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76 · 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遗言”案 作者：袁敏

大乌珠

（春风得意的蛐蛐儿在去北京领奖的飞机上，他的前程一度阳光灿烂。）

      蛐蛐儿的家是不久前才搬的，就在医大对面的一条弄堂里，是一栋修建于80年代的《浙江日报》宿舍。蛐蛐儿家住一楼，哥哥进屋时就觉得气氛有点不对。蛐蛐儿的爸爸、妈妈、妻子都在，第一眼却没有看到蛐蛐儿。哥哥刚要问蛐蛐儿在吗？只听到里屋传出噗噗的声响，哥哥朝里一瞅，吓了一大跳。蛐蛐儿躺在床上，嘴里大口大口地喷涌着鲜血，床上、地下鲜红一片。哥哥冲进去一看蛐蛐儿已经完全昏迷过去了。令哥哥不可思议的是，蛐蛐儿的爸爸、妈妈、妻子，三个人全是医生，面对口吐鲜血昏迷不醒的儿子和丈夫，居然一个个都出奇的冷静。他爸是早年留学美国的医学专家，看着血沫糊嘴的儿子说：“小旭没有胃病啊，怎么会吐血呢？”身为医大教授的他妈也说：“小旭从来没有病啊。”哥哥从小到大看过无数遍的《三国演义》，对书中多人都是“口吐鲜血数斗而亡”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哥哥觉得一股寒气从后脊梁上冒上来，他很害怕，怕蛐蛐儿也会吐血而死。哥哥说：“病得这么重怎么还不送医院啊？”蛐蛐儿爸爸说：“明天市里有个中级医学评委会，要我主持。”蛐蛐儿妻子说：“我明天要研究生考试。”而蛐蛐儿的母亲居然什么都没有说。是亲情的冰凉，还是医学的冷静，或者是蛐蛐儿真的没有什么大病？哥哥根本没有时间去分析判断，他只是想赶紧把蛐蛐儿送医院。哥哥给一个司机朋友打电话，叫他来车。车来后，哥哥犯难了，他知道自己还在病中，不能用力，但面对不太情愿将蛐蛐儿送医院的一对老人和一个女人，作为唯一年轻男人的他，只有从床上拖起蛐蛐儿背到自己身上。蛐蛐儿1米8几的大高个，魁梧沉重；哥哥一个刚刚生完肝炎还在休养的病人，背着近200斤重的蛐蛐儿浑身直冒虚汗。但哥哥还是坚持把蛐蛐儿背到车上，送到浙二医院，办住院手续，又背到6楼病房，再去华家池找蛐蛐儿的大哥哥。蛐蛐儿的大哥也是浙二医院一名年富力强的外科医生，哥哥相信，蛐蛐儿的大哥应该能对自己的弟弟负责任。果然，蛐蛐儿的大哥一来，事情很快就进入了抢救的程序。先是抬到市一医院做CT，片子出来后立刻回浙二医院请专家会诊，紧接着就推进手术室做手术。其间蛐蛐儿的大哥一直作为主治医生，而哥哥似乎成为在场唯一当下手的家属。

      以蛐蛐儿当时的病情程度和症状，正常情况下手术应该在后脑勺破一条槽，蛐蛐儿病床旁的一个小孩病情和他相仿，小孩的手术就是从头顶到脖子开了一条槽放血，手术后小孩活蹦乱跳。而蛐蛐儿一家人几乎个个都是杭城医学界享有声望的专家，任何一个医生给有这样背景的病人手术都会感到压力。为蛐蛐儿主刀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主任医生，面对这样一个原本并不复杂的开颅手术他却没来由地有了几分迟疑。通过CT的片子可以清晰地看到蛐蛐儿头皮颅骨下那层透明的蝉衣，蝉衣里是脑子，而颅骨和蝉衣之间积满了浓稠的血，颅压非常高。这样多的积血要想放干净，并且保证颅内如再出血能随时排出，在后脑的颅骨上的开槽是最有效最保险的治疗方案，但因为蛐蛐儿的父亲是医院院长，母亲是医大教授，大哥是外科主任，主刀医生犹豫再三，“手下留情”，为了保证蛐蛐儿手术以后头部的美观，他只在蛐蛐儿脑袋的颅骨上打了一个洞，而没有按常规开槽。

      哥哥当时一直坐在手术室外面焦急地等待。

      蛐蛐儿的脑袋打洞后，鲜血一下子喷射出1米多高，溅了手术室一地。血放出后，蛐蛐儿立刻清醒了。哥哥趴在手术室的门缝上朝里张望，蛐蛐儿睁开了眼睛。

      听到蛐蛐儿开口说话，哥哥只觉得两腿一软，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

      命运有时真的难以捉摸。应该说，对蛐蛐儿的抢救是及时的，但作为一个常规的手术其实并不成功。由于打洞创面小，美观是保住了，但积血却因洞口小而没有放干净。没过一两天，蛐蛐儿的神志又开始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有的医生建议在颅骨的另一面再打一个洞。第二次手术定在第三天的下午，那天哥哥和蛐蛐儿的前女友J同时赶到医院，在手术室门口等候。不一会，和主刀医生一起进入手术室的蛐蛐儿的大哥出来了，告诉哥哥他们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手术前，他站在手术台旁边俯身问蛐蛐儿：“我是谁？”蛐蛐儿喃喃地说：“大哥哥……”正拿着手术刀的主刀医生居然说：“很清醒，第二个洞不用打了，慢慢会好的。”已经躺在手术台的蛐蛐儿重新被推回病房。这时，对他说来一切已经不可逆转。多少年后，哥哥在说起他这位难兄难弟时，不无感慨地说，假如医生按常规方法开刀；假如他大哥不能进入手术房或者不问话；假如主刀医生不是那么自信地终止手术……可是没有假如，就在那天下午，蛐蛐儿康复的大门已经永远关上了。

事实上，蛐蛐儿脑袋里残存的和新渗出的积液以及瘀成的血块，严重地压迫了脑神经，蛐蛐儿脑子里的12对神经有多对受到了严重创伤。两个星期后，当医生重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一切都晚了。后来，家人又将蛐蛐儿转到上海华山医院，也没能治好。他爸爸带他去五云山疗养院疗养，在山上又摔断了腿。以后腿又数次开刀，吃尽苦头，却没有一刀成功，从此落下残疾，坐上了轮椅。

