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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迟来的风 于 2018-7-27 19:42 编辑
写在前面的:2018!我们终于迎来了中国知青老三届上山下乡五十周年这个既值得纪念,又让人深思且感叹的时刻。斗转星移,光阴荏苒,转眼当年风华正茂的知青们已过花甲之年,在向着奔七冲刺。当年的那些往事,早已是尘封如烟。而那些曾经的时光,却依然如风如电。那些因之的伤痕,在深深的心底已无法复原。那些曾经的美丽,仍然似水流年。而那些发了黄的照片,给我们留下多少青春的纪念。岁月如梭,往事若梦!如今,迈入老年的知青朋友们,或因为忙于子孙、“享受”生活,或因为疾病,或因为随着时代思境变迁,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坎坷岁月,大多已看的较淡。所以,当下人们对生活的选择,反映在社会中的表现也就各有其道,各有其趣,当然也各有其责。而对于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对与错,以及知青的上山下乡对于那个时代国家当时的现实作用到底如何,毕竟还是需要有人去探究、去论证、去判定的。这不光是专业史籍工作者的职责,我们不负岁月的知青人,也有一份责任和担当。不然,共和国发展道路的对与错如何启人警世?人们又何须去借史鉴今!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国家与政府始终对知青的上山下乡没有一个正面而正式的评价,导致了社会和舆论界对其的评论成为一个观点纷杂、难以说服予人的话题。也正因为如此,那段历史的真实性就更需要执着有意的人去探究、去论证、去判定、去揭示,不然,当年上山下乡的那段关乎于知青自身的历史,会逐步的在人们的眼中模糊、淡化、消失,成为一段彻底被人误解的历史,那样,我们才真正对不起自己。由于此文议题较大、涉及面较广,所以难免在资料的搜寻准备上、论述的观点、措辞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欠缺和不足甚至失误,望读者给予指出,以商榷改正为鉴。
另,笔者(中国知青网论坛昵称:迟来的风)注:本文分为三部分,(一)开篇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因解析;(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现实生活与劳动;思想、情感及坎坷、作为(特别附加:知识青年的安置费问题);(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评价与结尾。
用历史的棱镜看知青的上山下乡(一)
作者: 风月
第一部分标题目录:1.开篇 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因解析
注:参考资料条目见第三部分尾后。
第一部分
一,开篇
历史是前辕之辙,可以鉴往知来,它影响着后人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看法与判断,我们应该认真的去面对,这就要求我们对它要有一个理性而客观的认知和对待。而在对历史的评价中,其背景的依据是非常重要的,在它方方面面的背后,那些错综复杂、表里虚实的事物都是我们要去了解、分辨、思考、判定的。我们只有认真地查看历史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面,去发掘它、认知它、揭示它,才能对历史中的事物做出一个更加客观、更加准确的解释和评判。这就是用所谓的历史棱镜来折射历史、分辨历史、判断历史,继而更客观的认知历史。
在本文展开之前,首先要提示读者的是,因本文所直接涉及且易混淆的基本议题:《上山下乡运动》与《上山下乡》,它们两者之间有着很多的不同,在有些方面甚至是本质的不同。《上山下乡运动》是指文革前期骤然发起的一个外表政治色彩浓厚、针对全国城镇知识青年大规模扎根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政策的贯彻运行。而《上山下乡》是指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背景的推动下,投入到广大农村、边疆,在那里进行劳动锻炼、屯垦戍边,它浸融着知青的艰苦劳作、坎坷磨砺,映射着知青的青春和作为、牺牲和付出。
20世纪的文革期间,所发生的那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规模的宏大、持续期间的漫长和跌宕起伏的历程,已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震撼人心、催人反思的重大事件之一,一直以来都吸引着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更因为这一代规模浩大的知青们,特别是他们的先锋老三届,又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所以世人对他们的关注与评价更是有加。尤其是在时代变革深入的今天,贯看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并知青在其中的人生演变,令人感慨颇多。无论从政治、经济、社会、人性等层面上看,一个甲子的轮回在价值观、人生观以及言论自由的转变上,可谓是大相径庭、不可同日。基于此,人们对知青的上山下乡以及《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也越来越多样,越来越深刻。其无论对于社会、历史还是知青自身而言,都是一个既严肃、沉重、复杂而又绕不开的话题。然而,国家与政府又始终对它没有一个正面而正式的评价,导致一直以来社会和舆论界的评论在对其的涉及面和历史背景的真实性上都显得欠缺,成为一个观点纷杂、问题混淆、难以说清、更难以说服予人的话题。所以它们总是让人感觉其没有触及全或没有触及到根本的实质,难以使人尽然。还有一些浅薄妄为的论调总是爱以今天的价值观、人生观去评判历史中的事与物,这种不负责任的错误观点,导致一些被迷惑的人们认同了这种误判。正是因为有着许多截然不同的观点和论调,我们才要去翻开历史真实的每一页、每一处,揭开它不为人知的暗流涌动,用不可否认的事实说话,还原历史的实质,让人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更加真实地分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委,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对它有一个更理性、更客观的评价。
由于政治运动在中共党史上占据着极为突出的位置,人们惯于以某个运动代指运动发生的历史时期,因而在评论这个时期所发生的某些其它事物时,人们便会束手束脚。就像要评论文革时期的其它事物时,不难想象,我们将会何等的左右为难!1990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提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后者是指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所以,胡绳的提议可以说是正确评价“文革”时期相关事物的重要前提之一。对知青在文革时期大规模上山下乡的评价同样如此,也不能离开这个基本的前提,同样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分析、评判。
要想给知青的上山下乡一个较为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评价,我们就得从当时国情的政治、经济、社会、国防等主要的影响因素方面去对其进行多方合一的分析、判断。由于这些因素在文革十年中又有一些质的变化,所以笔者认为将文革中的知青以及他们的上山下乡,分为《前期》和《后期》两部分来解释其发生的原因,能够更客观的说明问题。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更加真实全面地揭示奔赴上山下乡十三届的知青,在其上山下乡的真实原因和它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对于国家社会的至关现状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它到底是否具有其价值?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能让知青们根据自己的感受和认为去判断他们所付出的宝贵青春、艰难坎坷属于“没有任何价值的蹉跎岁月”还是对国家民族“有其价值应该担当而问心无愧的”。
