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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老师赵荣尊曾经提起，当年，几个初中学生把她堵在教室里，要给她戴高帽、剃阴阳头。凑巧路过的陈小鲁拦下了这些少年，“你们可以批，但不许揪斗，不许剃头”。后来，赵荣尊挨了一个多小时的批，陈小鲁也陪在她身边站了一个多小时。
“经过了47年我算明白了，人有他的尊严，有他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但当时我不知道这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陈小鲁坦率地说道，“我那时候只是有个朴素的认识，党的传统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一条，不能虐待俘虏！”
但北京八中的局势还是一天天变坏下去。那时候，社会学家郑也夫正在八中念初中，选革委会主任的时候，他还投了陈小鲁一票。 “我敢说，打人的事情，当时在校的所有学生，没有人不曾目睹过。”郑也夫亲眼看到，一个常年患病、平时不来学校的“右派”老师，因领工资来校时，被在全校打人“名气最大”的一个高二年级的红卫兵截住，两人面对面时，“就像羊面对狼一样，老师眼里的那种恐惧，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最后这位老师遭到一顿暴打。
死亡很快发生了。一天，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上吊自杀。此前，一名学生曾经在校园里遇到过她。“我受不了了。”华锦对他说。陈小鲁至今都记得，自己赶到学校南侧的那个教室里时，华锦全身浮肿，一动不动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47年后，陈小鲁在回复给黄坚的信中这样写道。
“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
“当时老三届同学会内部反应也挺大的，支持的人很多，但也有人觉得小鲁有点矫情，还有人提出，要站出来道歉的应该是当年打过人的学生，而不应该是他。”计三猛回忆起此事被公开后的情形。
8月24日，学者张鸣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文革的深度反思需要忏悔和道歉》的文章。他写道：“不止‘红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或深或浅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参与过伤害别人……但是，不知怎么一来，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个民族，几亿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这样一来，一场持续十年、卷入几亿人的灾难，除了几个死掉和在监狱里的人之外，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了加害者。”
采访中，陈小鲁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是没有打人，但我还是造反了，这一条我就错了。你可以推脱，说那是大环境的错，不是我的错。这也对。但是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八中啊，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我也可以选择不挑头，但我还是参与了，而且是带头的呀！”
“他就讲，正式道歉这个事情很重要，要尽快做。对那些身体不好走不动的老师，他想登门拜访，一个个去看。”黄坚记得，在这件事成为舆论焦点后的第三天，陈小鲁就和他们相约前往海淀区的阳台山老年公寓，那是当年的教育处主任李阿玲如今生活的地方。
“是小鲁要来看我吧。”在电话里，李阿玲似乎已经知道他们的来意。那一天，86岁的她很早就站在公寓门口等待自己的学生们。
“不要提道歉的事情，不怪你们。”满头银发的李阿玲给陈小鲁拉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自己的对面。
“老师对道歉看得很淡，也很宽容。”黄坚说，相比于“文革”时受过的苦，李阿玲似乎更愿意回忆那些人性中的温暖。有一次，李阿玲在校门口被一帮学生们围住，结果一个老师远远赶过来喊，“你这个黑帮分子，还不赶快给我滚蛋！”接着，这个老师还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不是追我，而是想赶快到前面去拦7路汽车，让我赶紧跑”。
知道学生们要来看自己，八中的老校长温寒江也很高兴。他89岁了，但交谈起来仍然兴致勃勃。只有在偶尔提起那段旧时光时，他脸上的神采才整个儿黯淡下来，“音乐堂那次批判会之后，我被打了3个小时，很痛苦……”
这是一段很多人不愿意再提及的往事了。批判会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举行，参与者是来自“四、六、八中”的学生，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的“黑线人物”包括北京市教育局书记张文松、局长李晨以及几个西城区重点中学的校领导。
作为这场批判会的组织者，陈小鲁起初的想法很单纯，“那时候要‘找题目’，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运动”，他原以为，“开批判会嘛，大不了就是喊喊口号”。
意外很快发生了。黄坚当时坐在音乐厅的最后一排，“突然一群学生就冲上了主席台，抡起皮带就抽，看得我们胆战心惊！”
“没办法了，挡不住的”，主席台上的陈小鲁举起红卫兵的旗子，朝着那些冲上台的学生喊口号，“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
“连制止打人都要用侮辱人格尊严的口号。”提起那段往事，陈小鲁唏嘘不已。也正是在经历这一幕之后，他的思想开始由“造反”转向“保守”。
“那次批判会是我组织的，影响很坏，因此我想向您当面道歉。”陈小鲁接过老校长的话茬，说出了那句埋在心里很久的“对不起”。
“这不能怪你们，当时你们还是文明的。”温寒江摆了摆手，平静地说，“‘文革’中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哪个人，更不能由你们这些学生负责。”
黄坚举起相机，拍下了师生和解的这一幕。照片里的温寒江的确已经老了，他的腰背开始弯曲，连眉毛都掉得很厉害。坐在他身边的5个学生也不再年轻，他们中的三个人有了严重的谢顶，另外两个人则已满头白发。像很多这个年纪的老年人一样，他们开始耳背，有时会听不清对方的讲话。
几天后，黄坚把当时的情形整理成文发在了老三届同学会的博客上。不久前，他刚被诊断出患有胸膜炎，每天要吃几十粒药，但他还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张罗这些事上。
“你看到了，再不道歉，我们就都太老了。”他说。 | 
发表于 2013-10-15 16: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