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您还应该向谁道歉？

吴为

以下是引用小红柳在2013-10-17 22:09:00的发言：
　　
　　俺有些犯糊涂，关于“西纠”问题，中央八十年代初是平反了的，作为“西纠”副司令的陈小鲁不必道歉的。不过俺脑子了有过点记忆，六六年冬串联到上海，在外滩还抄录过一份关于陈小鲁的大字报，后来回到学校还翻印成传单的，但内容由于时间久远了记不得了。那会儿俺刻钢板这活儿干得还行，所以总在宣传组。隐隐约约还记得，一首《红卫兵战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的蛋！滚、滚、滚！滚他*的蛋！”好像是出于“西纠”的。那会儿除了“西纠”，还有“联动”……俺以为“红卫兵”前前后后粗略可分为四个大类，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的，否则哪来“打派仗”呢？
　　

陈小鲁与西纠 (2013-10-15 18:15:2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7849b70101irn9.html

 

     近期，陈小鲁向受其迫害的老师道歉引发网上热议。

    对年轻人、对中年人、对未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的人、甚至不是那个时代的北京人的外省市的人来说，都可能不知此“道歉事件”背后透露的政治笑话。

    陈小鲁是陈毅元帅的第三个儿子，文革时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文革中曾改名陈卫东。

    1966年8月陈小鲁找到北京四中、北京六中的学生，并提议发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即文革中名气很响的“西纠”。此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西纠”的司令是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儿子，北京四中高三学生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

    1966年9月4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的《红卫兵报》第2期出版，此“西纠”自办的刊物中有一篇《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文中说到：

    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

    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透过此文，我们看到了什么？就是有造反派要造“生活腐化”、“养尊处优”的官员的反，而他们就是这些官员的儿女，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不同意了！于是他们要起来保护这些官员，保护自己的父母。这就是陈小鲁等人发起成立“西纠”的主要目的！

    至于“西纠”干了些什么，就举一个例子：

    1966年8月27日至9月4日在北京举办“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当时如何维护好整个赛场秩序是个难题，于是就有了以下对话：

    时任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对如何搞好赛场秩序手足无措时，见到正在观看乒乓球比赛的邓小平，荣高棠就向邓小平求救。邓小平就给他出主意：“找西城纠察队维持秩序。”并说：“李××（李姓高级领导）的儿子调皮捣蛋，被西纠打了几个耳光就乖了。”于是，大会警卫处就把“西纠”请来维持秩序。

     这段对话说明什么？一、“西纠”就是个暴力组织，且已暴力成名。二、“西纠”的这个组织和这个组织的暴力得到某些领导的认同。

吴为

    我们也可从北京四中学生刘辉宣谱写的《造反歌》，又称《红卫兵战歌》中看到“西纠”的斗争矛头和暴力色彩。

    歌词中唱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刘辉宣就是北京四中最早的红卫兵，成立“西纠”时，他也成了西纠成员。写到此大家就明白了，刘辉宣肯定是“老子英雄”。确实是，他的父亲也是位老革命，解放军第一次授军衔时，被授大校。

    多行不义必自毙，“西纠”的暴力终于为自己带来了覆灭。

    “西纠”成立还不到三个月，“西纠”的恶行就引发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视。在1966年11月19日和21日，时任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就带着组员戚本禹、关锋两次到陈小鲁任革委会主任，所在的北京八中，批评“西纠”建立非法关押人的所谓“劳教所”，即今天所称的“黑监狱”是错误的。戚本禹更是训斥“西纠”，称“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则明确建议“解散西纠”。

    由于“西纠”拒绝解散，一个月后的1966年12月16日，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江青针对“西纠”的恶行批道：“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

    在第二天，1966年12月17日，江青在全国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再次批“西纠”：“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作不出大的事业来！”随后周恩来说：“最近这几天，我们对于中学里头极少的一些人，作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纠察队员，我们实行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规定，拘捕了他们。因为经过我们的教育，屡教不改，所以我们把他们拘捕起来，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可是红卫兵组织了纠察队之后，起了相反的作用，……当然这是极少数的一些人啰。因此这个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沾污了，所以我现在提议，你们各学校的红卫兵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自动地主动地把它取消，不要我们下命令，好不好？”

    由于“西纠”的几个主要头头被抓了起来，其他“西纠”成员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解散了“西纠”，“西纠”终于在1966年12月中旬结束了其罪恶的“生命”。

    从“西纠”的一生和中央文革处理“西纠”的态度，我们看到了什么？

    是否看到中央文革对“西纠”暴行的不满和愤怒！

    有趣的是，1984年“西纠”被中共中央彻底平反了！

    这份发到县团级的红头平反文件中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市先后成立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连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反动组织，许多成员受到关押审查和迫害。

    更有趣的是：这次陈小鲁的道歉却狠狠打了平反的文件脸！如果陈小鲁的道歉是正确的、他是做了违法的事，是犯了罪，则“许多成员受到关押审查”就是中央文革的正确决定，面不是“迫害”，平反就是错误的！同样平反文件对江青的指控也是错的！如果，平反的文件是对的，则陈小鲁的道歉是错的，他是以道歉之举，向给他们平反的中共中央示威！

    当然，还有许多有趣的现象，如“西纠”的司令孔丹就一直保持沉默，从未见孔丹高调道歉过。看来，同为当年的“西纠”同志，政治水平就是不一样。

    所以年轻人，别看到“道歉”就跟着骂文革。要有自己的脑子！

吴为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　　

 

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常看

学习了，转载了。

 

毛主席万岁！

二黑

哈哈，原来是邓小平出的主意？

是不是邓小平也该站出来“道歉”啊？

老四届

以下是引用二黑在2013-10-17 21:48:00的发言：

过去是一个对最高指示深信不疑的“愚民”，

现在还是一个对“最高指示”深信不疑的愚民。

 

哈哈，自认为是曾经的愚民，现在依然是愚民。

最可悲的是，他自以为现在不是愚民了。

常看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道歉，即各负其责，别再让毛主席老人家代受其过。
 
几年前，曾在网上与人议论文革说：文革中的好话都是毛主席说的，不好的和糊涂的事情，都是大家干的。现在的人怎么这么没良心，看到毛主席不在世了，就把自己干的坏事都推到毛主席身上。真缺德！
 
现在，终于看到纷纷出来道歉承担自己责任的现象了，这使得模糊远去的历史清晰起来，特别是我们这些当年最小的一届，又远离事件中心北京，原本就很多事情根本不知道，大家一起全面的回顾和思辩，历史上的大是大非就很清楚了。
 
一场文革，让很多错误思潮显现并被遏制，为后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一代人那一年大都没有去追随方励之等，这也是文革的成果之一。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现在，我从心底认识到毛主席真正是高瞻远瞩！

吴为

以下是引用老四届在2013-10-18 23:16:00的发言：

哈哈，自认为是曾经的愚民，现在依然是愚民。

最可悲的是，他自以为现在不是愚民了。

 

老弟说的不错。想起一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当然，还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吴为

以下是引用二黑在2013-10-18 19:42:00的发言：

哈哈，原来是邓小平出的主意？

是不是邓小平也该站出来“道歉”啊？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thread-214881-1-2.html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後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有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吴为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後，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有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想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象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