      让哥哥和蛐蛐儿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蛐蛐儿的这场大病像通往鬼门关途中的一枚暗器射中了我哥哥。哥哥在病中一个偶然的闪念，鬼使神差地来到蛐蛐儿的身边，然后拼全力将蛐蛐儿送进医院救回了他的性命，却没有料到同时将自己的半条性命搭了进去。对此，哥哥回忆道：对我们俩来说，这是一种神奇的体验，我们俩命中注定有个死扣难解难分。本来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我肝炎也快痊愈了，我以为自己很快就可以上班了，可是蛐蛐儿突然发病了，他在垂死前又一次拽住了我……

      更加奇怪的是，就在那天下午，也就是命运之门向蛐蛐儿关闭的一刹那，当时坐在手术室外为蛐蛐儿提心吊胆的哥哥偶尔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腿，他很惊讶。他的腿很肿，像注了水的透明的棒槌，用手揿一下，腿上就陷进去一个深深的小坑。他着实吓了一跳，自己又没有伤筋动骨，怎么腿就肿成那样了呢？他想站起来，这才发现自己好像患了肌无力症，全身上下每一块肌肉和每一块骨头仿佛都不是自己似的漂浮起来，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根本站不起来，好不容易站起来，晃了两下又跌坐在椅子上。哥哥第二天到医院做了生化全套检查，所有指标都很吓人，医生的诊断是残酷的：肝肾综合征。这几乎可以说是个绝症，因为治肝的药破坏肾，治肾的药损伤肝，肝肾综合征可以说让你无药可治，生死两难！

      蛐蛐儿4月18日夏时制第一天发病、手术、住进浙二医院；三天后我哥哥紧跟着肝病复发，肾病确诊，4月21日住进浙一医院。而在杭州谁都知道，浙江省这两家最有名的医院一前一后，如果不是中间隔着一条小街，它们简直就是连在一起的一所医院。

   （待续67）

大乌珠

（1990年，沉沉4岁生日时，久病的哥哥从医院赶回家给女儿过生日。小寿星沉沉没有因为面前的生日蛋糕而开怀，因为她知道过完生日，爸爸又要离开她回医院。）

      哥哥病势的凶猛让全家人包括哥哥自己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他根本不知道几天前自己在背蛐蛐儿时瞬间的一拼劲，已使得自己病后勉强维持的体内平衡，被彻底打破了！按照医生给哥哥的比喻是：这一用力，使你全身营养漏斗上的最后一层纸被撑破了，你血液中的营养现在全通过小便排掉了。果然，哥哥住院后病情迅速恶化，小便里每天流掉的蛋白有13多克，而血液里的白蛋白很快跌到2克左右，哥哥的肚子里很快出现大量腹水。更糟糕的是，哥哥的肝炎同时复发，GPT升得很高。直到医院向家属发出病重通知单时，全家人才恐怖地意识到，哥哥也许会死去！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在过了十年平静幸福的日子后，又一次拉响了警报。其时我从北大首届作家班毕业后还滞留在北京写一部长篇小说，接到哥哥病重的电报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当即定了火车票赶回杭州，下了火车连家都没回就直接赶往医院。找到哥哥病房时，看到哥哥躺在靠门的一张床上，病房里黯淡的光线让哥哥的脸显得漆黑干涩。想起半年前我离开杭州赴京就学时哥哥还是鲜龙活虎好端端的模样，现在却干瘦黑黄，腿细得像一折就断的麻秆，像刀劈一样无肉的脸上，只有两只黑色的瞳仁里还有活气和微弱的光亮。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夺眶而出，泪珠子像断了线似的啪嗒啪嗒往下掉。

      浙医大和卫生厅的领导都很重视哥哥的病情，校长和厅长亲自赶到医院看望哥哥并要求医院立刻会诊抢救。但会诊专家在治疗方案上却发生了严重分歧，肝病专家要求全力治疗肝脏，坚决反对用激素，他们认为激素会对肝脏产生致命的损害；肾病专家承认肝病专家的意见没错，但是他们认为现在哥哥的肾脏情况更严重，不用激素控制随时可能发生不测，只有拼死一搏。哥哥住在传染科，医生善看肝。争论来争论去，最后勉强达成一致，先保守治疗，用干扰素医肝，同时请中医治肾。这一治治了将近3个月，其间，我们全家尽了一切努力。打干扰素要自费，就拿出全家的储蓄；杭州干扰素没货，我舅舅在成都搞到后，托人用冰瓶空运；跑腿送药，端水喂饭，更是谁有空谁干；就连从小带我的保姆“小妹阿姨”也从农村赶出来，起早摸黑，每天去医院送菜。这3个月，在生命的游丝上来回晃荡的哥哥更是尽自己一切可能配合治疗，为了增加体内的蛋白，他每天忍着恶心吃甲鱼和黑鱼，吃了吐，吐出来再吃……然而，病情并未得到控制，到了7月，哥哥血里的白蛋白已经只剩1克多，小便在吃大量利尿剂的情况下仍然极少，肚子因腹水鼓得像个球。这时，给哥哥看中医的市中医院王院长悄悄地对哥哥说，赶紧吃激素吧，不然就来不及了。一直听从医生积极配合治疗的哥哥，住院后第一次对自己的治疗作出了强烈反应，并且声称自己承担责任。经过简单的会诊，哥哥开始了大剂量的强的松治疗。很快，哥哥的蛋白流失得到了控制，小便开始增加，肚子慢慢松弛，血里的白蛋白也有所回升，哥哥的病情渐渐地稳定下来。哥哥后来告诉我，他当时虽然病得很重，但是脑子还是很清楚，他知道自己不可能等肝病治好了再治疗肾，他只有拼一拼。他这一拼取得了效果，稳定了病情，争取了时间，但确实如肝病专家所预料的那样，这一拼也在哥哥身体中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病情暂时稳定后，来看望哥哥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带来了许多消息。说来也怪，自从哥哥生病倒下后，全省职改系统的一些人事处长、局长、科长一连病倒了好几个，而且都是绝症，他们也都在和死神拼搏，其中省档案局人事处胡处长患肺癌，就和哥哥住在一个医院。这期间，蛐蛐儿在他妻子S的牵领下也来看哥哥，这时的蛐蛐儿已经像个害羞的大孩子，不多说话，似有很多难言之隐。身为医生的S显然知道哥哥这次生病的起因，她代蛐蛐儿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哥哥看着脑子明显受到重创的蛐蛐儿真是百感交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让S一定要治好蛐蛐儿的病。这是哥哥病中唯一一次和蛐蛐儿的相会。几年后哥哥再看到他时，他已孤身一人躺在福利院，S也早已和他离婚去了国外。

