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龙行天下 于 2018-12-16 08:12 编辑
知青,一个特殊的名称和符号 ——知青运动50周年历史的一点探索 作者:湖南知青 今年12月22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整整50周年。 五十年的今天,《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社论,在这篇社论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由此,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举世闻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高潮,“知青运动”由此拉开序幕,世界上一个特殊群体的专有名称——“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也由此诞生! “知青”,虽是“知识青年”四个字的简称,但它却是专指城市中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因此,它具有了不同于以往普通的知识青年的一般含义,而是具有了独有的历史含义和意义。“知青运动”这一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知青”也就成为了一个专有的名词和符号! 回顾历史,“知青运动”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一代知青人都已到了退休年龄,有的还已去世,但围绕着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是否有必要?是否正确?它的性质和意义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较大的争议。有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被彻底否定的,在文革中产生的知青上山下乡也是应被否定的。“知青运动”是要“降伏红卫兵”;它耽误了一代人的青春,耽误了国家的教育和科技发展;“是违背社会进步”;“无社会进步可言”。还有人说,一方面要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另一方面又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不同观点的尖锐对立最集中的反映到一点,就是广为人们所熟知的“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说“青春无悔”的基本上是知青人,说“青春有悔”的既有知青人,也有各种年龄的社会人士,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学者和专家。 今天,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知青上山下乡?怎样看待“知青运动”?怎样看待知青?就成为当下知青们始终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成为社会和历史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怎样看待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 1、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是建国以来知青上山下乡的继续 纵观知青上山下乡的全部历史,使我们看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文革的特有产物,而是自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就一直进行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与新中国的国情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紧密相联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穷二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有限的资源集中到了重工业和国防上,轻工业和服务业落后,各种生活物质供给严重不足,主要生活物质都要凭票供应,就业岗位严重不足。而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急需大量的人力资源,广大边疆的土地需要开垦。当时国家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农业经济的积累,就如同改革初期靠“三来一补”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靠低端劳动密集型的人力资源生产进行国家的原始积累。同时,又由于工业不发达和实行计划经济,城镇就业长期供给不足,就业压力始终很大。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加快,更增加了就业的压力。 1954年,刘少奇就提出:从事农业是以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面,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周恩来、邓小平等也是坚决支持、并积极倡导的。 195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广大农村急需大批劳动力和有文化的记账员、会计员。同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同年12月,毛泽东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批语中明确地指示:“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从此,“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八个字,就成为指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第一个著名口号。 同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之前,北京一些知识青年主动联名向共青团北京市委递交“下乡垦荒”的申请书:“组织发起一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垦荒。8月16日《北京日报》等全文发表了这份申请书,消息见报短短几天,北京市自愿报名的青年就达587人,最后北京团市委挑选了60名知识青年,由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向青年志愿垦荒队讲话后,于9月4日抵达黑龙江萝北县凤翔镇的团结村,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垦荒点”——“北大荒”的北京庄,由此拉开了全国知识青年支边屯垦的序幕。之后,全国相继有10多个省市的团组织组织了50余批约37000多人的支边垦荒行动。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首次使用了“下乡上山”的提法:“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党中央的号召和各地青年积极响应下,1956年全国有近20万城市青年志愿加入到了支边垦荒中来。 1957年,毛泽东在其一系列的文章和讲话中,开始强调青年学生参加农业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问题。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提出“只能把绝大多数人安排去就农业,就农业也是就业”,而且将这个办法写进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当年,全国下乡的知识青年约15000人。 1958年5月,上海2万余名知青上山下乡到湖北和安徽,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 大跃进后,因城镇劳动力紧张原因,知青上山下乡一度中断。 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成为当时一个重要内容。 1960年8月15日、9月2日,《河北日报》、《人民日报》相继报道邢燕子立志回乡当农民的事迹。 1961年,上海等省市知识青年支边到新疆、青海等地。 1962年5月27日,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的要求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再次兴起,形成文革前上山下乡的一个小高潮。 1963年,随着全国城乡社会教育运动的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内涵。周恩来总理作重要指示:动员城市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地编制15年安置计划。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当年就有32万知青上山下乡,其中到边疆和农场的约4400人。 1965年2月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召开了文革前第一次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大型会议。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了与会同志,周恩来曾两次听取专门汇报,显示出党和国家对上山下乡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次会议认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上山下乡,是城乡劳动力安排的一个重要方面,应纳入下乡劳动的整体规划中。同时提出了1965年计划再安置54万余人上山下乡。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1965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成为新型农民》的文章,指出:“它是推行党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大事;它为我国知识青年开创了一条最广阔的革命化道路。”。当年有5500多知青到海南、山西、宁夏、内蒙和甘肃农场或插队。 到文革前,上海共有9万余名知识青年赴新疆建设兵团,各地赴北大荒的知青共2000余人,文革前5年全国上山下乡知青129万。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上山下乡”这一用词正式成为全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统一的用语。这一年,北京有4000人自愿到内蒙、北大荒。 从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大众日报》的《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文章,到1964年12月董加耕、邢燕子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我国树立了如徐建春、吕根泽、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一些典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代表人物。 1968年全国有近200万知青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成为一种大规模的“知青运动”。仅仅一年多,全国就有467万知识青年奔向祖国的农村和边疆,比文化大革命前五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和还多三倍。 1977年中共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同时也指出:“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贯彻执行。” 1978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认为,知青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还有待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广开就业门路。 1979年上山下乡知青24万。 1980年9月,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国务院知青领导工作小组下发《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提出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至此,实行了十二年的知青运动宣告结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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