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震亚 于 2017-11-13 11:44 编辑
【金秋的回眸】 最后的知青 ——记老郭头 老郭头，70岁了，冠之以“老”，名副其实。然而，40多年前，他已经有这个名号了。 初时，连队多达一百多名知青。后来，几经缩编，仍有知青20多个。但是，他的性格很怪，下工以后，从来都很少与知青们呆在一起说笑、打闹、喝酒、玩牌，而是喜欢去老职工家串门。 一度，我和他同在一个班排。偶然听说，他在北京丰台的亲人只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了——难道，这就是他性格形成的原因？无从深究、不便细问。 总之，没两年，他就经老职工介绍，与一名山东盲流来的女子结了婚。初时，与那户老职工挤在一间屋子内的同一铺炕上，中间仅有一块板壁隔开。一年半载后，才有了自己的窝。 既然成了家，就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所以下了工，他更不可能与知青们一起消磨时光了——他要在房前屋后拾掇自家的菜园子，要进深山老林伐取做饭、取暖的烧柴、杂木。 他的个头不高，身形瘦削，与知青在一起时，原本就不多说话。如今，更少了共同的话题。于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大家就笑称他为“老郭头”了——当时，我们对于连队里年龄在五十开外的老职工，习惯上称之为“老×头”。 说不上是尊称，也无贬义，只是觉得他有些显“老”，起码，已从我们“知青”的队伍中淡出，进入了老职工的行列。 近些年来，当初的知青（包括我）陆续有返回连队探望的，而老郭头家是必去的。因为，这是我们连队留在黑土地上的最后一名知青。门前依旧是榛柴棵子与板障隔出的小院，砖砌的小屋分为内外两间，除了火炕、桌椅、橱柜外，没有太多的陈设。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2004年5月我与几位荒友同他相隔近30年后的重逢：他很兴奋，拉着我的手，搂着我的肩，与我合影；跑进又跑出，要送我们两瓶自酿的蜂蜜。然而坐定下来，他还是少言寡语，问一句、答一句，说他的儿女现在均已离开了农场，去城里工作了。 回程的车里，大家还在议论他。都觉得，他，真的成为“老郭头”了。其实，自照镜子，我们这拨人也都是老头、老太太了。但他，似乎更加干瘦、苍老，皱纹已密布额头、眼角、两颊。因此，唏嘘、感慨，发自内心深处的都是对他的同情。甚至议及，能否帮他联系，办回北京、安度晚年。但过后，静下心来，有时我又对我们的这种反应与想法产生了怀疑—— 他需要我们同情吗？而且，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对他表示同情呢？ 在那些年里，当大部分知青为了渺茫的返城可能而压抑人的本能与天性时，他已在应该开花、结果的年龄享受人生了。当很多荒友在烟酒、牌局与无望的等待中瞎折腾、苦作乐、哼唱《知青之歌》（任毅）时，没准他正沉浸在小家庭的温暖中享受男女间的甜蜜呢。 有一次，晚饭后，连队知青临时有会，我去通知他。边招呼，边推门，才发现他是躺在被窝里与我应答的。一时间，进也不妥，退也不是，尴尬中，抬手看表，时针还未指向七点。 如今，当我们都已步入老年，还要为儿女的工作、住房等事操心时，他的孙子、孙女已经背上了中学生的书包。此情此景，怕是该我们羡慕他，并被他同情吧？ 的确，作为留守连队的最后一名北京知青，他似乎是孤独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早在40年前，他已融入了老职工的队伍，何谈孤独？再说，知青回城之后，也都流云星散于都市的各个角落。在陌生的环境里，以他的性格，也许反而会日子难过，无所适从，心情郁闷。 的确，地处北疆、山区，没有太多的文化娱乐设施和活动。但是，通电话，不妨碍他与外界的联系；有电视，能看得到外部的精彩——这就够了。而我们虽是身居现代化的都市，几年来又去过“鸟巢”（国家体育场）、“鸟蛋”（国家大剧院）几次呢？ 当年，他种过参，此后，一直是养蜂，蜂箱就摆放在他家屋后的林木旁。风霜雨雪催老了他的容颜，但他的腰板始终是硬挺的。当城里的人们困扰于种种的环境污染时，他却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所赐予的新鲜空气，而且，他酿造的蜂蜜还在服务社会，造福众人，变现为相应的经济收入。 我们不是他，焉知他的内心不是平静的、淡然的、满足的？ 13年前，我就见他家中的墙壁上挂有一幅立轴，上书四个大字：“笑口常开”。外加两行小字：“满堂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前年，又有荒友去他家，仍见此轴高挂于原处。是生活的写照，还是内心的向往，抑或精神的支柱？都是，也可能都不是。 既然，每个人的一生，最终都是用他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既然人与人的生活轨迹不可能完全一样，那就尊重各自的选择吧！
补记： 2015年8月，我又返北大荒，再次见到了郭增厚。连队的老屋还在，但他和妻子已经搬到了团部新建的楼房。两口人，两居室，足够宽敞的。年近七十，不再养蜂；生活安定，依然康健。较之过去，似乎多了些话语。这不，他也用上了智能手机，在我连的微信群里发出了他的声音。看来，我们的老郭头越活越年轻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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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13 11: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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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13 20:10:21
发表于 2017-11-14 16: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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