      哥哥后来和我说，在浙一医院住院的将近两年，是他一生中对生命感悟最多的日子。他说，一方面自己身患重病，生死两茫茫，和许多重病人一样，哥哥对死亡也充满了恐惧，但是又无法摆脱，不得不长期地面对死亡，与死神抗争；另一方面，医院住久了，才知道死人其实很平常，就像从练习本上撕下一张纸，撕碎，抛撒出去，一阵风吹过，碎纸四散飘落，一会儿就消失在大千世界的不知哪一个角落，无法找，也找不到。真的，一个大活人也就是一粒小尘埃，说没就没，不必太伤心的。哥哥当时这么想，也并不是和尚出家大彻大悟，实在是身边的病友和曾经熟识的人一个一个离去得太快了！哥哥说，他看到太多面对死亡无可奈何，却依然对生充满渴望的人。省档案局人事处胡处长是哥哥工作中有业务联系的熟人，哥哥知道他在单位里是心气很高争强好胜的人，但在医院里见面时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有一天他来看哥哥，两人站在病房外的凉台上，看着楼下医院围墙外的农贸市场，看着“马大嫂”们有的挎着竹篮和小贩们讨价还价，有的在一撮撮的烂菜堆里挑挑拣拣，看着看着他突然像是对哥哥又像是对自己说，她们真是幸福啊！她们活在鸡毛蒜皮里，可鸡毛蒜皮多么有滋有味啊！他真的羡慕她们。哥哥当时觉得这位处长变化太大了，想当初，他曾经为几个职称指标和哥哥争得面红耳赤、寸步不让，现在说这样看破红尘的话可不像他啊！没过多久，那位人事处长就死了。听到他的死讯时，哥哥的心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他这才相信，那位处长关于鸡毛蒜皮和幸福的话是发自肺腑的，他在临死之前肯定只有一个微薄的愿望，那就是活着！

      浙二医院病房东面有一条河，河边常常会有三三两两散步的病人。哥哥住院后，羸弱的身子一直没有离开过病房。那位处长死了以后，哥哥突然有一种想到河边散步的强烈冲动。嫂子拗不过哥哥，在一天晚饭后将哥哥搀扶到河边。哥哥是没有力气散步的，他喘着气坐在河边的椅子上，看一位穿着破衣服的老头在给一个用石头搭的小炉子添火。小炉子上一只缺了口的破砂锅里炖着猪下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老头不断地往炉子里扔着拾来的纸片树枝，一把裂开的芭蕉扇在他手里轻轻地摇着，红红的火苗腾腾地蹿上来，映红了老头脏兮兮的脸庞。哥哥看着老头满足的神情，看着老头手里晃来晃去的芭蕉扇，看着炉膛里腾腾上蹿的红红的火苗，心扉流淌过一道温暖的溪流。他一下子意识到那位处长死前不久说的话真是至理名言！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活在鸡毛蒜皮里。

   （待续68）

大乌珠

（1991年，撤激素以后的哥哥形销骨立，美丽的嫂子始终守护在他身旁。）

      可是，哥哥的病状显然与鸡毛蒜皮的幸福都无缘了。激素治疗后，起先效果不错，小便排出的蛋白逐渐减少，最后大约维持在每天2到3克，血液里的蛋白增加，尿量增多，肚子里的腹水开始消退，特别是胃口大开，哥哥十分高兴。然而哥哥高兴得太早了。几个月后，哥哥感到每天小便特别多，人迅速消瘦，口干舌燥，浑身酸软。检查后空腹血糖超过400，激素治疗前，医生警告过哥哥可能发生的第一个后果出现了，哥哥爆发了重症糖尿病。没办法，他只能每天注射大量胰岛素。这时，哥哥的情绪越来越坏。哥哥后来告诉我，前一段抢救，他每天在为明天的活着而奋斗；现在稳定一点，他又在为半年一年后依旧能够活着而努力。哥哥说：那段时间真是难熬啊！但也正是在那段难熬的时间里，哥哥开始思考以后的事情。他和医生讨论，甚至让嫂子拿来医学书研读，他了解了自己病情的严重性，按医学说法就是预后不良。这种病情治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现在这样勉强维持生命，用大剂量的激素维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将病治好，只能延缓生命，直至各种功能逐渐紊乱、衰竭、死去，这是常规的没有争议的治疗方法；另一种就是慢慢撤掉现在赖以维持生命的激素，让身体自我产生抵抗力，逐渐调整恢复，这样做非常冒险，且希望甚微，但若运气好闯过风险，也可能争取到逆转性的好结果。哥哥倾向于后一种治疗方法，但是选择这种风险大希望小的治疗方法，除了要承受各方压力外，每每有一种把自己生命作为赌注来抓阄的巨大心理负担。大剂量的激素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可怕的副作用显而易见，肝病医生建议马上撤，肾病医生说撤了激素，蛋白可能要反弹。撤不撤，怎么撤？两难抉择。最后还是哥哥自己下决心撤，但为防止尿蛋白反弹，撤得非常慢，前后持续了两年之久。哥哥说他是在撤激素的漫长过程中，才真正认识到一件事物的正反两极是如此地相扶相克。激素的作用和厉害让哥哥领教了它的能量，明白了当初为什么医生对激素的使用那么慎重。随着激素的逐步减少，哥哥体内的免疫功能开始逐渐恢复，但与此同时不良反应也越来越大，天气稍微有变化，哥哥都会发烧，GPT又大幅升高，尿蛋白也出现波动。这一切明明白白地将预料中的风险近距离地推到哥哥面前，但是哥哥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他和医生、嫂子密切配合，在1年多的时间里，坚持慢慢地，有条不紊地撤着激素，强的松撤至7颗、6颗……直至3颗时，哥哥的病情突然急剧恶化。

