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北京
在我们去往住宿地的路上,我们看到路边有很多宣传画。画面上一个工人举着粗壮的胳膊高呼口号,“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这样的宣传画和口号我们是第一次见到,我们议论着,怎么刚到北京就让我们回去啊?不让徒步串联了?我们感到有点不安和疑惑。
我们被安排在东直门反修路一个街道的房间,房间的窗户斜对着苏联大使馆。听说这条路文革前叫扬威路,现在叫反修路了。这个时候正好赶上苏联警察在莫斯科红场殴打中国留欧的留学生,北京各单位的群众有组织地在苏联大使馆门前示威游行。游行的群众络绎不绝,愤怒地高呼“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油炸柯西金!”“火烧米高扬!”等口号,并在苏联大使馆门前用火点着了三个苏修头目的纸人。有的在门前烧,有的挂在门上烧,火光冲天把苏联大使馆门前映得彤红。黑黑的纸屑漫天飞舞,高音喇叭的口号声震耳欲聋。我们也非常气愤,对苏修恨得要死,也发自内心的跟着喊口号。第一天到北京,大家很兴奋,又跟着喊了阵口号,很晚才休息。但游行的队伍一个接一个绵延不断,口号声此起彼伏,烧的纸人火光冲天,我们根本无法入睡。我们坐在炕上,从窗户往外看了一会,困极了就都稀里胡塗睡着了。
第二天我感觉脚很疼,由培海的脚也疼。我们俩就到协和医院看脚,结果由培海的脚是疲劳骨折,我的脚是冻伤,真没想到走了一路没有事儿,到北京接待站排队却把脚冻伤了,感觉很窝囊。
我们在北京待了一个星期,在街上东走西逛。记得我们几个同学常买焦枣吃,很脆,一咬嘎巴一声很甜,以前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我当时认为是北京特产。我还和程显平到了他十叔家,一个胖胖的老头,一个老式的四合院。
由于上面已决定停止任何形式串联,小报印着周总理讲话,说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再串联。原以为周总理能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徒步到京的红卫兵共度春节,看来这个想法已成为泡影。这一个星期北京各个单位轮流到苏联大使馆示威游行,听说苏联大使馆有消音器,而我们却每天回到住地就在口号声和火光中度过,根本休息不好。春节又快到了,大家也有点想家,于是大家决定回沈阳,等春暖花开的时候再进行串联。在大年三十,我们乘火车返回了沈阳。来北京是千辛万苦徒步近一个月,回沈阳是一天到家,真是“千里江陵一日还”。
我们是1967年1月4日从沈阳出发,1月29日到达北京,2月8日(大年三十)从北京返回沈阳,共计36天。中间辽中县城休息一天、锦州市休息两天、山海关休息了半天,秦皇岛休息两天,北京休息10天。如果扣掉休息,共走路20天。如果按“里七外八”1500里计算,平均每天走75里路。
在长征的每一天的晚上,我都写日记,把一天的见闻和感受写下来,并且都盖上当地接待站的印章以留纪念。日记本里还有我见到毛主席时候写的日记,有用天安门墙上的红粉写的毛主席万岁。里面还夹着崇祯皇帝上吊的槐树的两片树叶,还有以后上大寨山上采的两朵红花。但非常遗憾的是在下乡的时候日记放在家里因保管不善丢失了,真是痛失爱物,追悔莫及。
一路上共住宿了20个地方,但记不全了。好像有张士屯、茨榆陀、辽中、高升、金城造纸厂、锦州、兴城、绥中、山海关、秦皇岛、榛子镇、沙后所、蓟县、滦县、丰润县、三河县、北京。
最近从网上看到的一些资料得知1966年9月5日(中发[66]45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中其中的一些内容:“参观和学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支持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等内容。
1966年9月18日(中发66493号)中发出“只到北京,当前不要到其他省市进行革命串联”的通知。
1966年10月15日发出“暂缓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通知。
1966年10月24日和11月16日两次下发关于“徒步串联”的通知。
从上面的通知可以看出中央积极支持学生串联,到受到交通食宿等压力,开始提倡暂缓串联,到提倡徒步串联,最后到停止大串联的中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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