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怜无定河边骨
有一次我和伙伴到南湖公园去玩，看到公园的一侧立了一大片墓碑，我看了很震惊。这里全是“辽联”派的墓碑，能有上百个，碑上都是“烈士”称号。我想“辽联”还算是相对温和派就死这么多人，还不知道这些墓碑是不是死的全部？那“八三一”派和“辽革站”派死的人不就更多了吗？听说“八三一”派死的人都葬在北陵公园，“辽革站”派死的人葬在劳动公园，但我都没去看过。我想都是造反派自己派给定的“烈士”，以后能算数吗？互相对立的三派互相打死的人能都定为烈士吗？定为烈士应该是被敌人打死的，那谁又是敌人呢？唉！都是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战士何必同室操戈搞内战呢？看到有的墓碑上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但我却没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感觉。
多年以后我去了南湖公园，墓碑已不见踪影了。公园又恢复了往日鲜花盛开的浪漫景色，欢快的游人，愉快的歌声，那段文革历史早已没有了痕迹。死的人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人是抱着天真的革命理想，但历史会对他们有什么评价呢？这些人如果是死在抗日战场上或工作中，不定为烈士也会定为“工亡”。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沈阳武斗死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我估计每个造反派死的人都会在百人以上。从网上（不知是否有出入）有些资料显示沈阳武斗的程度无论是在规模和死的人数在全国还是属于较轻的。如：黑龙江伊春一个月武斗就死1944人；湖南怀化四个月武斗死13300人；青海西宁半个月武斗死822人；四川宜宾10个月死21100人；广西南宁四个月死101000人....
十八、 蔬菜队劳动锻炼
1968年的夏天，我们还到沈阳近郊长青蔬菜队劳动锻炼半个多月。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每年春秋两季都去农村参加劳动锻炼，这也是当时规定的学生劳动必修课。我记得在念初一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劳动是1964年的春季。我们站着排唱着歌：“太阳红，太阳亮，春风送我回故乡，青山绿水多宽广啊，张开双臂飞凤凰------”我们从学校走到浑河岸边，又坐着木船到了对岸的“张官屯”大队，也就是现在的浑南开发区。那时候全班男生好像是住在一个大教室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开家和这么多同学住在一起。大家都十三四岁，体力还很单薄，每天站在水田里插秧虽然很累，但那么多同学在一起劳动和吃住还是很快乐的。特别是吃完晚饭后，大家在稻田里捉青蛙，临睡前大家嬉笑打闹，顽皮而暂短的少年集体生活还是很值得回忆的。我们学会了插秧，也品尝到了农民的辛苦。给我们做饭的是小个子王队长，待人很和善，他的弟弟还和龚国卿摔过跤。那时候一眼望去是一望无际水天相连的稻田，但现在却是沈阳浑南新区一片高楼大厦，可惜那水田了！
以后又有两个春季到张官屯插秧劳动，劳动不光锻炼了我们，也使我们对农村和农民有了一定的了解。有一次我们劳动回来不久，在大东门附近看见张官屯几个社员买花圈。一个姓贾的社员说我们走后不久，有一天下大雨，因为没有地方避雨，许多女社员就披着塑料布蹲在稻梗子上，想等雨停了再干活。这时候一个大雷响了，１２个女社员都被打倒在水田里，结果死了９个人。我们听了感到震惊和惋惜，真没有想到“雷”这么厉害。那时候下雨的时候都说谁个高容易被雷击死，我们冒雨跑步都猫着腰跑。当时还以为是说笑话，现在看来是有科学道理的。在张官屯许多劳动生活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秋季我们还去过“红菱堡”割地，还去过“前进农场”割高梁和去昌图县老贫公社割小豆，每次都劳动半个月左右。
这次到长青大队是第一次上蔬菜队劳动，我们干活就是摘西红柿、黄瓜、茄子什么的。我记得我小时候老是和伙伴去菜地偷菜吃，当然那时候小，也是困难年头，但在这里天天摘菜却没吃一口。因为来的时候规定了一些纪律，大家从思想上认识到是帮助农民伯伯摘菜，如果边干边吃那不但失去了帮助农民的意义，反而成为祸害农民利益的可耻行为。所以我们天天在烈日下摘西红柿和黄瓜等，尽管那个年代这些蔬菜可以说是最好的“水果”，但我们的纪律和觉悟使我们在“瓜田李下”却秋毫无犯。
记得有一次刚吃完晚饭，同学在一起闲议论时，杨国良冒出一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团书记韩立春半真半假地说：这句话也太反动了，当时还引起同学一些争论。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当时我也和多数同学一样认为革命者应为革命而献身，怎么能说为财而死呢？杨国良是个口无遮拦的人，平时说话很随便，我们的关系也很好。虽然感觉这句话不对，但同时也觉得杨国良好像哪方面的知识都明白一些。
那时候很讲阶级斗争的观念，有一天深夜，团书记韩立春把我和王坦、冯振玖等几个同学叫醒，说是发现敌情，有一户房间往外面发射信号。我们听了都很紧张，就都蹲在门口从门缝里往外看。只见离我们百米远的一个房间亮着灯，窗帘遮挡着灯光显得很暗淡，但灯光不时透过窗帘缝射向远处，灯光还不时变化方向，好像用灯光和外面的坏人在联系。。
我们看了能有一个小时左右，只见灯光在时间上没有什么规律，射的方向也不固定，也没有看到对方回什么信号。没有看明白使我们更加紧张，只能静静地继续进行秘密监视。我们全班男生住在一个大教室里，大部分同学都在酣睡。我们负责监视的几个同学一点声音都不敢出，这不光是怕影响同学睡觉，更主要的是当时敌情观念很强，怕因为我们的一时疏忽而导致特务联系上就麻烦了。就在我们又困又乏但又非常紧张盯着外面灯光变化的时候，忽然一名酣睡的男同学非常大声和清晰地喊了一名女同学的名字，我们听了都忍不住捂着嘴噗哧笑出声来，监视也只好作罢。第二天将敌情很郑重地报告给生产队长，并说出我们的分析和看法。队长调查完笑着告诉我们缘由，原来是一个社员晚上在家修理收音机，他不时地挪动台灯照亮，灯光就从窗帘缝里变换方向射向外面。我们听了也哈哈大笑，没有想到我们发现那么大的敌情却成为一个笑话。
半个月劳动结束了，这次农村的劳动锻炼和以往不同的是没有老师组织领导和参与，而是由班级团支书韩立春同学组织领导，但劳动热情和纪律却好过往次。同学们的吃苦精神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作风受到队里的表扬。临走的时候，生产队长和一些社员给我们准备了几箱西红柿和黄瓜，但我们说什么也没有要。尽管农民非常真心，三番五次坚持要给，我们不要他们非常不高兴，但我们还是坚决拒绝了他们的好意。
| 
发表于 2017-2-3 09:52:44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