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连峰 于 2025-2-9 11:20 编辑
(上接《难忘的木匠生涯》第三十二章回家探亲之年味亲情之二)
面对母亲的关心和数次间接垂询,我是不能置若罔闻,不去理会的,总得让她老人家明白我的心思。在母亲和家人的面前,我并不否认曾经动过与年龄相仿而又心仪的姑娘进行交往的心思。但是,相对于想要改变自己生存环境的、那种更为强烈的愿望来说,未来的婚姻问题绝非是当务之急,何况自己尚且年轻,再向后推迟几年又有何妨呢?特别是最近一年多来,一些比较熟悉的战友相继离开了连队,他们当中,有的是奉调去了兵团直属的各类工厂当上了工人,地点也都是令人向往的包头,或者呼和浩特这样的大城市。有的则是凭借父辈的权利,先后手握“困退、病退”或者干脆是“一纸调令”等一系列令人炫目的官样“通行证”,要么悄无声息地返城了,要么趾高气扬、堂而皇之地另谋高就去了。即便是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冲击,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的教育体系,也出现了重整旗鼓的可喜迹象,大学开始尝试接收那些各行各业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子弟,使他们成为了一批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工农兵大学生。 每当看到这些战友们,头顶各种令人羡慕的幸运光环,极为荣光地奔赴各大城市去工作,或者去上学读书了,埋藏在心中的那种改变自己生存环境的想法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婚恋的欲望也就被自己强行按下谷底去了。但是如果自己轻易地改变初衷,放弃前者,转而求其次,自己很可能会过早地陷入到撕扯不开的情网中去,正如开弓没有回头箭,或许在今后的日子里,只能无奈地目送各种机会与自己擦肩而过了。即便真有撞上的好机会,可在或有的恋人面前,自己又该如何做出选择呢?只怕无论怎样取舍,都会让自己感到进退无路,左右为难的。那么,自己的心中既然已经确立了更高的追求目标,我又何苦因小失大,硬要把自己陷入到进退维谷的痛苦中去呢?实事求是地说,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孰轻孰重,我自认为是十分清楚而又坚定的。尽管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心中免不了还会不时地轻泛涟漪,甚至牵动起波澜,重又燃起与梦中情人进行交往,甚至是言情说爱的火焰,但却从未在短暂的心神不宁中迷失了自己,最终都被自己那种更加坚定的终极目标所克制。 母亲虽然大致同意我的上述想法,可仍然希望我不要顾此失彼,最好择机一并予以妥善考虑。父亲和大哥则坚决支持我的首选目标。父亲坚持第二天照常上班,便不再参与我们闲聊,径自躺下休息了。 父亲退休后,为确保家里的生活条件不受任何影响,他应邀到北京同仁医院,担当起木工技术上的指导工作。母亲曾经对我说过,父亲的这份新工作原本只是个闲差,只需要按照管理方的相关约定,在各类木制办公用具的维修和制作上动动嘴巴,带好徒弟即可,而且既不需要每天上班,也不需要全天上班。然而,年迈的父亲为人处世一辈子忠厚本分,不但坚持正常上班,对待工作也从不倚老卖老,甚至无病呻吟,脏活累活他都照样抢着干。即便次日就是旧历的大年三十,又只是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半天班,他同样不肯享受规定的待遇,或者以家人团聚为借口,心安理得地待在家里。 大哥告诉我,他和大嫂此次来京探亲还有一个难于割舍,也同样难于启齿的问题需要与父亲母亲当面商量解决。此时大哥已经调到县教育局,专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大嫂也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他们二人都是事业心极强的人,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始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热爱的教育事业上。儿子出生后,工作和孩子的抚养问题经常使他们顾此失彼,甚至谓之焦头烂额也不算为过。为此,他们不得不四处求人临时帮忙,可又担心自己的孩子缺少正常的照顾,从而委屈了孩子,而且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们曾经考虑过,要把孩子送到北京,由父母代为照看,可又担心年迈多病的父母身体吃不消,才一拖再拖。这次来京探亲就是想顺便听听父母的意见。我能体会到大哥的心情,而且他明里是在和我闲聊,实际上主要还是试探性地说给正做针线活的母亲听的。 母亲已经把我的棉衣全部拆开,里、外面儿也都重新熨烫过了,此时正在为薄厚不均的棉套补絮一层新棉花。她听完大哥的想法,早在一边乐得连嘴都合不拢了。