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龙行天下 于 2024-6-6 07:39 编辑
（续前）1975年9月初，借到一百二十回本《水浒》，我在日记上写了一句“正合当前之时”。因为正好这时候报纸上开始号召人民群众参加对《水浒》的评论，要开展一个全国性的评《水浒》运动等等。《水浒》这部小说我早就看过，这时候是结合报纸上批《水浒》再翻看一下而已。对于突然搞一个评《水浒》运动，我感到有些意外，还以为是文化大革命，要深入下去，“革”过去那些旧小说的“命”。所以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评《水浒》其实是针对周恩来的。1976年6月12日团部有少量的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卖。团部政工科的朋友帮我买了一套。但我已经很少看，经常借给别人看。 1976年1月，借阅五代十国历史演义。这是讲唐朝灭亡之后的一段历史演义，一直讲到宋朝建立。因为是演义，所以有小说的虚构成分，不过我对这一段历史了解不多，通过看这本书也算对这一段历史的大致轮廓有了点印象。 2月29日，借到一本文革期间印的毛主席未发表的文章和讲话的集子，看后觉得有收获，我在日记上写了三点：①主席的辩证法学得非常好，每处无不渗透着。②从中看出毛主席思想的发展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想出来的，而是在教训和现实中形成的。③主席的学识丰富，尤其在史学方面。自信心很强。 3月11日，看世界名著，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小说《怎么办》。这本小说富有思想内涵。它是通过三个年轻人之间的爱情关系来展示人的高尚品质。这是我直到看完后才明白的。也想通了书名为什么叫《怎么办》。三个人都不想伤害对方，而是想成全对方，最后男主人公竟然以自杀来成全对方。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不过幸好是假自杀。掩卷沉思《怎么办》，我想可能是作家想通过小说表达自己对世人的品质期望。《怎么办》似乎是在向整个社会发问。几十年后再来看我当时的认识，看来当时我对于这本小说更深刻的内涵并没有理解。 3月16日，看契珂夫小说选。又是一位俄国作家的作品。他是有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他有一篇短篇小说《万卡》，以前我在语文课本上学过。过去学这篇课文时我就对万卡这个小孩非常同情。但过去在语文课本上的只是原著的节录。现在看的是全文。模糊记得的还有《变色龙》，《套中人》，《小职员之死》，其他都记不得了。我非常佩服契珂夫对人物的刻画描写。 3月20日，借到一本纳粹德国情报局长舒伦堡的回忆录，但这本书我只有4个小时可以看。没有办法，只好一目十行地浏览一番。我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种种离奇的案件，巧妙的手法，卑鄙的行径，先进的技术，残酷的人物，都使人读之无厌，爱不释手。从中看到不少政治场的内幕。即使在希特勒的铁腕下，也有派别斗争，尔虞我诈。 3月21日到4月1日我到团部帮忙搞材料。我同团部政工科陈东美等人开始熟悉起来。闲下来就向他们借书看。团部到底层次高，短短几天就借看了好几本书：《三国演义》、《西行漫记》、《加林的双曲线体》、《大学生》、《哥萨克》。在这几本书中，《三国演义》我早就看过。《大学生》和《哥萨克》两本书的内容已经忘记。《加林的双曲线体》只记得是一本科幻小说，好象是讲加林这个人发明了一种新式武器而展开了争夺。只有《西行漫记》还记得不少，当然这同我后来又看这本书有关系。但当时我从这本书中第一次知道了当年共产党毛主席的这一段历史，还是令我非常惊奇的，也加深了我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兴趣。 4月28日，看《斯健克》。一开始我以为这本书是名著《静静的顿河》，后来知道错了。我在第二天日记上纠正了这个误会。一直到6月2日，我碰巧借到《静静的顿河》一本，看了二、三个晚上才看完。这部世界名著分四部，我只借到了一本，所以当时我并没有看完这部名著。 1976年4月29日看《叶尔绍夫兄弟》，我竟然破天荒地在日记上写下了一长段读后感：时代背景是五十年代的苏联，……作者高超的艺术在于：用现实主义的笔法，生动地描绘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社会的丑类，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活动能量很大，手法极其隐险。余也不觉走入书中，狠不能为叶尔绍夫出力耳！……外国小说之所以成功受欢迎的地方是……中国的文艺作品所塑造的是绝对完美的英雄，而他们所塑造的人物都是有哭有笑，有缺点，有不足，然大节是好的人物，而人们就容易于模仿对照。……一般千古之作大都是暴露文学，揭露、讽刺当时社会，鞭挞、遗责罪恶，便引起人们的共鸣。