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半醉汉 于 2015-3-22 09:37 编辑
三十一，回乡亲情，旧邻和发小 一九六五年底，我回到阔别了一年半多的故乡六安。 我大姐夫刚好从乡下先生店邮电局调回县邮电局，我住在他家。 大姐比我大十五岁，一见我，就拉住我哭起来：“你怎么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啊？我问过了，那个什么大圹圩苦的很啊，这要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 我笑道：“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大姐哭着埋怨说：“你这个不讲良心的东西啊，竟然这么长时间，你都不回来看我啊？” 我笑道：“我这不是回来看你了吗？” 大姐夫下班看见我回来，特地上街买了一大盘卤肉，要我陪他喝酒。大姐夫爱喝酒，见我会喝酒了，他十分高兴。我俩频频举杯，他一面和我干杯，一面再三叮嘱我在外喝酒，不要过量。 此时我的习惯性冻疮又犯了，双脚都已冻肿。当晚吃完饭，大姐连夜给我做了一双新棉鞋，第二天穿在脚上，舒服极了。 故乡还是旧模样，贫穷中显现出祥和，满足里透露着无奈。 但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九墩塘、大淠河、南北两个宝塔，老巷古井，旧街新楼，我贪婪地看着，品味回忆着。 我回到原先我老家的院子看了看，一切依旧。 大杂院里的庭院树木还是走时那么大，老邻居见到我嘘寒问暖，异常亲热。旧居两间茅草屋，有我表哥一家居住，他孩子多，地点显得很局促，几乎无立足之地。 对门的老邻居王先生和王大妈一家，在我没走时就搬到小东街居住，现在里面住的是照相馆的王大哥。 儿时往事，历历在目。 国民政府偏安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王先生三十多岁。他老家在农村，祖上给他留的有点田地。按新中国的政策，算是个中小型的地主。 他是读书人，可十年寒窗苦之后，没有考上大学。他又不想在老家种田，只好把田地租给别人种，带着王大妈孩子来到六安城里，以教书为生，租住在我家对面，中间只隔一个小院子。 每年过年，母亲都要买张大红纸，请人写上“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做中堂。 有年，母亲在挂中堂时，王先生站在院子里说：“现在不能再挂‘天地君亲师’的中堂啦，辛亥革命就推翻了君主皇帝，哪还有‘君’？” 母亲问：“那中堂挂什么？” 王先生说：“挂‘天地国亲师’。虽然国家没了皇帝，但国家还在，所以现在都写成‘天地国亲师’了。” 母亲问：“报纸上说，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现在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最大，为什么不写‘天地民亲师’？” 王先生大不以为然，说：“那是万万不可的，这五个字是牌位，天地最大，中间是国家，下面是祖宗、双亲，最后是师长。你把‘国’换成‘民’，按道理应该说，也顺理成章。可是，要是有人说你家中堂上的这个‘民’是民国，你怎么办？那你就是反对共产党，希望蒋介石、国民党卷土重来啊！到那时候，你不是跳到黄河洗不清吗？” 母亲连连点头：“对对，这个醒提得好。我以后就叫人写‘天地国亲师’了—” 母亲想了想，又问：“可，可我要是这样叫人写了，这世界上有君子，也有小人，要是有人认定这个‘国’是中华民国，我怎么说？” 王先生先是一愣，后决然说：“那你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不是贫民吗？你怕什么？你就一口咬定，我这个‘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谁要是怀疑这个‘国’是中华民国，那他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他自己想蒋介石、国民党回来！对不对？我是地主成分，我不敢说。你是贫民，你怕谁啊？” 母亲想想有理，以后我家挂中堂，都是“天地国亲师”这五个字，这也是我最早认识的五个字。 王先生的二儿子叫王小平，比我大三四岁。王小平在小时候被王先生送到南门口乡下，给他家原来的一个姓孔的老佃户带养，取个小名叫“锹把子”。王先生生怕宝贝儿子在衣食无忧中长大，日后不知生活艰难，特意作此安排。 我小时候经常到南门口孔大妈家玩，她家门前有口大池塘，池塘里有鹅和鸭子，还有水牛在池塘里打汪（即浸泡在水里）。孔大妈家的院子里有碓窝，走廊上有风车，她家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我退休后回六安居住，也在南门口买的房子，我数番前往寻找，可惜旧时踪迹全无，都是怅然而归。 在我们家乡，很多有钱人都喜欢让孩子做穷人家的干儿子，在农村穷苦人家过一阵子。他们信奉“有钱难买少年贫”这个格言，都愿意他们的孩子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这种和谐在一九五七年后被和谐掉。 一日，我们惊闻王先生是个大坏蛋！ 听大人说，王先生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教书的学校，还开了他的斗争会。 被人开会斗争当然是很不光彩的事。 我当时对右派分子并没什么概念，只是按照街头墙壁上漫画描绘的那样去对照想象。画面上那些张牙舞爪、手持匕首、獐头鼠目或丑陋凶悍的右派分子，跟眼前文质彬彬的王先生一点也对不上号。 我很奇怪，王先生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多年后我才知道，王先生是在毛主席号召赶英超美，大办钢铁，大力提倡土法上马，用小高炉炼钢铁的时候，说“小高炉炼的铁不能用”，被人检举，打成右派。 文教局把他从学校开除，后来又弄到乡下去种田。 大好前程，毁于一句话，认识王先生的人，都为他惋惜。 王先生却不后悔，只是生活苦不堪言。 他绝然没想到，自己那双细皮嫩肉半辈子握笔的小手，现在却要去拿“锹把子”，下田种地了。 每次他从乡下回家，都是人瘦毛长，狼狈不堪地样子。但他不在乎，一扫往昔的讲究，戴在脸上的眼镜断了一只腿也不修，仅用一根橡皮筋系在耳朵上。待人接物，旁若无人。但每次回家，他都免不了被王大妈一顿臭骂。 王先生不常回来，大约每月回来一次。每次，老俩口见面，总是重复着斗嘴，几年如一日。 王大妈只要看见他回来，就会劈头盖脸地问：“你个要死的回来做什么？” 王先生总是依然一副大丈夫模样：“这是我家，我高兴回来。” 王大妈便讥笑：“饿的吧？” 王先生在老伴面前有唾面自干的修养，不计较王大妈的讥讽：“别废话，先给我弄点吃的。” 王大妈便会一面给他做饭，一面骂：“我早就知道，你这张破嘴迟早会惹祸。你说，毛主席都说要用小高炉炼钢铁，赶英超美。你竟敢说‘小高炉炼的铁不能用’，你这不是发昏吗？” 王先生便会自语：“我没发昏，是他发昏。” 王大妈便会惊慌地急忙捂住王先生嘴：“祖宗，你作死啊？你自作自受，连工资都 没有了，害的我这么大年纪还要给人家做衣服、做针线活挣钱来养家糊口。你还想怎么害我们娘几个？” 王先生就会得意地边吃饭边抖搂着二郎腿，说：“你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 王大妈就会怒骂：“呸，老娘以后就嫁鸡随狗，嫁狗随鸡，你能把老娘怎么样？” 王先生就一脸不屑地不断摇头。 几年后，当地乡政府小学缺乏教师，又让他去学校教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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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21 19: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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