被火车撞死了。原来厂子边上的铁道上发现了列车散包撤下的黄豆，当时黄豆可是宝贝，能治流行的浮肿病，厂里就安排职工去捡，结果这个女工捡得太专注，火车来了没有听到，不幸被火车撞上了。
　　母亲看厂里有事儿，也就没多呆，直奔了白菜地。
　　白菜地倒很好找，就在路边。地的白菜已收走，菜疙瘩裸露在地面一眼就能看到，很好挖。我们挖了一个多小时，就挖半面袋。看看天色已晚，母亲背上挖好的白菜疙瘩，带着我往回走。
　　走到半路天就黑了。四野茫茫，路途遥遥，寒风中只有我们母子俩，我有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
　　如此艰辛挖回的白菜疙瘩，并不好吃，切丝腌咸菜还凑合，煮熟了吃着闹不几的。可母亲说好吃，非让我们多吃顶主食。
　　白菜疙瘩吃完后，母亲还从南关买过胡萝卜缨，5 毛一斤，相当于5斤平价玉米面的价钱，还不好吃。可那时菜不好买，能买到手就不错了。
　　看到家里吃的这么困难，奶奶在1960年秋带着近二岁的弟弟回了老家。
　　奶奶走了，我放学又比母亲下班早，到食堂打饭的任务就全部落在了我的肩上。
　　当时，大妹妹5岁，二妹妹3岁，三妹妹才几个月。母亲去上班，我去上学，她们就自己呆在家里。母亲怕三妹妹翻动，就用几个枕头把她挤在了墙角。
　　我去打饭时，还得叫上大妹妹、二妹妹，我需要她们帮我拿东西。
　　食堂的晚饭已形成模式，棒子面粥，棒子面饼子，再加三四样素菜。供应的指标中每人有几斤细粮，可食堂蒸馒头、米饭的时候很少，基本上主食顿顿都是棒子面。当时棒子面还是好的，有时就是红薯面和高粱面。菜虽然有三四样，但我们家一般就买两样。食堂极少做肉菜，一做大伙儿就抢。入不入食堂供应的肉是一样的，可我总觉得入了食堂吃肉就更少了。
　　每次打饭都由我端那一大盆粥，由两个妹妹拿主食和菜。大概为了吃饭时有饱的感觉，母亲规定打饭必须多打粥，这样粥就成了我们的主食，有时食堂的粥熬稀了，母亲会很生气。
　　那一大盆粥很沉，路上我要歇五六次才能端到家。记得曾有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女孩子帮我端过粥，我感激得不得了。她长得很白，有一点儿像外国人，就住在紫河套，是我们学校的高年级同学。
　　打饭之前，我们的肚子就已咕咕叫，打回来当然想开饭，可母亲还没下班，只能咽着口水耐心地等待。
　　母亲回来，会把主食先给我们分一下，免得能抢的多吃，不能抢的吃不到。还规定我们夹菜的频率不能太快，以免饭没吃完菜就吃光了。如果父亲在家，我们一夹菜多了，母亲就会吆喝：“让你爸爸多吃！”
　　由于顿顿都吃不饱，我们吃什么都香，吃完母亲分给自己的那份主食，还馋馋地看着别人。
　　有一次打回饭之后，我和妹妹们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先吃了。这一吃不得了，把主食和菜都吃光了，只给母亲剩下个粥底儿。吃完后我才发现问题严重，有些不知所措。可母亲回来后并没有吆喝我们，只是落了泪。
　　由于总是吃不饱，我对公共食堂印象不好，可上坡清和园澡堂门口的墙上却出现了歌颂公共食堂的诗歌。那时候宣传工作做得好，特别爱在墙上写激动人心的口号，画鼓舞士气的宣传画，抄写歌颂新气象的诗歌。清和园澡堂门口的诗歌就属于这类宣传。
　　那首诗歌是用白色粉笔抄写的，特别工整，我觉得应该是清和园澡堂的人抄写的。
　　那首诗一共4句，标题是《公共食堂就是好》，第一句还是这句，后边3句大体是说饭菜如何香，人们如何满意之类，具体的词已想不起来。我看了有些生气，自从我吃了食堂，就从来没吃饱过，你凭什么说它好？你吃过食堂吗？一生气我回家拿了段粉笔，在诗的最后补了一句：“就是吃不饱。”
　　写完之后我就没事了。可很快那首诗并连同我补得那句都被人擦掉了，并风传相府胡同出了“反标”（反动标语）。我一打听所谓“反标”，指的就是我的那句“就是吃不饱”，说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公共食堂。这下我可吓坏了，整日惴惴不安，还不敢跟父母说。
　　终于有一天晚上，管片民警让胡同的孩子每人交一个语文作业本，说是要做笔迹鉴定。我在墙上写的那几个字非常潦草，就想找个字写的工整的本子，让他们查不出来。可我翻了几个本子都一个德行，只好挑了本稍好点儿的交差。
　　过了些日子，管片民警让我去中华路派出所，说有事找我谈，我一听就觉得大事不好。
　　一到派出所，管片民警就跟其他人说：“你们看，小反革命来了！”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向了我。我很不服气，我根本就没有反对革命，凭什么这么说我？可我也更害怕了，不知这么定了性，会有多么严重的结果。
　　管片民警把我叫到一个小屋，心平气和地问我，那句话是不是我写的，我硬着头皮不承认。
　　他就跟我讲，你们青少年是新中国的未来，肩负着建设新中国的重任，不能遇到点儿困难就畏缩，就满腹牢骚。应该勇敢地面对它，克服它，这样才对得起少先队员的光荣称号。
　　他说得非常诚恳，我被他打动了。他又说，少先队员要诚实，不能跟组织说谎。于是我就承认了。但我希望他不要把此事告诉别人。
　　我不知他是否信守了承诺，反正事后父母没有问过我，老师没有问过我，同学也没有问过我。
　　我再也不敢说食堂的坏话。可我的肚子还是饿的。
　　一天，我听到父亲跟母亲商量，是不是都辞了职回老家去种地。还议论了如何开荒，如何盖草房。最后他们决定，等过年的时候回趟老家，看看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清风修竹

　　          难忘那个年
　　             ——岁月划痕之二十六
　　到1961年，我们家已有七年没有回过饶阳老家了，父母都觉得应该回去看看。另外，他们也想考察一下，有没有举家回迁的可能，因为他们觉得在城里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
　　一提老家，我就想起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小村，那个小院，满脑子美好的回忆，恨不能立即就回去。
　　可母亲却为回去穿的衣服犯愁，她想新衣还乡，可手里没有那么多布票，钱也非常紧张，不可能做到一人一身新衣服，最后只能将就，不破就行。可我仅有的两条裤子都打了补丁，母亲只好用她的条绒裤子给我改造了一条。我试穿的时候发现，膝盖那块儿明显毛儿少。可那时条绒裤子是好裤子，我能有一条就很知足了。
