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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九月，我作为本市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到信阳地区固始县农村插队。说起知青的插队生活呢，后来许多作品都有描写，有些伤痕文学作者把当年场景描绘的相当凄惨，暗无天日。知青生活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当地干部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作为事中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没有看到过、也没有听说过这类故事，至少在我周边没有发生过。
要说生活条件艰苦，当时全国农村基本都一样。我不打算以卫道者的身份，为某些争议正名说法，因为在知青下乡的巨大时代洪流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人物，都可能出现。我们只是偏居一隅的个体，所有经历，可能没有整体代表性，也不具备做为时代见证人资格。
经过文革的跌宕，特别是经过当所谓“保守派”的失意，坦率地说，我已不属于“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豪情满怀的那一类人，也没有树立“扎根农村，战天斗地”的宏伟志向，我的知青生涯，是潮流所致，我只是一个随大流者。
但在潜意识中我认为自己毕竟是一个男子汉，身上还有很多未竟的责任和担当，我没有权利自暴自弃。不管遇到什么状况，都要坦然面对，坚定地走下去，并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我们插队的地点在信阳地区固始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子。那里山多田少，交通闭塞，经济单一，物资匮乏。当地农民群众生活相当贫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场天灾人祸中，固始县是全省有名的重灾区。
我们插队的形式是“集体落户”，就是男女同学十几个人，共同下到一个生产队，组成一个集体户。女生主内，侧重于做饭、喂猪等“家务事”，男生主外，承担打柴、种菜等重体力劳动。队友们共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社员一样领取工分，参与年底分红，只是在生活上保留着学生时代集体生活的的特点。
城市“知识青年”，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以插队落户的形式，零距离融入当时中国最广大、最贫穷、最艰苦的农民群体中。
虽然学校多年坚持开展“三夏”“三秋”活动，每年都要组织我们到附近农村去帮助收麦、收秋，和当地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多数人对农村生活并不陌生，但那只是一种浮在面上的课外社会实践。
在“突出政治”的大语境下，同学们都经常把“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挂在嘴头上，要真正放下身段长期当农民，或者从此成为一个普通农民，由此产生的生活和心理落差，面临的考验不能说不严峻。
诚实地说，我们去的地方当时很穷僻，山田贫瘠，沟壑交错，草房土路，肩挑人扛，几乎没有什么现代生活的影子。多数人家吃着仅以维持生存的简单饭菜，农民们长年的菜肴是一种被称为“老腊菜”的腌雪里蕻（因为有臭味，我称之为臭咸菜），因为腌制方法和过长的存放时间，很难吃，且没有营养。
这里虽然说起来有山有水，风景优美，物产丰富，但是普通社员家庭，不逢年过节，很少能吃到鱼、肉荤腥，菜品油水也极少。猪肉以膘的厚薄确定档次，当地人家杀猪，都会把猪油和肥膘炼了油存放起来，以补充平时食油欠缺。家里炼油的时候，小孩子们能在锅台边吃到一块油渣，就像吃肉般的高兴。
人们普遍穿着破旧补丁的衣服，质地粗糙，多为自产粗布，色彩单调，以黑白为主。时尚的妇女们喜欢穿一种叫“蓝士林”细棉布的衣料，男子平时能穿上带四个衣袋的灰咔叽布中山装，多半都是有学生或干部身份。只有待字闺中的姑娘们和过门不久的小媳妇们，才偶尔穿的鲜亮些。
除公社所在地外，各村都不通电，只有在生产队或生产大队举办重大活动时，会场才会悬挂起亮度很高的“汽灯”，普通社员家庭只能以简单的煤油灯照明。所以一到天黑，很多人家，早早地关门睡觉。大队扯来的有线广播和不能按时送到的报纸，是我们接受外界信息的唯一管道。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能充分感受到当时农村生活阳光的一面，社员们在集体体制下各尽所能地劳动和随遇而安地生活，邻里友善，风气淳朴。孤寡老人享受着“五保”待遇，生产队担负着贫困社员救助和生活保障兜底的责任，社会整体贫富差距不大。
各级干部注重联系群众，不敢公开追求特权。公社干部们下队蹲点，生产队从无接送和招待，也只安排在普通社员家搭伙，还要按规定交钱交粮票。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地方的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粮票和两毛三分钱。
