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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李新一嘱托，发文：吃不饱 李新一
我们这代人，对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我们小，正在长身体，多少有差别，普遍吃不饱。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消除了极端贫困，解决了人们温饱，进入小康。现在活到70多岁了，想起当年为什么吃不饱，琢磨给自己找个说法。 1. 进行探索的代价。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走工农武装割据，开辟井冈山根据地起，我们党才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照搬苏俄先打大城市的模式，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中国实际出发，靠毛泽东思想最后建立了新中国。 1957年党领导人民完成了三大改造后，如何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认识到学苏联僵化体制不行，但没经验又急于求成，探索中必然会走弯路。1959年6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再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他还感慨地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 湖北省委的报告指出：大跃进的一条教训，就是胜利冲昏头脑。我们的冲天干劲和应有的科学精神发生了某些脱节的现象。在工作中以感想代替政策，以点的情况代表面的情况，以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代表广大群众的要求。大张旗鼓地表扬了高额丰产的卫星，使卫星越放越高，头脑越来越热。某些干部的这种弄虚作假、强迫命令的作风，经过刮共产风，大兵团突击秋收冬播，行行放卫星。 河北省委的报告检查了高估产，该省预计1958年产粮2000万吨，结果只落实为1420万吨，秋收时丢掉、霉烂的很多，再加上一度放开肚皮多吃，丢失和浪费粮食不少于900万吨，造成全省粮食紧张的局面。 广东省委的报告承认由于粮食紧张和工作疏忽，个别地方已经出现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 2. 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认识的偏差。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及其以后，毛泽东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尤其看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发生乱子之一，就是把生产关系的作用夸大到极端，以为生产关系的迅速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提高就必定带来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不顾现实生产力的水平，人为提升生产关系，结果反而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大跃进”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所有制关系上盲目求纯。两者共同的教训，归根到底，是限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党在领导全面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主要错误是“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应该牢记，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违背了就要吃苦头，受挫折，普遍吃不饱，甚至饿死人。 3. 对商品经济的认识。第一次郑州会议时，毛泽东指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有些人企图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4. 没有搞综合平衡。毛泽东说，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毕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刚刚起步的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未充分显现出来，对党来说是一次全新的社会实践，对其真理性的认识必然要经过实践的多次反复，党对领导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实践经验，缺乏充分的实践所导致的思想认识的不稳定性。当时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清醒的认识，加上党内民主受到削弱，一些正确的意见很难及时反映到中央。以往革命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依靠群众大搞突击运动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建设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被认为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过去的成功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教条化、绝对化。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沿着反右及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路，对所提的不同意见都很难被接受。 5. 天灾人祸。据后来统计，1959年核实的粮食产量只有3393.6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3953亿斤，减少近600亿斤，仅相当于1954年的水平；1960年粮食产量2876.9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17亿斤；1961年粮食产量仍在下降，连续第三年下降。1959年的旱灾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受旱面积达5亿亩，其他灾害面积1亿亩。1960年1月至7月，全国累计受灾面积达6.7亿亩。7月上半月，全国洪涝面积共3900万亩，广东、福建台风侵袭受灾面积1000万亩。一方面粮食连年大幅度减半，另一方面粮食的销售量却因城镇人口增加（1960年底，职工人数高达5044万人，比1957年增加2593万人）。为维持城镇商品粮供应，1958年连续三年，国家每年征购量1000亿斤以上，几乎占到当年总产量的30%—40%，仍然不能保证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许多省区农民的口粮也在急剧减少，人民生活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大家因此必然普遍不够吃。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6. 大炼钢铁的影响。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参加人力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左右，小高炉、土高炉有几百万座。经过几个月的盲目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虚报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其中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多万吨。几千万人上山，大量砍树，劳民伤财，据统计，1958年仅炼铁补贴一项，国家财政的支出就高达40亿元，超过当年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这种状况，加重了国家财政支出和商品粮供应的负担，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致使丰产的秋季农作物因无人收获而大量烂在地里。 7. 缺乏调查研究。在毛泽东看来，这几年错误的发生，直接源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党内同志的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 8. 造成困难的原因。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说，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引起的，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这几年提出过高的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在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就草率地加以决定，而且过急地要求限期完成，这就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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