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划痕（1—62章）

清风修竹

　　         清塘如鉴柳如烟
　　                   ——岁月划痕之三十
　　大约在1958年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的朋友程同学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新建的东关公园开放了，他知道一个秘密入口，可以不花钱进公园，还说要带我去。
　　我早就想去这个公园了。保定原来只有一个南关公园，1955年开始建设这个新公园，之后总传出已经建好的消息，就是不见开放，这回“千呼万唤始出来”，我自然想一睹为快。
　　这座公园建了东护城河两侧，为防止人们顺着河道进入公园，在河道内拉起了铁丝网。程同学所说的秘密入口，就是工农北桥附近铁丝网上一个被人扒开的小洞。之后这个秘密也被班里的其他同学知道，它就成了我们进入公园的方便门。
　　虽经两年多的建设，可我感觉园里也没什么玩意儿，除了从外边就能看到的那条护城河，就是多了片儿人工湖，栽了点儿树。
　　人工湖位于公园中部，呈“C”形。它的水面虽然比较开阔，但公园称其为“湖”还是有点言过其实，我看只能算是比较大的池塘吧。湖中部偏北的地方有座不高的小土山，我猜着它是用挖湖的土堆起来的。栽的树种类倒不少，沿河沿湖载的是柳树，其它地方则载的是松树、柏树、杨树、槐树、核桃树、柿子树、银杏树等。印象中园里还有个养金鱼的地方。
　　虽然里边没有名胜古迹，但我和我的同学还是经常光顾，因为这里边另有乐趣。
　　首先，这里边小动物资源丰富，是捕捉的乐园。在这方面程同学是行家里手，要捕捉我都和他一起去。
　　东关公园有河有湖，自然有水生物，我们去那儿玩的时候，有时就会带上一个小摷网，以便捕捞。那儿的鱼虫很多，有红虫，也有红线虫，经常有人捞，但我俩都没有养鱼，所以不捞这种玩意儿。我们捞蛤蟆豆，捞水蝎子，捞小鱼儿。
　　最好捞的是蛤蟆豆，它们都是一群一伙的，冲它们下摷网总能捕捉到几只。以前听大王子说过，蛤蟆豆也叫蝌蚪，长大能变成蛤蟆，我就用罐头瓶养了几只。有邻居说，喝活的蛤蟆豆能败火，可我当时并没有上火，也就没试。没想到没几天它们都死了，我也就不用试了。后来听说这个偏方不能用，喝了会拉稀的。
　　我们还能捞到水蝎子，它长得有点儿像皮皮虾，但程同学说它是蜻蜓的幼虫，我也养了一只，作为写观察日记的材料，可没多久也死了。
　　水里还有跟头虫，能上下地翻跟头。这个虫子我认识，搞“除四害运动”时老师讲过，它是蚊子的幼虫，叫孑孓。程同学说水蝎子专吃跟头虫，而蜻蜓又专吃蚊子，看来蜻蜓和蚊子还是生死冤家呢。
　　水里也有跟大王子一起捞过的那种小鱼儿，可它们很贼，摷网一靠近就都跑了，不好捞。
　　摷网不光能捞水里的蝌蚪，也能捕捉岸边的蝌蚪妈妈。公园河边的草丛中青蛙很多，不过它们很警觉，人一靠近，就三跳两跳地跳到河里去。所以捕捉青蛙要借助更多的工具，除了摷网还需要一根钓杆。这钓杆没必要像鱼杆那么讲究，用根竹杆绑根绳儿就可以了，不过绳子头上要拴个蚂蚱。你在河边轻手轻脚地巡视，发现青蛙之后就把拴在绳头上的蚂蚱挑到青蛙的眼前抖动。青蛙只吃活食，看到抖动的蚂蚱就会认为是飞过的小虫，毫不犹豫地跳起来捕食。它一旦咬住猎物就绝不松嘴，你就可以就势把它放到摷网里了。
　　我们经常用这种方法捕捉青蛙，有一次运气好，一上午就捕捉了四五只。程同学提出回去做熏青蛙腿，还说街上卖的熏田鸡腿其实就是青蛙腿。于是我们就把几只可怜的青蛙拿到了我家。他负责剥皮，我负责烧水，很快就把青蛙腿煮熟了。可下一步那个“熏”的工序如何操作，他却有些说不清了，用锯末？用树叶？怎么笼烟？他也不甚了了。最多我们就省了这步，直接蘸酱油吃了。味道不错，就是太少，还没解馋就没了。
　　河边还有一种个头较小的蛤蟆，跳不起来，跑得也不快，比较好捉。但样子比青蛙难看，有点儿很癞蛤蟆。程同学说它是气蛤蟆，你碰它，它就生气，会气得身体膨胀。我们也经常捉这种蛤蟆，捉了就把它肚皮朝天地放在地上，然后用小棍儿敲它的肚皮，欣赏它的肚子变大的过程，最后它的肚子会变得像气球一样鼓，像薄膜一样透，但始终不破。如果你不再理它，它的肚子还会慢慢复原。
　　河边的洞里也有癞蛤蟆，不过我们从来不捉，那样子太吓人，不敢摸。
　　我们最成功的一次捕捉是捉了条大鱼。一次下大雨，积水泡塌了公园北边的围墙，墙砖就倒在了旁边的小水沟里。程同学发现水沟里有动静，就和我过去观察，翻开砖一看，底下有鱼。我俩立即一人一头儿，小心地清掉沟里的砖，最终捉到了一条一斤多的鱼。这次还是拿回了我家，母亲看了说是黑鱼，还说有老病的人不能吃，否则会犯病。我俩都没有老病，就让母亲帮我们炖了。黑鱼的味道非常鲜美，我俩三下五除二，吃了个干干净净。
　　东关公园里有好多树，树上自然也有小动物，它们也是捕捉对象，像爬在树枝上的蝉，躲在柳条上螳螂。公园里也有大人用气枪打鸟，那时有杆气枪可牛啦，可我们买不起，只好拿弹弓去。
　　公园里鸟很多，麻雀自不必说，还有喜鹊、乌鸦、燕子、柳莺、山雀、黄雀、鹞子、黄鹂、啄木鸟、布谷鸟等。
　　我俩打弹弓的技巧都不咋地，虽用黄泥捏了专用弹丸，但还是打不到鸟。不过能不能打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看到它们真切的身影。
　　最好看的是黄鹂，黄身子，红嘴，黑眼圈，叫的也好听，那是百啭千声。可惜的是不多见。
　　还经常能听到布谷鸟那“咕咕咕咕”的四声唱，一般是只闻其声，难见其影。布谷鸟其实就是杜鹃，古诗里常写到，只是农民伯伯没空儿读诗，见它总在播谷时节鸣叫，就叫它布谷鸟。布谷鸟其实挺坏的，它把自己的蛋下在别的鸟的巢里，让人家代孵，还把人家的一些鸟蛋推出巢去，以让它的孩子多得宠爱。有其母必有其子，它的孩子孵出后的第一任务，也是把养父母的亲儿子都统统推出巢去掉死，以便自己吃独食。
　　偶尔也能看到黄雀。这种鸟我在城隍庙里近距离地观察过，是算卦的养的，它的职责也是算卦。有人从12张生肖卡片中选一张告诉算卦的，这只黄鸟就能从卡片中把它叼出来。听说这叫“黄鸟叼贴”。后来又听说，那鸟并不会算卦，是算卦的在卡片上做了记号，而又训练的黄雀只叼有记号的卡片，所以才显得那么灵验。
　　另外，公园的河边湖畔，蓼蒲萋萋，颇具野趣，是写生的好去处，我和好朋友梁同学经常到这里画画。
　　我们画画也是瞎画，没有拜过师，也没有上过少年宫的美术班，那时社会上没有培训班，就是有父母也不会出培训费。我俩所谓的画画，就是临摹一些自己搜集的画片。我们听说当画家必须经过“写生”这种训练，就猪鼻子插大葱，也跑到公园“装象”。
　　我们没有画板，也不带小凳，就是往地上一坐，把图画本往膝盖上一搁，看到什么画什么，什么山啊，水啊，草啊，树啊，都是我们写生的对象。
　　眼前的景色确实值得入画，枝头莺雀百啭，水边草茂花鲜，湖面波光粼粼，湖畔杨柳依依，真是清风徐来花弄影，碧水微漾柳蒙烟。
　　蜻蜓、豆娘是水边的常客，它们落在水草上便成为我们写生的对象。可它们实在是不善解人意，往往是你画到半截，它就擅自跑了。于是我们就想捉到它们。
　　一只蜻蜓款款飞来，转了几圈，最终落在岸边的蓼草上，我赶紧扔下画笔，弓下身子，悄悄地向它接近，屏住呼吸，慢慢伸出手去，可就在手指合拢的一瞬，它倏地飞走了。
　　还有一种长的像黄蜂又像蜻蜓的飞虫，也是我们的写生对象。当时叫它麻郞狗，后来才知道它叫盗虻。
　　要说东关公园有什么特色，还真不好说，勉强算是自然风光吧。不知是不是今古相通，保定八景中就有东关这一景，而且也是强调自然风光。
　　保定八景古已有之，但不叫保定八景，而叫上谷八景，因为保定在秦代是上谷郡的属地，所以也称为上谷。
　　保定八景到底始于何时，我没有考证。可普天之下都凑“八景”的风气,据说是盛行于明清。明代翰林院的文人雅士歌咏“燕京八景”，引得各地效仿，纷纷推出当地的八景，自然是五花八门。清代时各地编修方志都要记载当地的名胜古迹，于是便有了刻意遴选确认，便有了八景遍地开花之势。
　　据说，清同治版的《清苑县志》中就载有“上谷八景”图，依次为市阁凌霄、奎楼应宿、横翠朝晖、莲漪夏艳、东皋春雨、西刹秋涛、鸡水环清、郞峰耸秀。
　　其中“东皋春雨”基本就是东关公园这块地儿以前的景色了。以前这块地儿就是乡野，我小时候去东郊逮蛐蛐时除了东关小石桥附近有房屋，再往东走不远就是庄稼地了，当然现在已是高楼林立。据说此处春雨之后的景色最为迷人，所以就有了这一景。庄稼地里下雨也算景致，我怎么看也觉得有“凑”的味道。
　　不过经文人一渲染，就美妙多了，清代诗人陈正的《东皋春雨》最为典型：细雨东郊润落花 , 田夫携手话桑麻。高原已足三春泽 , 鸡水新添两岸沙。嫩草如烟滋灌溉 , 长虹弄色隐云霞。载歌喜雨因谁赐 , 笑指飞凫入酒家。
　　我和梁同学在公园画画时，也曾遇到过春雨，不过那时还不知道有陈正这么一首《东皋春雨》的诗，就是知道也会把它等同深奥的古文课文，见而厌之。
　　咱虽没有诗人的眼光，倒也看出公园的雨景挺美。身边细雨如丝，若有若无；湖面水气蒸腾，雾霭氤氲；岸柳朦朦胧胧，若隐若现，大有身在水墨画中之意。所以我也觉得把雨境作为这片景区的特色，还是颇有见地的。
　　东关公园的规模格局自建成后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大概在1964年之后修建了一座游泳池。那时毛主席号召大家“到大江大海去锻炼”，保定市的领导考虑大家去“大江大海”有点儿实际困难，就安排修建了这座游泳池。我曾去那儿游过泳，池子浅，人多的赛过洗澡堂，我就不怎么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公园管理松懈，我偷偷到人工湖里游泳。也不知道谁那么讨厌，往湖里倾倒了好多炉灰碴，而我从水面又看不出来，结果蹬水时膝盖划到水底，划掉一层皮，让我好多天下不了水。
　　1967年在全国性更名热中，东关公园也改了个更革命的名字“东风公园”。
　　文化大革命后（准确时间已记不得），原来放置在保定火车站广场的《劈山引水》雕塑移置到东关公园门口。
　　这座雕塑是曾在保定工作过的当代雕塑家刘士铭的代表作。创作于1958年，极具时代精神。1959年代表中国参加在莫斯科市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并获奖。1960年从北京运到保定，放置于火车站。
　　在70年代，东风公园增置过部分设施。
　　2012年公园经过大规模景观改造，重新开放，已成为典型的城市园林。不知春雨来临，是否还能体会到当年的情趣。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12-22 17:41:48编辑过]