      那是1990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哥哥又开始发烧，但这一次伴随着剧烈的腹痛。经检查，哥哥又得了急性腹膜炎。医院赶紧抢救，然而几天之后哥哥开始打嗝、呕吐，肚子越来越大，黄疸遍布全身，肝腹水使得他浑身浮肿，小便已成黑色，连眼白都是黄的。B超检查“肝脏严重萎缩，肝脏边缘呈锯齿型，大量腹水”，结论是：急性腹膜炎引起急性肝坏死。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单，医生要我们赶紧准备后事，说这个毛病10个有9个死，况且他本身生了这么长时间的病，你们也不要抱什么希望了。哥哥单位的领导、同事，中学的同学，还有晨光、阿斗、大耳朵等“总理遗言案”的难友们一拨拨地轮番到医院里来看哥哥，每个人脸上沉重和忧郁的表情都像是来和哥哥做永久的诀别。就在所有人都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或许是哥哥命不该绝。哥哥说那天他岳母来看他，一群医生刚好陪着他的领导也来到病房，这时他岳母说了一句非常普通，但却令他重新燃起希望的话：“又不是癌症，杭州医生看不好，请上海医生来看。”正是这一句话启动了全家、单位乃至亲朋好友挽救哥哥生命的大行动。母亲找到我们家的一个亲戚项医生，他是省中医院的大内科主任，他推荐了上海瑞金医院传染科的沈主任。他告诉母亲，上海瑞金医院有一个全国重症肝炎攻关小组，组长就是沈主任，如果能请到他，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母亲的性格是，只要有一条缝，她就能打开一扇门；父亲的信条是，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做十分的努力；而我们全家的准则是，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家的任何成员的任何事情就是全家的事情。哥哥的单位也专门和上海人事局联系。从电话联络,到病历传真，到派人去上海；从开车去上海将会诊医生接来杭州，到安排他们吃住用行，事无巨细，全家人和医院、单位及亲朋好友都做了合理分工，配合默契。

      从上海请来的会诊专家沈大夫是一个个子高大戴眼镜的中年人。那天他到杭州已经是晚上，我姐姐和哥哥单位的领导请他吃饭时，谈到了哥哥一生复杂而坎坷的经历，谈到了哥哥只有35岁。沈主任显然被打动了，吃完饭他不顾疲劳，立即去病房看望哥哥。第二天一早，他又正式去医院给哥哥会诊。会诊后，他对哥哥说：“你的病的确很严重，但是你的精神状态比我想象的要好，还是有希望的，要有信心。”又说：“我们正在研究一种新的‘胎肝疗法’，根据你目前的状况，可以试一试。不过瑞金医院的病房条件很紧张，现在没有病床，你看……”哥哥一听专家说有希望，眼睛里立刻泛起光亮，他说：“没有病床我可以睡走廊。”

      浙一医院的医生对哥哥这样虚弱的病体要经历长途颠簸转院去上海很担忧。他们对我们家属说，你们要想清楚，他在这里治疗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而如果一路颠簸去上海，说不定路上就会出意外。嫂子是医生，知道重症肝炎最怕刺激，造成门静脉突然破裂而死亡。她怕哥哥经不起旅途劳顿路上出现不测，对哥哥去上海非常犹豫；而哥哥自己态度很坚决，他说，杭州医生的手段已经用尽了，上海毕竟还有一个“胎肝疗法”，不试一试我死不甘心。“我才30多岁，我要活，我不想死！”嫂子急了：“我当然想你活，可你万一死在路上怎么办？”哥哥和嫂子两人意见相左僵持不下，嫂子征求我父亲意见。

      哥哥病重以后，父亲的头发一下子全白了。虽然父亲爱我们每一个孩子，但他显然对哥哥更多一分期望。这不仅仅是因为哥哥是个男孩，更因为哥哥从小就表现出来的胜人一筹的思想和能力。在父亲心目中，哥哥是有可能胜过他的。父亲和哥哥做了一次单独的谈话，这是一个父亲和儿子的谈话，也是两个男人之间的谈话。男人之间的谈话理智多于亲情。谈话后，父亲回家开了一个家庭会，父亲说，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小弟（哥哥在家里的小名）去上海治疗，一切意外在路上均可能发生，风险是大的，这不能回避。但如小弟所说，不去上海，浙一医院已经没有新的治疗措施，而瑞金医院却有新研发的治疗技术。我的意见去与不去让小弟自己决定。

      哥哥后来对我说，他最大的幸运就是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民主的家庭，有家长，没有家长制，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地发表个人意见，每个人也都可以对自己的事情完全做主。回想起来，在哥哥生病的漫长日子里，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抓住了机会，掌握了主动权。而蛐蛐儿最大的不幸就是无法为自己做主，他总是在关键时刻丧失为自己负责的能力。他真的很可怜。

    （待续69）

大乌珠

     （“医道怪杰”王佑三。）

      哥哥终于为自己的命运作出了至关重要的抉择——转院去上海，到瑞金医院进行“胎肝疗法”。一路的风险虽然巨大，但浙一医院此时表现出了一家老牌医院对病人负责的态度和不以门户之见医术之分论高低的大家风范，他们派出了优秀的护理人员一路护送，不能中断的点滴吊针在旅途中照打不误，在浙一每天服用的药品全部配齐，足量带上。

      “胎肝疗法”就是从被人工流产的胎儿身上取得成形的肝脏，并以此为原料在无菌室里制成针剂注射到病人身上。那个年代做人工流产的并不像今天这样习以为常，重症肝炎的病人只能排着长队等待胎肝源。哥哥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但他同样需要排队，不能加塞，不能开后门，这是瑞金医院的品行和医德。对于等待，哥哥有足够的耐心，他既然来到上海，就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让陪护的嫂子感到心慌不已的是，瑞金医院和浙一医院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治疗手段，因为不同，瑞金医院要求哥哥停服从杭州带来的浙一医院配的所有的药。一边是胎肝源何时能轮上尚不得而知；一边是马上要停打停服除激素之外一直赖以维持生命的药，更大的风险需要哥哥再次作出决断。哥哥说，既然选择了“胎肝疗法”，一切就要听瑞金医院的，即便有生命之虞也在所不惜！嫂子忧心如焚，但她也知道这个道理，她只有无奈而又焦虑地看着哥哥微弱的生命之火一点一点偃息下去却束手无策。不但如此，沈主任又找嫂子谈了一个和哥哥性命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说你爱人的腹膜炎到现在都没有控制住是肝坏死的重要诱因，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控制腹膜炎，需要打特大剂量的抗生素，但是你爱人长期吃激素，现在还在吃，打抗生素可能形成二重感染。以前医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所以打还是不打我要征求你的意见。嫂子傻眼了，作为一个医生，沈主任两难选择的利害关系她是再清楚不过了。没办法，嫂子只好如实和哥哥商量。“打吧，不控制腹膜炎其它一切都没有用。”哥哥毫不犹豫地说。关键时刻，哥哥又一次挽救了自己。但是哥哥说他当时真的不知道二重感染的可怕后果，“无知者无畏”，这句话显现了它承载的人生哲理。