　　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回老家，完全是因为交通太不方便。饶阳到保定并不太远，也就180华里左右，可饶阳到保定没有公路，不通长途汽车，来往颇费周折。当年我和母亲从饶阳来保定的时候，就是绕了一个大三角才到的。我们要先步行40里到安平县，再从安平坐火车到磨头，到磨头再倒火车到石家庄，最后从石家庄倒火车到保定，一路的辛苦可想而知。
　　这么多年过去了，饶阳到保定仍然不通汽车，我们再回家还得绕道儿。好在不用绕石家庄了，保定有了直通安平的长途汽车。
　　可我坐车时发现，长途汽车竟然是没有棚子的大卡车。也不知这条线路一贯如此，还是让我们赶上了春节的临时加车。
　　涌上车的男女老少至少有三十多人，还都带着大包小包，挤得绷绷的。车开之后，风就起来了，呼呼地怪叫着，硬往人们的衣服里钻，吹得人直发抖。途中好多地段是土路，坑坑洼洼，汽车扭在上面赛过风浪中的船，颠得人直想吐。
　　由于太冷太颠，所有的人都蹲下或坐下了，挤得更加瓷实，谁也甭想动一动。
　　我的身体靠在一个坐满人的大行李上，垂下的几只脚就挂在我脑袋旁边，我很烦那些脏鞋，可躲无可躲。我的一条腿被旁边的人压麻了，像有无数的针在扎，我想挪动一下缓一缓，可怎么也动不了。我想救助于母亲，可母亲正背对着我，蜷缩地抱着不到一岁的三妹，很难转身。想救助于父亲，父亲抱着二妹，拢着大妹，也已被挤得难以动弹。最终我谁也没有叫，就那么强忍着。煎熬了一上午，我们才到了安平县。
　　安平县汽车站外，没有一点儿县城的样子，坑洼的土路，低矮破旧的民房，随意摆放的货摊，满街乱跑的穿黑棉袄的脏孩子，让人感觉像是进入一个破落的大村。
　　在安平吃了一顿很贵很糟的饭之后，父亲雇了一位推独轮车的农民送我们到饶阳。车上除了放上我们带的东西，还坐了大妹、二妹，三妹由父母轮换着抱，我就只能跟着走了。
　　慵懒惨白的冬日，空旷凄凉的麦田，不见尽头的小路，不时刮起的黄风，吱吱作响的独轮车，只顾走路而一言不发的父母，似乎都在催我的倦意，我越走越没精神，渐渐落在了后面。母亲见状，说她们慢些走，让我赶一赶。
　　这时路旁出现了两只长得近乎一样的小山羊，它们不知是在练习打架，还是在真的打架，撞起了头，同时后退，同时前冲，同时歪起头抬起前腿，又同时落下去，随即便是一声清脆的犄角撞击声。我看得很开心，完全忘了疲惫，也忘记了赶路。
　　远处，传来母亲喊我的声音，我只好告别小羊，去追他们。追上了他们，我又感到了疲倦和焦躁，多次询问父亲还有多远，父亲总说快到了，快到了，可就是到不了。直到太阳落了山，我们才到了饶阳县城，穿过县城才到了我们老家东关村。
　　父亲对村子已经陌生，因为饶阳后来又发过大水，父亲记忆中的一些房子已被冲毁。我们是打听着才找到家的。
　　可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我小时候那个家，大门没有了，院墙没有了，两间东房没有了，两间南房没有了，带高台阶的3间大北房也没有了，只有两间似乎是盖在洼地的低矮北房。房砖砌得歪歪扭扭，缝儿也没有勾，还露着黄泥，一看就是大水过后抢建起来的。北房的南边还胡乱地堆着不少旧砖，应该是没有用清的倒塌房子的旧砖吧。北房的西南边有两间西房，建在了一米多高的土台上，看上去要齐整些。
　　父亲一敲门，奶奶迎出来，姑姑一家也迎出来，还真是我们家。
　　屋里已点上油灯，可并不明亮。露着椽子的屋顶很黑，墙也很黑。外屋进门处的左首是一个锅台，锅台南边的墙上有一个凹进去的方洞，里面贴着灶王爷、灶王奶奶的神像，北边是进入里屋的门。里屋靠南边窗户是通长的大土炕，西墙边放着一张旧桌子。北墙边上放着一个大板柜。
　　屋里还没生火，好像比外边还冷。姑夫立即到外面去生煤球炉子，由于没有拔火筒，姑夫还得用扇子不停地在炉子下边煽，看来奶奶她们平时并不生火。
　　进到里屋，人多得转不开，奶奶就让孩子们都上了土炕。弟弟跟着奶奶来老家已近半年，好像与我们都有点生分了，不怎么与我们说话。表弟比我小四五岁，有七八岁大，上坑后很快就和我熟了，没头没脑地问东问西。
　　表弟的两个姐姐没有上坑，她们一个比我大一点儿，一个比我小一点儿。奶奶管大的叫大丫头，小的叫黑丫头。姑姑一家住在西屋。
　　叔叔很快也来了。他在县委工作，住在机关。
　　大人们相互问询着，谈得挺热闹。从谈论中得知，老家也办了人民公社，这两年收成不好，人们过得很苦。
　　晚饭时，土炕上放了一张小饭桌，我和表弟与大人们在炕上吃饭。也没有多少菜，但主食是白面馒头，我吃了个够。
　　第二天是三十，除夕吃饺子之前，奶奶在灶王爷、灶王奶奶的神像前摆上了饺子、年糕、小点心，点上香，磕头祭拜，嘴里还念念有词，大概是乞求神灵保佑新的一年能收成好，能吃饱肚子吧。她磕了头不算，还让别人也都跟着磕。后来才知道这是“接灶”。腊月二十三把灶王夫妇送上天之后，还得在除夕把他们接回来。
　　吃过饺子，大人们还要给奶奶磕头，再之后是孩子们给所有大人磕头。大人们都会给钱，但很少，大孩子给毛票，小孩子就给钢镚分币了。
　　父亲对我的磕头还有要求，要磕响。记得1959年奶奶在保定过年时，我给奶奶磕头磕得不响，父亲就很不高兴，坚决地让我重磕。其实，磕不好也不能怨我，因为我以前没磕过，不知道把握个什么尺度。奶奶没来保定时，他们就没让我磕头，奶奶来了，他们就讲起了规矩，除了给奶奶磕头，还得给他们磕头。
　　除夕，叔叔还带着我和表弟去放炮。饶阳是花炮之乡，可那天叔叔并没有放烟花，只放了二踢脚。那炮又长又粗，包着红纸，顶头捆着麻绳，崩得特别高，炸得特别响，好像把整个村子上边的空气都震动了。
　　守岁的时候，父母和奶奶、姑姑、姑夫、叔叔探讨了举家回迁的事。他们都反对，认为扔了铁饭碗，回乡土里刨食儿，太不明智。他们帮助分析了面临的困难，城里取消了商品粮指标，队里当下又分不了粮食，那吃什么？都不会干农活，挣不上工分，来年凭什么分粮食？他们觉得，我们再怎么苦干，在村里也是最差的。并进一步分析说，等灾年一过城里不再缺粮，你们再想回去可就没门了。父母听他们说的有道理，就打消了回迁的念头。
　　初一上午，父亲带我给村里的亲戚拜了年。表弟还带我见了几位我小时候的玩伴儿，不知他们是否记得我，反正我是一个没记住他们，因为和他们一起玩儿的时候，我才四五岁。
　　初一下午，父亲又带我去看望了住在外村的舅爷。舅爷家的墙上贴着一幅荀灌娘的年画，画得非常好，我很感兴趣，就一门心思研究画上的诗，没注意听父亲和舅爷的交谈。这位舅爷是奶奶的哥哥还是弟弟呢？当时没弄清，现在就只能猜了。因为奶奶的名字与孔夫子一样也带个“仲”字，我便猜着这位舅爷应该是哥哥。
　　过年了，别人都穿点儿新式样的衣服，可奶奶的穿着没有变化：还是深色的大襟褂子，深色的缅腰裤子，深色的又尖又小的布鞋，依然扎着裤脚。头上的纂也没有变，只是脸上又了多一些皱纹。
