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与阶级斗争(一)刚开始干农活,队里怕我们不适应,安排我们干些老弱劳力干的轻活。第一天是到“打瓜”地里捡瓜,就是把散布在瓜地里的瓜集中在一起,堆成堆,等大车运回队里。那天我们男女生跟着几位老农干,休息时大家就围着瓜堆吃打瓜。这“打瓜”是西瓜的近亲,从外形到瓜籽、瓜瓤看起来非常像西瓜,仔细看才可以看出瓜籽比西瓜的大,瓜籽肉也比西瓜籽厚实,人们作零食吃的瓜籽实际上就是这种瓜籽。就因为它的籽粒大,瓜的营养精华几乎都集中到籽上,瓜瓤反倒变得淡而无味了。不过有个别的打瓜还是带点甜味,当喉咙里干得冒烟时,能吃上这瓜还是感觉甘甜无比。我们不懂挑瓜的绝窍,挑来捡去全是不甜的。俗话说“姜是老的辣”,几位老农帮我们挑的瓜就是甜,特别是有位老农,慈眉善目的,穿一身挂满尘土的黑衣黑裤,带一顶黑色便帽,自己一口没吃,跑来跑去地帮我们挑瓜搬瓜,知青中最为刁钻蛮横的某女生吃得高兴不已,一口一个“大爷真好!”“大爷挑的瓜真甜!”夸得那老农跑得更起劲了…… 当天晚上生产队开批斗大会,批斗本队的阶级敌人。令我们吃惊不已的是,第一个被揪上台的人正是白天为我们挑瓜搬瓜的那位老农“大爷”。对他的批判发言,主要就是针对他白天为我们挑瓜搬瓜这事。当然也是给我们敲警钟,紧绷阶级斗争的弦。 这老农叫叶文瑞,他家解放前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由于地多收的租子多粮米也多,就开了当地称作“烧锅”的制酒作坊。因为他家姓叶,他家开的“烧锅”烧的酒质量挺好,于是我们的村子也被称作“叶家烧锅”,方圆几百里闻名。家业传到他手里,被他抽大烟抽得一天天败落下来,到解放那年几乎所剩无几,身体也因抽大烟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只剩一把骨头了。解放后政府强制他戒了烟,给他戴了顶地主的帽子让他“自食其力”。参加劳动后他的身体渐渐地强壮起来,干活可以和一般农民一比高低,六十多岁了还能常年下地干活。回顾这个变化,他说:“共产党救了我一条命。” 吃瓜事件的第二天,队干部特意带着我们十个人在全村一家家的“认门口”,谁家是贫农,谁家是地富,一一交代明白。 阶级斗争的对象不但针对地主、富农本人,还包括他们的子女,甚至于孙子一代。那时队里通知开会,都要说明什么人可以参加。如果说“社员大会”,就是全体社员,也就是全体有劳动力的人。如果说“贫下中农”,一般地说也包括了中农(我们队中农比较多,他们不参加,就剩不下几个人了),还有我们知青。开贫下中农会时,不要说地主富农本人,他们的儿子孙子也没有资格。 我们知青的家长,多半有这样那样的所谓“问题”,按照当时的说法,这种有“问题”人的子女,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言外之意,可以教育好也可能教育不好。为示宽大,给你指条活路,但死活如何,还要看本人的现实表现。顶着这么一个像帽子又不是帽子的东西,那滋味能好受吗。 所幸的是,当地的社队领导和社员们对我们知青没有采取歧视的态度。有一次,队里召开斗争会,斗争本队的地富分子。大会领呼口号的任务就交给了女知青YY。不知道是因为太激动还是太紧张,YY喊口号时把“阶级敌人必须向贫下中农低头认罪!”喊成了“贫下中农必须向阶级敌人低头认罪!”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就像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刀,稍有不慎,就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啷铛入狱,甚至枪毙杀头的危险。在北京某工厂劳动时我曾见过,一个青年技术员在辩论会上发言,为了说明世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事物,举了共产党历史上曾犯错误的例子,当时就被打成“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关进黑屋子。在斗争会上,一边是群情振奋的贫下中农,一边是低头弯腰的地富分子,喊出这样的口号,长谁的威风,灭谁的志气,后果难以预料……可是真怪,居然没有一个人作出任何反应,坐在会场中的“革命群众”只是楞了一下。YY也意识到自己闯祸了,稍稍缓口气,马上改过口来,大会按原定议程进行下去。会后回到知青点,YY吓得大哭一场。以后,YY没有因这事受到半点非难。 关于“阶级路线”,也就是倚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文革中(也包括文革前的几年)流行的提法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可分不清这个“论”那个“论”的,也弄不明白怎么一会儿是“有”,一会儿又是“不”了。于是,让他们说就变成了“有‘成分论’,无‘成分论’,……。”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在农村,谁家是什么阶级成分,大家都是清清楚楚。我们和社员们混熟了以后,有人有意无意地问知青:“你们家是什么成分?”这可是有点难回答了,只知道填表时家庭出身有“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平民”、“职员”等等,不知道家里算是什么阶级。当时城里正在轰轰烈烈地大搞“清理阶级队伍”,我们中间部分人的家长正是被“清理”、“审查”之中,我们的心中时时盼望他们能早日过关,可是这种情况怎么能向农民说得清呢,只好回答“城里不划成分。”对这样的回答,农民们肯定不满意“瞎说,哪能不划成分呢?!”不过说过就算了,以后不再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