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正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老舅病倒了，得的是红白血病，可能是和他的翻砂工作及心情有关。他住在沈阳市第三医院的病房里对我说，他年年告状但都没有告成，今年身体不好去不成北京了，希望我能去北京替他上访告状。并把他的前后情况和我说了一遍，同时还写了一封信让我一定送到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赵苍壁手中。串联时我去过北京，但告状上访我根本不懂，也觉得不会有什么结果。但看到可怜的老舅眼泪汪汪期盼的目光，我答应老舅说：“放心吧！我一定送到！”
我到了北京先到了公安部，但和门卫说了好长时间就是不让我进去也不给转送老舅的信。我只好先去公安部上访接待站，公安部上访接待站人山人海，都是全国各地上访的人。我排了两天两宿才排到，接待我的是4号窗口一个50来岁胖胖的高个警察。当我一说到老舅的名字他就说：“啊！李文选啊！太认识了，他年年来，他有什么冤案？”没有想到这个警察还认识老舅，我感觉有点希望，我就说：“老舅是不满台湾国民党的统治才回到大陆的，在台湾也受到国民党的残酷拷打。老舅是因为爱国才回大陆的，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这些年被定为“特嫌”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老舅根本不是特务，哪有30年不活动的特务？”接待的警察说：“台湾没有解放谁也说不清楚，再说你老舅有工作挣工资还有探亲假，你有什么冤可告的？”我说：“老舅是政法大学毕业，却从银行无缘无故分到一个监狱工厂做翻砂工作。成天和犯人在一起干活，不但工作累还受到监视，这难道不是迫害吗？”警察说：“你老舅爱国回来我们欢迎，但工作不能自己挑，要服从组织分配，不管艰苦还是不艰苦都是革命工作，组织分到哪都应该高兴地去。也不是犯人，哪有什么冤案。”说完就喊下一个人并把我的材料扔了出来。我怎么喊也不理我，后面上访的人也急得挤了上来，我气得没有办法。回到旅店我想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成，回去怎么和老舅说啊？就打开老舅写的信看了起来。信里有段话写道：“两头住监狱，一辈子没结婚，何止是妻离子散，而是断子绝孙。现在是病入膏肓，孤雁哀鸣，危在旦夕。希望组织能解决，给予公平的历史结论！”看得我伤心的眼泪直流，我把信封好决心再闯一下公安部。第二天我来到公安部的门口，看到有人出来就想和他说一说情况，托他把信能带进去，但根本没有人理我。看到院里有个人我就冲了进去，但进院没几步就被追上来的卫兵抱住，说如果再不走就带走我。我没有办法，白去了北京一趟。
回到沈阳只能把那封信扯了，欺骗老舅说信交给门卫了，并将公安部接待的情况说了一遍。老舅眼泪汪汪的地望着我有气无力地说了声：“扯蛋！”就疲倦的闭上了眼睛。过了不到一个月老舅去世了。
大舅来到医院来看他唯一的一个弟弟，这哥倆从1957年老舅被遣送凌原工作，到1978年老舅病逝在沈阳市第三医院，亲兄弟相隔21年终于见面了，但遗憾的却是阴阳两隔。单位也来了几个警察领导到我家进行慰问，对我妈说些安慰的话并拿来个平反材料，说给我老舅平反了。我们感到很奇怪，但看到材料才知道，因为老舅经常上访和不服从管理被定为坏分子，老舅死后给平反了。我们和来的人也生气不着，反正人已经死了，什么都灰飞烟灭了。老舅的“特嫌”到死也没有解决，只能到阴间让阎王爷去判吧。
老舅死后我把他的骨灰埋到家附近的一个公园山岗上，山上树林茂密、山下湖水潋滟，但愿老舅的灵魂能在这里得到安抚。从老舅死后一直到今，我年年给老舅烧纸表示哀思，希望老舅能在另一个世界里娶妻生子，美满幸福。
在给老舅办丧葬费时我去了老舅的“工作单位”，看了老舅工作的车间。艰苦的工作环境、手握钢枪的狱警，森严的高墙和电网，我理解老舅为什么年年上访了，老舅终于以最好的方式化作幽灵摆脱了这个令他伤心的地方。
当时海外关系是谈虎色变相当严重的政治问题，其家和亲属也受到影响和监视。平时都很难明哲保身，遇到运动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如果是台湾有海外关系那就更是霜上再加冰了，是政府严控和打击的对象。那时亲属串门都要到派出所登记，老舅每次到我家更是要登记，街道和派出所是知道我这个老舅的。我在学校没有填老舅这个社会关系，要是因为怕要求进步而被学校外调，所以我也不敢要求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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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9 21: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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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0 10:5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