她连连推搡已经熟睡的父亲,并且不等父亲是否醒来,又连声说道:“老大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他们愿意把孙子留在北京,这回总算合你的心意了吧?”父亲尚未回答,母亲又高兴地对大哥补充解释道:“把孩子留在北京,你们回去尽可以安心工作,用不着操心我们这里,就是再苦再累我们也都心甘情愿。再说,为了尽量减轻你们在生活上的压力,确保你们在工作上都能有所作为,都能获得理想的成绩,我们也早想帮帮你们了,只是考虑到孩子太小,一时还离不开你们。除此之外,我们也在一直犹豫,是否主动提出这样的要求,可又担心你们舍不得把孩子送到北京来,反倒让你们左右为难,不好拒绝。” 很显然,大哥大嫂的想法和父母的愿望是不谋而合的,从今往后,大哥大嫂尽可专心致力于他们热爱的教育事业,年迈的父母既帮大哥大嫂解除了后顾之忧,也可以充分享受期待已久、也算迟到许久的天伦之乐了。 让我深深感到遗憾的是,大哥和大嫂不能在北京居住太长的时间,其中的原因倒也简单,一是春节过后,大哥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需要尽快去完成。其次,但也同样重要的是,老家的陈规旧俗多,大哥在我们这个家族的同辈人当中,排行又是老大,若在传统的节日期间,不去专程拜望那些家族中的长辈和其他亲戚们,会被乡里乡亲乃至身边的同事们,视作一种大逆不道的失礼行为。甚至还可能被误解为,进城当官就忘了根本。而大哥本人恰好又是这许多旧礼俗的坚定维护者,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去做那种遭人非议的事。 我非常担心,我一直期待与大哥共同探讨的问题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不过,把儿子留在北京的想法,顺利得到了父亲和母亲的同意,大哥却显得格外兴奋,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此我也在猜想,此刻他未必急于休息,我很想借这次机会,和他好好聊聊我今后的打算,听听他的意见。我侧转头看了看钟表,时针赫然指向了午夜十二点,已然是在农历大年三十,新年到来的时辰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于是,我试探着问大哥,他是否需要休息。 大哥的回答让我彻底消除了顾虑。他看了看母亲暂无放下针线的意愿,然后极其认真地跟我说,他希望能更多地了解我在内蒙兵团的一些实际情况,以及我自己对未来的一些打算,甚至还再次提到了让我回老家另图发展的这个老话题。 我只向大哥扼要介绍了兵团的一些实际状况,但却着重说明了是何种原因促使我彻底改变了以往在文化学习上存在的一些模糊的、甚至是极端错误的思想认识,主要目的还是想多听听大哥在这方面的真知灼见。关于是否考虑回老家发展的问题,我坦承确曾数次纠结过,老家的族亲多,又能在大哥身边,无论是在未来的生活还是在工作上,既可面临较多的选择,也能得到更多的照顾,而且距离北京也不过二百多公里,这些优势都是显而易见的。而让我感到纠结的主要原因是,经过了两年多的农垦生活,我已经基本适应了兵团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回到老家,则需要从头开始去适应那种松散型的农业环境。其次,兵团的半军事化管理模式对我来说也更具吸引力,虽说这种体制最终会被国营农场所取代,但是发展前景仍然远大于在河北老家的农村。即便只从眼下看,作为连队里负责铁匠、木匠和瓦匠等技术工作的一个主管,如果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自己能够全面掌握这些技术,也算是自己在未来生活中最低标准的谋生手段了。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我告诉大哥,回乡务农的事完全可以拖后几年再酌情考虑。 针对我的上述想法,大哥并没有明确表示态度,也许他还有些不同的看法,或者觉得,他为我回老家而量身设计的未来发展规划尚且不够成熟,又不好过早地向我承诺,他究竟能帮我做些什么,而且,能否让我感到满意,他的心里也缺乏底数。沉思良久,大哥还是改变了话题。他跟我说﹕“你在艰苦而又单调的生活环境下,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和婚恋问题能够做到深思远虑,排除一切杂念的干扰,这确实很不简单。更让我深感欣慰的是,通过往来的书信,我能感觉到你在文化学习的思想认识上以及文字水平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和你下乡插队前的状况相比,这是很值得肯定的进步。” 说到此处,他又如数家珍般回翻了我上小学时那些淘气厌学的陈年“坏账”,像是在认真背诵着专门为我的成长过程而撰写的一份“秋后算账”的备忘录。我能体会到,他重提那些陈年旧事,是在刻意强调﹕对我彻底改变了在文化学习上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他感到有多惊讶!对我现在能够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他感到有多高兴!