　　我一直认为奶奶的形象，基本就是老一辈妇女的形象，其最独特的地方倒还不是绾纂，而是裹脚。我曾看到过奶奶洗脚，她的脚除了拇指，其它脚指都弯到了脚底下，看上去着实吓人。用那样畸形的脚走路，肯定不会健步如飞，但倒也不影响干活，奶奶能把很大的一锅热面汤稳稳地端下来。院里的王大娘、小儿妈比奶奶年轻不少，可她们也裹了那样的小脚，我就不由也把她们划到了奶奶的那一辈人里。
　　奶奶的形象跟不上时代，思想也跟不上时代，说起旧社会，他往往佩服地主、富家，而瞧不起贫农。在她的嘴里，地主、富家不但是勤俭持家的好手，还是头牌的庄稼把式。她认为人家地多不是剥削来的，而是勤劳节俭换来的。而贫农不是好吃懒做，就是愚笨呆蠢。所以她对土改印象不好。为此，我还和她辩论过。
　　虽然奶奶也经常管我，吆喝我，但我还是喜欢奶奶，因为她绝不动真格的，喊喊而已，可听可不听。还有一样好处，就是她吆喝可以，别人不行，不管我干了什么坏事，她都会帮我找开脱的理由，父亲要打我，她还会拦在我前边，让父亲无从下手。
　　奶奶也给我讲过故事，现在能想起的只有“王莽赶刘秀”了：刘秀被王莽追赶，逃到了饶阳的桑园，看看没有什么好藏的地方，就爬上了一棵大桑树。王莽追到桑园，怎么找也没找到刘秀。刘秀当皇帝后论功行赏，竟然忘了救他的是什么树，把功劳算在了杨树的头上，封了杨树个什么大将军。这下杨树乐坏了，乐得整天“哗哗”地拍呱（拍巴掌），而桑树气炸了，炸得裂了肚皮（树皮）。
　　奶奶的三个孩子当中，我姑姑排行老大。当时她大概三十四五岁，皮肤较白，可因为脸上有了皱纹，看上去要老一些。她的眼睛挺大，但有点儿外凸，看着有些不自然。
　　这之前我已听母亲说过，姑姑身体不好，有病。母亲说，姑姑年轻时身体很好，还很漂亮，十里八乡都有名儿。可结婚后连遭不幸，先是我爷爷四十多岁去世，接着是她丈夫二十多岁去世，之后又是她一两岁的孩子夭折，她承受不了这接连的打击，患上了精神疾病。犯病的时候，她会进入痴迷状态，与不存在的人交谈，别人怎么呼唤她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奶奶想扳扳她，便让她去磨面。奶奶觉得她集中精力干活儿就没事儿，可她竟然在磨道上犯了病，差点儿让蒙了眼的毛驴踩着。后来又是求医，又是求神，都未能根治她的病。
　　迷信的人说这是鬼魂在纠缠她，只有再婚才能驱走鬼魂，于是她又结了婚。第二任丈夫就是现在的姑夫。他在队里当会计。
　　我见到姑姑时，她的病情已经很稳定，看不出她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就是说话絮叨一点儿。
　　这位姑夫结婚时带着两个小孩，就是我的表姐和表妹。婚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我的表弟。我弟弟回老家后，就由他的表姐、表哥哄着玩儿。听奶奶说都是大表姐背着他到处跑。
　　这次回老家，最享福的是三妹，天天都有人抱，还完全由大人给她煮奶喂奶了。
　　三妹是1960年春天出生的，那年秋天奶奶回了老家之后，家里就没有大人照顾她了。母亲去上班，家里就只剩下5岁的大妹妹和3岁的二妹妹。院儿里的王大娘、小儿妈会关照她们，但主要是不让两个大孩子淘气乱跑出危险，像抱孩子、煮奶喂奶的事就不便管了，况且人家也都有自己的孩子需要照顾。
　　母亲上班前会在三妹身边挤满枕头，以防她滚下炕来。还会叮嘱两个小姐姐照看妹妹。可两个小姐姐还处于需要大人照顾的年龄，担负这样的任务就勉为其难了。她俩出去玩儿，三妹就只能一人呆在屋里，没人抱，没人哄。
　　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难最严重的一年，几乎人人营养不良。三妹生下来就瘦弱，加之母亲没有奶水，她只吃定量供应的代乳粉和炼乳，身体发育一直不太好。代乳粉是一种豆粉、面粉、蔗糖混合成的食品，煮好后类似甜的面糊糊，按现在的眼光看，营养是绝对不达标，可当时孩子能吃上这种东西就不错了。炼乳是高糖的浓缩牛奶，营养不错，可供应的极少。
　　煮奶喂奶的工作本应由母亲来承担，可她看我放学早，就让我到家后先给三妹煮奶喂奶。我并不愿意干这个活儿，经常让大妹妹替我喂奶。母亲要求喂奶之前一定要尝一尝，以免烫到三妹，我便借机喝一大口。有时大妹妹也这么做，应该是跟我学的吧。
　　冬天的时候，三妹开始学爬，母亲怕三妹从炕上掉下来，要求大妹妹在家看着她。可大妹妹不过5岁，管不住自己，有时还会和二妹妹一起去找胡同的小孩儿玩儿。一天上午，母亲回来喂奶，发现大妹妹她们不在家，三妹也没在炕上，就怀疑三妹摔下了炕。她掀开床帘一看，三妹已滚到床铺下面的煤堆里，哭得发不出声音了。
　　这次回老家，大人们都有了工夫，轮流抱着她，她享受了空前的疼爱。
　　初二，我们去了姥爷家。在姥爷家只住了两天，父母就带着弟弟妹妹回了饶阳，因为他们要赶着回保定上班。姥爷和姨坚持让我多住几天，因为我过了正月十五才开学，父母也就同意了。没想到这个决定给姑夫平添了麻烦，他还得特意跑一趟送我。我是正月十二回奶奶家的。姑夫是正月十三送我回保定的
　　弟弟没有跟着父母他们走。
　　在我离开老家之前，奶奶告诉我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三妹没了。奶奶流着泪说，初四我父母带她回来后，她喝奶呛死了。我问是怎么呛死的，奶奶只是摇头，什么都没有说。
　　我望着奶奶家墙上那个年画上的宝宝，怎么看怎么像三妹，不由也落下泪来。
　　眼前浮现了以往我给她喂奶时她急着吃奶的情形：一看到奶瓶，她就急得脚蹬手挠，又呼又叫，看到你尝她的奶，她会大哭着抗议，奶瓶一到嘴边，她的哭声就会立即停止，迅速咬住奶嘴，不歇气地吸吮起来。她也是饿怕了。
　　她是呛死的，可我觉得，她的呛死肯定与她饿怕了有关系，而让她饿怕的人中就有我，我为什么要那么大口地尝她的奶呢？我为什么要当着她的面儿尝她的奶呢？
　　奶奶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这是上辈子欠的债，人家来讨债了，讨清了，就走了。”
　　听奶奶这么一说，我觉得这辈子我又欠下三妹的债了。
　　奶奶看我难受，安慰我说，你爸爸给她打了小棺材，当天就把她葬了。
　　
　　

清风修竹

              老师与代课老师
　　                  ——岁月划痕之二十七
　　   小学一年级，我在瑯瑚街小学那个大殿改建的教室中上课，班主任是张老师。
　　二年级，在学校北院北边的教室上课，班主任是大个子李老师。这位李老师北京口音，戴眼镜，还教我们音乐，曾让我们反复地唱音阶，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郞》就是跟她学的。