陈规陋习受到抑制，移风易俗后的新型价值观逐步深入人心。比如说婚俗，当地女孩子出嫁对男方的经济诉求就是买衣服，有的女孩出众，家里要求套数可能多一些，现在看起来也不算过分。而女方家里索要彩礼的事情已经很少听说，男方家里也不搞大操大办。当然，那个时候农村普遍贫困，农民手中无钱，置买衣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寻常人家，结婚当天晚上，村里的年轻人都会聚集到新房里，围成一个圈子。新娘子在姑嫂们指引下，端着一盏油灯，走到客人们面前，随意把灯台递到一个人手里，接灯人就要出个节目，或说一套“四言八句”，或者唱个歌，讲个笑话，无非是一些吉祥祝福词语。然后再把灯还给新娘子，重新向下传递，有点像城里人“击鼓传花”的游戏一样。
有些调皮的人在说词中趁机要求新娘子点一支香烟，发一轮糖果，如此而已。后来出现的庸俗下流的“闹房”，实在闻所未闻。
在平常集体劳动中，男人们偶然也说个下流话，讲个荤段子，被当地人认为是“不上纲”的行为。此时，总会有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出来干涉，被批评的人即时收敛。就老人来说，虽然显得有些古板，然而，在他们心里，抵制低俗，匡正风气，好像是长辈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生产队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令我感慨至深。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村里一个“五保户”老人程义培突然发病，情势危重。我们生产队离公社十二里，离县城将近九十里，有一段还是难走的山路。生产队长组织了八个精壮劳力，打着雨伞，轮流抬着简易担架，赶了一夜的路，把他送到县城医院，保住了性命。五保户无儿无女更无钱，是集体的关爱和力量救了他。
人们在集体体制下生活，感受着集体的温暖，一些社员关心集体，热爱集体，一心为公，乐于助人的新风尚随处可见，绝非杜撰，个别人假公济私、损人利己、过于自私自利的想法是不便公开表露的，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
各类刑事犯罪案件发生非常少，我下乡三年，我们生产队没发生过一起。投机倒把，损害集体利益、爱占小便宜的行为也受到人们普遍鄙夷，没有市场。
大队成立有文艺宣传队，定期到各生产队演出，公社电影放映队自带着柴油发电机，轮流到各生产大队放电影，这是当时人们能享受到的精神生活。
人们的生活虽然贫困、简单，但是社会风气健康、向上。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在各级组织的引导下，能自觉和中央保持一致，很少听到有人信口非议。也许现在有些人会说，那时他们是迫于政治压力，不敢说。其实就我从最底层的农民感受来说，当时大多数的人，思维方式比较朴素，认同是自觉的，心态是轻松愉悦的，是发自内心的，没什么敢说不敢说。
公平地说，环境虽然艰苦，当地对于下乡知识青年们，在生活上，还是极尽照顾的。公社给每个知青点订的都有报纸，一般都是由到公社办事的大队干部顺便捎来，有时需要自己到邮政所去取，一拿就是一大包。
主食和油品能够保证，集体分的有菜地，蔬菜自种自食。当时农村整体条件就是穷，知青们的生活条件，比起普通农民来，已经算好的多了。
一些人时过境迁后的诉说，好像当年吃了多大的苦，受了多大委屈，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不起他，亏欠他，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是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说到底，还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举个历史上的例子，有点像用旧上海南京路上的醉生梦死去对比延安窑洞的艰苦奋斗，十里洋场紧裹着身体的绸缎旗袍和黄土高原上扎着皮带的土布军装，究竟是哪些才更有生命力呢？
用现代条件下的物质积累去清算创业时的艰苦付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直到现在我依然坚定地相信，让年轻人深入社会基层，吃点苦，受点锻炼，是有益无害的。也许各人心底的价值观念不一样，所以感受不同吧。
发表于 2024-1-4 05: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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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4 07: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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