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泥巴的命运 ————方铃
一位留在后套,一直没有回去的天津下乡知识青年。当年,16岁的她听人家说,“内蒙是个好地方,萝卜长得一人高,鸡蛋在渠里滚。机器没人开都生了锈,建起的工厂没人去上班……。”瞒着家人,她报了名要下乡。1966年5月3日从天津动身,几天后与12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一起被分配到五原县美林公社联乐三队。一下汽车,眼前所见,离她们的想象相去太远了,一帮娃娃放声大哭。生产队长为了让她们安下心来接受锻炼,整天用糖和烟乖哄着。从那时,方铃学会了抽烟。
几年后,联社三队的姐姐们都有了对象,有的还在当地结了婚。知青屋只剩下方铃和另一位叫李淑珍的知青。李淑贞比方铃大,是资本家的女儿。她常告诫方铃千万不能找对象,不然就回不了天津了。两年后,李淑贞也走了,五间知青屋里,只剩下方铃一个人。这时候,原来享受的知青待遇没有了,劳动一天队上只给一斤粮食、10斤麦柴。不劳动就没饭吃。有一次她发高烧,没饭吃没水喝,冷炕冰瓮,连尿盆都冻成了冰砣子。
队里的人出于好心,也有点“歹意”,想着法子要为方铃找一个婆家。这样的大事,方铃写信问家里,队里却把家里的来信压住,直到她与村里的一个后生结了婚,才把信给了她。那一年,方铃离18岁法定年龄还余两个多月,结婚证是队里给领的。方铃有了一个家,也有了一堆孩子和家务。1975年知青大返城,不离婚就不能回城成了许多知青痛苦的抉择。方铃也提出过离婚,面对哭成一堆男人和孩子,她又心软了。
方铃留了下来,被政策安置到乌兰布和农场。谁知,刚刚享受了两年国营工的待遇,政策又变了,土地分给了个人,一切和农村又无两样了。由于农场的地土质不好,种粮没收成,种瓜又遇连阴雨,不但没挣钱,还欠了场里2000多元。方铃坐在地头哭过不知多少次,手掌上的老皮因为裂口子,十个手指锄头都握不成。这时,为方铃撑着一份希望的父亲去世了,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方铃毅然带着丈夫回了天津谋生。
在天津,方铃很快就如鱼得水,找到了做城里人的感觉。但她的丈夫最终也没能被天津的繁华留住,自己独自跑回了乌兰布和。拗不过丈夫的牛脾气,方铃随后也回到了农场,她的一儿一女却从此留在了天津。回乡的方铃在不经意的时候,养了几头奶牛,这才把日子掰了过来。没想到,婆婆的去世,让她累得心脏病发作,情急的丈夫喂了她几颗速效救心丸,又拉到几十里外的补隆乡卫生院抢救,才让她活了过来。
“死”了一回的方铃想开了,抽了多年的青城烟换成了钢花。受了惊吓的丈夫也终于知道了方铃的重要性,懂得了关心和珍爱自己的老婆了。这让经常想着回家的她彻底死心塌地了,开始了重新谋划自己的日子。她贷款领头养起小尾寒羊,扩大奶牛圈,在沙漠里种树,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女能人”。冬天闲下来的时候,邻近的村民们都爱到她家串门,谈论挣线发展的门头脚道。按她的说法,就看晚年能不能发点牛财了。(根据红梅报道文学《留在大漠里的天津知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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