      上帝还是眷顾一颗顽强的生命的，哥哥在大剂量抗生素的作用下，腹膜炎得到了控制，同时按沈主任的要求，每天吃10瓣生大蒜，以防止二重感染。在度日如年地等待了将近一个月以后，第一支胎肝针剂终于合着生理盐水通过静脉一滴一滴注入了哥哥奄奄一息的病体，鲜活旺盛的生命之源经历了哥哥体内自身的血液循环，一点一点沉淀到哥哥几乎已经完全坏死的肝脏里，黑褐萎缩的肝脏如久旱逢甘霖的禾苗，一分一厘一寸一毫地开始红润饱满起来。第一支胎肝针剂注射以后哥哥又开始了新的等待，但这时的等待已充满了生命的阳光！沈大夫说“胎肝疗法”治疗重症肝炎的治愈率从理论上讲是有效果的，但放到一个具体的病人身上，仍然有很大的失败可能。事实上和哥哥一起等待胎肝的病人最终都死亡了，当然原因是各方面的。沈大夫说，这要看各人的身体素质、吸收能力、排异反应，等等综合条件。哥哥顽强的生命力和坚毅的求生渴望让他无可阻挡地进入了幸运存活者的行列，他肝脏恢复的速度和程度大大超过沈大夫的预期。第二只胎肝源是一个多星期以后的一个傍晚到的，等到制成针剂给哥哥注射时已是半夜。窗外漆黑一片，哥哥眼前却是星光灿烂。哥哥最终一共注射了六只胎肝制成的针剂，他那濒临死亡的肝脏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连沈大夫都说，哥哥是他治疗过的重症肝炎病人中病情最重，治疗效果最好，恢复最快的。

      哥哥后来在回忆从杭州病重到上海求医近半年的经过时无限感慨：这几个月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也是他除了留恋生命之外更加留恋家庭的日子。哥哥说，几年的生病，嫂子和他一起挺过来了，特别是到上海后，嫂子向单位请了假，一直陪着他，当时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渴望》，每当主题歌“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时，熄灯的病房里，哥哥和嫂子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互相鼓励一起熬过当前的黑暗。哥哥还说，女儿出世不久，爸爸就生病，而且是一病不起，一晃几年，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一直留下了爸爸一次次病危，一次次转危为安，跌宕起伏的场面。哥哥在上海印象最深刻的是1991年春节，嫂子给哥哥带来4岁女儿的一幅画，画上有一行歪歪斜斜的小字：红灯停，绿灯行，爸爸面前永远是绿灯。那天，哥哥流泪了，他后来给嫂子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他记得是：今生今世无所求，惟愿三人总团圆！是啊，对他说来，家和亲情实在是太重要了！

      离开上海的时候，沈大夫和他的助手周大夫，以及参与哥哥治疗和护理过程的其他医生护士都来给哥哥送行。沈大夫神情严肃地告诉哥哥,你的肝虽然暂时救过来了，但你的肾还是一塌糊涂，你回杭州以后的主要矛盾是治肾。然而，哥哥当时并没有把沈大夫的话放在心上，他像一个在鸟笼里囚禁已久的飞鸟，急切地希望伸展自己的羽翼，拍打自己的翅膀，他想尽快地回家见女儿，见父母，他甚至想回单位里去看看同事们。肝脏奇迹般地复活，让他忽略了自己是一个“肝肾综合征”病人，他忘记了自己体内还有烂肾在悄悄作祟。

      哥哥回杭以后，家人早就在浙一医院给他联系好了病床，接送哥哥的汽车径直将哥哥送到了医院。哥哥一出车门，扑入眼帘的又是医院高大灰暗的病房和来来往往穿白大褂的医生，他大发脾气，嚷道：“我不住院，我要回家！再把我关在医院里，我真的要发神经病了！”全家人轮番劝说哥哥，劝他理智，劝他不要因为任性而将瑞金医院的治疗成果前功尽弃。

      哥哥虽然最终听从家人的劝告留在了医院，但他内心早已下定了出院的决心，并无时无刻地为此做着准备。浙一医院对哥哥肾脏的治疗确实也没有好的手段，除了吃激素以外再没有其他措施。哥哥在医院坚持了半个多月，无论如何都不肯再住下去，他每天都要和医生软磨硬泡，要求出院。最后医生只好答应，但嘱咐他坚持服用激素，两颗激素的维持量要终生吃，还要定期到医院做检查。

   （待续70）

大乌珠

（王佑三在他简陋的工作室，到处都是书籍和瓶瓶罐罐。）

      哥哥回家以后觉得医生给自己做的规定不行，激素怎么好终生吃？那还不成废人一个？事实上看到已经死里逃生，创造奇迹的哥哥，医生的想法只是尽量平稳地延续生命，从来没有康复的奢望。而哥哥却不这样想，他决心按自己的康复步骤行动，他又一次开始背着嫂子暗暗地撤激素，他认定自己不能一辈子靠激素维持生命，他一定要再冒一次险，他要重新像健康人一样地生活。哥哥按部就班的，循序渐进的，先撤六分之一颗，渐渐地撤四分之一颗，再慢慢地撤掉二分之一颗……撤到这一年大约五六月份的时候，反正是立夏的那一天，哥哥的小便突然多起来。哥哥闪过一丝诧异，却也没有再多想。没想到只过了几十分钟他又觉尿急，上厕所，比刚才尿得还要多，止都止不住。哥哥有点发慌，但他怕吓着嫂子，更怕当医生的嫂子一惊一乍，再把自己送回医院。他决定保持沉默，他希望自己的尿频尿急尿多只是一个偶然。春夏之交雷很多，天气闷湿，哥哥觉得人很难受，总像有黏糊糊的蚂蟥在身上爬。他不再喝水，吃饭时也不喝汤，只要是可能转换成尿液的汤汤水水他一概杜绝。可是尿还是越来越多，间隔时间越来越短，有一种尿崩的感觉，人像泄空了一样。更让哥哥紧张的是，每次撒完尿，马桶里都是一堆泡泡。才尿崩了几天，哥哥人就突然瘦了下去，脸凹了进去，眼睛突暴出来，连身上的痣都挂了下来。嫂子终于发现了，哥哥100多斤的体重一下子降到80多斤。学西医的嫂子自然不能让哥哥玩命，肾病吃激素是多少年来盖棺论定的医疗手段，哪能随便说撤就撤呢？她陪哥哥去医院做ECT,肾脏功能已经问题严重，再发展下去就是尿毒症临界了。哥哥嫂子又满杭州上海的到处求医，问有什么彻底治愈的手段。然而，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无奈地摇头，除了吃激素维持，中医调理，等待自身修复，目前国内还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医生的结论让哥哥又有一种要崩溃的感觉，这次生病他已经从阎王爷那里死过一回了，难道九死一生回到人间还不能好好活着，还只能半死不活地拖延生命吗？与其这样活着，不如彻底放弃，没有生活质量的生命，要它何用？哥哥不甘心啊！他一边无奈地恢复了激素的维持量，一边四下里到处打听各种偏方秘方以及肾病康复的病例。