　　三年级，在中院的二楼上课，班主任是小个子李老师。这位李老师是湖南人，说话有地方口音，同学听着不太习惯，有时就哄笑。
　　记得那时我们的语文课本中有这样一篇课文，说是狗和人一起过日子，狗总在夜里叫，人就告诉它，不要叫，你听到的是风的声音（大意）。可李老师在给我们朗读课文时，却把“过日子”念成了“过二子”，又引起了同学的哄笑。大概是因为多次被哄笑，李老师憋了火，这次说什么也不干了，声色俱厉地训斥我们，一训就训了一节课。由于她说的太难听，同学也腻歪她了，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二子”。
　　李老师也想严管我们班，不知是我们长大了，还是李老师的权威不够，总有一些同学不服从她的管理，和她对囔。她不能容忍这种不敬，会放下教学，用刻薄的语言数落对方。如果对方不服软儿，可就坏了，整节课都得听她数落。她数落起来还会打击一大片，把所有人都捎上，好像我们全班都是坏蛋。
　　数落急了，李老师也会体罚同学，一般情况是叫到黑板前，一边训斥一边抓着肩膀前后晃。
　　受到处罚的同学日见增加，捣蛋的队伍也就日益壮大。我本来不在此列，但一个偶然事件让我也加入了其中。
　　李老师曾多次强调不要在楼上的走廊打闹，她说走廊的木栏杆老化不太结实，一端还连着楼梯，在上面打闹比较危险。可我们就是愿意在走廊里打闹玩耍。
　　一次，我与几个同学在走廊追着玩儿，一个姓杜的同学猛不丁从侧面推了我一把，我脚步一乱，倒向右侧，右手就下意识地去支撑，结果手指还没来及展开，大拇指指尖就先戳了地。这下可戳得不轻，疼得我都要晕过去了。我大哭起来，杜同学吓坏了，愣愣地站在边上看着，不敢问，也不敢劝。就在这时，李老师从木楼梯走上来，询问是怎么回事。我哭着给李老师讲经过，她还没听完就火了：“告诉你们别在走廊打闹，你们就是不听，这下好了吧！有教训了吧！”说完，她怒冲冲进了教室。很快就上课了，她照常讲她的课，没有批评杜同学，也没有问我的手指伤得怎么样。下课后她就像没有这事一样，走了。
　　我的手指肿得很厉害，可回家后没敢告诉母亲，只是默默地忍受着疼痛。过了10来天，我的手指才消了肿。这之前，我两只手的大拇指都可以弯成“鸭子状”，也就是让拇指中部突出来，使上部与下部形成直角，但右手戳了之后，手指上部就不能向后打弯了，再也做不了这个动作。
　　杜同学本是我的好朋友，我还去过他的家，就住在紫河套。可自从推过我之后，他再没有跟我说过话，我对他很有意见。我也不满李老师的态度，太不拿学生当回事了。你这样漠视我，我为什么尊重你呢？以后有同学跟她捣乱，我也跟着附和。
　　可能是班里的同学伤了李老师的心，她对我们彻底失望。可她不是摇摇头说句“朽木不可雕也”就了事，而是要贬损到底，她挂在口头的话是：“你们就闹吧，耽误的是你们自己。将来成不了才，都成社会渣滓！”
　　不知是不是为了让老师的话不落空，同学们是越闹越出格，我们班成了全校有名的乱班。
　　上课的时候，经常是纸团儿满天飞，你投我，我投你。如果投的双方坐在同一条通道，还会离桌去打对方。
　　我们的木质楼地板缝隙大，从上面可以看到下面，有人就在缝儿里倒水，看楼下的同学挨淋。楼下的同学和老师自然不干，会找上楼来，我们这节课就又成了挨训课。
　　捣蛋同学中，闹得最凶的是段同学。他是从外校调到我们班的，脸蛋上有一条斜疤，听说是与人打架受伤留下的。他到了我们班继续打架，打过不少人。他很厉害，也很勇敢，曾从我们上课的二楼跳到楼下，毫发无损。可他人缘不好，没人跟着他跑，不像原来的大王子，有一帮人围着转。
　　一次，他爬上我们楼前的大香椿树，揪了不少香椿芽，有老师喊他下来，他连理也不理。他当然也不怕李老师，他敢在李老师讲课时，大模大样地走出教室，到外边去玩儿。这还是好的，有时出去还惹是生非，让人家找到学校来。
　　李老师对他无可奈何，只好找他的家长。大概是家长被找烦了，后来把他转到别的学校去了。
　　李老师把我们班带成了全校有名的乱班，自然也会受到领导的批评。她很委屈，有时训着训着我们，自己也会哭起来。
　　一次，一个同学还直接攻击了她，更是伤了她的心。
　　那时粮食供应紧张，周围的农民都到市里来卖地梨儿、菱角、荸荠，还有田螺。其中田螺比较便宜，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买一大把，又解馋，又解饿，于是不少孩子就把田螺带到了学校。由于我们班纪律差，同学上课也吃，吃剩下的田螺壳就取代纸团，成了互相投掷的武器，于是班里又成了田螺壳满天飞。
　　这种投掷，一般是老师背脸在黑板上写字时进行的，是同学之间的攻击。可有一次竟然有同学投向了正在写字的李老师，那田螺壳正好击中了老师的后脑勺，把李老师吓了一大跳，又引得全班同学大笑。
　　李老师自然怒不可遏，字也不写了，把教科书向讲桌上一摔，离开了教室。这下我们也傻了，没人再笑。
　　很快，教导主任跟着李老师来了。我们的教导主任是个男老师，大个子，总是一脸严肃，一副随时准备教导人的样子，我们都怕他。他这一来，我们知道事态严重，都老实多了。
　　教导主任用他那刀子一般的眼光扫射我们每一个人。我不敢和他对眼神，低下了头。眼光扫射一遍之后，教导主任这才开口：“那位敢扔牛牛儿壳的同学站起来吧！”我们保定管田螺叫牛牛儿。
　　教室静极了，没有一点儿动静，可也没有人站起来。
　　教导主任再次用他那刀子一般的眼光扫射，三四分钟过去，还是没人站起来。他又开口了：“你们谁看到了，就把他说出来！不要让他一个人连累全班。”
　　当时我只看到了田螺壳击中李老师，没注意谁扔的。当然，就是知道我也不会说出来，因为这会让人看不起，留下“叛徒”的骂名。不知是不是别人也这么想，反正最终没人站出来检举。
　　教导主任也生气了，命令所有男同学都到黑板前边来，于是我们二十多个男同学都蔫蔫地站过去。
　　教导主任这次变换了手法，让女同学指认没有扔田螺壳的男同学。我们班女同学和男同学不说话，肯定没人有私下的交情，所以她们的指认比较公正，老实巴交的，人缘好的，学习好的，统统都被指认走了，剩下的基本都是调皮捣蛋的。
　　可调皮捣蛋的也不都是肇事者，女生们继续指认无辜受牵连的人。眼看前排的人越来越少，我心里那个急啊，那牛牛壳真不是我扔的，怎么就没人给我作证呢？看来我在女生中的人缘是太差了。
　　就在这时，一位我平时很看不起的女生指认了我，我如释重负，小跑着回了自己的座位。这位女生长得一般，学习不好，衣服还总是脏兮兮的，跑步的时候弓着腰弯着腿，看着都让人难受。可就是她主持公道，为我作了证，我心里非常感激，她在我心中的形象一下子好了许多。