清风修竹

　　       疑是当年促织鸣
　　                 ——岁月划痕之三十一
　　北京回龙观里很难听到蛐蛐的叫声，虽然绿地不少，但草虫难得一见。看来绿化工人还是很负责任的，杀虫药的质量也不错。可我到积水潭医院新院区附近散步时，还是发现了例外。
　　积水潭医院新院区虽已在2013年1月底开业，但周围的环境一直不太好，入秋之后院区外的东北角上还堆着不少乱砖。我就在这儿的砖堆里听到了久违的蛐蛐叫声。
　　这叫声洪亮，苍劲，厚重，沉稳，只叫了几声就不叫了，凭我多年养蛐蛐的经验，觉得它一定是只大蛐蛐。这要是在当年我会激动得热血沸腾，就是眼下我也怦然心动。
　　可我没有蹲下来翻那堆乱砖，因为不好意思，怕别人笑话我精神不正常。可我也不想走，我想再次听到它的叫声，因为这叫声太熟悉了，就像从当年我的蛐蛐罐儿里发出来的。
　　我最早见识蛐蛐这种小东西是在六七岁的时候，那时我住在保定市相府胡同4号院。大概是1956年秋天的一天，我路过我们胡同11号院时，看到一帮孩子头顶头地围在一起，里边的蹲着，外边的站着，都伸长脖子，向下看什么。
　　我很好奇，就凑过去透过人缝向里看，只见众目之下是一个小罐，小罐里边有两只黑虫正张着大牙厮咬，几番拧甩，一只肚皮朝了天，一只弓背振翅，“嘟嘟嘟”地鸣叫起来。
　　 “小成哥胜了！”“小成哥胜了！”有的孩子兴奋地高喊。“还有吗？接着咬！”那个叫小成的孩子神气地向对面的黑子叫板。
　　黑子看上去很不服气，可他那只黑虫子不顽强，他也没有办法，勉强地说了声：“明天逮了再咬。”
　　战斗结束，孩子们还在议论，我趁机打听，原来是在咬蛐蛐。
　　我把此事告诉斗儿，他说他也早就养蛐蛐了。他还告诉我，逮蛐蛐最好在晚上，因为白天蛐蛐不爱叫，只能到草垛砖堆底下去翻。
　　我也想逮一只参加他们的战斗，可我不想晚上逮，黑灯瞎火的，说不定会摸着蝎子、蜈蚣，我害怕。那就只能白天逮了，去哪儿逮呢？我想到了公厕后边的大空地，我以前在那儿逮过蚂蚱，知道那儿有砖堆。于是我就带上家里捅炉子用的捅条，直奔公厕。
　　那儿的砖头好像已被人翻过，砖下面没有潮湿劲儿。我翻了一阵子只发现了浑身长腿的小蜈蚣，挺怪吓人的。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一只黄色的大蛐蛐蹦出来，我激动得像看到了宝贝，箭一般地扑过过，一巴掌就把它紧紧捂住。
　　看别人都把蛐蛐放在了小罐儿，到家后我也找这样的家什。我发现家里放盐的小罐儿和蛐蛐罐儿差不多，也没跟母亲商量，就直接把它腾出来用了。我也像别人一样在罐底砸上了湿的黄土。
　　我端着小罐儿欣赏自己的宝贝，大大的脑袋，前突的长牙，看着像个厉害的角色，我心里美滋滋的。
　　第二天，我把我的宝贝拿给11号院的孩子们看，他们看后都轻蔑地笑了，说：“这是猴儿头，大臭嘴，赶紧扔了吧！”有个孩子还跟我解释，江米嘴跟猴儿头咬了架，嘴也会变臭，就再也不咬架了。他们还说，养蛐蛐的没人养猴儿头。
　　我这才知道，咬架的蛐蛐是特指叫江米嘴的那一种蛐蛐。气得我把那只给我招来嘲笑的猴儿头，重重摔在地上。
　　哪儿还有蛐蛐呢？，我又想到了上坡清和园澡堂的后院，那儿的煤堆四周也有些乱砖，好像里边有虫子的叫声。
　　我又到那儿去翻腾，在翻动一块大方砖时，一下子就蹦出好几只蛐蛐，惊喜得我不知道捉那只好。我瞄准一只离我最近的，半蹲着悄悄靠近，一只手猛然捂下去，捉住了它。可当我欣赏猎物时手却像被烫到一样，不由自主地甩开了。因为那只蛐蛐太难看了，难看得令人害怕，头有三个尖儿不说，脸还那么得倾斜，倾斜得就像棺材一般。后来知道，它的学名就叫棺头蟋。我们这儿的孩子叫它“棺材盖”，还说捉到了“棺材盖”会倒霉的。
　　正在我惊恐沮丧之际，砖堆中又钻出一只棕黄色的大蛐蛐，看着比孩子们斗的那些蛐蛐大一倍还要多。我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立即扑过去捉住它。我松开手指缝儿一看，那蛐蛐头上有白纹，翅膀金色闪闪，真漂亮。它在手里还不老实，用两只大腿用力蹬，蹬得我手心都疼！嘿，真有劲！
　　我立即回家把它放到罐儿里，然后抱着跑向11号院儿。院里的孩子们看了我的巨无霸，又都笑起来，说这是油葫芦，只能和油葫芦咬架，江米嘴是不和它咬的。
　　一直捉不到真正的蛐蛐我很不甘心，就壮起胆子晚上出来溜达。“嘟嘟嘟！”澡堂南边传出清脆的蛐蛐叫声，我偱着叫声反复辨听，终于确认蛐蛐在墙角的缝隙中。我赶紧回家拿了母亲生火用的火柴，并找了一根铁丝，回来捉这只蛐蛐。
　　我悄悄拿出一根火柴，突然划亮，只见一只黑亮黑亮的蛐蛐脑袋，堵在墙缝小洞的洞口，两根长须还在不停地摆动。我感觉它的头是那样的大，几乎要堵塞了洞口，好大的蛐蛐！
　　可就在我把铁丝捅向小洞的一刹那，眼前一黑，火柴熄灭了。等我再把火柴点亮，那只好大好大的蛐蛐已没有了，只剩下黑黑的洞口。我只好用铁丝在洞里乱捅，可捅了半天也没有再见到它的影子。
　　第二天，我把我发现大蛐蛐的消息告诉11号院的孩子们，他们不以为然，说：“跑了的蛐蛐都大。”
　　晚上，我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眼前总是那个黑亮黑亮的头。窗外又传来蛐蛐的叫声。我再次拿好火柴和铁丝，直奔那个墙角，那只黑亮的头正在洞口。我用铁丝一拨，它就跳了出来，正好跳在我手上。我高兴得笑出声来。这一笑不要紧，醒了，原来是在做梦。天亮了，我不想起床，很倦，好像做了一宿逮蛐蛐的梦。
　　起床后天昏沉沉的，漂着似雨非雨的细雨星。我到澡堂后院解手，竟然听到了蛐蛐的叫声。细听，声音来自澡堂和11号院的房子间的夹道。那夹道很窄，我侧身才能通过。钻进夹道又发现声音在夹道的对面出口——那里我从未去过。
　　我大着胆子穿过了夹道，一看自己已在一个高台之上，高台下边是个厕所。由于澡堂在上坡，11号院在下坡，两院有很大的落差，澡堂房基下面就建了这个砖砌的高台。台上也有些砖头瓦块，我听准那叫声在一块大砖下面，就站到一个可以防止蛐蛐跳下高台的位置，轻轻翻开大砖。只见一只个头不大的蛐蛐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要和我对峙。我轻轻把它捂住，拿在手里细看，有只小腿断了一小截儿，一根尾须也断了一截儿，是个伤兵。
　　我略感失望，但它毕竟是我亲手抓的第一只蛐蛐，我还是把它带回了家。