      就在这时，像有神助似的，我在北大作家班的同学何志云送给我一本薄薄的小书，书名是《医道怪杰》，作者叫苗振亚。直到今天我都在心里感激何志云和苗振亚这两位文友，虽然我从没有当面向他们表达过我深切的感激之情，但我不会忘记何志云当时说的话：“书中说的这位医生可以让你哥哥去试试。”我更不会忘记是苗振亚撰写的《医道怪杰》让几乎走投无路的哥哥和我们全家看到了一线生命的曙光。

      这位医道怪杰叫王佑三，是安徽蒙城香山乡一个叫潘湖村的偏僻乡村里土生土长的农民，所有关于他的人生传奇不是他从小就失去了地主父亲，政治上备受歧视，生活里充满苦难；也不是他作为一个从未走出田野茅舍的乡村赤脚医生却敢于口出狂言，大肆抨击现代医学，抨击抗生素等化学药物。真正让他成为传奇人物的是，这位农民医道怪杰不仅具备一定的专业医学知识，还装有一肚子民间的马经牛经，写出了一本名叫《平衡医疗方法学——人体健康的钥匙》的医学小书，而且在他的乡村土屋里研制发明了一些药物和针剂，这些药物和针剂已经医治了许多病人。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全国许多疑难杂症病人辗转各大医院名医院都治不好的病，最后在这位乡土医生手里有不少人治愈了。但是，有两个称谓或者说两顶帽子始终伴随这位医道怪杰左右：一个是“疯子”，一个是“骗子”。

      哥哥拿到书的当天晚上就一口气看完了，王佑三的名字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脑海。“医道怪杰”也好，“疯子”“骗子”也罢，哥哥对旁人加在王佑三头上的桂冠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书中讲述的被王佑三治愈的一个又一个疑难病例和他关于医学方法论的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当然哥哥更加关心的是书中介绍他对治疗肾病的独到之处。

      王佑三认为，如今的临床医学几乎变成了抗生素的一统天下。虽然抗生素、激素等化学药物对抵抗疾病，维护人类生命安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治疗作用，但这类药物的副作用却越来越严重，它们打破了人体的平衡，破坏了人体自身的防卫系统和免疫系统，医源性、药源性疾病相继而生，导致了疾病的复杂化。哥哥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王佑三说法的合理成分，进而对他医治肾病的独家秘笈也充满了憧憬。

      哥哥决定要去安徽蒙城看王佑三医生。这是一个太重大的举动，全家人对哥哥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的性命恨不得揣在怀里小心呵护，对一个陌生的，遥远的，不正规的，颇具争议的乡间民医不免顾虑重重。嫂子首先反对，她是个西医，对旁门左道的郎中草药缺乏信任；母亲也不太赞成，蒙城不像上海，乡间小路交通不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救都来不及；姐姐主张试试，正规的医疗方法已经穷尽，土郎中土办法或许有他的土道理；而父亲自始至终不发一言。大家争执不下时，嫂子一番话让所有人一下子都无话可说：“小弟能活下来多不容易，我不想再折腾再出什么意外了，我只要小弟活着，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嫂子说这话时泪如雨下，大家都沉默了。确实，哥哥生病那么久，最难最苦的是嫂子，她现在只想小弟平平安安地活着，这要求不过分。事情看来已成定局时，爸爸说了一句话：“还是听听小弟自己的意见吧。”哥哥说：“我要活着，但我要活得有生活质量。我一定要把激素彻底撤掉，做个正常人。我一定要试一试！”

      最后全家讨论的一致意见是：去蒙城。但哥哥本人不去，由姐姐和嫂子带着哥哥的病历去。然而，天不遂人意。那一年，刚好华东发大水，安徽几乎被淹没，浙江到安徽的交通一度中断。等待，只有等待，等待已经成为哥哥病床生涯中常常需要迈过去的门槛。

      一直等到大水退去，姐姐和嫂子才相约上路。先坐火车到安徽蚌埠，再坐长途汽车到蒙城，从蒙城坐小三轮走一段路后改坐手扶拖拉机沿田埂土路到香山乡，再让当地农民用自行车带到潘湖村，到了村口，路没了，姐姐和嫂子只好从自行车上下来，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田坂上。身边不知何时聚集了一群穿着破衣烂衫的孩子，他们嘴里大声地嚷着：“大姐给点钱，大姐给点钱……”

   （待续71）

大乌珠

（这些大难不死的“总理遗言”当事人，现在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情。曾经的风波让现在的他们觉得，平凡地活着真好。）

      这真是一个贫穷而落后的乡村，但贫穷和落后的四周却是延绵起伏的青山，蜿蜒流淌的绿水，野艾蒿的清香拂面而来，空气的清新让人心旷神怡。

      王佑三居住的歪歪斜斜的茅草土坯房比想象中更破败，旁边的猪圈和茅坑与一般农家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他的院子里有一口水质清甜的老井，一棵枝桠茂密的老槐树，一群满地啄食的芦花鸡。而他的土坯屋里却摞着书籍和各种土制的实验器材及瓶瓶罐罐的药水、药膏、针剂。王佑三坐在自己的书籍和瓶瓶罐罐中间，他的头颅硕大，一头卷发像燃烧的火苗，眼睛灼灼逼人，语速很快，看病历一目十行。这是姐姐对我描述她当年第一次见到王佑三时的印象，他几乎不听我们讲述小弟的病情，只看病历，马上配药。药很便宜，一看就是悬壶济世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郎中。口服药、外擦药、还有注射的针剂，哩哩罗罗几大包。

