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时代（非虚构文本长篇连载）

龙行天下

半夜围捕心不忍，
鲁迅书籍曾傍身，
学会手扶拖拉机，
也遇危险难忘存。

麻沙老农

文中提到的鲁迅杂文集，是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至今还有几本。插队时想看书确实不容易，麻沙镇在宋代曾经号称“图书之府”，当时全国有3大图书雕版印刷中心，以麻沙所产的图书数量最多。人们称之为“麻沙本”或“建本”。不过在我插队的时候是一书难求，村民对家乡辉煌的历史也一无所知。

冷月沧波

谢谢雾梦的支持，谢谢龙行的点评，谢谢老农，麻沙镇可在建阳？

冷月沧波

四十  笔记本
冬天的一个寂夜。窗外寒风怒号，室内一灯如豆。长夜寂寂，斗枢无声。百无聊赖之中，我翻出当年所记的笔记本。
这是一本小三十二开的笔记本，绿色塑料封皮，不厚。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参考资料”的字样。第一页则抄写着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话：“毛主席的东西不是受主席委托，在党内文件，新华社，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的都不算数。为什么这样严格？因为主席的话不仅形响中国，而且影响世界，不仅影响今天，而且还影响世界革命的将来。”这句话，无头无尾，也无日期出处，是否是周总理说的也无据可考，只是说明当时毛的话重要性而已。确实，我这笔记本当时抄录的都是毛主席的一些话，这些话在今天看来颇为平常，但在那时却能够翻云覆雨，影响大局。而且这些话大部分是辗转摘抄的，有些后来在正式的报刊资料上有发表，有些至今仍然没有正式公布，因此只能是聊备一格而已。
检点笔记本的内容，如按时间顺序排列，主要有以下这些 ：《湘江评论》发刊词，（20年代）；《内政评论》（20年代）；《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1966年7月8日）；《我的一点意见》（1970年8月31日）；《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给李庆霖同志的回信》（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1973年5月25日政治局会议上的指示》；“1973年12月 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的讲话要点记录；中共中央（1975) 26号文件（75年12月l0日）；邓小平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共18个部分，1975年9月2日提出）；毛主席写给华国锋同志的三条指示（1976年4月）。除此之外，还有诸如《毛主席谈小资产阶级通病》，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毛主席在那几年的一些指示，但没有明确的时间记录。
    在那样的冬夜，在那样的孤寂之中，翻检阅读这些笔记本的内容，实在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从中可以体味当时那种白云苍狗的政治风云，可以约略了解那几年重大的政治事件，也可以知道毛泽东晚年的一些心理轨迹。
    毛泽东在六六年致江青的信，虽然属于夫妻间两地书，然而用笔纵横，汪洋恣肆，充满了浓厚的政论色彩。从中我们可以约略得知，这位当时如日中天的一代伟人的心理轨迹。虽然文化大革命刚刚发端，全国处于狂热的造神运动中，毛在人民心中的权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毛在信中却透露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透露了一种孤独伤怀的苍凉感。六六年，正是林彪大红大紫之时，然毛泽东已从青萍之末预测到豪雨飘风，对这位“红色的接班人”早已是心存芥蒂。“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毛在信中还透露了一种对共产党前途的深层优虑：“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因此毛泽东认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认真的全国性演习，而且每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毛还在信中引用了两个典故，一是晋人阮籍在成皋的感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二是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前一句话，显然针对林彪而言，后一句话，则是一种自我解剖，因为毛对此的诠释是，“人贵有自知之明”。但是否有自知之明却很难说，尤其是毛的晚年，由于各种原因，常常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这封充满了浓重政治味的夫妻间的信件，一如毛以往的一贯文风，信笔写来，议论风生，纵横捭阖，颇多警句。记得当年我十分欣赏，全文倒背如流，至今犹能背诵其中的不少段落和句子。
