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的棱镜看知青的上山下乡(三)
作者:风 月
第三部分标题目录:5.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评价 6.结尾及结束语
注:参考资料条目见第三部分尾后。
第三部分
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评价
1,评价的内容、标准、角度、立场:
力求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用全面而宏观的角度,可信而公认的资料和数据,从政治、经济、社会、国防等国家重大方面去分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真实因素,并以客观、中立的眼光来分析、审视、判断、评价知青的上山下乡有无历史作为和历史价值?以说明其对于当时的国家和社会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2,正确客观评价的历史、社会价值:
对知青上山下乡客观的评价,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和社会价值。首先,前期知青的上山下乡对当时国家经济的快速衰退、就业的巨大压力是否起到了缓解作用,让国民经济能及时喘口气,有机会再次复苏,走上相对的正轨。对于这一点,历史给出了明确的认可。1966~1976年的国民经济产值指标(参看前图)完全能够说明问题。无论一代知青的青春甚或是一生因此而付出,或者说是牺牲,也无论知青自己认为是有价值的贡献,还是无价值的蹉跎,但国家的经济危难却因此而被摆脱,并逐步转变向好。俗话说得好,“危难时,没有这口水,怎能有后来的这条大鲤鱼”。这并不是夸张,历史也不能假设,共和国的那段历史就是如此发生的,谁也改变不了,谁也抹煞不了。也许这样看问题就是知青最大的历史价值。
有头脑清醒的学者说道:对于像对成千上万知青对国家作出贡献的彻底否定的这种思想道德论调,是导致社会道德沦丧的重要原因,这种社会普遍的道德沦丧,会成为国家发展,迈向新时代的严重障碍。因此,我们要将以习近平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物曾经在知青时代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非凡经历,以及他们的经历所蕴涵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多种形式奉献给读者,奉献给人民,奉献给社会。充分发挥它的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这就是它不同凡响的社会价值,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评价,应该从消极的政治因素为主,转向客观的经济因素为主。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知青上山下乡评价的历史与社会价值,会更加的具有正确的历史借鉴意义和社会汲取意义。
3,本文的评价: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活动,从发端到结束,先后持续了25年之久。它的发展演变,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这是一段内容很复杂而又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过程。而我们通常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知青的上山下乡,因为其规模浩大,影响深远,以致21世纪(2018年)的今天,仍然还显露着那段历史浓浓的痕迹和影响。
一代知青既己将青春写在了那段历史中,那我们就要认真地看清那段历史,客观地研判那段历史,更要尊同那段历史。多少年过去了,知青的话题,上山下乡的对与错,仍然扰动在当今人们的心中,成为一个难解难辨的社会话题,犹如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知青及其的上山下乡运动究竟为何而发生,它对于当时的家国和社会究竟影响如何?这一代人的付出和牺牲究竟值不值?站在那个时代的经济与就业层面去看,笔者已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因素中阐述的很明白了。在此试图站在更广义的客观立场,用正向、积极的观点,去讨论与之相关的话题。
对当年知青与上山下乡真实的了解与客观的评价,对知青的青春岁月甚至一生来说无异是至关重要的,这影响到他们的声誉及心理情感,影响到他们特有的知青情结。那么,知青到底是不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牺牲品,还是文革的牺牲品?或者说都一样,这是一个严肃而慎重的问题。如果说,人的经历和随之的声誉会影响他一生的思想情感和心理,未免太过虚假,不如钱财和平顺的经历对人的影响来的现实。那么,最起码人不能糊里糊涂地活一辈子,要弄清与自己相关的事与世,这样,人才能安然的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一切,经历的一切,才能为自己的曾经做出一个正确而坦然的评价。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由于知青上山下乡本来具有的经济意义却让文革的极左思潮操控利用,被其突显的政治而绑架,导致它不是沿着自己正常的轨迹前行,而是靠文革政治的强制力量推演。所以我们不要让那个时代“政治高于一切”的极端思想观念继续影响到今人的思维模式上。因此,对于知青上山下乡的主因,我们应该从政治需求的“外相”转移到经济需求的真实因素上来看待这个问题。同时,希望知青们对自己的评价亦是理性的,真实的,正面的,与自己的经历和付出是相符的:我是否无愧于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无愧于祖先和后辈,无愧于自己的人生。当然,要认可这样的看法,也需要具备相应的价值观。
在此,笔者是想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实原因,来分辨、来评判知青上山下乡的作用和价值是值得的还是不值得的、无益的,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判断知青们的上山下乡岁月是蹉跎“有悔”的还是有其价值而应当感到是“值得”的。对于这一点,无论个人怎么看,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当时的历史背景都有它们自己的结论和定义,不会因个人的意志所转移。怎样看待只是因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不同而已。由于时代的不同,人们的这三观也不相同。比如,我们不能拿如今一块钱所含的价值与过去一块钱所含的价值进行比对,那是完全不同的。