      姐姐和嫂子的蒙城之行让哥哥穷途末路的病情陡然间峰回路转。嫂子为稳妥保险起见，悄悄扣下了注射针剂，只让哥哥服口服药擦外擦药。口服药比较简单，而外擦药却非常麻烦。哥哥须得在浴缸里用温度很高的热水将全身浸泡到皮肤发红，然后在皮肤尚未冷却时将调制好的糊状般的膏药迅速抹遍全身，用力擦拭1小时。哥哥总是在嫂子下班以后来到她的医务室擦药，我常去那儿看哥哥嫂子，哥哥涂满褐色膏药静静趴着的躯体和嫂子用力擦药而挂满汗珠的脸庞，以及那股弥漫在小小医务室里挥之不去的怪药味，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段时间以后，王佑三的神奇就显示出来。先是哥哥小便时很疼，小便颜色发红，里面偶尔还出现了一些软组织一样的东西。嫂子非常害怕，拿去医院化验，没有问题。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类似小蚯蚓状一样黏稠的东西，又化验还是没有问题。再后来有时小便会很疼痛地解出浓鼻涕一样的东西，化验也没有问题。这下嫂子彻底放心了。哥哥说，他不知道小便里解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自己肾脏肾小球基底膜上沉淀的抗原抗体复合物，也就是医生常常告诉他现代医学知道但无法治疗的病因。难道它们真的被王佑三的药打了下来！这期间家人又几次去蒙城取药，我大哥大嫂也去过。后来就由大嫂找了一位在蚌埠的朋友每隔三个月托人到王佑三那里拿一次药，然后再托人带到杭州。与此同时，哥哥撤激素也一直没有停止，大约过了八个月，哥哥的激素也撤干净了，虽然其间哥哥有各种难以忍受的反应，但是最后哥哥都咬牙挺过去了。

      在哥哥服用王佑三药和撤激素的期间，我和姐姐去了灵隐上天竺的韬光。韬光顶上有个庙宇，里面的菩萨叫吕洞宾。在老百姓的民间传说中，吕洞宾是保佑人祛病免灾的神仙菩萨。虽然我们并不信神，但面对久病不愈的哥哥，我和姐姐还是专门准备了水果点心，在吕洞宾的神像前虔诚地供奉，希望他能保佑哥哥早日康复。吕洞宾的神龛下有一尊石雕龙头，龙嘴里长年吐出一池清亮的活水。我们去拜吕洞宾的时候看到有许多人拿着各种器皿在接水，他们告诉我们这里的水富含各种矿物质，对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有很明显的效果。我和姐姐听了这话立刻跑下山买了两只塑料桶，装了满满两桶回去，让嫂子烧水给哥哥喝。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到韬光打水，我们希望哥哥能增强免疫功能，早日康复。不久，有人对姐姐说，你弟弟病了这么久，你们也许应该去祭奠一下祖宗的。姐姐听了心里一惊。她知道，父母都是解放前很久就离开家乡出来参加革命，以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我们的祖上早年都已过世，我们几个孩子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从来没有在父母嘴里听到过关于他们的片言只语，更没有为他们去扫过一次墓。祖宗的墓地上没有后人的气息，祖宗会不会觉得凄凉；而后人没有祖宗的庇护，磨难会不会不期而至？姐姐想，父母革命了一辈子，他们内心深处难道真的没有给祖辈留下一席之地吗？姐姐向父母打听了祖宗的墓地后，在一个春天的日子里，带着还在上小学的儿子悄悄地去了上虞和绍兴，分别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上坟。令姐姐惊诧不已的是，虽然几十年过去了，父母从来没有回老家给祖上扫墓，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墓却都保存完好，而且一看墓地就是经常有人在打理的样子。尤其是外公外婆的墓坐落在别人的田坂中央，按说墓地的阴气会让人忌讳，再说这么多年没有任何人来扫墓，别人如果把墓掘了或迁移了也完全正常。可是墓好好的，墓碑也好好的，墓地周围高大的水杉和环绕的桑树都好好的。姐姐找到了墓地旁的人家，称他们坟亲，一再地谢谢他们。没想到他们说，董久大祖上是菩萨心肠的好人家，冬天施粥，夏天施药，行善积德。他们的后人出去以后虽然再也没有回来过，但祖宗还是会保佑他们的。姐姐想，小弟大难不死，是不是祖宗庇荫在暗中显灵呢？

      一年多以后，哥哥回到上海瑞金医院复查，所有指标全部正常，小便几年来第一次呈阴性。他想去看一下当年给自己治疗的沈大夫，却被意外地告知，沈大夫在哥哥出院以后没多久患抑郁症跳楼身亡。哥哥回想起以前在瑞金医院垂垂待毙望眼欲穿等胎肝的日子，想起自己肝脏初步治愈出院时，沈大夫对他说，你回到杭州后主要是治肾。如今，自己还好好地活着，而沈大夫却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想起这些，不禁恍若隔世，五味杂陈。

      又休养了大半年，哥哥的身体基本康复，虽然人还是很瘦，但眼睛里已有了健康人才有的神采。1994年，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哥哥回到单位，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串钥匙，挑出其中一枚伸进办公桌抽屉的锁孔，“咔哒”一下，锁打开了。拉开抽屉，眼前赫然出现他生病离开工作岗位前收到的最后一份文件，上面表明的时间是1988年12月。

      哥哥想，自己怎么整整生了将近6年病，6年呀！从35岁到41岁，但自己终于活下来了。这场大病是1976年的牢狱之灾带给他的噩梦，但他能够活下来，也是1976年的磨难历练了他的坚强，只要活着，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从41岁开始，哥哥的生命之船又开始了下半段的航程。这时，他已经深深地领悟了生命的真谛：活着就是好的，活要活得真好，活着才能更好。活着真好！

    （全书转载完·待续后记）

先乡后城

    全书只看了一部分，知道基本意思了，不知道说点什么好。有感叹，有商榷，更多的感觉是说不清楚。

大乌珠

先乡后城 发表于 2014-12-5 21:36
全书只看了一部分，知道基本意思了，不知道说点什么好。有感叹，有商榷，更多的感觉是说不清楚。 ...

