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户 文革开始不久,父亲便被揪出来,我也去了北大荒的一个小农场。1973年我和弟随母亲去了陕西长安县山沟里的一个三线工厂。母亲在行政科,我进厂做了学徒工,弟则继续在子校读高书。二年后,弟毕业了,那时候毕业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弟去了一个叫后寨沟的小山村。那地方十分闭塞,人呆久了都变成了榆木疙瘩。 弟带去了一只打火机,在村里真辉煌了一阵子,把村里人的心撩得热辣辣的。人们不明白一束小火苗怎么像变戏法似的,从一个小铁盒里冒出来。有同学带去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把村里人又弄糊涂了。怎么木匣里装了小男人和小女人每天说些谁也听不太懂的话,高兴起来还会唱歌,比听秦腔轻松。他们想知道木匣里的小男人和小女人会不会生孩子,孩子多了会不会挤破那只木匣子。不久村里通了电,还装了有线广播,日子长了他们也学会了“阶级斗争”这些词。要说厂子真不错,没有忘记这些知青,定期来知青点放电影。附近的几个村子也跟着借了光,几乎是全体出动,人们踮脚伸脖子,从那块大白布上认识了一个叫李铁梅的闺女。看过《列宁在1918》,村里人都学会了说片中的那句“面包会有的”,知青们爱看这部片子,是因为里面有一段芭蕾舞“天鹅湖”,四只小天鹅足足跳了两分钟。 1977年恢复了高考,子校的周校长来找母亲,说弟是学校学习最好的,希望他能参加高考,给学校挣些面子。母亲让我给弟送这些复习资料,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那个集体户。炕上坐着几个男生,弟没在,同学说他去磨玉米去了,马上就回来。一会儿弟出现在门口,裹着一件破大棉袄,腰上系根草绳。我事先提醒自己要注意和他讲话,不能马上提考大学的事。 弟是和一头灰色的小毛驴一同挤进门的,他说玉米没磨上,停电了。弟站在那儿不停地搓耳朵,那么冷的天他连帽子也不戴。趁同学不注意的时候,我把复习资料递给他,说是专门送来的。弟大大咧咧地把书塞到铺盖卷下面,他说带瓶酒给他比什么都强。说话的时候,他不断地拽那小毛驴的尾巴,小毛驴不能忍受,窜到院子里去了。我问他还喝酒吗?他说喝,找个理由就喝,那么冷的天不喝酒是挺不过去的。一个男生指给我看墙上的裂缝,他说外面下雪,屋里也下雪,风从墙缝中挤进来,像小刀子一样。 又说了一会儿话,听见外厂面有人喊:“来电啦!”弟打了一声口哨,大概是招呼他的那头小毛驴。他对我说:“你现在屋里坐坐,我去磨玉米了”。我们一起出了门,弟让我看门口一大堆破玻璃茬,他说大伙喝完酒就从屋里往外甩空瓶子,看谁摔得响。我把母亲关于高考的嘱咐告诉他,他根本无心听,而是骑在毛驴的背上,不停地捋它那透明的长耳朵。我想跟他去碾房磨玉米,他马上制止:“脏兮兮的,你去干什么?” 那年弟并没有参加高考,而是在两年后考的,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而那时他已去了河北固安的干校。考试的当天他还下地干活,然后借了一辆自行车去了考场。如今,弟也退休了,不知他是否还记得陕西黄土高原上的那个集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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