而歌颂当时社会的作品，往往为后来者不满而无法流传。……。（1976年4月29日日记） 1976年6月16日看完了巴金写的《爱情三部曲：雾·雨·雷电》。我在日记上写下了一段可称为轻狂无知的话：发现此书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一下，否则早该付之一炬！什么“革命加爱情”之类的永恒的主题！一群狂热、颓废、混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谓革命不过是发表演讲，印点宣传品而已，无聊！ 我之所以会写下这样一段日记，是因为当我的头脑中还是文革式的阶级斗争思想为主导，崇拜金戈铁马式的暴力革命。另外一个原因是前不久看了《西行漫记》，佩服那些艰苦奋斗的英雄，因此对于这种“小资”式的革命不屑一顾。进而认为描写这种“小资”革命的巴金的作品没有什么价值。这当然暴露了我当时不懂文学艺术的无知与浅薄。 在兵团农场借书不易，买书更是很不方便。团部没有书店。附近的三隆（龙）镇上也没有书店。大丰县城有书店，但太远不方便去。更何况，书店里的书也不多，值得买的书更少。 为了解决农村买书难的问题，文革期间县城的新华书店一般都设立了“流动书店”，不定期地到农村各地去售书，也包括到我们生产建设兵团来售书。流动书店到团部去的多些，到营一级去的很少。1975年5月14日上午大丰新华书店到一营来卖书，我看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值得买的书。摆了大半天书摊，最后也没有卖出几本书。75年12月17日大丰新华书店到场部卖书，我正好在场部，买了几本书。 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新华书店办邮购业务，并且刊登了一些书目和价钱。我抱着试试的心思，按照报纸刊登的地址寄去了钱款，并且注明了要买的书。过了大约半个月时间，我就收到了新华书店寄来的书。从此我经常邮购新书。1976年3月19日日记上就记着：“写三封邮购书的信，附上几元钱”。 只是那时值得买的书不多，我记得买过一些关于评法批儒家的历史书、书法字帖等等。我的读书笔记上有些古诗词，如曹操的诗，就是从这些书上抄录的。 1974年10月我花了一些时间研读法家著作，还试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试论韩非的思想基础》。这我第一次论文习作，可惜这篇论文已经找不到了。 记得我还买过中国古代哲学书，对于战国时期公孙龙的观点有点感兴趣。公孙龙的两篇著作《白马论》和《坚白论》，提出了“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的论点。当时我并不熟悉辩证法，也不太懂得逻辑学。所以对于公孙龙的这二个观点感觉似是而非，但又说不透彻。我在1975年1月5日的日记上写道：“营长在余处谈笑风生，‘白马非马’之命题，甚妙也！”后来我到大学学了哲学，才弄清楚，公孙龙是把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割裂，绝对化。因而他的两个命题其实是一种诡辩术。那时孙营长晚上经常到我和孙福祥的住处来闲聊。我曾在日记上写道：“晚上营长到宿舍闲谈，讨论了一些政治、哲学、人的思想等方面的问题，很有意思。”（74年12月17日）“晚上营长来坐谈，讲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共渡这74年的最后时刻。”（74年12月31日）1975年元旦晚上，我同营长，惠立人、方胜源闲谈。第二天晚上，“营长来余处，闲谈甚投机。”（1975年1月2日） 改革开放后各种图书应有尽有，过去买的一些关于法家的书籍我感到没有了价值，尤其是家里居住面积也较小，搬家时就处理掉了。 在我当知青的整整九年里，尽管先期劳动很辛苦，后来杂事很繁忙，但我一直没有忘记看书。只是这种看书学习完全没有系统性，知识呈碎片化。后来上了大学才逐渐弥补过来。但没有中学的完整学历教育就只能抱憾终身了！ 大约从1976年下半年开始，我不再致力于借阅看各种杂书上了，而是致力于学习初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课本。因此看的杂书就比较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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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6-5 16: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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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6-6 07:4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