　　捉了只真正的蛐蛐，我便想它咬一咬。我抱着我的蛐蛐罐儿去找11号院儿的孩子，小成拿过去端详了一会儿，说：“这是我扔的败货筒子，快踩死去吧！”我不死心，又找大生去咬。结果，我的那只蛐蛐见对手一张嘴，是掉头就跑。看来小成说的是真的。
　　后来，我听说，大孩子们那些厉害蛐蛐都是从城外逮的，也就盼着自己快长大了，能到城外去逮蛐蛐。
　　上了小学之后，大王子、程同学、马同学都带我去过城外，但和我一起逮蛐蛐的只有程同学。胡同的小伙伴中，只有大生和我一起逮过蛐蛐。
　　那时，我们逮蛐蛐去的最多的地方是东郊，一般凌晨五点钟就出发。出城后进入一条深深的大沟，这条沟就是路，沟里有深深的车辙。沟两边都是庄稼地，我们就在沟边的土坡上寻找蛐蛐洞，找到后就用随身带的捅条挖。如果听到叫的，就冲着叫的地方挖。那时晨光初露，还没有人下地干活，我们可以恣意妄为，任意乱挖乱掘。
　　沟边不少地方长着拉拉秧，拉拉秧下较为潮湿，更适于蛐蛐栖身，我们多从这种地方下手。这种植物的蔓茎上长满很硬的倒钩刺毛，划在身上便是一道血痕，火辣辣地痛。可我们不在乎，就敢用手扒拉，还敢在处处是硬刺的秧蔓中追捕跳出的蛐蛐。
　　我们也会进入庄稼地，寻找浇水的垄沟。这种垄沟是用土培起来的高于地面的小沟(便于水流到地里)，它的土埂外侧一般都种着豆子，蛐蛐往往也会在豆窠里栖身。我们发现了垄沟，就顺着垄沟用力跺土埂，豆窠里如有蛐蛐就会蹦出来。但这种地方蹦出来的以“油葫芦”居多。
　　玉米地里也有蛐蛐，但白天很不好捉。白天它们不爱叫，无从下手挖。据说白天叫的都是小蛐蛐，但我们要是听到也不会放过，会听声找到它的窝，用尿把它灌出来。如果没尿就挖，但在平地挖蛐蛐比较费劲，成功率较低。
　　偶尔我们也会去踹村边的滑秸垛，一踹就虫子乱蹦，但基本都是猴儿头、棺材盖、油葫芦之类，很少有江米嘴。有也是“小蝇子”（像苍蝇那么小的蛐蛐），属鸡肋一类。
　　每次逮蛐蛐我都觉得捉到了大蛐蛐，可到家一看，都是小的。当然，小的也舍不得扔，要让它们捉对厮杀，选出善斗的作为比赛选手，单独调养。我只有二十多个蛐蛐罐，选出一批新的，就淘汰一批老的。
　　开始时我还舍不得扔掉淘汰下来的劣等货，专门找了个大木箱子，放上砖头和食物饲养它们。目的当然是希望它们能在混战中能出个大英雄，可结果令人失望，最后还是把它们都放了。
　　我的蛐蛐虽经常参加胡同的战斗，但战绩极差，偶有一只能战胜对方一次就欢天喜地。
　　至于常败不胜的原因，有孩子告诉我，一是捉的蛐蛐不行，二是不会调养。他们说养蛐蛐也有学问，还有专门的书呢，上面有蛐蛐谱，告诉好蛐蛐是什么样的。还说大人的蛐蛐比赛是分“量级”的，大对大，小对小，大小按“厘”分。但大蛐蛐金贵，是七厘为王,八厘为宝,九厘的蛐蛐没处找。他们还说了几种厉害蛐蛐的名字，有“大八厘”、“梅子”、“独须龙”等。
　　“大八厘”我明白就是个儿大。“梅子”据说是脑袋上长个白色的梅花点。就“独须龙”听着不靠谱，说是就一根须，要长在脑袋正中间。我怀疑世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蛐蛐。
　　后来我还听说，有的孩子的厉害蛐蛐，是从城隍庙老头儿那儿买的。那老头儿养了一辈子蛐蛐，斗了一辈子蛐蛐，老了就在城隍庙卖蛐蛐，可懂蛐蛐了，他卖的蛐蛐都很能咬。
　　我对这老头儿有了兴趣，特意到城隍庙去察看，发现西南边的墙脚下还真坐着个老头儿，他身边就是一片蛐蛐罐。老头儿白净脸儿，白胡子，看着很斯文。
　　我过去问了问蛐蛐的行情，类似我捉的那样的小蛐蛐是2 分一只。稍大一点儿的5分一只，一毛一只。再大的他没让我看。可有大人来问，他就让看，便宜的几毛，贵的几块。他说还有好的，要去家里看，就更贵了。我一听买只好蛐蛐要花那么多钱，觉得太不值，决定不买，还是自己捉。
　　不过有空儿我还是愿意到老头儿那儿转悠，听他跟别人白活斗蛐蛐的事儿。从他们的谈论中得知，保定斗蛐蛐历史悠久，宋代时就曾给朝廷进贡。保定的蛐蛐以凶狠，敏捷，耐力足，斗性久，闻名全国。
　　他说的那么厉害的蛐蛐我从来没有碰不上过，胡同的孩子中也就2号院的大良养过的一只。听说那只蛐蛐是他爸爸从省监狱那边给他捉的。它比一般蛐蛐大得多，更古怪的是镜翅特别长，都盖住了尾巴，大良说它是“长衣”。这只“长衣”并不凶，但它个头儿太大子，跟别的蛐蛐咬架就跟大人打小孩似的，自然百战百胜。
　　我渴望自己也能捉一只大蛐蛐，好在胡同里称雄，所以每年立秋之后都跑到城外去捉。可我运气不好，一直没逮住过大的。直到1963年我上了初中，才圆了这个称雄梦。
　　我考上的中学是保定五中。报到后我到学校西北角的厕所去方便，途经一个堆着乱砖的大坑时听到有蛐蛐的叫声，那声音洪亮，苍劲，厚重，沉稳，我感觉是好蛐蛐，非常兴奋，立即下到坑里去捉。我蹑手蹑脚地接近那叫声，在听准位置之后，果断地翻开砖头，一只青头大蛐蛐赫然在目，我来不及细看，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双手拢过去，准确地将蛐蛐扣在了两手中间。
　　我激动异常，迫不及待地往家跑。到家一看，它可比别的蛐蛐大多了，头圆项宽，身体硕壮，一派将军架势。因为它的头乌青闪亮，我给它起名叫“青头”。
　　我的“青头”一出，即所向披靡，先是一连气击败了11号院儿的所有蛐蛐，接着又横扫了胡同的所有蛐蛐。百战百胜之后它威名远扬，又引来不少胡同外的人上门挑战，其中还有大人。但所有来挑战的蛐蛐都臣服在了“青头”的大牙之下。可以说。它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对手。那个秋季，我的“青头”给我带来了无限荣光，我终于扬眉吐气了。
　　对这只给我带来荣誉的“青头”我照顾得格外周到，几乎天天清罐、换食。天冷之后，蛐蛐们不再咬架，我对“青头”依然照顾有加，一到中午就拿出来让它晒太阳。它老态龙钟地趴在我手上，缓缓地整须，动头，颜色也由青变黄了。
　　一天，我准备再让它晒太阳时，发现它已六脚朝天地躺在罐里，身体都有些萎缩了——它死了。我舍不得扔掉它，就把它放在了一个空的火柴盒里。可后来这个火柴盒怎么也找不到了，一问母亲，她早给扔了。
　　积水潭医院新院区边上的砖堆，终于再次响起了蛐蛐的叫声，我站在那儿静静地听，它是那样亲切，那样熟悉，就像“青头”在鸣叫。
　　后来散步，我又去了积水潭医院新院区，那片砖堆被清走了，那只像“青头”一样鸣叫的蛐蛐已不知去向。
　　