首先,对于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实原因究竟是因为政治的需要还是经济的危境或者还有社会及备战的需要,一直都是众说纷纭,但主流的认为还是偏重于文革政治的需要以及极左思潮的推演,这也正是笔者将文革时期的知青分为前后两期来说的主要意图,这样更能客观的说明在文革的不同时期对上山下乡运动影响的不同至因。这是个关键而实质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当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其历史中的作用到底如何?然而,促成上山下乡运动的这些关键至因应该说是非常复杂的,它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这些都需要对那个时代加以梳理,才能使其从纷乱中显出真实。接下来,我们就从当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防四个主要方面以及其间所发生的各类事件中进行分析对比,来分辨、来缕清知青前期和后期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与影响。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因解析
1,政治因素:
建国以后,在当时国际、国内严厉的政治斗争历史背景下,除了苏联这个已经“变修”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带来的修正主义风暴外,西方国家把颠覆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了它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为了阻止企图瓦解并颠覆社会主义阵营,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和平演变”,中国不仅需要正确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千百万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毛泽东以自身的经历和认知,一直认为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是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由之路,以防止修正主义在他们中间产生。其实,改造知识青年的世界观、锻炼他们的红色革命思想,一直都是建国以来党的政治需要。而巩固、建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谁都没有经验没有把握,没有前辙可鉴。在实践中偏于政治斗争取胜的毛泽东,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大力发挥着政治斗争这个“法宝”,难免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景引向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偏航。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主张,却被“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有意上升到“扎根农村一辈子闹革命”的极端政治高度。促使上山下乡运动演变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运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知识青年的思想、意识情感需要得到改造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而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动因应该说也是有的,但并不能致使或并不需要全国所有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以及后续十届的中学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却又在几年后国家经济稳定好转时,陆续将插队知青安置就业。而文革前十年间的129万插队知青并没有因此也得到“相应”的安排,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值得我们去分析思考的。其说明急待解决当时的经济困境和就业压力是前期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主要至因,只不过是利用政治的需要掩盖了解决经济困境的目的。如果说前期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借政治的需要来掩饰经济的需要,那么后期知青的上山下乡确实是以政治的需要和前期知青上山下乡所形成的国家政策和社会运转体制为主。对于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政治因素,我们不能拿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历史的当初。
2,经济因素:
为了更客观的分析并对此有一个更接近于历史真实性的答案,我们首先要理清自五十年代至1968年间与其的有关事件以及它们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第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1968年期间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探索出一条可行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多样性的路子,其中就有动员一部分城镇的知识青年(多以回乡青年和中小城镇知识青年为主)上山下乡,建设农村,实现多元化就业。当然这是试探性的摸索尝试,到后来规模逐渐扩大,每年从几万人至十几万人不等。自1956年开始至1967年国家经过十几年的摸索实践,全国已有192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扎根农村搞建设,我们知道的邢燕子、董加耕就是早期的典型人物之一。其二,由于60、61、62三年自然灾害对当时国家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造成了社会对物资紧需的极度匮乏,尤其体现在城镇的需求远大于供给,这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困难。不得已,国家只能进行精简城镇人口的方针(主要是原本从农村以各种途径来到城市的),三年内共有在职人员及家属2600万人再次回到了农村。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这些精简人员当中,除了从农村招工、家在农村但从各类学校毕业后分配、部队复员专业等,来到城镇的人员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复员专业军人。他们因为当时国家的经济困境(无论是天灾还是人为因素),无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都服从了党和国家的号召,放弃了城市的生活,回到了农村原籍,以这样的牺牲缓解了国家社会的经济困境(1968年中国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前辙),献出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一份力量。
了解了以上历史背景,我们再看文革初期对当时经济的具体影响。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国家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经济刚刚企稳。一九六六年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又遭到严重的破坏。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统计局经过各部门、各地区多次对“文革”十年期间的经济数据进行核对和改正后,到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一次公开的文革期间经济的相关数字为: 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财政收入更是连续大幅下滑(动乱最严重的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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