　　指认到最后，自然是剩下了那个向李老师扔田螺壳的同学。他被请了家长，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李老师赔礼道歉，这才过了关。
　　有教导主任出面给李老师撑腰，同学们老实多了。
　　1960年夏季的一天，教导主任带着一位新老师来到我们班，说李老师怀孕了要去生孩子，由这位姓钱的新老师给我们代课，并暂时管理我们班。
　　这位新老师只有十七八岁，梳着两根很长的大辫子，穿着一件带花的束腰长连衣裙（当时叫布拉吉），脸上绽着笑，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一看就招人喜欢。
　　教导主任走后，这位新老师开始给我们上课。她只讲课本上的内容，一点儿也不发挥，但讲课的语气特别亲和，就像大姐姐哄弟弟妹妹一样。听她的课特别省心，走神儿也没事儿，反正她讲的内容书上都有。再就是精神不紧张，她不训斥任何人，哪怕你交头接耳。
　　由于她讲课照本宣科，不讲课本以外的内容，所以进度快，一般20多分钟就讲完了。讲完课上的内容，她就给我们讲故事，她爱讲励志的故事，一些中外科学家的小故事我就是听她讲的。有时也讲一些神话故事及一些有趣味的知识性的故事。由于同学都盼着她尽快讲完课上的内容，好早点进入“故事会”，所以没人捣乱。如果有人不识趣，影响讲课，还会遭到大伙的鄙夷。
　　那年春天我们学校已开展过学习少年英雄刘文学的活动，钱老师来了又给我们讲了一些有关刘文学的故事。
　　钱老师除了自己讲故事，还发动班里的同学讲故事。可敢上台讲故事的只有一位姓刘的女同学，她家也住在紫河套。她说话有点儿口吃，但讲起故事来却很少结巴。她讲的基本都是民间故事，挺有趣的。她那么小，就记住了那么多故事情节，很让人佩服。可惜的是，4年级的时候她得了病，再没有来上学。后来听说病死了。
　　钱老师除了给我们讲故事，还跟我们一块玩儿，课间时我们玩儿游戏她也参加。
　　她家就住在纪家胡同，离我们学校很近，和我们熟了之后，她就邀请我们去她家玩儿。我很欢喜钱老师，也和同学一起去了她家。她家住的也是杂院，但很大，院子中央建有花池，种了好多美人蕉，开的大花特别好看，有红的，黄的，还有黄色带红斑点的。由于去的孩子多，屋里盛不下，她就和我们在院里的花池子边上玩儿。
　　临放暑假前，她有些伤感地跟我们说：“我代课的工作就要结束了，下学期就不能教你们了。我和你们在一起非常开心，会永远记住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我祝愿你们以后都能快乐的学习，快乐的生活。”
　　放假以后，我和同学们看望过一次钱老师，她正在找新的工作。
　　之后，我就没有再去过她家，不知她最终找到了一个什么新的岗位。
　　
　　

清风修竹

　　       新学校，新乐趣
　　                 ——岁月划痕之二十八
　　   1960年9月新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瑯瑚街小学的所有学生都到厚福盈小学去上学了。
　　上学期放假的时候，瑯瑚街小学的老师告诉我们是两校合并，但实际上是瑯瑚街小学撤消了，厚福盈小学依然保留。
　　到新学校后，我所在的四年级分了4个班，我们班定为“丙”班，在学校西院北边的新式平房上课。
　　新学校位于原来学校北边150米的地方，离我们家比原来远了一点儿。
　　新学校的面积比原来的学校大多了。中部是一个由4座古建筑围成的院儿中院儿，西北部是一片新式排子房，东北部是一个大操场。西部有一个小院。南部有一个小院。
　　新学校的老师多数是青年老师。原来学校的老师没有都跟着并过来，像张老师、李老师就都没有出现在这个学校。
　　新学校的大门在厚福盈街的东口。据说，后福盈街在清代叫厚福营，因为此处驻有清军的兵营“厚福营”。我看新学校中院的房子是古色古香的老式建筑，就觉得没准儿是原来的兵营。当然是瞎猜，没有任何依据。
　　厚福盈街是与新北街并行的南北向的小街，向东有一条小分支，我们新学校就在这条分支的北侧。它北面临街的墙，就是我们学校教室的外墙。学校大门就在临街墙的中部，是一个旧式门洞。
　　进了学校大门是一个小院，院子北边是那个由古建筑围成的院儿中院儿，院子东西均是平房。我只记得西面平房里住着老师。
　　我猜测那个院儿中院儿曾是兵营，但其风格之雅致，构造之精美，又让我怀疑它是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的宅第。它的北房和南房结构制式完全一样，均为连排的4间教室，屋顶为硬山式屋顶，教室正面只有窗台没有砖墙，窗台上边全部为木窗，木窗前面均为走廊。走廊两端的墙上均有拱形门洞，门洞外侧均建有角亭，南北角亭间建有木结构走廊。两条走廊的外侧各有一座单体建筑，结构制式也完全相同，虽然都作为单间教室使用，但面积比一般教室要大。两座单体建筑东西相对的那面开着可墙的大窗，南北两面也都有窗户，但要小一些。这些建筑用的砖都是青砖，木构件都雕着花，上着大漆，非常精美。
　　院子中间有两个大花坛，花坛中种着海棠树。这海棠树好像是从根部分的杈，没有粗壮的树杆，只有四散长开的大树枝，像是一个大树的树冠直接长在了地上，不管赏花还是摘果都极为方便。
　　是谁建的这么好的房子，已不得而知。现在能从资料中查到的就是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在厚福盈街开办了清苑县公立第一两等模范小学堂。清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在厚福盈街设立了清苑县官立初等第一女学堂。资料说女学堂有讲堂16间，宿舍13间，操场面积二千四百方尺。由于厚福盈小学自称创办于1905年，那就应该是以上的学堂的沿袭了。就是不知道现在的中院儿，是否就是当初的校舍，又为什么成为了它的校舍，那位建房的人与学堂有什么关系。
　　新学校除了有这么一个雅致的院儿中院儿，其东北部还有一个很大的操场。操场东西的长度长于南北，最东边是临街的围墙。围墙边上安装着两件攀爬器材，其中一个是组合攀爬架，那架子很高，依次装有铁梯、铁链软梯、铁爬杆、铁链秋千等。另一个则是上部为折弯形的木制攀爬梯。
　　这些器材我以前都没有见过，觉得一定非常好玩儿。第一天放学后我就跑到那儿去试爬。我除了能小心翼翼地爬上铁梯，别的就都玩儿不灵了。那个软梯虽然下端固定在了地面，但爬的时候脚一蹬劲儿，身体就打横，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吓得我就不敢爬了。那个铁爬杆我也爬不上去，腿夹住铁杆后就使不上劲了，一蹬一出溜儿。有能爬上去的同学告我，不管爬软梯还是爬杆，都得靠胳膊使劲儿。可我按他说的那样还是爬不了，大概是我的胳膊太没劲了吧。铁链秋千我能凑合着小幅度晃动，不敢像别人那样悠起来，也是怕身体横了的时候不小心会掉下来。我又爬了那个折弯的木梯，只能爬到折弯处，而有的同学则能从顶部翻越过去。