清风修竹

我也只是养过。这里边的学问太大，而玩得深入了容易跑偏（赌）。

 

清风修竹

　　        不爱也得爱劳动
　　                  ——岁月划痕之三十二
　　1960年年底，我去紫河套食堂打饭，发现二两一个的饼子变大了，但软得像水煮红薯，一捏就是个坑。
　　对于这种变化，炊事员给出了解释，说这是用增量法蒸的。还说按照上级要求以后的饼子都得这么蒸了。
　　事后得知，不光我们食堂这么做，保定市的食堂都在这么做。市里在11月份召开了全市“吃饭大会”，要求在全市推广“增量法”。
　　“增量法”并不是保定的创举，据说那是人家辽宁省创造出的先进经验，后引起中央重视才在全国推广。这个先进方法的核心是在加工玉米面食品时，通过增加泡、烫、磨等程序，加大水分溶入，使食品在重量上有一个大幅增加。
　　不知别的食堂的增量法是怎么操作的，反正我们食堂就是在蒸饼子的时候，将原来的开水烫面，改成了用锅煮面。也就是将棒子面煮成稠粥，再把稠粥团成饼子的模样上锅蒸。食堂的人说，这可不是光个儿大了，营养还提高了呢，吃了肯定会红光满面。
　　不过，他们说的这些好处我没有体会出来。我感觉“增量法”就是糊弄肚子，与喝粥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水饱，尿泡尿就空了。而且这种饼子吃着没嚼头，没香味，以致我看到别人吃“不增量饼子”都馋得不得了。
　　那时，食堂还卖过人造肉。是食堂取经后自己做的，好像是用剩饭、刷锅水之类的营养液培养的什么菌。由于数月不知肉味儿，听说食堂卖肉菜，人们都抢着买，我们家也买了一份。我已记不起这种菜的样子，只记得是一种有汁的东西，味道不好，根本没有肉味，我尝了尝就不再吃。食堂试验人造肉的事虽然嚷嚷得很欢，可就卖了这一次，之后就无声无息了。
　　1961年春节前，食堂还供应了一阵子盐腌的圆白菜落地帮儿，虽说是经过水泡后又炒了一遍，还是难吃，又厚又硬，又苦又咸。那阵儿食堂就只有这一种菜，不爱吃也得吃。
　　春节过后，圆白菜帮儿都没有了，食堂又以苲草（一种常见的水草）代菜。苲草腥气，难吃。可那时青黄不接，没菜，能有苲菜接短儿也就不错了。当时不光是我们食堂处于这种情况，全市都是如此。为此市里号召全市掀起大吃、巧吃苲草的高潮。事后市里还对各地落实号召的情况进行了检查，据统计，全市区625个食堂共食用苲草500多万斤。为什么我能知道这么准确的数字呢？因为我查阅了保定市档案馆编辑的《保定市大事记》。
　　我总担心我对当时的饥饿有了过度反映，会使自己的描述偏离事实，所以特意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以印证自己的记忆。保定市档案馆编辑的《保定市大事记》，比我的记忆更详细，更准确，当然也更权威，所以我也当回文抄公，直接抄录几段权当佐证。
　　1960年4月9日-11日，保定市连续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遍及7县、1区、46个公社、321个村庄，共296起，中毒群众4055人，死亡60人。中毒原因：野菜中毒（主要是苍尔棵）死亡52人，药物中毒死亡4人，吃杏仁中毒死亡4人。
　　1960年9月28日，市人委对国庆、中秋两大节日副食供应做出决定：本年我市生猪收购、上调、出口各项任务完成得不好。据此，两大节日猪肉不作供应。
　　1960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省军级党委转发了河北省委批转《保定市委关于发动群众开好“吃饭大会”的报告》。
　　1960年11月29日，市人委根据中央提出的“低指标、瓜菜代”的方针，就我市当前人民生活情况及主要工作，向第六次人民委员会议（扩大）作了如下汇报：
　　1、吃饭问题。全市（含县） 共建农村食堂25948个，现在绝大多数食堂每人每天吃粮4两（还有4661个食堂吃粮不足4两）。
　　2、治病问题。据8县统计，各类疾病患者187541人（其中：浮肿病53829人），占普查人数的百分之五点八。
　　3、穿住问题。据查，全市缺棉衣的83266户，194896人，缺棉衣196112件，缺棉被43156条（29943户）。有16024户，60440间房屋急需维修。
　　1961年1月10日，市委发出“关于大搞群众自给性代食品的指示”。截止7月中旬统计，全市共采集各类代食品（山药叶、树叶、野菜、苲草、皮条等）347万斤；生产蘑菇47190斤、小球藻浓缩液34万斤、液体人造肉60729斤。
　　1961年1月，月底统计，全市区共有浮肿病人10479个。1月份市区共死亡311人。
　　1961年3月31日，保定市区已恢复起南奇、大汲店、富昌屯三个农村集市。上市物资主要是蔬菜、副食品、代食品。价格较牌价高达十二至十三倍。如白菜每斤四至五角，萝卜每斤五角，姜每斤十六元，猪肉每斤五元，羊肉每斤四元，鸡蛋每个六角，棉籽油每斤八至十元。（当时工人月工资一般三十至四十元）
　　印象中1961年春节过后，食堂组织批斗了管理员叶老师。原来叶老师在给儿子操办婚宴时，用的是食堂的白面，据说有一袋之多。这在当时可是犯众怒的事，粮食就是命，你敢一贪污就是一袋，还是人们轻易吃不上的白面，人们能不火吗？于是就有人动手打叶老师。还是主持批斗的领导政策水平高，及时加以制止，才使得叶老师免遭更多的皮肉之苦。
　　大概在叶老师被批斗后不久，我们的食堂解散了。这下我又可以吃到自己家做的饭了，再不用抱怨饼子越蒸越小，给菜不满勺了。
　　谁知好事引出了坏事，食堂不给做饭了，母亲竟然让我帮她做晚饭。那时我才十一二岁，正是贪玩的年龄，自然不愿干这种女孩子才干的家务。可不干也不行，母亲下班晚，回来再捅炉子做饭（顺便要做出第二天中午的），要折腾到很晚。所以母亲让我放学后先捅开炉子，火旺了之后就烧一锅水，水开了就在锅里放入已经用凉水泡过的玉米面，熬一锅粥。如果此时母亲还没有下班，就烧一壶开水烫一盆玉米面，再蒸一锅饼子（程序母亲已交待清楚）。在熬粥、蒸饼子的间隙，我还要择菜、洗菜，开始时等母亲回来炒，后来我就上手炒了。
　　在干的过程中，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我可以随时请教同院的王大娘。她不仅口头指导，有时还会过来示范，所以我很快就能熟练操作了。
　　当然，只要母亲一到家，我的工作就可以立即中止，跑出去玩了。
　　那时候老师留的作业少，能很快就完成，如果是现在肯定能以做作业为借口，推掉这个活儿了。
　　有时候家里没菜，我还得去菜店买菜。一般我都去城隍庙前边那家大菜店。那时除了冬储大白菜要票，其它菜不要票。虽说不要票，但供应还是紧张，人们都早早去排队，见了鲜菜就抢。等到我放学后再去买菜，基本上就只剩没人要的烂菜了。可烂菜我也得买，不然没的吃。这些烂菜菜店都给分了堆，几分一堆。有一次我发现，我买完之后菜店就把剩下的都倒进垃圾箱了。
　　我能很快地担当起做饭的重任，与母亲对我从小就进行了劳动教育密切相关。在我五六岁时，母亲就开始支使我干活。那时母亲还没有工作，而且就我一个孩子，并不忙，她非让我干活，肯定是为了培养我热爱劳动的好习惯。
　　记得母亲第一次让我做事，是让我帮她买东西。她要做饭了，发现没有酱油，让我去买，我不愿意。她说孩子大了就要帮助大人干活，还教给我：“到了‘全兴’，你就对柜台里边的人说，我打五分的酱油就行了。”“全兴”是离我们家最近的酱园。我照母亲说的那样，顺利地把酱油买了回来。母亲很高兴，但除了口头表扬，并无其它奖励。
　　后来，我在和小伙伴玩“藏闷儿佬”（捉迷藏）的时候，母亲又喊我去买醋。因为我正好是“捉”的，小伙伴不让我走。我答应小伙伴们快去快回，便拿上钱和瓶子往“全兴”跑。到那儿就喊：“买五分的醋！”可一看手里没有了那五分钱。我顺原路往回找，没有找到。小伙伴们听说我丢了钱，也帮着找，还是不见那五分钱的踪影。
　　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很不高兴，翻出了旧帐，说我干什么都慌里慌张，没有一点稳当劲。还让我向同院的小儿学习。我无话可说，斜着眼听母亲的训斥。最后，母亲又给了我钱，我又去了一次“全兴”。
　　之后母亲让我干的活儿是攥煤球儿。从老家来到保定后，取暖、做饭都用煤球儿炉子，而烧煤球儿就会剩下一些煤面儿，母亲舍不得丢掉，经常攥煤球儿。可她攥的时候还要叫上我，我只好牺牲玩儿的时间陪她。每次攥完煤球儿，手都是黑黑的，用肥皂都洗不干净。
　　母亲还给我安排了一项任务就是倒水。刚开始时倒在院里的渗水井，还比较方便，后来院里的渗水井填死了，就得倒到院子外面的地沟。这个地沟的沟口位于连接上下坡的三阶石台的北边一点儿，不知那时我为什么那么懒，总是隔着石头台阶向沟口泼，经常倒在台阶上。
　　大概在1956年，我们胡同的南口装上了自来水，人们再也不用一桶一桶地买水吃了。自来水的水费每月每人只交几分钱，母亲很高兴，可我却有了新任务——和母亲抬水。那时我刚七岁，力气还不够大，抬水时总是一摇三晃，尤其是到了那三阶石头台阶，更是提心吊胆。如果此时台上有水或者有冰，我便会暗骂倒水的人。此后我倒水都尽量倒入沟中，以防自己害自己。
　　到我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提水。一般是提半桶，晃动着前进，晃动的节奏要与步伐协调，不然会磕在腿上。可这节奏并不好把握，偶有错乱，溅起的水就会弄湿了裤子。
　　十岁之后我就开始挑水。用的是王大娘家的扁担和水桶。我挑那两桶水感觉很吃力，总用双手向上撑扁担，好像那样就能减轻腰的负担。
　　最让人心烦的是挑水还得排大队。整个胡同都用这一个水管，水还很弱，比小孩儿尿尿强不了多少，有些还只嘶嘶响，流不出水来。一般接一桶水要十来分钟，排队等上一两个小时都是常事儿。有人嫌排队烦心，就半夜起来挑水。
　　母亲让我做饭之后，我还得担负了排队买粮、买煤的任务。那时每月的27号可以买下月的粮食，而此时我们家的粮袋已经见底，可能像我们家这种情况的不在少数，一到那天粮店门口早早就排起了长队。
　　没有排过队的人不知道排队的苦处，在长长的队伍中间，直直地站着，腰酸背痛，要考验你的体力。半天向前移动不了一点儿，急得让人想发火，还要考验你的耐性。
　　买粮一般排上三四个小时才能轮到开票，开了票还要排队等着称粮食。开票前母亲肯定准时赶到，不过我还不能走，要等着称了粮食帮着母亲往家背。
　　买煤排队大约是1960年实行了购煤本之后的事。由于规定的供应量偏低，只能勉强烧到月底，所以一到月底煤店也排大队。排到后开票买煤时，可以选择自己拉和煤店派人送。我们家没有车（全胡同都没有）只能选择送。
　　由于开票时已约定了送煤的日子，家里还得安排人等候，有时我就请假干这事儿。送煤的收了你的发票，还不给你送到家，而是给倒到胡同口。我的任务就又来了，要一簸箕一簸箕地倒家里倒。
　　我们家的煤放在了床铺底下，倒煤时我要尽量往里放，不然铺底下放不下。可烧一阵子里边的煤就够不着了，我又有了任务，得钻到铺底下把里边的煤倒到外边，每次都弄得黑头黑脸。
　　另外，我还得摊煤茧。烧煤剩下的煤面儿，开始由母亲和我攥煤球儿，后来就由父亲摊煤茧。到我十多岁的时候父亲把这任务交给了我，我一直干到去兵团。
　　对于母亲的劳动教育，我基本是接受的，唯独做饭有些抵触，觉得不应该是男孩子干的，特怕别的孩子说我是“小妇女”。另外，就是做饭占用的时间过长，太影响我玩了。因此，放学之后我往往并不急着回家，而是到马号的书场去听会儿说书的，或到小人书铺去看会儿小人书。
　　为不让母亲察觉，我从马号回家后会急手夹脚地干活儿。可着急就容易出乱子，有一次熬粥时我竟然没有在炉子上放锅，就直接往火上倒了一舀子水。炉口轰然爆出一团带土的蒸气，扑得我满头满脸，虽没有灼伤，但还是很难受。炉子也被浇得奄奄一息，做饭自然是耽误了。母亲回来我只好编瞎话，说到家时封的火已灭了，又生了一次还没有生着。
　　我做饭一直做到上中学。上中学有晚自习，下午放了学再回家做饭、吃饭，就会迟到，所以放了学我就在学校玩儿，等上完晚自习再回家。这样我也就名正言顺地不做饭了。
　　接我班的是大妹妹。我上中学的时候她才八九岁，她什么时间正式上的岗，我已记不得了。
　　