对历史的表象和历史的实质,人们往往难以分辨,尤其是深深网固在人们意识中的那些从其表象中而来的认知,是根深蒂固的。所以,直到今天大多数的人们仍然还是认为上山下乡是一场政治运动,因为它是发生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发生在让人不寒而栗的文化大革命中,而忽视了它实则是国家的经济运转因文革初期的动乱遭到了巨大的影响而产生的困境和危机。在那个历史时期,要想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显然用精简城镇人口来解决是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可在60-62年“自然灾害”时期已将2600万来自农村的人口“精简”回原籍,已无再减之员,所以,只有动员待分配又无可分配而无所事事的所有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去“就业”搞生产了。这种从建国以来还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只能以老人家伟大号召的权威性做为政治的要求,让全国城镇的知识青年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其以政治的需要完全掩盖了经济困境的危况。不能不说这确是一举两得的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
对于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可以说至今几乎所有的观点从根本上说都是对其否定的,是不值得认同的。当然这些观点是建立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是文革的一部分,是政治需要的基础上的。但它却忽视或不去考虑当时国家惟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应该如何去解决,若不能解决或不能及时解决将会给国家带来怎样的后果这样一个现实。如果当时不执行上山下乡运动的话,又该如何解决迫在眉梢的国家经济困境和巨大的就业问题、社会问题?是立即终止文化大革命,恢复生产搞活经济?还是可以得到巨大的国际贷款?或是利用更加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革命造反行动路线阻止国民经济衰败?似乎很难想象,除了号召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外,还能有什么可以实现的更好的办法能够使当时的国情柳暗花明,敬请智者能给出一个可以让过来人认可的解决办法。当然,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被彻底否定了的,但在文革中发生的其它事物不能说也都是错误的,都要被否定的,应该说一切事物都有它的运行因素与因果。正如前面指出的,1990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提出的: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因此,只要弄清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内在的实质原因和目的确是归结于经济急剧衰退、就业压力难解的问题,而不光是表面上人们所看到的政治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产生于文革期间,但它的初衷、它的实质、它的目的却与文革的酷狱政治完全不一样。因此,如前所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用是不能全部否认的。由此可见,“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错误的,毁掉了知青的青春和他们的前程”,这种观点便是不公正、不客观、不正确的。假设,没有上山下乡运动,知识青年在城市中的工作分配与升学深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产停课的风潮中依然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即便不是在文革期间,就文革前二十年间,别说上大学深造,就是能上高中的人也是很少的一部分。乃至工作问题的解决也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那么称心如意,这是由于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体制状况所决定的,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只不过在文革期间表现的更加凸出而已。所以人们就把这一切的弊端归结于文革,又趁机把它们顺势标榜在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中,这是不客观、不公正的。还有人要把知识青年没有文化、文化层次低,没有机会上学深造等等,这些问题都归结到因上山下乡而造成。其实,客观的说,这些现象应该归结到是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才更为正确,而非因上山下乡。因为如上所述,在文革初期,全国所有的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就算没有上山下乡运动,升学深造依然无门,文化的断层依然也会出现。不知道一些人为何要把这个问题非要归结到是因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归结到是知青上山下乡的结果,而与文革似乎没有直接关系。这种逻辑思维方式实在让人感到可悲又可笑。我们不能把对文革的一切错误一股脑的都给算在上山下乡的运动中去,算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用当中去,这显然是狭隘与不公的。所以对于知青与上山下乡的评价,无论认为他们是被牺牲的一代还是被利用的一代、被愚弄耽误掉的一代;上山下乡运动弊远远大于益,完全是错误的、毫无价值的,甚至是皆害而无益的,其实这些观点都不够客观更不够准确,未免受历史外表的迷蒙和今昔时空相隔而观的制约,显得偏颇了些。应该说前期知青的上山下乡大大缓解了当时国家的经济困境和除此而无解的就业压力以及社会的动乱。
知青们以志愿或不情愿的态度响应并以身执行了国家的号召和需要,毅然奔赴山区农乡、屯垦戍边,艰辛劳作、挥泪撒汗。用自己的青春和人生为代价,承担起国家的坎坷与困难。从历史的角度形象地说,知青的上山下乡是文革这场悲剧中注定的悲壮一幕。一代知青,广大民众,乃至整个国家,都为此付出了无法弥补的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