　　我想，既然器材是学校的，我就不用着急，慢慢练，早晚能像别人那样玩儿顺溜了。
　　可还没等我怎么练，这两件器材就都拆了。原来新北街要继续拓宽，把我们学校东边切去了一大条儿。这下也好，学校就势把大门改到东边去了。不知是不是看我们学校改门他们眼儿气，我原来所在的瑯瑚街小学也改了门，他们改到了西边。改后他们门口的牌子也换了，换成了少年宫。
　　操场被切去一块儿，格局变成了南北长于东西了。操场上的篮球架子也调了过来。我们学校的操场虽然不小，但没有专用足球场，打篮球踢足球都用这一块场地。
　　在瑯瑚街小学上学时，体育老师好像没有教过我们打球和踢球。新学校的体育老师的素质就是高，给我们讲了这方面的知识，还教给我们这方面的技巧。我们踢球的兴致被调动起来，上体育课就想踢球。
　　体育老师很照顾我们的情绪，经常安排我们男同学踢球。他安排女同学去干什么，我就没有印象了。
　　踢球的时候，我们基本不讲什么规则，就是20多个男生分成两拨儿，跟羊群似的来回跑，球到哪儿人群就跟着到哪儿，经常是跑半天也踢不到一脚球。能有一次射门会高兴好几天。球门特简陋，就是摆的两块大砖。
　　由于球场与新北街的马路只有一墙之隔，球经常踢到墙外。要捡球就得绕学校的大门，人们怕时间长了球被路人捡走，会立即扒墙头观察。有的同学还会跳过墙头去捡球。为此我们班还出过两次事故。
　　一次是有同学扒墙头时扒掉了上面的砖，人掉下来，砖也掉下来，正好砸在这位同学的头上，头被砸破，上了医院缝了针。
　　另一次就严重多了，一位姓吴的同学跳墙过去捡球，从外面跳回来时还在墙头上跟里边的人说话，结果落地时咬到了舌头，几乎就要咬断。到医院做了手术，可医生技术不太高，把舌头缝得变了形，吴同学说话都受了影响。
　　学校的操场上还有一个大沙坑，用于练习跳高、跳远。由于以前没有玩儿过沙坑，觉着玩儿沙坑也很有意思，下雨之后就到里边掏洞，建城堡。可用沙坑考试的时候，我的成绩却很差，跳高、跳远都是凑合着及格。
　　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还教过跳绳，并重点教了我们双跳。没想到勾起了同学们的兴趣，那个冬天我们的课间活动就是跳绳，甚至放了学还要跳。女生是“倒跳”、“蹬三轮”、“卷麻花”，男生就是双跳。那时男女生不说话，当然是各跳各的。男生当中跳的最好的是一位姓郑的同学，双跳能连跳二三十个。因为他的名字中有个“基”字，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耳机子”。那时候能戴个“耳机子”听广播也算引领潮流，所以他的外号挺有时代特征的。
　　跳双要跳得足够高，绳子要摇得足够快，他们跳得好的，姿势基本与单跳相差不大。可我就不行，得屁股使劲向后撅，脚使劲向前抬，感觉就笨重，每下都把地跺得很响。别看我的姿势不好，跳的个数不少，也能连跳20多个。
　　后来不知哪位天才同学，竟然利用角亭中的铁柱子，开发出了一个新游戏——“打野猴儿”。
　　院儿中院儿的四角都有角亭，角亭除了四周有木质的柱子，正中还有一根30厘米粗细的铁柱子。在我见过的其它亭子中都没有这种中心柱，不知为什么这儿的亭子要加这么个东西。虽然说不清它的用途，但它用来玩儿“打野猴儿”是再好不过了，因为它很光滑，抓起来一点儿也不划手。
　　玩儿这种游戏的规则是，用划拳的方式选出一个野猴儿（输者），供众人打。但野猴儿只要手扶铁柱，就有反击的权力，踢打到谁，谁就是新的野猴儿。所以进攻就得偷袭，正面进攻很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成为下一个被打对象。如果有人冒着风险冲上去抓住铁柱，他就有了被踢打也不当野猴儿的权力。当然他不能被对方挤出去，一旦被挤出去就要当下一个野猴儿了。之所以要冒这个风险，是因为这样可以给别人创造更好的打野猴儿的机会。一是可以借机夹抱住野猴儿，使他失去踢打别人的能力，这样大伙儿就可以一哄而上，痛打野猴了。二是可以借机把野猴儿挤得脱离铁柱，这样大伙也可以任意痛打野猴儿。当然野猴儿也会冲破重重阻挡去重抓铁柱。
　　这种游戏听起来有些野蛮，可男孩子喜欢，因为打闹是男孩子的天性，比如，你剃了头，都会有人拍你的脑袋，嘴里还念念有词：“剃头打三光，不长虱子不长疮。”
　　我很愿意参加这个游戏，但特别害怕当野猴儿，因为我在班里不是强壮一族，一旦当了野猴儿挨打会比别人更多。所以打野猴儿时我绝对不会冒险向上冲，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躲得远远的，让野猴儿怎么踢打不到。
　　除了“打野猴”，我们还玩儿打仗。有三种战法，一是“骑马打仗”，二是“冲天炮”，三是“撞拐”。
　　“骑马打仗”是大个儿背小个儿，分为两个阵营对打。被背的人一旦被对方揪下来，背的和被背的就都不能再参战。哪个阵营的人最后都被掀下马了，哪个阵营即为整体战败。
　　“冲天炮”与此大同小异，只是背的方式不同，被背者要紧握双手，伸直双臂，由背人者采取相同姿势从里边顶起来，形成“炮管前伸”架式，然后和对方炮口对炮口地冲撞，被撞下马的即失去战斗力。
　　“撞拐”不用背，双手扳起自己的一条腿，然后单腿蹦着和对方冲撞，把对方撞得松手即为胜。
　　有一阵儿，我们男生每天放了学都要玩儿好一会儿打仗才回家。
　　我们玩儿打仗都在西院儿，西院儿墙角有个羊圈，里面养着几只羊。它们一看我们集合就冲我们“咩咩”叫，看样子是希望我们给它们开饭。这些羊是谁养的，我也说不上来，因为记不得什么人给它们喂过草。那它们吃什么，说来难以置信，吃我们扔的废纸。也不知什么人把各班扫地扫出的废纸都给扔到了羊圈，羊们吃得还津津有味。
　　看羊吃得那么带劲，我饿时也有了吃纸的冲动。有一次我经不住这样诱惑，就嚼了一张撕下的作业本纸，感觉有点儿咸，有点儿涩，可嚼了一会儿口感就好了，有了吃饼子的感觉。这之后我一饿得难受，就撕张纸吃，过过吃饼子的瘾。不过我和羊也有区别，我是只嚼不咽，过够了瘾就吐出那个烂纸团。
　　那时，我饿了还会咬铅笔，咬起来也有吃东西的感觉。后来时兴了圆珠笔，我为省钱经常只用笔芯，由于习惯成自然，也拿着咬，有时还使劲嘬。一次，我竟然把笔芯中的油嘬到了嘴里，弄得嘴唇都成了蓝色的，把老师都吓坏了，神情紧张地问我是怎么回事。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嘬笔芯了。