清风修竹

看来，各地情况相差不多，但愿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

再也不能以革命的名义折腾百姓，过来人吓怕了。

清风修竹

　　           姥爷家的记忆
　　                 ——岁月划痕之三十三   
　　1962年，保定市开通了到衡水的长途汽车，这班汽车中途经过饶阳，这下我们回老家总算方便了。
　　年初的时候，父亲送小妹妹回了老家。小妹妹先在奶奶家住了一阵儿，之后就去了姥爷家，由我姨照看。暑假的时候我也回了老家，没事，就是回去看看，回去玩玩儿。我回去的时候父母没有送，只是写信告诉了叔叔，让他到汽车站接我。
　　我先在奶奶家住了两天，之后就去了姥爷家。姥爷家在县城东南，离县城大约十几里，叫西赵市村。在饶阳的乡野，很容易辨认哪儿有村子，看到远处有朦朦胧胧的树林，基本就可以确定那是村庄，而不是林地。西赵市村也满村都是树，连姥爷家充作围墙的柳枝篱笆都活力四射，枝青叶茂。
　　姥爷家的院子不大，建有3间北房。北房的房基很高，有近一米，这样在发水时有可能不进水。为进出方便中间屋子的门前建有砖台和台阶。北房东边接有一间小屋，要矮得多。
　　姥爷虽已年近花甲，但看上去可没那么老，头发、胡子一点儿都没白，身板挺实，走起路来像小伙子。精神面貌也好，古铜色的脸上总是带着和善的微笑。
　　姥爷有4个孩子，母亲是老大，我的两个舅舅是老二和老三，我姨最小。两个舅舅在天津工作。我姨在老家照顾姥爷。姥姥已经去世。听母亲说，姥姥是因为从门前的砖台跌落摔伤，而一病不起的。
　　姥爷岁数大了以后，儿女都劝他少干点儿活儿，可他不愿意闲着，又担任了队里的饲养员，喂养大牲口。这个工作操心费力不说，责任还挺大，因为那些骡马都是队里最主要的财产。姥爷对这个工作格外上心，白天在牲口棚忙一天，晚上还睡在那儿。他说马无夜草不肥，他睡在那儿喂草更方便。
　　姨那时二十多岁，是村里的铁姑娘队队长，也很忙。他们出工我就带着小妹妹玩儿。
　　我很想知道姥爷是怎么喂牲口的，就让小妹妹带我去了牲口棚。牲口棚在村子的南边，离姥爷家不远。
　　到了牲口棚，我看到姥爷正在院子里跟一个小伙子铡草，姥爷往铡刀里续，那小伙子铡。大铡刀“喀哧喀哧”地响着，姥爷的手随着那个节奏不断地往刀口伸。我不错眼珠地盯着，心里非常紧张，总担心姥爷的手伸过了头儿。可姥爷非常有准儿，每次都前推那么一点儿，像用尺子量着一样。我看了看边上铡好的草，都非常均匀。
　　我和小妹妹还跟着姥爷进了牲口棚。都说马也欺生，还是真的，姥爷走过，槽头的那些骡马会用嘴角碰姥爷，我们走过，它们就用大眼珠瞪我们，吓得我们只敢远远地看。
　　我们还跟着姥爷去给牲口挑水。不知为什么他去的水井没有在村里，而在村外。我们跟着他走过一片玉米地，到一棵大树下，就看到了水井。那水井井口很大却不很深，井壁是砖砌的，长着绿苔。令人难以置信是水面竟然漂着几只青蛙，看来有关“井底之蛙”的故事并不是瞎编的。
　　那井上没有辘轳，姥爷打水时就把水桶往扁担钩子上一挂，向下一送，轻轻一抖，“咚”地一声，桶就满了。那扁担钩敞着那么大的口儿，桶放到水里时竟然不脱钩，也让我感到惊奇。那段路我觉着不近，可姥爷挑着两大桶水并不显得吃力，一气儿就挑到了牲口棚。
　　后来，我在姥爷家看到一个白搪瓷茶缸，上面用红油漆写着“奖给模范饲养员”，看来姥爷干得还挺不错。
　　我和小妹妹还跟着姨下过地，姨他们干什么活儿我忘了，就记得姨从地里撅了一段高粱杆，让我们当甘蔗吃。我知道有一种长得像高粱的植物，叫“甜秫秸”，我吃的那高粱杆就特甜，不知是不是“甜秫秸”。
　　姨忙完了地里的活儿，还要忙家里的活儿，什么做饭啊，洗衣服啊，收拾屋子啊，都由姨承担。
　　我和小妹妹都住在了姨住的那间靠西的屋子里。记得1961年我们回老家过年时，这屋里挂的年画是四扇屏《鞭打芦花》。这次去了换了新的，还是四扇屏，画面是戏装的花木兰、樊梨花、穆桂英、梁红玉，都是身背靠旗头戴雉鸡翎的那种模样，让人难以分辩谁是谁。姨知道画上的故事，晚上没事就给我讲一段儿。其中有些故事我已从小人书上看过，可再听姨讲还是觉得新鲜。
　　姨还给我讲过其它故事，现在想起来的就只有一个“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故事。说是两位神仙看到个两推车的，一个神仙说他们都是穷命，发不了财。另一位则说，未必，我能让他们发财。说完就在路前边不远的地方放了几块金子。再说那两个推车的，推得闷了也打起赌来，赌看谁闭着眼睛推车走得远。结果推到有金子的地方两人都轧到了金子，可谁也没睁眼，这个说：“我轧了块好大的砖头。”那个说：“我也轧着了。”自然是谁也没有发了财。
　　姨给我讲完这个故事，可能察觉有些不妥，立即进行了批判，说这是剥削阶级编出来麻痹穷人的鬼话，我们不能相信。
　　我知道姨的思想先进，绝对是进步青年。1958年的时候，舅舅介绍她到天津的一家工厂工作。她干得非常出色，还当了厂团支部的干部。后来国家粮食紧张，动员城市职工下乡，姨带头响应，又回了老家。回到村里她当了铁姑娘队的队长，后来又当了村干部。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曾被评为县里的劳动模范。
　　那时，姨还让我看了一张男青年的照片，问我那人长得怎么样。
　　我已经知道男女搞对象的事，看过照片之后坏坏地问：“是你对象吧。”姨否认了，说是天津那家工厂的同事。
　　我当时脑子不知缺了那根弦儿，明明看着长的不错，却硬说不好看。
　　姨看我表了这么个态，也就没再说什么，怅然地把照片收了起来。后来，姨在老家找了对象，当然就是后来的姨夫啦。姨夫要知道这事，一定会对我感激不尽。
　　我对姨的印象从小儿就好，记忆中我三四岁时，姨就哄着我玩儿，还喂我饭。那时的情景是，刚盛的粥很烫，我急着要喝，姨用小勺快速地在粥中不停地搅动，嘴里还念念有词：“凉凉，小狗烫烫。冷冷，小狗等等。”这两句词我顺嘴就能说出来，还是饶阳味儿，可见印象之深。我还记得那粥是很香的玉米粥，里边还有红薯。喂粥的时候还喂小咸菜——一种用水泡软的腌熟萝卜丝，里面还点了香油，嚼着又香又有劲儿。
　　1958年夏天姨去天津的时候，还特意绕道保定接上了我，说要带我去天津玩儿一玩儿。
　　她是和我大舅母一起去的，去了就住在了大舅家，我还记得在那儿她俩故意冤枉我的事。
　　姨捉了只红蜻蜓给我玩。她用线绑住红蜻蜓的尾巴，让我在院里牵着飞。那蜻蜓大概以为可以逃脱了，拼命扑扇翅膀，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上。我觉得很好玩，就随着它跑。直到它累了，头朝下地倒垂在线上，我才不跑了。回家后我把它拴在了桌子上，可午休后它不见了，只剩下那段线。姨帮我在桌子下面找到了它，已没有了后半截尾巴。
　　姨拿着蜻蜓问我：“那半截尾巴呢？你吃了吧？”
　　我认真地回答：“没吃。”
　　舅母笑起来，说：“我看见你吃了。”
　　我明明没有吃，她怎么可能看到呢？我非常郑重地跟她们声明：“我真的没有吃。”
　　看到我这么认真的回答，她们大笑起来，似乎并不相信。我感到委屈，还有些生气，急得要哭。
　　她们赶紧哄我说：“宝贝，吃了也没事，明天咱们再捉一只。”
　　对她们的这种劝说，我一点儿也不爱听，赌气不理她们。但她们又是抱我，又是胳肢我，最终还是把我逗乐了。
　　1961年我们回家过年时，姨也在老家。那时她是否已正式返乡，我已记不得。不过，小妹妹1962年初回老家时，姨肯定已经回去。小妹妹那时才5岁，还需要人照顾，姥爷白天黑夜地饲弄牲口，没那么大精力，所以我觉得肯定是姨回去后提议让小妹妹回老家的。
　　我到了姥爷家之后，总带着小妹妹一起玩儿，留下很多美好记忆。我们折了柳条编环形帽子戴在头上，我们跑到野地里摘野花，我们钻进长满翠绿叶子的玉米地里逮蚂蚱，我们绕到村外的小沟边听青蛙叫。还有，就是正午不睡觉，仰着脖子在树下数知了。
　　姥爷他们村树特别多，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树，虽是正午，骄阳似火，可满村密树遮酷热，一片浓荫蕴清凉，在树下玩儿还是很惬意的。
　　正午，村里看不到人，鸡不叫，狗不咬，只有知了鸣声如阵。可那鸣声却搅不动村里的谧静，正应了古语“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姥爷看我对知了感兴趣，特意教给我一种捉知了的方法：把高粱秸剥开一头，将剥开的秸皮插入柳条编得圆环中，做成一个漏斗形的大口笼子，发现知了之后，把高粱秸举上去，将笼口冲着知了猛然一推，知了就落入笼中。它挣扎时抖动的翅膀就会卡入秸皮的缝隙之中，再也脱不了身了。看过姥爷示范之后，我很快就掌握了这种武器，并经常带着妹妹捉知了。
　　村里虽然到处都有蝉声，可要从树上找到它们也并不容易，要找到落的位置较低适合捉的就更难了，我们经常找得脖子酸痛。一旦找到合适的，我就会激动地举着高粱秸去捕捉。捕捉到手，蝉在你手心里还会嘶嘶地叫，那叫声惊恐而绝望，让人不由地对它生出同情。回到家，我会用线拴住蝉的胸部，让妹妹牵着它玩儿。有时妹妹牵不牢，蝉会带着线跑掉，于是我又带着妹妹捉蝉。
　　除了和妹妹玩儿，有时我也去找大姥爷。大姥爷是姥爷的哥哥，头发、胡子都花白了。我找他玩儿主要是和他下象棋。在我们胡同同龄的孩子中，我棋艺算高的，所以有点儿不知天高地厚，没把大姥爷放在眼里。可一交手，发现自己完全没有招架之功。大姥爷就是让给我车马炮，我还是一盘都赢不了。
　　我这人有点儿缠摩头，输了不服气，总想赢一回挣点儿面子，就缠着大姥爷一盘接一盘地下，害得他正事都干不了。后来，他说什么也不跟我下了，只同意教教我。他说：“下棋也有章法，不能胡冲乱撞。要攻防兼顾，要看好自己的大营，再进攻。”他还教了我一些攻守的招法，现在还记得有一招攻法叫“铁门栓”，一种防守布局是先走士角炮，再跳两个马。
　　我心里服了，口头不服，说我输棋是让他抽烟熏的。
　　大姥爷每次下棋都要抽烟，抽的是大长杆的烟袋锅，烟嘴是玉的，烟锅子是黄铜的，烟锅子装的是旱烟末。点烟不用洋火（那时管火柴叫洋火，还没有打火机），而用火镰、火石。用铁制的火镰擦击火石，就能引燃绒纸，那过程就像钻木取火。
　　那旱烟很呛，吸到点儿余味儿都会咳嗽。可大姥爷硬说吸烟有好处，身上带了烟油子味儿能驱百虫，蚊子不叮，臭虫不咬，连蛇都不敢靠近。他还把烟袋锅硬放在我鼻子跟前让我闻，那味儿酸臭刺鼻，怪不得虫子们都怕呢。
　　另外，我还在姥爷家翻过一本书，很旧，没头没尾，里边有梁山好汉的名字，我以为是《水浒传》，可一看里边写到宋江的兵马时竟称是“贼兵”，感觉很不爽，就不再看了。大了才知道那本书是《荡寇志》，是一本被批判的书。
　　我在姥爷家住了近一个月，到8月中旬才回了奶奶家。临走的时候姨还在我手里塞了两块钱，那时候对孩子来说就是很多的钱了。小妹妹没有跟我走，她一直在姥爷家住到了1968年。
　　在奶奶家我又住了几天。期间见到了叔叔搞的对象，她在县医院工作，是护士。
　　我到县城里转了转，那儿的新华书店挺大，我从里边买了一本少年科普读物《我们爱科学》。
　　临开学前，我才返回保定。叔叔送给我两个很厚的粉连纸学习本。
　　

清风修竹

　　           

