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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党史资料：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公开检讨
我的检讨 刘少奇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
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
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
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了许多工作组，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支援新市委一些工作人员作为工作组的成员。
当时，中央各部委、共青团中央都很积极，抽出了大批干部，并由全国各地抽调来一些干部，作为工作组成员由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
此外，中央某些部委还向一些机关派了工作组。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
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在这些档中也有一些错误，也发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
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
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
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解放北京市大多数党团员和一般干部，只要他们认真检查在前市委反 党修正主义影响下所犯的那些错误，并加以改正，就可以既往不咎，就可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错的，但是同意了新市委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意见。
工作组撤退时，把职权交给了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临时筹委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多数是工作组指定或者变相指定的。
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工作组的影响较多，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北京市许多中学的文化革命，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上述的错误，此外，还批准了共青团中央报送的“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规划”。
在这个规划中规定，对多数中学的教职员实行集训，使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放假，或到工厂、农村劳动，并对一部分中学生实行军训。
【文革从北大发起】
事发原因 --- 刘 邓发动文革 为的是逮捕学生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刘、邓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刘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O事件、北师大六·二O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主席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邓，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就是因为发动文革逮捕学生，毛主席拍案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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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5-1-13 13:0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