　　那时女生也很爱玩儿，不过她们不玩儿打仗、打野猴儿，而玩儿一些比较文明的游戏，比如跳皮筋、踢键子、跳房子、拍皮球、扔沙袋、歘子等。
　　男孩子爱玩儿打仗，而打仗要能拿着玩具木刀就更有意思了，可学校不让带，只让带铅笔刀。我就不甘心，用学习的木尺削了一把微型木刀，偷偷玩儿。那木刀是宋刀的式样，连刀首、刀盘都削出了模样，我很得意，经常在课间耍弄显摆。
　　到新学校后，我又交了一位新朋友，是位姓赵的同学，我俩经常在一起玩儿，我耍弄木刀的对手一般也就是他了。一次我俩的模拟战斗打得过了火，我的木刀不小心碰到了他头部，他叫了一声，就去摸被扎的地方，竟然弄了一手血。我感觉事儿不好，赶紧带他去找老师，老师也很紧张，让我立即和他去医院。
　　他的家离学校很近，我们先去了他家，他的家长一看也很紧张，立即慌慌张张地带我们往医院跑。医生看了伤情，说不严重，就是划破了皮，我悬着心才落了地。事后，他的家长没有骂我，只是提醒我打闹要注意分寸。
　　我把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让我再去他家跟他的父母道歉。此后，我俩还是好朋友，不过我再也不玩儿木刀了。
　　那时候，还玩儿过好多有趣的游戏，像滚铁环、抽懒老婆、滋水枪、拍元宝（方宝）、拔根、拨冰棍筷子等等。
　　总之，那段学习生活，我基本没有记住什么学习的事儿，一想就都是怎么玩儿的。

清风修竹

　　        伴我成长的小人书
　　                     ——岁月划痕之二十九
　　我几乎天天都看央视的《国宝档案》，对一些收藏鉴宝类节目也感兴趣，但我主要是想了解点儿这方面的知识，没有身体力行的意思。
　　我上班的时候也曾收藏过请柬和新闻单位的信封，不过那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儿，因为不收藏就白扔了。二线之后接触不到这些玩意儿，我的收藏也就不了了之。
　　我本来就对动用真金白银搞收藏不感兴趣，看到《一槌定音》里的模拟交易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就更不敢想了。不过我总想弱弱地问一句：“真的拍卖也是那样吗？人家怎么那么有闲钱？”
　　我一直认为咱的祖上不是官绅，不会有什么传家的宝贝，也没闲钱去买，是没资格当藏友了。可后来听说，我小时候攅的那些小人书已成了炙手可热的藏品，身价已翻了几百倍，几千倍。听说今年8月全国连环画拍卖会上，一套《山乡巨变》连环画就卖了8.5万元。现在的藏友中，就有专门收藏连环画的，就叫“连友”。这么说来，如果当年那些小人书能保存下来，我也就可忝列在藏友的行列之中了。只可惜1969年我去内蒙兵团时，把我一百大几十本小人书都交给了小弟弟，而他不像我那么脸皮厚，借出去一定追着屁股往回要，所以大多散失了，现在保留在我手里的老版小人书就剩一本《谈迁》了。
　　我之所以要厚着脸皮坚持追要借出去的小人书，实在是因为我太喜欢小人书了。那个年代别说电视，家里连收音机都没有，看小人书就跟看电视连续剧差不多。而且看了小人书就可以跟小伙伴们讲，显得自己特有学问。
　　说实在的，看小人书还真能长学问，比如我留存下来的那本《谈迁》，介绍的就是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与厄运抗争最终完成史学著作的故事。书中说道，谈迁历时26年才撰写好明代编年体史书《国榷》，可写好后竟然被小偷偷了。此时他已届暮年，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又振作起来重新撰写，4年后终于完成了这部400多万字的史书。
　　当然，也是最主要的，那些小人书都是我一分一分地攒钱买的，父母给个钱儿，我是不吃不喝，都买了小人书，可以说，那时小人书就是我的全部财富，我看它们像命一样重要。
　　不过我的第一本小人书却是父亲主动给我买的。那时我还没有上学，大概父亲想搞一点儿学前教育，就给我买了一本幼儿图画书。是近似正方形的开本，彩色画图下面配着文字。由于我还不识字，父亲就念给我听，我也就知道了书的内容。大意是狗熊、兔子和狐狸交了朋友，狐狸嘴上说是要做真正的朋友，可行动上却是想方设法占小便宜，最后狗熊和兔子看清了狐狸的真面目，果断地将它赶走。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可能就是《真正的朋友》。
　　很快，我对这本书就没了兴趣，感觉它是哄小孩的。我喜欢上了喜子他爸爸看的小人书。喜子的爸爸经常拿回一些小人书在家里看，不过很快又会拿走。我觉得那些书可能是理发馆给等候的顾客准备的，就像现在的美容店里放一些杂志一样。
　　喜子的爸爸拿回的那些小人书讲的多是大人的故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想要这样的小人书。一个星期天，父母带我去转马号，我想起了小人书的事儿，就拉着他们进了红星影剧院南边的那家新华书店，并直奔那个专门卖小人书的柜台。柜台里赫然摆着一本封面上画着孙悟空的小人书，我已经听过父亲讲的孙悟空的故事，觉得特别有意思，就缠着父亲给我买。父亲让售货员拿出那本翻了翻，二话没说就给我买了。父亲告诉我这本书的书名叫《大闹天宫》。回家一看，书里的画儿画得棒极了，都跟活的一般。之后我几乎我天天捧着看。
　　因为有了这本小人书，我在胡同孩子中的地位也大有提高，他们想看就得客客气气地跟我借，看不明白还得虚心地向我请教。
　　此后，我非常愿意跟父母逛街，因为可以借机拉他们进书店，让他们给我买小人书。好像不久又给我买了孙悟空的小人书《火焰山》。
　　大概在上学不久，我又软磨硬泡地让父亲给买了孙悟空的小人书《假西天》。由于已经认识了几个字，我开始试着念图画下面的文字，见到不认识的字就念“什么”，意思呢，就根据上下文瞎猜。看过之后还一页一页给别的孩子讲，在讲到孙悟空变成西瓜钻到妖王肚子，弥勒佛让孙悟空出来那页时，我将“悟空吃了妖王不少苦头”，说成“悟空吃了妖王不少骨头”，有孩子就问，妖王被吃了骨头还能活吗？我想也是，就去问父亲，才知道念错了。
　　大概在1958年，我跟父亲逛街时，又把父亲拉进了西大街稻香村边上的新华书店，柜台中摆着一本书名为《十三妹》的小人书，那封面画着一个带着孙悟空那样金箍的凶神恶煞的大汉，挥棍砸向一位红衣女侠，那女侠侧身跃起躲过攻击，似乎打斗得非常激烈。我觉得这本书一定好看，就让父亲给买。可父亲翻了翻，硬说没意思。我又看上了一本叫《三千里江山》（好像是这么个名字）的打仗的小人书，他还不给我买，于是我就生气了，跟父亲嚷嚷起来。父亲赌气不再理我，叫着母亲去了马号，我就赌气自己回了家。此后父亲再也不给我买小人书。