清风修竹

　　                小报告
　　           ——岁月划痕之三十四
　　参加工作之后，单位领导很重用我，他有一些工作上的思路也跟我说一说，听听我的看法。一次，他问我，你是否听到了某某关于单位建房的议论？我说听到了，领导说，哪你为什么不来告诉我呢？我愣住了，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我压根就没想到我有这种义务。此后，领导还会给我安排重要工作，但他的想法就很少再跟我说了。
　　这事让我很别扭，因为领导的眼神中透露着对我的不信任。我不由反思，我为什么没有想到汇报？我想到了会不会汇报？
　　最终，我挖出了思想根源，因为我认为那样做是告密，而告密可耻，是我不屑于做的。当然也就得出了结论，以后依然不汇报。
　　我的“告密可耻”观念来自哪儿呢？想想，应该是来自宣传，书本中，电影里，甚至我的小人书中，告密者不都是獐头鼠目的坏蛋吗？当然，也来自实践，上小学的时候有位爱打“小报告”同学，就受到人们的鄙夷，最后还因此挨了打。
　　那时是1962年，我在保定市厚福盈小学上学，所在的班是丙班，班主任是刘老师。
　　刘老师是位年轻的老师，胖胖的，扎很粗的短辫子，还没有结婚。她和同学的关系很好，好多同学们都到她的宿舍找她玩儿，我也去过，还画过天牛送给她。以前的老师好像更喜欢女孩子，因为女孩子听话，不捣乱。而刘老师则一视同仁，甚至好像更喜欢男孩子一些。
　　她教课很好，脾气也好，我们都喜欢她，当然也盼着她喜欢我们。可让我们烦恼的是，我们上任课老师的课，或者上自习课，干了点儿什么坏事她都能知道，往往还要点名批评。于是班里的猜疑气氛浓烈起来，人们都想揪出那个打“小报告”的坏蛋。
　　人们首先怀疑大班长。以前我们班也有班长，但基本不管什么事， 就是老师进教室时喊喊“起立”“敬礼”，所以班长并不引人注目。而现在的班长特别认真负责，老师不在她就是代理老师，谁不遵守纪律，她都会站出来管。
　　这位班长姓李，在班里岁数最大，长得也高，还挺厉害，同学们怵她，也都服她管。在人们的印象中，她管了，你服了，事儿就过去了，她不会把这些告诉老师。由于她的学习成绩不太好，她对学习不好的同学，调皮捣蛋的同学，也不另眼看待，所以班里的同学都把她当成个爱管事的姐姐看待，没人敌视她。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人们排除了大班长的嫌疑。因为大班长管过的事，刘老师批评的时候都没有提到，而刘老师提到的都是大班长没有管过的。以大班长的性格，她如果发现了，就一定会当场纠正，而不是通过汇报借助刘老师来批评。所以刘老师批评的那些事，大班长应该没有观察到。既然她都没有发现，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她汇报的了。
　　密探揪不出来，刘老师还在发布“罪状”。我们班原来的“二王子”徐同学，被点名的最多，什么与其他同学搞小动作啊，故意放响屁逗班里人笑啊，埋头在桌子下边摆弄笛子啊，不一而足。我估计那个告密者肯定是把他当成了重点盯防对象。
　　大王子调走之后，班里虽然没有了“王子”这样的名号，但追随大王子的一帮人还在，徐同学成了他们的主心骨。徐同学个子很高，总穿很破很脏的衣服。他不爱打架，就爱逗人笑。他逗人的招数是手舞足蹈地讲笑话，即使听的人一个都不笑，他也能自己把自己逗的笑弯了腰，流了泪，最后别人会因为他笑的姿势可笑而笑起来。
　　班里还有一位姓徐的同学，也被点过名。他个子比较矮，班里都管他叫小徐，而管原“二王子”叫大徐。
　　班里还有一位姓安的同学，比较调皮，也经常被点名。比如，他捉了地龙（农田中的小蜥蜴，学名麻蜴）就藏在铅笔盒，等上自习时突然放出来，吓唬女生。
　　我也被点过名，罪状是自习课不写作业，摆弄蚂蚱。其实我是想照着它画画。
　　当然，还有许多，也就不一一列举了。被点名的人多了，人们也就有了揪密探的依据，经常被点名的可以排除，从不被点名的嫌疑最大。
　　大徐最恨这个告密者，所以他也开始安排人对重点嫌疑人进行盯防——趁其不在，翻其书桌。盯防很快就收到成效，人们在龙同学的书桌里发现了记有同学违纪事项的纸条。
　　龙同学在班里也算是牛人。他爸爸是保定市数得着的老红军，虽没听说任什么现职，但光这个身份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那时候老红军的政治地位可高了，几乎就是革命的象征，脑袋上真像有光环一样。他有个这样的爸爸，牛气烘烘，也是可以理解的。
　　龙同学高个儿，白脸儿，直鼻梁，挺精神，就是话说鼻音重点儿。他总是穿戴得齐齐整整，就像电影里的新中国儿童一样。他不爱开玩笑，总是一本正经，不怎么愿意和调皮捣蛋的孩子一起玩儿，所以他的朋友不多。他不张狂，也不吹嘘，从不念叨他爸爸是老红军的事，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爸爸有什么英雄事迹。
　　学校也曾组织过老红军给学生作报告，但都不是他爸爸。只记得有一位老红军（好像姓雷）在报告中说参加了平型关大战，但他讲的和书上说的不大一样。事后同学议论，这老红军怎么瞎编呢？同学们都盼着学校能请一次龙同学的爸爸，也让我们班增加荣誉感，可我们的意愿一直没有实现，龙同学的爸爸也就一直保持着未知的神秘。
　　由于有这样的背景，同学们就对如何教训这个密探，有些不知所措了。一番讨论之后，大徐最后拍板，静观其变，继续监视。但也有同学没有遵照“二王子”的指示办事，对龙同学进行了旁敲侧击。
　　不久，对龙同学的监视又有了新进展。监视的人从龙同学的书桌中发现了日记，虽然仓促间没有找到打“小报告”的证据，可看到的内容也足以让同学们气愤，有段日记写道：“今天我去看刘老师，给她送去一包红糖和四个桃子。”于是，人们又有了攻击龙同学的新材料，不光骂他“走狗”，还骂他“巴结狗”。
　　后来，监视又有新进展，监视他的人又在他的书桌中发现了写给女生的纸条，虽不肉麻，但也写了“喜欢”、“爱慕”等内容。于是人们又给他上纲上线，说他写情书。
　　从大王子定下男生不许与女生说话的规矩后，人们一直遵守的很好，就是大王子调走了，也没人破坏这个规矩。但到六年级时情况悄然发生变化。大班长以大姐姐自居，毫无顾忌跟男生说话，男生们也觉得与她说话不犯忌，就开了男女生说话的先河。后来又有男女生悄悄说小话（我们班男女生同桌），也被大伙容忍，最多是给他们起起哄。可龙同学写赤裸裸的情书，就难以被大伙接受了。
　　龙同学爱慕的这位女生，是五年级时从外校调入的。干部家庭，有点儿小姐脾气，挺爱甩脸子的，我们都敬而远之，没想到龙同学却想亲近她。龙同学写的情书最终送到了那位女生手里，可那位女生看了很生气，把纸条交给了刘老师。
　　其实那会儿男女生都有交往的愿望，因为就要毕业，再不交往就来不及了。人们对龙同学的举动反感，主要是觉得他目的不纯，别有用心，当然更基于他有“走狗”和“巴结狗”的前科。于是，人们对他的攻击也由“狗”变“狼”，骂他是“色狼”。
　　此时，大徐对龙同学也失去了耐心，因为龙同学在受到别人含沙射影的攻击之后，并没有收敛，“小报告”照打不误。
　　大徐决定教训教训龙同学，于是发动大伙出谋划策。商量的结果是对龙同学搞“脏土簸箕砸头”行动。我们当时的教室是西边那间单体旧式建筑，它的门是两扇对开的高大的雕花木门，门向里虚掩时顶部能形成一个夹角，正好能放稳装了脏土的簸箕。我们可以在龙同学进门前放好簸箕，等他推门时砸他。
　　第二天，我们一帮参与制定方案的人都提前到了学校，并安排人在校门口放风。放风的人看到龙同学来了之后，立即跑回来汇报，我们随即就把装有脏土的簸箕放到了虚掩的教室门上。大伙都坐在自己位子上，眼睛盯着教室的门，等着看好戏。
　　龙同学自然不知道这一切，哼着小曲像往常一样推门就进。就在他进门的那一瞬间，簸箕哗地一下落了下来，洒出的脏土都扣在了他的头上，簸箕还砸了他的肩。这一幕比预想的还精彩，教室里顿时笑翻了天。
　　龙同学一边掸头抹脸，一边骂街。看着他的脸越抹越花，人们笑得更带劲儿了。
　　龙同学气得要哭，骂街越来越有指向性：“干了就别装孙子，有本事你就站出来！”还一句一个“他妈的”，一句一个“缩头乌龟”。
　　听着他这样叫骂，参与此事的人都笑不起出了，脸色都越来越难看。最后大徐站了起来，铁青着脸说：“就是老子干的，你他妈怎么着？”说完果断地走过去，一把就抓住龙同学的脖领子，晃动着说：“再骂一句，老子就掣你脸！”
　　龙同学不再骂街，只是用力地掰胸前那只抓他手。可大徐的手抓得更紧了，还把龙同学向前提，提到几乎脸对脸，然后一板一眼地说：“你给我听好，你要是再敢跟老师告黑状，老子就把你打得三天爬不起炕来！”说完，他松手回了自己的座位。
　　龙同学没做任何反抗，他愣了一下，就出去找自来水管洗脸。龙同学再进教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再笑。
　　我很担心龙同学会把此事告诉刘老师，引出大的风波，但事情竟平静地过去了。此后刘老师也不再指名道姓地批评人，看来龙同学没有再打“小报告”。
　　我和龙同学原来关系不错。他家住在新北街的保定市卫生局门诊部边上的那个大院儿，我俩放学走顺路，熟了以后他就邀请我去他们家听“小喇叭”广播节目，他们家有收音机。
　　他们家房子很大，屋里的摆设也很讲究。他的那位老红军爸爸好像不上班，每次放学后去他家，我都能发现他爸爸在家呆着。他爸爸不爱讲话，见了我们这些孩子一概不理，我们也就省了事，不用叫他，直接跟龙同学玩儿就行了。龙同学家有玩具，去他们家玩儿还是很有意思的。和龙同学玩儿在一起时，他挺随和的，也很真诚，没有一点儿高人一等的意思。
　　那时候正好放映一部叫《地雷战》的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龙同学看了之后也想自己制造地雷。他说他已找到了制造炸药的配方，肯定能做出炸药。等做好炸药，就放到掏了洞的大砖里，再放上鞭炮的引信，他也就造出地雷了。
　　可就在这期间发生了告密事件，我对他大为反感，不再找他玩儿。当然，他的研发工作进展如何，也就无从知晓了。
　　事后我也想，是不是刘老师给他布置了监视同学的任务呢？如果是这样，他到底该不该干呢？
　　