谢谢阅读！知青的后生活虽然变化很大，但中轴的那个线是是一致的，只是早晚的事。

大乌珠

《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后记

      追忆三十年前的那段历史时，我并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以《重返1976》这样一本书的形式留存下来。当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关于三十年的等待和沉默究竟因为什么，我不想再说了，读者看完全书，自然会明了一切，我想说的是，关于这本书的产生我要感谢几个女人。

      首先，我要感谢李小林。可以说，没有小林，就没有这本书。我和小林相识在1976的冬末春初，正是“总理遗言”出笼的前后。可以说，小林见证了当年“总理遗言案”这场劫难发生在我们家的始末。三十年后，小林对我说：《收获》“亲历历史”的栏目应该有“总理遗言案”的真实记录，你是直接当事人，把那段历史写出来吧。于是我写下了《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文章在《收获》刊出时小林建议我将标题改成《我所经历的1976》，小林说，你原来那个题目过于敏感。我也是编辑，我能够理解，但心里还是遗憾。没多久，《收获》“亲历历史”的栏目停了，但小林却让我将这段历史的故事和人继续写下去，并说，你在《收获》开个专栏吧，你自己给专栏起个名字。于是，有了“重返1976”。这个专栏在《收获》断断续续横跨了整整三年有余，由于我自己也主持着一家大型文学刊物，工作很忙，常常到了交稿时间，我却一字未写；还有几次稿子交出去了，却又再三再四地改动，给《收获》增添了不少麻烦。然而，每当这种时候，小林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包容和耐心，让我心生愧疚，只有更努力地去回忆和挖掘这段历史。我想，小林和《收获》之所以执着地将“重返1976”这个栏目坚持下来，不是因为我的文章，而是因为那段历史。

      第二，我要感谢王旭烽。旭烽是学历史的，虽然她身上更多具备一个女作家大多都有的浪漫性情，但她依然不乏一个史学人所拥有的视野、情怀，和气度。她一再对我说，对于“总理遗言”这段历史，最适合将它写出来的就是你了，你是当事人，亲历者，这是抢救历史，不是编造故事，你是有责任的。我和旭烽按北京人的说法就是发小，十七八岁时更是在同一个工厂朝夕相处，我们还共同创作过一个双人舞，我写歌词，她谱曲。我们之间情同姐妹，说话也很随便。但是，关于“总理遗言”，旭烽很严肃，她让我意识到，假如我不把这段尘封三十年的历史写出来，我真是无法面对已经开始一个个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想到日后我们剩下的当事人也会尘飞湮灭，这段历史有可能石沉大海时，我真的涌上一种迫切的使命感。当我“重返1976”的专栏文章写到第三篇时，旭烽居然给我写了一封万字长信，说实话，我看了这封信，想搁笔都不行，我真的觉得自己对书写那段历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我又一篇一篇写了下去。旭烽的信我作为“代跋”附在书后，也是一种纪念。

      第三，我要感谢脚印和方雨辰。“重返1976”的专栏文章在《收获》杂志上陆续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我原以为这样一段久远的历史，很难引起当下这个浮躁社会里人们的回望，没想到读者热切的反响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多家报刊网站的纷纷转载和网上许多热情洋溢的跟贴，让我感到了当下的人们对遥远的那拨热血青年的喜爱，对沉重的历史的探究与怀想。于是，我有了将这批文章集中出书的念头。但出乎意料的是，联系的几家出版社都报以长长的沉默。作为一个资深出版人，我当然明白这沉默的意味。庆幸的是我遇上了脚印和方雨辰，她们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优秀编辑，一个是热爱做书的图书人，她们因为喜欢我的文章而愿意来出版这部书稿。脚印接受稿子后对我没有任何承诺，但我知道她为此书的送审报批到通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小方则从书的装帧设计到编排校对等等诸多细节上做了大量繁琐的具体工作，我对她们充满了敬意。

     我不知道是不是女人比男人更坚定，更执着，更有韧性，但我知道这本书的问世，恰恰是因为有上述这些优秀的女人。

                                             

                                                                            袁敏

                                                2009、5、28

（1950－2000杭州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建园五十周年，几位老园长回园参加庆祝活动合影·左三为董静芝。）

大乌珠

《中国，漫长的一年·1976与“总理遗言”案始末》后记

      清明时节，接到凤凰联动电话，让我为《重返1976》修订再版写点文字。

      此书再版时，凤凰联动将书名更改为《中国，漫长的一年》。起初，我并不太认同这个书名，觉得与《重返1976》相比，它显得平淡而缺乏张力。但慢慢地，我读出了这个书名中蕴涵的一种平静下汹涌的历史潜流，一种与国家命运无法分割的血肉相连。

      35年前清明前后发生的北京“天安门事件”，人们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文革”的尾声，也是划过中国遍布阴霾天空的一道明亮的闪电！

      多少年过去，那道闪电的余辉却一直没有消失。无论是在此之前周总理的逝世，还是紧随其后的朱德、毛主席的与世长辞；无论是唐山大地震带来的天灾，还是“四人帮”狗急跳墙造成的人祸，种种重大的历史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都让1976这一年显得格外不同，也显得无比漫长。这本书中写到的故事和人物似乎和“天安门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依然让二者具有了无法否认的勾连；尤其是那种青春、热血、精神向度，更是一脉相承。

      这部书稿曾经在有关部门辗转审查了一年半之久，就在我几近绝望，相信这部书稿将会无疾而终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却没有放弃，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使得书稿拨云见日。

      2010年1月该书出版后，先后有数十家报纸、网站连载、评介，当月就上了“新浪好书榜”，读者的热情和对这一段久远历史的关注，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当许多读者来电说买不到书时，此书的盗版却现身全国各大城市。

      就在这时，凤凰联动出现了，表示愿意重出此书。

      我知道凤凰联动出过很多热门的大畅销书，但我觉得《重返1976》这样纪实的回忆文章和采访实录，恐怕不具备畅销元素，我也不希望镌刻在我生命中的那段沉重历史，被包装演绎成秘闻轶事来博取读者眼球。

      然而，与凤凰联动交谈后，我意识到自己遇见的是一个富有人文情怀的出版团队，他们对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重大事件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我愿意将修订后的书稿交与凤凰联动再版，并为此次再版增加了一些珍贵的老照片，我希望此书的再版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出版行为，而是一次共同的重返1976之旅，在穿越那漫长的一年的时空隧道中，不断地挖掘和发现历史对现实的观照。

                                                                                  袁敏

                                                                             2011、4、29

                   （本书作者父母袁啸吟与董静芝2012年于浙江医院。编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