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的回眸】我的狗年记忆（之三）

震亚

【金秋的回眸】

                               我的狗年记忆（之三）

    时光荏苒，1982年（壬戌狗年）1月，作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毕业了。此时，已34岁。对于我来说，乃是走上社会后的二次起步、人生新长征的开始。

   

    因为“文革”，整整荒废了我十余年的光阴，远在北大荒的山野里当兵团战士、农垦职工，几乎无书可读。所以留校任教当了大学老师后，深感底蕴不足。于是，没有课的时候，我就长时间地泡在图书馆内，恶补阅读，积累知识。而且，谨记恩师张寿康先生等前辈学者的教诲，仿照他们的传统做法，边阅读、边做笔记。具体而言，就是把重要的内容与随时的感悟，及时地写在一张张的卡片上，然后分门别类，装在一个一个纸盒内。这样，日后查阅、使用起来就很方便。

       通常，我都是去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因为当时家住在南池子，只要骑上自行车，出北池子，转向西行，经过景山、北海，就可抵达北图，还是比较近便的。往往是，上午去，下午归，中间就吃个面包充饥。

在阅览室，能经常碰到“熟人”。不是真认识，而是因为他们也是这里的“常客”。于是，一回生，二回熟，再见面时就会隔着几排桌椅点个头、笑一笑，至多挥下手，算是打过招呼了。毕竟，这里要求安静，安静得大家连   翻书页时都小心翼翼，惟恐惊扰了别人。

    偶尔，看书累了，我会直一直腰，借此功夫，环顾一下周围。甚或，会在心中不着边际地猜想那些年龄不一的“常客”都是什么身份：是准备报考研究生，还是在钻研某个课题？不得而知。赶上中午，在图书馆的走廊里，喝一口水，啃几下面包时，“熟人”间也会随便地聊上几句。但一俟面包吃尽，便相继回阅览室各自去看各自的书了。所以，一年半载下来，居然叫不出对方的名字。

        4月，儿子出生，喜悦之余，深感多了一份责任。不仅要养，还要育。陪着他开口说话、蹒跚学步，花费的精力丝毫不亚于工作上的付出。也许，这就是人生的真谛。无论是工作还是孝亲、育儿，都是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

    需要补记一笔的是，也是这一年，出于控制人口急剧增长的考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实行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于是，我们老三届这拨人的第二代，几乎都是独生子女。

    这在当时，我们都很自然地接受了。多少年来，响应号召似乎已经成了必须或习惯。然而，谁能想到，30多年后的2016年，又开始倡导二胎了。

   

    我是支持二胎新政的。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就是家庭。这些年来，我们的父母老去时，多有兄弟姐妹轮流伺候在病床前，遇到紧急情况也有得商量。而如今，我们也已进入古稀之年、多病之秋，可身边却只有一个儿女。真为这些独生子女发愁：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缺少兄弟姐妹的相伴，不免孤单；而当他们进入中年，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时，却要独力承担更多的责任、全部的重担，该是多么的无助啊！

苦辣酸甜

      拜读了，有了二胎的新政，许多人却不要了，因为压力，工作有压力，培养孩子要钱，有的还要还房贷。

震亚

是啊，此一时，彼一时。怎么说呢？
也祝版主周末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