清风修竹

　　           对父亲的小意见
　　                     ——岁月划痕之三十五
　　1962年，父亲所在的保定市第二炼焦厂下马了。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父亲支援钢铁工业之前在国光文具店工作，他“商业归队”再回那儿，就能每天回家，我干的那些活儿，比如摊煤、挑水之类，就可以归他了。
　　可结果却令人失望，父亲未能回到国光文具店，而被分配到保定市供销社前屯中心店。保定市供销社是个新恢复的单位，更需要人手，父亲就再次“哪里需要哪里去”了。前屯是郊区的村子，离我们家很远，父亲仍然不能保证天天回家。最重要的是父亲即使回了家，他也不干我干的那些活儿。
　　更可气的是，父亲还给我安排了新任务。这年年底母亲又生了小弟弟，这下可好了，小弟弟拉了粑粑的尿布也得我洗，父亲还是当甩手掌柜的。母亲一再声明，小娃娃拉的粑粑不臭，可我看着还是恶心。那会儿正是冬天，净用凉水，洗得我的手都红肿了。
　　母亲休产假期间，她所在的便衣门市部又安排了新会计。母亲休完产假再上班时，就去了便衣门市部的上属单位保定市服装厂。
　　保定市服装厂位于市区西北部的新华村，母亲去那儿上班比便衣门市部远了不少，回来喂奶很不方便。为此，父母给小弟弟找了个保姆，就是斗儿的母亲。那时一般单位都没有托儿所，自己照看不了孩子就得找私人保姆。这种保姆不到雇主家里干活儿，你得把孩子送到她的家里去。她在给你看孩子的同时，还能顺带干自己的事。一般每月给十几块钱的劳务费。不久斗儿的嫂子也生了孩子，斗儿的母亲要看孙子，父母就又从税务角请了一位新的保姆。
　　不知是因为母亲没有奶水，还是因为厂子远喂奶不方便，父母给小弟弟订了牛奶。那时国家的经济形势已开始好转，生了小孩可以供应牛奶。印象中牛奶是保定畜牧场生产的。
　　这之前副食店里已经出现了高级点心、高级糖果，由于非常贵，一般老百姓吃不起。所以那会儿的童谣就唱：“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上茅房，可惜没有高级纸，弄了老太一手屎。”这个童谣也有多种版本，但全是糟改吃得起高级食品的高级人物的。
　　那年税务角还出现了炸油条的，也贵得要命，不过买的人也不少，毕竟是两三年没吃上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人们咬着牙也想开开斋。
　　那年的中秋节，保定市破天荒地一人供应了一块月饼。看着母亲买回了月饼，我高兴得不得了，恨不能马上就吃一口。可母亲不同意，非要等父亲回来一块儿吃。
　　我感觉，在母亲眼里，我远远不如父亲重要，比如吃饭的时候，我挟菜一旦过于频繁，母亲就会用她的筷子敲我的筷子，说：“让你爸爸先吃！”我只好停下筷子，干吃窝头。不过我心里并不服气，你就炒那么点儿菜，还好意思限制别人吃。
　　由于不服气，我决定瞒着母亲吃月饼。第二天一放学，我就偷偷打开了月饼包儿，可面对诱惑我又胆怯了，觉得为吃口月饼挨顿说，甚至挨顿打，太不值了，传出去也不好听，所以决定收手。不过包回去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抠下一点儿放在嘴里。这月饼很软，抠完再按一按就能恢复原状，根本看不出被人动过手脚。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吃过甜食，味蕾高度敏感，感觉这月饼太好吃了，不由就盼着父亲快点儿回来。
　　为此我抱怨父亲，你在外边瞎忙什么啊，不赶紧回家。其实父亲回家比在炼焦厂的时候方便多了，商店给他配了一辆公车——公家的自行车。在炼焦厂他回家也骑自行车，可印象中绝对不专属他一个人，最大的可能还是他借的。现在既然有了自行车，就天天都回来吧。
　　因为这辆自行车，我对父亲也有意见，他不让我骑。其实，我也不会骑，就是想用它学车，因为胡同里已有孩子在掏腿儿骑车了。那时候自行车都是28的，小孩骑上去都够不着脚蹬子，只能把右脚从车架子中间的空档中伸过去，半圈半圈地骑。那种骑车姿势怪异而难看，可孩子们不在乎，就这么掏腿儿在马路上骑着跑，那得意劲儿就像现在的青年开着豪车兜风。
　　以前家里没有自行车也就罢了，现成有了还不让骑，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可我有气也不敢发作，还得低声下气地向父亲乞求。母亲实在看不过去了，也帮我说情，父亲才让松了口。
　　他的这辆公车很破，骑着一点儿也不轻快。可我给他摔了他还会发脾气，真小气！
　　最让我憋气的是父亲特别偏向，事事处处向着大妹妹。同样的事，她干了没事，我干了就不行。我俩有点儿矛盾，大妹妹一给我告状，不管真假对错，父亲都会训斥我。我当时非常生气，心里暗想，等有机会我一定报复你们。
　　我对父亲有意见，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小时候，他在城里工作，我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过节才能见到他，他就没有好好陪过我。
　　看到村里孩子能在父亲身边，我很羡慕，也曾问过母亲，我们什么时候去找爸爸。母亲说，快了，等你爸爸的工作安定下来，他就来接我们。
　　他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呢？母亲说，他在天津上班的那家美利金笔行倒闭了，又到了保定的美利金笔行，在那儿当会计，等他工作稳定下来，能养活咱们娘儿俩，肯定会来接咱们。
　　直到1954年4月，我已经5岁的时候，父亲才来接我们。可在去保定的途中，他竟然没有替我教训那个踢我的人，我觉得他不在乎我的感受。
　　我们从饶阳去保定，需要绕行，要步行到安平，从安平乘火车到磨头，再从磨头乘火车到石家庄，最后再从石家庄乘火车到保定。记得上火车的时候，天桥上都是急着往前赶的人，夜漆黑，灯昏黄，谁也看不清谁。父亲拉着我跑，可我跑不了大人们那么快，后面就有人踢我，大概是嫌我跑得慢，挡了他的路。我哭起来，期待父亲痛扁这个坏蛋。可父亲只是骂着推搡了一下，就又急急忙忙地拉着我汇入人流，赶着去上火车，我心里那个委屈啊。
　　到保定之后，和父亲一起生活，我觉得他对别人都挺和气，像谦谦君子，可唯独对我很凶，只要我有错，训斥是跑不了的，往往还得挨上几大巴掌。他打我还不打屁股，是专打脑袋，用大巴掌扇后脑勺或脖梗儿。
　　要计算挨了多少训斥多少打，是件困难的事，因为太频繁了。这么说来我应该属于“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那类最调皮的孩子，可我自我感觉还没达到那种境界，只能算是比较调皮。对于我挨说挨打多，我觉得不完全是我的问题，也有父亲的原因，他总想逞他的家长威风。
　　至于挨说挨打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我们4号院儿门口有个电线杆子，电线杆子上有根向南的拉线，拉线中部有个绝缘子，由于拉线离上坡房子的墙很近，我们一帮孩子就经常比赛，看谁能手扒拉线脚蹬墙，爬到绝缘子那个位置。这项比赛一进行，电线杆就会不停地晃动。大人们发现了，自然要制止，一般还会恶声恶气地斥责。
　　为报复这种恶声恶气，有时我们就故意摇晃电线杆子，还进行比赛，看谁摇动得幅度大。我们的报复最终报复了我们，半个胡同的电灯都不亮了，我们只能在黑屋子里度过夜晚。等大人们报修之后，电业局的电工才来修理。其中一个人脚蹬两只弯勾铁鞋，轻轻松松地就爬上电线杆，把电线修好了。由于我经常参加这项活动，父亲也打过我。
　　另外，我还因为用砖头投树上的枣儿挨过打。我们胡同2号院儿有几棵枣树，长得枝繁叶茂，高出院墙和房子不少，从院外就能看到满树的鲜果。更有几枝不甘寂寞，越出墙头，摇摆着诱惑路人。
　　我自然也受到诱惑，常出神地看着枝头的枣儿，心想它一定和老家的枣儿一样甜。一次暴雨过后，地上竟然有打落的枣儿，我很想捡一个尝尝，可又觉得很伤自尊，经过思想斗争，最终没有捡。不过我做了个决定——找机会用砖投树上的枣儿。
　　中午时分，胡同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我偷偷溜到墙边，甩臂将提前准备好的小砖头投向枣树。没承想偏了一点儿，小砖头穿过枝叶的空隙，落到2号院儿房子的斜坡瓦顶上，砸出一串“砰砰”的声响。很快院里就传出斥骂声：“谁扔的？小兔崽子！”我一溜烟儿跑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装作没事人一样。
　　后来，又有别的孩子用砖头打枣儿，我跟着参加，才如愿以偿，吃到了那梦寐以求的枣儿。可它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吃，既不脆也不甜，很艮，嚼后有剩下渣子的感觉。后来从母亲那儿得知，2号院儿的枣树是婆枣，要晒成干枣才甜。我们老家的枣树是铃枣，适于鲜着吃。
　　我们用砖打枣儿，最终惹出了事儿，投进院儿的砖头砸到了人。这下院儿里的人不干了，下功夫调查肇事者，最后查清了都有哪几个坏蛋，并向这些坏蛋的家长告了状，我也因此挨了打。
　　当然，我记得更清楚的是父亲不该打我而打了我。
　　那是六岁的时候，父亲给我捉了个蚂蚱，是特大的那种，脑袋碧绿，大腿修长，土黄色的翅膀上布满漂亮的花纹。我喜欢得不得了，用线拴上它的脖颈，让它在地上爬。
　　我蹲在地上美滋滋地欣赏，喜子也凑过来跟着看。看着看着，他发表了意见：“掐了两条大腿，就不用线牵了。”我立即否决：“不掐。”心想，我还没有玩够，怎么舍得让它成了瘸子呢！“掐吧，掐了可好玩呢，它会转啊转啊。”说着就要上手抓蚂蚱：“真的，你试试。”
　　我手急眼快，一把将他推开，他委屈地哭了。他妈妈闻声而出，问他：“怎么啦？”没想到他竟然说：“小国打我。”我冲着他喊：“谁打你了？”“那他怎么哭啦？”他妈妈歪着脖子问我。我说“他要掐蚂蚱大腿，我不让他掐。”“我没掐，他就打我。”喜子哭着继续告状。“为个破蚂蚱值得打人吗？”他妈妈声音更高了。
　　忽然，我感到屁股被重重一击，翻着跟头滚了出去。小儿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自家门口，她抢上几步把我扶起来，不停地说：“孩子没事，孩子没事！”
　　我也大哭起来，泪眼中看到父亲正怒气冲冲地站在我蹲的地方，这才明白是他一脚把我踢出好几米。
　　喜子的妈妈把喜子领回了家，小儿的妈妈也把我拉到他们家里。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可我非常委屈，不知父亲为什么不帮我讲理，还那么狠的踢我。
　　虽说父亲经常打我，可也有温情的一面，记得他踢过我后不久就带着我去吃馄饨。
　　卖馄饨的饭馆就在税务角的东南边，位于东大街。它临街的玻璃橱窗里摆着熟肉和炸鱼等，很诱人。我总觉得那是有钱人才能进的地方，没想到父亲把我领了进去。屋里摆着七八套桌椅，很旧，但擦得都很干净。一个挺富态的中年人坐在柜台边上，看着像是老板。父亲给我要了一碗馄饨。那位老板应声就包，他用一片木板?馅，包得飞快，跟变魔术似的，转眼就包好了。
　　不一会儿，煮好的馄饨就端上来，一吃，那个香啊。父亲坐在边上看着我，脸上还带着笑。我让父亲尝一尝，父亲说：“你爱吃就都吃了吧。”
　　父亲还主动帮我包过小人书书皮。我对我的小人书非常爱护，看的时候都小心翼翼，怕弄脏了，怕窝了角。可从我这儿借书的人不当回事，还回的书不是脏了，就是破了，我很心疼，就想包书皮。我求父亲帮我找牛皮纸，没想到他不但帮我找了纸，还帮我包。他剪裁牛皮纸时非常认真，都是一本一本地对应着剪裁，每本的书皮粘上后都大小合适。他还用毛笔在书皮上写书名，那字写得比原书的还好看。可惜我摆小人书摊时，担心包着书皮没人选看，都给撕下来了。
　　父亲下象棋下得很好，有一副特大号象棋，他知道我也下棋，可从不跟我下。1963年过年的时候，不知他怎么心血来潮，要和我下棋，还说我赢他一盘他就给我5角钱。结果我和他连下两盘都输了，还输得很惨。没想到第三盘、第四盘我却赢了。我理直气壮地要了他的钱，但不跟他下了，我看出来他是在故意让着我。
　　