    与这封信相呼应的是时隔五年后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与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时序是七一年秋。其时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特征是共产党内的新的权力集团的形成并已磨刀嚯嚯。一年前的陈伯达的覆亡便是前奏。毛主席在70年5月所写的《我的一点意见》虽然是针对陈伯达的，但敲山震虎，矛头直指林彪．毛深知陈的问题易于解决。陈虽然贵为政治局常委，但毕竟是一介书生，“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毛在弹指之间，对方便灰飞烟灭了。而林彪却不同，他是钦定的接班人，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是号令三军的统帅，是身经百战的将军。而且历经几十年的经营，关系盘根错节，羽翼早已丰满，如果他一发难，那么确实是一件麻烦的事。而实际上从讲政变经开始，林彪的野心已经显露端倪了。根据后来公布的林彪的所谓“571”工程机要，也证明了毛的预感不是空穴来风。因此毛采取了决然的措施，一是将北京的“御林军”调为其嫡系的许世友部队，二是在71年的8月中旬到9月12日，到全国各地找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以求他们转弯子，达成共识。这篇谈话机要就表露了毛的这种心态。《谈话机要》开明宗义就提出了后来在政治斗争中被反复引用的著名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然后毛大谈中共党史上的九次路线斗争，并告诫人们．新的路线斗争就要来了。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确实，在毛谈话之后的第二天，就发生了震惊历史的“九•一三”事件，从而改变了中国政治权力的分布与政治形势的格局。
    重读《谈话机要》，使我心仪的是毛泽东在这样复杂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政治家的汪洋恣肆的气魄，那种万物皆备于我的王气与霸气。在生死悬于一发之际，毛的谈话仍然是那么从容，那么镇定，那么的幽默潇洒，甚至还注意到了使用排比句等修辞手法。其领袖群伦的王者之气跃然纸上。
    毛主席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与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指示也很有意思，它充分体现了毛的谈话风格。例在五月的谈话中，毛说：一边要坚特原则，一边也不能那么纯。事物没有那么纯，水也不会那么清，一点错误不犯的没有。不会那么纯的，化学提炼最纯也是九九九九，没有一百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那能没有错，知过则改嘛。这些话充满了辩证法的味道。而在十二月的谈话中，则更是谈笑风生，妙语如珠。毛说：文官要学武，武官要学文，文武官都要学文学。毛问总理，你今年多大了？总理答：七十六了。主席说七十六岁年轻力壮，我今年八十岁了，还准备打仗，内战外战我都行。对世界事情心要宽，胆要大。毛问朱德同志：现在还有没有人骂你黑司令啊？朱德答：没有了吧，我跟主席四十多年了。主席说，你跟我，我跟你，过去人家骂我朱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不要怕人家骂啊。大字报让他贴吧，无非是造反要革命。，毛还问许世友，你《红楼梦》看了没有？许答，前次你讲了，照办么。毛说：《红楼梦》不读五遍没有发言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到共产主义都要总结。毛又问，中国要是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答：坚决消灭他！这一次的神来之笔是主席向政治局推出了邓小平。毛说，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位军师，邓小平同志，他是棉里存针，柔中寓刚，政治工作能力强，人才难得啊。（另一个版本是：毛主席写了四句话送给小平同志：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带路，小兵提升。）可见，当时由于总理的身体原因，主席又年事已高，急需一位能干的人出来收拾局面，而邓小平无论是才干、见识、能力，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有了毛的这次引荐，沉没多年的邓得以再度出山，际会风云。
    在这本笔记本中，还零星摘录了毛主席的其他的指示。如：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过了若干时日，毛又说：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又过了若干时日，毛却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显然是针对邓小平说的，因为他又说，翻案不得人心。）他还说了一句看起来很幽默的话：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就是要斗争嘛。但在这幽默的背后，却透露出隐隐的杀机来。
   当时隔若干年后的又一个深夜，我在灯下再次翻阅这本已经发黄的笔记本，聆听隔壁邻居家传来的卡拉ok的歌声时，心里感慨万千，油然而生“不知今夕何夕”的感慨。虽然历史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而我的斗室里，依然是涨起苍凉而孤寂的心潮。当时，知青们上大学的上大学，提干的提干，回城的回城。而我，所面对的仍旧是群山苍茫，仍旧是寒风摇竹，仍旧是仰天长叹。我不知道，我生命的历程将如何延展？我嘶哑的声音，如何去吹响人生的长笛：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无法用理性的脚步去丈量希望之途。我知道，命运的彼岸仅仅是一道虚妄的虹，是无法抵达的虚妄之境。于是，一脉生命苍凉的寒流贯穿了我十九岁的韶光年华。我已失去了歌哭歌笑的勇气。我只能在孤寂的残灯下点燃一根烟，然后徐徐地吐出烟圈，看它消失在虚空中，来祭奠我苍白的青春。