他说这些话,当然是在激励我,希望我能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下去。 实际上,大哥对我这个唯一的兄弟始终都寄托着较高的期望,尤其希望我在文化学习方面能够有所收获,这或多或少也与他自己未能如愿步入高等学府有关。然而我却少不更事,冥顽不灵。在校学习期间从来就不知道刻苦、努力,更不懂得该为自己、也该为家人争光、争气。至于将来作何打算,我则完全不装在心里,一味地调皮捣蛋不说,学习成绩也一直处在班里倒数的位置。大哥虽然远在河北老家,但却始终都在密切关注着我的学习状况。 直到我从小学毕业,即将升入中学的时候,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价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无情地击碎了大哥对我寄托的全部希望,随之而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毫无疑问又如同雪上加霜一般,本已破碎的希望似乎也被愈演愈烈的红色造反狂潮彻底掀翻淹没了,他所一贯秉持的教育兴国的理念,也在瞬间化作了虚无缥缈的泡影。 谈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大哥说,他亲眼目睹了整个教育体系被彻底砸烂的全过程,为此他感到痛心疾首,尽管他并不十分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他曾经失望过,彷徨过。但是,他也绝不相信,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会永远地放弃教育兴国的思想理念,对他来说这简直是疯狂的、不可理喻的,也是不能容忍的。他始终认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旦放弃,哪怕仅仅轻视了文化教育,她将如何立足于整个国际社会,如何去彻底改变自己的国家在科学技术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局面呢?如何才能确保国家的经济建设得到可持续的发展,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呢?又如何才能彻底摆脱弱国无外交的惨痛历史,才能让那些侵略者们曾经蔑称的“东亚病夫”真正健康地、并且有尊严地站立起来呢? 谈到这些问题,大哥的情绪明显有些激动。作为一名值得骄傲的教育工作者,他并不是在攻击什么,也不单纯是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或牢骚,而是植根在他内心深处的教育理念,与残酷的现实激烈碰撞后,所产生的一种更加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进行反复挣扎中的一种无奈的感叹,是在家人面前顺其自然的一种宣泄,与此同时也是在向我郑重讲明,重视文化教育,永远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绝对不可或缺的永恒真理。 至于学习什么,怎样学习,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文化学习首先必须秉持一种严肃认真、持之以恒的态度,其次需要为自己的未来发展,确定一个可行的目标,也就是说,文化学习最好是有的放矢,要从根本上解决为什么而学的问题。当然,在目前极左政治形势的影响下,教育领域里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乱,想要恢复如初,并让那些深受极左思潮毒害的人们彻底醒悟过来,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没有良好的外部条件,按照既定目标去学习的思路,在短期内可能还很难行得通。但是,基础文化的学习,是时刻都不能放松的,基础不牢固,即便想要实现更高的目标,也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特别强调说,只要心系未来,哪怕可能受到一些狂热“造反派”的人身攻击,文化学习也必须想方设法从现在抓起。为此,他首先引用了一首古诗做进一步的强化说明,那首古诗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少年不知勤学苦,老年方悔读书迟(作者为唐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韩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他说,诗文看似通俗易懂,但寓意深远,倘若照做,却贵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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