清风修竹

　　          小学的那些同学
　　                   ——岁月划痕之三十六
　　近年来，参加了不少聚会，亲友的，邻居的，中学的，战友的，同仁的，工友的，函大的，算起来涵盖了各个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仔细想想，唯独没有小学同学。
　　我与小学同学不单没有聚会过，多数都没有再见过面。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陆陆续续地回想起了40个同学的名字，还有4个同学知道是谁，只是记不起名字了。
　　在回想的过程中，不少陈年旧事也随之浮现，虽然都零零星星，支离破碎，自己却感觉很珍贵，仿佛就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这些同学中，最好记起的有两位，因为他们也是我的中学同班同学。
　　其中一位，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程同学。程同学是我小学同学中结交最早，并且交往时间最长的好朋友，大概从1958年我们上二年级时就在一起玩儿，直到1990年之后我们还在联系。
　　程同学住在保定市梁家胡同，我放学回家就路过这个胡同，他们家离我们家很近。
　　我去东关公园玩儿，最初就是他带着去的。东关公园建好后，他爷爷就去里边打拳，还带着他去玩儿。他熟悉了公园情况后，又带着我们去，这才有了捞鱼钓蛙、捕蝉打鸟的乐趣。去东关公园玩儿的时候，一般都从他们家出发，如果捞了鱼钓了蛙，则在我们家加工，所以我俩互相串门是寻常事儿。
　　他们家住的也是杂院，是院里的正房——三间北房。中间屋迎门处摆放着一张八仙桌，桌两边是太师椅，里屋的桌子上摆着文竹，墙上贴着九九消寒图，感觉他们家传统文化的气息还挺浓厚的。
　　后来知道他父亲在保定市工商联工作，听人说他父亲以前是工商业者，具体是干什么就不知道了。他有个叔叔在北京工作，是总参的，有时会来保定看望他们。他叔叔走了之后，他便会给我讲一些北京的消息，让我有种他也能通天的感觉。他还说，他叔叔给他们带了神奇的通体透明的面条鱼，非常好吃。
　　他家有一种让人规规矩矩、文明礼貌的氛围，所以我去了他家也总要装出知书达礼的样子，他父母问我什么事儿，我都像面对老师一样，站直了回答。他父母每次都夸我懂礼貌，我就越发不敢懈怠。他的父母一定认为我是好孩子。
　　其实，我俩都不是好孩子，出了家门就淘气，也会打架。我们经常去东关公园玩儿，在那儿有时会碰上东升街一带的孩子，他们人多，住的又离公园近，看到别处的孩子就恐吓，看样子是想把别人都赶走，他们独霸公园。我俩曾多次与他们对峙，最终打了一架。结果是两败俱伤，都挂了彩，不过我们也取得了在那儿玩的权力，他们不再敢找我们的茬儿。后来我了解到，东升街那帮孩子的头头，就是我们一年级班主任张老师的孩子。
　　除了与别的孩子打架，我俩有时也打架。他个子比我高，力气比我大，一打架我就认为他是在欺负我。我与比我弱的孩子闹了意见，一般会主动示好，但与比我强的闹了意见，就决不低头，永不理睬。我俩的友谊能持续这么长时间，应该说程同学功不可没，因为每次闹了意见，都是他主动说话。他往往用二皮脸的方式哄你，比如说“对不起，给我敬个外国礼，放个屁，送给你。”把你逗乐，俩人也就又和好如初了。
　　上初中的时候，我俩一个班。几乎每天都一起上学、回家。上内蒙兵团时，我去了六师，他去了三师。返城后他去了中国通信建设第一工程局，是个很不错的单位。后来，我去了保定市报社，两家单位离得很近，我们经常联系。
　　中学的同班同学中，还有一位小学同学，是女生，农同学。我俩小学时没有说过话，中学时也没说过话，直到90年代初中同学聚会时，我俩才说了话，知道她在延寿寺小学当老师。
　　在小学我还有两位特别要好的朋友，巧的是，我与他们都是先失去联系，后又取得了联系。
　　一位是已经提到过的梁同学。我俩是志趣相投才成为好朋友的，我们都喜欢画画。
　　梁同学说话有天津口音，好多同学笑话他，可我觉得挺好听的。他总穿得干干净净，白皙的脸上还总带着笑意，一看就是个文明的孩子。听说他有个姐姐，上了天津音乐学院，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
　　我们交上朋友不久，他就邀请我去他家画画。他家住在紫河套南边路东的一个杂院里。这个杂院东房是正房，他家住在北屋。两间屋子不大，但收拾得非常利索。他们家的门前有一个很大的葡萄架，葡萄架下有一个小石桌，我俩就在小石桌上写作业、画画。
　　梁同学也喜欢小人书，我在他家看过一本《鸳鸯简》，感觉画得特棒。
　　他性情温和，从来没有和我闹过意见。小学毕业后，他考上了三中，我考上了五中。刚开学他就给我送来一本书，是他从三中图书馆借的，书名叫《怎样画蔬果草虫》。
　　1969年我去兵团之后，与梁同学失去联系。返城两年后，也就是1977年，我参加一位女同事的婚礼时，从新郞口里得知，梁同学在保定火车站工务段工作，和他是同事。他说，梁同学分在了宣传科，能写会画，积极肯干，工作相当不错，领导非常器重，已经入党提干。
　　1979年春节过后，我去火车站接探家返回的妻子和女儿。她们乘坐的那趟火车晚点45分钟，我在站台上等得心烦，就溜达起来。走到站内办公楼门口时，看到一个人总盯着我，仔细辨认竟是梁同学，原来他已担任了工务段的党委书记，就在楼上办公。他热情地把我让到办公室，跟我聊了一些他的经历，还陪我接了我的妻子和女儿。
　　1998年，有报社同仁去保定火车站采访，回来跟我说，火车站的党委书记认识你，想和你一起坐坐。我这才知道梁同学已担任了保定火车站的党委书记。我很想与老同学聊一聊，可那时我正带夜班，实在不好安排时间。当时带夜班还要完成白班的日常工作，凌晨1点下了夜班，第二天10点左右还得去上白班，没有时间。而白班与夜班之间只间隔2个小时，时间又太紧了，所以我就说等10月份我不上夜班时再聚，谁知最后竟然不了了之了。现在想来，颇为后悔，还唯恐梁同学挑理。
　　另一位就是已提到过的马同学。
　　马同学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发育上出了点儿问题，一直没怎么长个儿，还驼背了。有的同学就欺负他，记得他同桌的女生薛同学还打过他。那薛同学个子高不说，还特别胖，很有劲儿。她和马同学打架时，哭得很凶，打得也很凶，把马同学按在椅子上，玩儿命地打。听哭声以为她在挨打，实际上是她在打人。马同学虽然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但很坚强，始终没有哭。
　　小学毕业后，我俩就没有再联系。直到1993年，我从才大妹妹那儿得到了他的信息。大妹妹在保定市兴华服装厂工作，一次与我闲聊时她提到了他们的厂长，说马厂长特别能干，别看驼背，精力胜于常人。我问马厂长的名字，她一说，敢情就是马同学。
　　她说，马厂长家离厂子很近，我一听那还在瑯瑚街的老宅居住，便立即去拜访。马同学跟我说了他们厂里的情况，还夸我大妹妹技术好，在厂里拔尖儿。
　　那时我正担任保定市报工交部的主任，满脑子都是工作上的事儿，听他介绍厂里的“仿羽绒喷胶棉生产线”马上就要投产，感觉挺有新闻价值，就在11月26日项目正式投产时前去采访，并写了报道发在10月29日的《保定市报》上。他们厂的厂名那时已改称兴华喷胶棉厂。
　　我在上小学时，还交过一些朋友，但后来没有再取得联系。有已经提到过的，我把人家头皮划破的赵同学。还有一位安同学。安同学高度近视，摘了眼镜那眼珠子特凸，看着都吓人。那时小学生戴眼镜的特少，戴了眼镜一般都会被人嘲笑，往往被人叫成“四眼儿”。可我从来不这么叫他。他住在城隍庙街的一个大杂院，院里孩子多，经常在一起打扑克、下象棋，他总邀请我参加，我们也就成了好朋友。
　　还有一位姓蔡的同学，与我原本是好朋友，后来闹了小意见，就互不理睬，直到毕业时都不说话，毕业后就更不联系了。
　　我与他成为好朋友，缘于他有《封神演义》的字书。我看来两三本《封神演义》内容的小人书之后，就特想知道更多的故事，没想到蔡同学知道得不少，什么眼里长手，手里长眼的杨任啊，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孙啊，鼻子出气就夺人性命的哼哈二将啊，长着三个脑袋瓜的殷郊啊，讲得都神乎其神。我对他佩服得不得了，成了他的忠实听众。
　　他看我总听他白活，也对我另眼相看了，偷偷跟我说，他知道这么多《封神演义》的故事，是因为他家里有这本字书。为示所言不虚，他还带我去了他们家。
　　他家住在平嘉胡同，是个不大的独院。家里的陈设净古玩意儿，木头雕的笔筒啊，老大个儿的黄铜墨盒啊，放在盘里的古怪的石头啊，插着鸡毛掸子的花瓶啊，怎么看都像小人书里文人雅士的家。
　　他拿出的那本书也充满古意，线装的，黄绵纸，纸是每张都对折，繁体字，竖排，标点只有句圈，还都写在字的旁边。我看了看，好多繁体字不认识，有的地方还是文言文，基本上就是看不懂。可蔡同学能读懂，说那个挺胖的“日”念“曰”，就是说的意思。
　　那本书前边有人物绣像，画得特别传神，我越看越着迷，感觉比我想象得还神奇。图中有位仙人我看着像观世音，可标的却是慈航道人，有点儿让人费解。
　　我想借他的书，照着绣像画画，可他说他父亲不让外借，也不让他拿到学校去。可后来他还是把书拿到过学校一次，我猜着是偷着拿的。因为他把家里有书的事也告诉了别人，还把书吹嘘得神乎其神，不露露真容好多人不信服。
　　后来，我俩因为一点儿小事儿闹掰了。那时班里有相互要吃食的风气，今天你带了饼子窝头到学校吃，他向你要，明天他带了你没带，你又可以向他要，大家习以为常。要的人并不奢望要很多，给一口就行。一般都是伸出一只小手，用乞求的口吻说：“给点儿！”一旦有人向你这么要，你就得给，不能不给，不然就会被人说成“真贫”，并被列入小气鬼一类。班里就有一个男生因为从不给别人吃的，而被大伙孤.立。
　　我也是因为犯了一个类似错误才和蔡同学闹意见的。我带了一个窝头到学校，接连有几个同学来要，眼看着就下去了一半，我心里很别扭。就在这时蔡同学也来要，我就跟他诉苦：“我还没吃呢，都快没了！”没想到蔡同学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不给就说不给，哪儿那么多费话！”说完扭头就走。我赶紧找补：“我没说不给！”可他没理我。
　　后来有同学告诉我：蔡同学说你是“给脸不要脸”，还说要揍你。我也生了气，这么点儿屁事，至于吗？真他妈小心眼。蔡同学个子不高，是个小白胖子，不知是不是因为害怕别人欺负他，总说自己在练功夫。虽然我觉得我打得过他，但有了“练功夫”这一层，我心里还是犯嘀咕。可直到毕业，他也没有揍我。
　　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报考升学志愿时，他报考的是最难考的保定二中。我上三四年级时就没好好学习，到五六年级才开始用功，可我也报考了保定二中，我不想让他比下去。最终，他考上了，我没有考上，我被分配到第二志愿保定五中。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再就是我还能回忆起我的三位同桌。我们小学都是男女同桌，一个学年调换一次，按说我应该有六位同桌，但我只能想起三位了。
　　我一年级的同桌是樊同学。她热情、活泼，比我知道的事儿多，比我有主见。我俩都遵守纪律，努力学习，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我们偶尔也偷偷说小话，但老师没有因此批评过我们。
　　我二年级的同桌是杨同学。我有点儿反感她，一是她有点儿酸，不爱理人；二是身上有雪花膏味儿，熏人；三是她的头发总闪着油光，衣服也一天一换，像是资本家、小业主的女儿。加之那时大王子讨厌男生跟女生说话，我就没有理睬过她。
　　三、四、五年级的同桌是谁都记不得了。大概与那个阶段男生基本上视女生为不存在有关。
　　我六年级的同学是宋同学。我闻到她的身上也有雪花膏味儿之后，就去找刘老师，请求刘老师给我调换一下。刘老师不同意，说人家那是讲卫生，是注意仪表。还说，人家那么俊，比你强多了，你还嫌弃人家。我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不了了之。后来跟她接触，发现她并不像杨同学那么酸，挺随和的。那时班里的男女生已经开始说话，我俩也就有了交往，她还跟我借过小人书呢。
　　小学毕业之后，我没有再见到过杨同学和宋同学，但见过樊同学。文化大革命中，她是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我是看演出时从舞台上见到的她，表演舞蹈的。
　　另外，我还在舞台上看到了小徐同学，他是搞伴奏的，吹笙。我是在他独奏表演时认出他来的，他赢得了满堂彩。可我还是有点儿为他惋惜，因为他练功练得嘴都走了形，凸得有点儿像周口店人了，这也刻苦得有点儿过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