冷月沧波

四十一   总理遗嘱
大约是七六年的四五月份，一天劳作之后，在暮色归途中，刚刚昨天从城里回来的大林跑到我身边，看看身边没有旁人，有点神秘地对我悄悄说，晚上我到你房间，给你看样东西。看他神神叨叨的样子，我感觉有点好笑，问道，该不是那个女孩子给你的情书吧？他摇了摇头，眼睛看着远山，脸色有点凝重地说，如果是情书，我也不会拿出来与你共享了，是一份材料，机密材料。他特地将“机密材料”四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那天晚上十时许，我在孤灯下看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书，只听到门一响，大林鬼魅般地闪了进来。我丢了一根烟给他，说，这么鬼鬼祟祟的干什么？他没有回答，从里面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蓝面的塑料笔记本，翻开几页，指给我看。朦胧的灯光下，我看到那蓝色的横格上用钢笔描出的赫然的四个大字：总理遗嘱。我吓了一跳。总理一月八日逝世，逝世后，社会上有颇多的说法和传言，也有的说总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有的说，总理在病床前临终之时对邓颖超留下了最后的嘱咐，并说这些话现在不能告诉任何人，至于什么时候公开要看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但没有想到果然有这总理遗嘱，而且流传到社会上了。如果是，这在当时确实是机密材料。我忙问，你这是哪里弄来的？大林神秘地说，是这次回城的时候，从一个朋友那里来的。
我见状，匆匆地浏览了一遍，忙找出一本笔记本，将其抄了下来。总理遗嘱总共分两个部分，一是有几句话是写给邓颖超的：
小超同志：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 周恩来  1975。12.18
这里的蔡大姐是指朱德元帅的夫人蔡畅，为什么嘱咐邓颖超要向蔡大姐学习，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委，而且当时朱老总还健在。朱德逝世是六月份的事。从语意来看，是要邓颖超同志坚强些，要经得起悲痛的考验。
另一部分是总理遗嘱的重点部分，洋洋洒洒有千把字，内容如下：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动了一次手术以后，病情虽然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见马克思的日子却实在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国家和党掌舵，是全国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以来，主席在遵义会议期间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为主席分担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
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注意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工作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要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革命的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各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提口号要注意，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今后小平同志的担子将更重，压力将更大，但只要跟着主席走，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
关于我的事，我向中央要求：
1，我的病情发展概要，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2，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读悼词。
3，骨灰不要保留，撒掉。
同志们，永别了！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的。共产主义万岁！
                               周恩来
1975年12月19日
我笔走龙蛇，很快地将这遗嘱抄好。抄好后，再读了一遍，问大林道，你看这遗嘱，是真的吗？大林沉思了一会说，以我看，应该是真的，你看，这种口气与提法，非总理莫属。尤其是对主席的殷殷之情，对朱老总与叶帅的嘱托，对邓小平的期望与交待，完全符合总理彼时的心态。我也点了点头，说，那对后事的安排，也符合后来的实际情况，符合总理的风格，这也是一个佐证。
但我们没有想到，没有过很长时间，就有消息传来，说这个总理遗嘱是伪造的，伪造者是杭州汽轮机厂的一个工人，当然那个工人是个高干子弟，他与其他的一批高干子弟一起，模拟总理的口吻，炮制了这个被广为传抄的“总理遗嘱”。又据说，由于这个“总理遗嘱”影响很大，很多西方国家的报纸和电台都进行了播发，当时的中央对此事十分重视，发出了紧急通知，宣布这是一起典型的反革命案件，并作为特大案由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追查。追查的结果是杭州汽轮机厂的一个工人名叫李君旭的与他的朋友搞的。后来，这起重大的反革命案的主角被判处死刑，但由于尚未执行，政局便起了变化，李君旭便由一介死囚霎那成为青年领袖，政治宠儿。
那个时代，形势多变，白云苍狗。各种消息漫天飞舞，各种人物依次登台。我们偏于一隅，蛰伏一方，也难以分辨黑白玄黄，只能从有限的材料中判断事态和世态，这样，也就难免缘木求鱼了，像这次的所谓的“总理遗嘱”便是一例。

