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岁月》连载——71

青年点

知青食堂

大水过后的一天，抚顺军分区李司令来到我们青年点，他是检查抗洪情况路过青年点顺便进屋看看。李司令50多岁，1米7的个头，胖胖壮壮的，脸色黑红，显得很威武。当时窗台上正晒着知青李同兴刚刷过的小白鞋，地上还扔了好几个大家咽不下去的大饼子。李司令看了很生气地说：“你们大饼子扔可地，小白鞋却刷的挺白？”这时候知青兰长福捡起一个大饼子，哭丧着脸对李司令说：“你看，大饼子和军装一个色，苞米面都捂了，还能吃吗？”

原来队里怕知青把粮食都吃光了，到年末没有粮吃，就替知青保管粮食，按月发放。但保管不善都捂了。队里一看捂了就不保管了，把捂的粮食都送回青年点，什么按月不按月的，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吧。

大饼子一熟全都是草绿色，非常难吃。知青咽不下去，就硬咽，实在咽不下去就咬几口扔了，这种“草绿色”大饼子我们已经吃了好几个月了。吃饭还是各做个的，什么菜都没有，连咸盐水都没有。李司令对没有人管理青年点，知青的饭都是个人做个人的现状感到很惊讶，瞪大眼睛陷入沉思。李司令决心解决知青的吃饭问题，就和大队联系准备办个大队知识青年食堂。李司令留下个营级干部在队里张罗了两天，大队食堂办成了。全大队四个青年点两年多的“各顾个”的知青生活终于被解放军给解决了，解放军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大家终于能正常吃上饭菜了。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知道这场洪水是好还是不好，知青食堂也算是抗洪的副产品吧。

食堂设在三队队部的两间房子里，第一任管理员是四队的安在寿，他是个很好的朝鲜族队长。文革前在全县朝鲜族体育运动会上，摔跤比赛得第一，获奖一头牛。第二任管理员王作江，人很精怪，脸上有点麻子，都说他点子多。第三任管理员是知青韩金财同学，第四任管理员是知青衣龙渊同学。第一任做饭的是四队朝鲜族队长安在寿的老婆，人很好很善良，大米饭做得特别好吃，饭粒个个都立起来，朝鲜族人特别会做大米饭。第二任做饭的是一队社员刘永庆他妈。

当然管理员和炊事员的工分都由大队出，这也是食堂能够办起来和办下去的关键。大队记工分年终也都分摊到各个小队，要是小队当初给青年点做饭的人出工分，我们哪能遭这么多罪，看来大队的觉悟就是比小队高。

食堂办起来了，一天三餐都在食堂吃。每个同学都按粮食定额发饭票和钱票，到时候拿饭票买饭。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特别能吃，也特别能喝汤，交了一碗汤钱，喝光了就要空汤，有一次要了五六腕。我记得那时候做饭的是一队刘永庆他妈，说我是喝汤冠军，哈。

吃饭不愁了，但青年点的柴禾更没有人割了。以前做饭还能暖暖炕，现在连个火星都没有，屋里炕上都冷得受不了。青年点的寒冷是个顽症还是无法解决，青年点是我人生最冷的住地。有时候冷得受不了，几个青年就围在一起打扑克赢饭票，我记得程显平、吴兆春等人特别爱玩，玩到兴奋时就忘记了寒冷。

全大队四个青年点的知青集中在一个食堂吃饭，知青拿着自制的粮票、钱票购买伙食这种形式，在我们公社是独此一家了，就是在全县我们也没有听说过知青有这种伙食形式。

三十九、抚顺知青

1971年秋天，我们大队又来了一个班级的抚顺知识青年。他们是抚顺11中学的，比我们小四五岁，都分到青年点和我们共同居住生活。由于以前不认识，一下子生活在一起，难免会发生一些矛盾，青年之间打架也是时有发生的。

有一次我在县里玩，忽然看见抚顺青年韩书勤，他告诉我说抚顺知青汤福臣让沈阳知青刘继武给砍了。我就和他跑到县医院，当时汤福臣胳膊上的伤口还没有缝，粗粗的大胳膊上两个大口子都很大，有四五厘米长，一二厘米深，还在往外流着血。汤福臣爱好举重，身体特别壮实，要是换别人胳膊还不砍折了？

汤福臣饭量特别大，每顿三四两的大饼子能吃“一打”１２个以上。我们都喜欢看他吃饭，感到很惊讶。他说他还算是不能吃的，他有一个同学叫高斌，在青年点喝苞米馇子能喝一炕沿。我们问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把苞米馇子粥一碗一碗地摆在青年点的炕沿上，从炕头摆到炕稍。高斌就蹲在地上喝，从炕头喝到炕稍。哈！我们都笑了。以后我还真上高斌家去一次，正好赶上包饺子。他妈妈将饺子端上来让我吃，我不好意思先吃，就说大家一起吃吧！可高斌说：吃吧！咱家包饺子每次第一锅都是我的，第二锅是全家的。我听了不禁哑然失笑。只好和他先吃了。

我和抚顺青年处得都很好，对他们也很关照，他们也很尊重我。有一次韩书勤因打架准备回抚顺躲避，我就一直送到村后铁道，还给他一些粮票。杨宝天和我处得也很好，并且向我学吉它，后来他吉它弹得很好。回城后我和韩书勤、杨宝天、苗宝玉等抚顺知青的关系一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