　　父亲不给我买，我就自己攒钱买，父母给个零钱儿我都存起来。另外，母亲让我帮助买东西，我也要工钱，剩下一分二分的就不再给母亲。有时候还报花账，买的东西降价了，处理了，我都按原价报账。母亲多精细，一般都能识破，但她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跟我计较。我只要攒到一两毛钱，就往新华书店跑。那时候的小人书一般2角左右一本，薄一点儿的就几分，印象中我买过一本聊斋故事《牛飞》就几分钱。我的这种精神感动了父亲，看到我有特别想买的，也会赞助一点儿。
　　到我上三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小人书就买到了近百本，母亲专门腾出迎门桌的1个抽屉让我放小人书。
　　我买的小人书主要是神话故事、民间故事、历史故事，现代战争的基本不买。有西游记系列的《无底洞》、《通天河》、《真假猴王》、《狮驼国》（图画没有边框）、《怒打假国丈》等。有三国演义系列的《董卓进京》等。有水浒传系列的《清风寨》等。有聊斋系列的《辛十四娘》、《小谢》、《画壁》、《白秋练》、《青虚石》、《青凤》（方本的）等。有杨家将系列的《杨业归宋》、《杨七郎打擂》、《双龙会》、《李陵碑》和单本的《穆桂英》。岳飞传系列的《岳飞出世》、《黄天荡》、《双枪陆文龙》、《大破金龙阵》等。东周列国系列的《诛石厚》、《掘地见母》等。西汉演义系列的《鸿门宴》等。有民间故事《白蛇传》。有历史体裁的《虞允文》。有封神演义故事《哪吒闹海》。有公案小说内容的《窦尔敦》。还买过一本动画片《机智的山头》。能想起的就这些吧。
　　从买小人书开始，我就成了新华书店的常客，总关注着有什么好的新书上架。除了光顾书店，我还经常光顾小人书铺、小人书摊，因为书铺书摊有好多我没有的好书。
　　那时候保定有多家小人书铺，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在马号西巷南头路东，有两间大屋子，里边摆满板凳，书也特别多。小人书摊则是保定电影院附近摊点最多，每天出摊的都有三四家。一般都是在地上铺一块大布，把小人书在布上依次摆开，供人挑选。虽然没有物价局的给定价，但看书的价钱却是全市统一的，普通的一分一本，厚的2分一本。有的摊点还准备一些小板凳供看书的人坐，一般不会很多，谁赶上谁坐。
　　看小人书也能上瘾，许多小人书都是成套的，就像现在的电视连续剧，让你看了这集想下集。我看小人书上瘾之后，手里有几分钱就想去小人书摊，而且迫不及待，不愿等到星期天，于是就逃学。逃了学就请大孩子冒充家长写个后补的请假条，再后来就是自己模仿家长笔迹作假。
　　三四年级时我多次逃学，有钱就去看小人书，没钱就去书场听书（收钱就跑），都是用假请假条对付的老师。可竟然没有一次被识破过，不知是老师眼拙，还是懒得管。
　　一次，我到小人书摊看书时看了一本叫《绝龙岭》的小人书，一下就被迷住了，闻太师竟然骑着神兽墨麒麟，还能驱使黄巾力士，那力士真是力大无边，能搬起一座山，还压住一个长翅膀像雷公的人，我是闻所未闻。后来得知这本书与我已有的小人书《哪吒闹海》一样，都是《封神演义》中的故事，就觉得《封神演义》的其它故事也一定特别有趣，再转书摊时就格外注意这类的书。后来终于看到了一本，书名叫《反冀州》，里边也有骑麒麟的。后来还看到一本，内容是黄飞虎反五关，可书名想不起来了。之后，就再也找不到其它的了。
　　我又想买书，又想看书，父母哪会给那么多钱，我看别人摆书摊赚钱，就也想摆书摊。跟母亲一说，母亲很支持，还给我找了一块旧布。
　　于是星期天的时候，我也到保定电影院那儿摆了个摊儿。可看我的书的人很少。我分析一是我的书少，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二是我的书都是当时流行的书，没有冷门，喜欢看小人书的基本都已看过。摆了一上午，只挣了一毛多钱。可一数小人书，还丢了一本，丢的竟然是我最喜欢的《哪吒闹海》。这本书2毛多钱，我挣的那点儿钱还不够买这本书呢，更重要的是有钱也没处去买了。我很懊丧，就再也不摆小人书摊了。
　　我集中财力买小人书，大体买到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又迷上了无线电，有点儿钱就买无线电的书和无线电零件，能留给小人书的钱就很少了，除非看到极为喜欢的，一般喜欢的也就不买了。到我1969年离开保定去兵团的时候，我买的小人书一共得有一百大几十本。
　　现在知道，我买的那些小人书基本都是小人书的巅峰之作。连环画创作在建国后获得新生，1954年步入繁荣，并迅速进入持续10 多年的黄金时代。中国的连环画经典之作基本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而我买小人书几乎与这一进程同步，所以买的基本上都是第一版，有的还是第一次印刷。由于我钱少，买的时候要精挑细选，基本上都是画得最棒的，所以大多数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可惜啊，俱往矣，数老版佳作，只看《谈迁》。
　　那时候转新华书店，偶尔也看一看字书，但基本不买。回想起来可能只买过两本，一本叫《小布头奇遇记》，写一个叫“小布头”的布娃娃历险的故事，印象很深的是里边有“鼠老大”、“鼠老二”。这本书写得特别好，我来回看了好几遍。这样，我对字书也有了好感。正好父亲买了本《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我翻了一下，也觉得有意思，就整天抱着看。那本书中《神灯》的主人翁不叫阿拉丁，而叫“尔辽文丁”（音），以致后来看到阿拉丁都觉着是翻译错了。
　　对字书有好感之后，我又买了一本，叫《小苍蝇是怎样变成大象的》。我是冲着它的书名买的，觉得里边一定有什么神奇变化的内容。可一看，写得竟然是一个学生不改正小错误，最后犯了大错误的事儿，真没劲，我看了几页就再也看不下去。花这么多钱买了这么本破书，让我对字书格外地不放心了，之后基本没有再买过。
　　直到上了中学，学校有了图书馆，我借过几本字书之后，才对字书有了兴趣。上了兵团之后，我就只买字书不买小人书了。
　　小人书与我再续前缘，是我女儿上小学之后的事了。我觉得我小时候喜欢小人书，就也给她买了几本，可她并不像我那么痴迷，似乎是可有可无，我买着也就不上劲了。前前后后大概给她买过二十几本。
　　现在我手里的小人书，就是这些书加上那本《谈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