龙行天下

一本小小笔记本，
当年许多内容真，
总理遗嘱风波大，
据说还有枪毙人。

麻沙老农

冷月沧波 发表于 2016-1-5 17:42
谢谢雾梦的支持，谢谢龙行的点评，谢谢老农，麻沙镇可在建阳？

麻沙镇确实在建阳。原来叫建阳县，九十年代叫建阳市，现在叫建阳区。

冷月沧波

四十二  知青的政治
    在知青当中，政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大家彼此相聚的时候，除了掏心掏肺的相知好友，一般都避讳谈政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政治的兴趣，因为在政治挂帅的时代，你不能漠视它的存在。因此在劳作之余，生活之中，大家往往在私底下传递着一些小道消息，小心翼翼地讲述着某某最近怎样了，某某又讲了什么话了，某某作出最新指示了等等。这某某，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而是中国政坛上重量级的人物，他们的一句话，一个指示，一个行动，往往会掀起中国政坛的狂风巨浪。
    虽在这狂风巨浪之中，我们这些知青们，只不过是沧海浮尘，微不足道。但随波逐浪之际，也有着命运的走向，也有着人生的起伏，也有着情感的哀乐。这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家往往都参加了观点完全不同的两个派别，或者父辈由于派别的不同，其命运走向也迥然各异。
    实际上，作为芸芸众生，根本不知道参加两个不同政治派别的意义所在，不了解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异同点与政治背景若何？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谁都不能把握自我的人生与命运。当时所谓的“翻烧饼”的俗语，便是对政治的莫大讽刺。这“翻烧饼”特指当时的派别的得势和失势。也许这段时间，这个派别胜利了，于是弹冠相庆，“今日痛饮庆功酒”，也许，过了一段时间又失势了，于是惶惶然交出权力，一如丧家之犬。这种得失转换之间，如同铁锅上的烧饼，在不断地正反面翻动着。
在我们知青当中，也存在着这么一种现象。即是某父辈的政治派别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那么，其升学，招工，招干便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来，于是，一登龙门，身价倍增。昨天是接受再教育的“学生仔”，是在田野间劳作的知青，今天则摇身一变，而成为接管社会主义教育阵地的工农兵大学生，是领导一切的工人老大哥，是睥睨众生的革命干部。而我们，由于父辈派别的失势，或由于自己站队的错误，便低下头来，延续我们的身份，继续我们的劳作，不敢作他想。
    由于政治上的分化，后期的知青当中，便不是当初的和和睦睦的大家庭模样，而是相互间的攻防转换，相互间的猜忌排斥，相互间的斡旋告密，当政治手段运用到人际关系之间，彼此间便生出了许多的尔虞我诈，甚至出现“用他人的鲜血染红顶子”的事件来。
在每年一度的“三推荐”过程中，知青王某榜上有名，说实在的，王某为人不错，在被推荐的人选里，他应该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无论在场领导层面，在老工人层面，还是在知青中，均比较得人心。当大家以为此事毫无疑义的时候，有人书面向组织告发，说王某曾经用收音机收听敌台。告发的事件有时间，有地点，有内容。使人不得不信。于是，场部马上将王某从红榜上打入黑名单，不但取消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资格，而且还成立了专案组，对这事件进行调查。
    这是致命的一击，一如清锋出鞘，立马见血封喉，鲜血淋漓。王某接受审查，欲哭无泪。不但上不了大学，还被列入另类的名单。好在一个老职工王大妈出面力保，他才没有被打成一个“现行”，逃过更悲惨的一劫。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大部分知青都回城了，还是没有那个单位愿意接收他，因为他的档案里有不利他的材料存在。更可悲的是一个在城里的对象，两个人谈了若干年，最后终因王某无法回城而黯然离去。又过了若干年，在他上下奔走，到处投诉下，有关部门才发给他“查无实据，不作处理”的一纸结论。当他拿到这一纸结论时，他无言以对，悲哀莫名。他的青春，他的理想，他的恋情，都随着这轻飘飘的一张纸而灰飞烟灭了。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冷月沧波

