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诉“浩劫”的人们,最爱诟病“血统论”,并将其加到文革头上。
“血统论”实在与“文革”无关。“鬼见愁”对联和“谭力夫讲话” ,正是8届11中全会后反对派抵制文革的一个重头武器,它一出笼就受到文革派的批判。
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8月6日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上,江青一再强调“老子英雄儿好汉”口号是错误,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就指出 “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 否定 “黑七类”的提法。
连毛泽东都出面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然而,这都改变不了联动们的立场,结果血统论又抛出如下对联: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随着斗争的深入,后来联动也坦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他们的口号也“图穷匕见”:“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油炸江青”,“踢开中央文革”。
“打砸抢抄抓”,是联动们的拿手好戏,也是其基本活动方式。
他们有恃无恐,有过六冲公安部的光辉记录,用今天的话语叫“群体”到公安部打砸抢,连副部长都吃过拳头。
后来流行的控诉文革的黑色记忆,细加追索,基本都应记在东西纠和联动们的账上。
著名的 “老舍之死”案就发生在“红色恐怖”的八月。1966年8月24日,这一天,也是刘×等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军袭击清华园的日子。联军浩浩荡荡冲进清华园,包围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的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秋后算帐,最后,还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
“老舍之死”是控诉文革的重磅炸弹,具体追索除了在浩然身上纠缠不休外,其余也就难得糊涂了。
文革结束后, “红五类”纷纷转型成“官二代”或“富一代”,他们已经与当年“黑七类”携起手来控诉“浩劫”,而“抽皮带”的清算,未免就扑朔迷离——看看“李刚儿子飚车”的“法制”,也就可以不惑了。
历史地看,不应过分追究“红色恐怖”的个人责任。血统论的抛出与猖狂表现,不过是文革中“走社”“走资”两种力量较量的一个阶段性的表现,是政治斗争,不是刑事案件。
它是文革中的一股逆流,是抵制干扰运动大方向的,将这些记在文革账上,是不公平的,是历史的颠倒。
联动后来随着平民红卫兵的崛起而覆灭。如果说,谭力夫是这批反对文革的“红色贵族”“保爹派”红卫兵的代表,那么,蒯大富和“首都红三司”就是平民造反派红卫兵的代表。两股力量的斗争构成了那一段时间文革斗争的主要形式,这段斗争以平民红卫兵的胜利而结束。
毛泽东的许多话都是言简意深、微言大义,往往要在许多年后我们才能领悟。比如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不是对建国后十几年的党内争论,对文革中史无前例的艰难曲折的一个高屋建瓴的总结吗?而1966年8月的“红色风暴”,不过是澎湃奔涌的洪流中的一个小曲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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