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6-25 12:44 编辑
当我们梳理上山下乡历史时,出于个体知青的角度我们不容易具备大视野去看大历史的能力,最容易出现的局限性是对于中央决策层在发动和操作上山下乡方面的脸谱化。通过十多年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上山下乡过程是和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运紧密相连的,1953年到1956年是怎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呢?“一五期间”不是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吗?城镇工业化的发展不正是需要增加城镇劳动力的人口吗? 现在我们需要跳出上山下乡的小历史去看看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历史大背景了:
1956年的冒进与反冒进
罗平汉
2014年11月03日08:2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从1955年夏季开始,毛泽东决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开展了对所谓“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迅速进入高潮。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进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将在中国基本建立,要发挥这种先进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迅速赶上甚至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他感到,既然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克服右倾保守思想,速度可比原计划大大加快,那么,经济建设领域是否也同样有右倾保守思想需要克服,是否可以同样加快发展速度?195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他说:“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此前的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于12月作了序言,他说:“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毛泽东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目的,在于用这样的方式促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大发展。在他看来,一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原来设想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只用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经济建设中右倾保守思想一旦克服,同样可以实现高速度发展。同时他感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依然是一穷二白,在工业上、科学技术上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状况如果不尽快改变,并在较短的时间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在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不相称。革命战争和社会改造取得的巨大成功,增强了毛泽东的自信,他认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反右倾保守导致的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最突出的表现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一加再加。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1955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1956年投资多12.4%。只过了两个月,这个数字就被大大突破。国家计委1956年1月5日在一份报告中说,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153亿元。随后,又增加到180亿、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一倍多。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1956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的追加到477个;不久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投资的大幅度增加,造成国家的财政赤字,同时它还致使钢铁、水泥、煤炭等原材料供不应求,造成国民经济的全面紧张。
周恩来等人反冒进
2月6日,周恩来召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财政部副部长金明开会,研究在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反右倾保守,轰轰烈烈,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倾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冷水,但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各部门专业会议打的计划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 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可以加快,但不能工业化提前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当周恩来、陈云等意识到冒进问题的严重性时,毛泽东的看法却有所不同。1956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追加20亿的基本建设投资,但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据胡乔木回忆:“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应当说,当时党内的民主气氛还是比较好的,虽然毛泽东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提议为政治局多数人所反对,表现出不高兴,但他并没有固执己见,这就使得反冒进能够得以继续进行。同年5月11日,国务院召开第28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这年5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讨论起草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问题。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刘少奇还要求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6月1日,周恩来和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起草、经刘少奇审改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尖锐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这篇社论不但指出了急躁冒进的危害,同时也分析了急躁冒进产生的原因,成为1956年反冒进的重头戏。 不难看出,这篇社论提出的观点与毛泽东当时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因为社论表面上看,对急躁冒进和右倾保守两种观点都作了批评,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文章的重心是在强调反冒进。当时,中宣部将起草好后的稿子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但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3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说,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