四十三  收音机
    那时候，收音机是一件可以与手表齐名的奢侈品，是所谓的“三转一响”中的一响。
    但知青中有好几个拥有它。那时候比较流行晶体管的所谓半导体收音机，两个或三个波段，便宜点是单波段的，牌子好像有“向阳”、“孔雀”、“红灯”等等，那种袖珍式的收音机，很为我们所青睐，不但价格便宜，更因为便于携带。我们经常放在工作服的口袋里，带着它上山劳动，在劳动休息的间隙，躺在柔软的草地上，一边看着悠悠的白云在头顶飘过，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音乐，那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在那个信息绝对闭塞的地方，收音机突破了空间的限制，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我们收听着来自红色当局的声音，从中对整个局势走向作出判断。并不讳言，我们更多的是通过短波，收听当时所说的敌台：台湾的，美国的，前苏联的。当时主要的是收听音乐节目，偶尔也听新闻。我们在台湾台听到了邓丽君、张家昌、凤飞飞，刘文正等人的歌曲，尤其是邓丽君，在我的不灭的印象中，那是带着一种甜蜜的忧伤的歌声。邓丽君的歌曲，最适宜的是在朦胧的夜色中收听，在夏夜的星空下，在轻柔的微风中，在飘飞的流萤间，她的歌声悠悠然地响起，带着一缕传统的忧伤，带着一丝无奈的痛苦，穿透暗夜的屏障，抵达我的心房。这是一种人生深沉的诉说，是对青春年华的祭悼，也是对漂泊灵魂的歌吟。很多年后，当邓丽君在异国他乡的一个叫清迈的旅店里，在猝然而临的命运中，犹如一篇锦绣文章霎那断珠碎玉，迸裂成惨痛的字词音符，掩埋在悲情的安魂曲中时，我悲伤莫名。至今，当我在吟唱《恰似你的温柔》、《人面桃花》、《梅花》等歌曲时，眼前往往映像出一个恍若幻影的红颜，在苍凉与寂寞的背景下驻足凝眸，那就是永远的邓丽君。

在莫斯科广播电台，我们听到了《三套车》、《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甚至听到了那首在我们知青中被反复传唱的《知青之歌》，有一次，我们还听到姜家锵与李光曦演唱的歌曲，还有“东方夜莺”之称的朱逢博的歌曲，而美国之音的浑厚的男播音员的声音，欧阳天、沈红辉的主持也很为我们所喜爱。我们在美国之音的“空中乐坛”，第一次听到了贝多芬的交响乐和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那种天籁般的乐音，通过那个神秘的小匣子，使我们的神经为之跳动，青春为之增华，岁月为之缥缈。

我们知道，收听这些电台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陷入政治泥淖而不得翻身，后来有一个知青王某就栽在这上面，改变了他本来一片光明的命运。因此，我们在收听过程中，总是小心翼翼，分外小心，大多是和恋人在一起收听，因为那时的恋人往往比较专心，即使双方分手了，也是属于好聚好散之类，一般也不会告发自己曾经爱过的人，不然，他或她恐怕就会被人所不齿。

那时候，很多重大的新闻我也是从那些所谓的敌台中获悉。例“批林批孔”的一些部署，最高领袖的身体状态，四五天安门事件，及至后来的四人帮覆灭，大都是从美国之音获悉的。当然，我们不敢在人前吐露半点消息，只是在要好的知青间彼此交流。我们也因为拥有这些绝密的消息而沾沾自喜。当其他人从正规渠道获知这些消息而为之惊呼的时候，我们这些却早已有思想准备了，故而显得云淡风轻，宠辱不惊。

龙行天下

知青多避谈政治，
却也躲得不扎实，
最是喜爱收音机，
短波消息最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