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鲇鱼山纪事修改（29-30）
29 我们第一批知识青年下乡的时候，说的是要“安家落户”。虽然对如何“安家落户”的认识很模糊，至少说明不是权宜之计，我相信不少同学还是做了这方面的思想准备的。 我年轻的时候，是个理想主义者，自然不甘心屈从命运安排，做一个“头顶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过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碌碌无为的平庸生活。 我要奋斗，虽然不知道以后的路会怎么走，插队落户后，我就开始经营自己的抱负。我没有过硬的家庭背景，所以不存在侥幸心理，也不想通过政治上的表现编织自己的梦想，一度把自己的希望，立足在农村做一番事业，希望通过改变环境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记得下车伊始，我就拉着驻队干部，跑遍了附近的大小山头，规划着哪里可以栽果树，哪里可以开垦竹园，哪里可以办茶场，哪里可以种植中药材，将来要把这个地方建成一个多种经营的国营大林场。 我当时曾力劝生产队老队长在村口的河滩地上，栽下了三百多株桃树苗，我还自告奋勇搬到桃园的窝棚里，守过一段时间。但是我不懂得，乱石参差的河滩地上，土壤瘠薄，根本不适合栽种果树，没有多长时间，三百颗树苗就都死掉了。 后来想起来，似乎有点好笑，在“以粮为纲”，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农村环境下，这些想法完全是一幅不知天高地厚的异想天开，还不知道当地贫下中农心里会怎样看我呢。如今，这些幻想都被后人变成了现实。可见我们当初的想法，不无道理。世上的许多事，只要愿意做，认真做，持之以恒，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大约从六九年下半年冬季征兵以后，县办企业开始从知青中招工。一批批有军队家庭背景的知青通过当兵，先后离开了农村。省会的一些大型企业也不断下来招工，以后又有了从知青中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政策，除了家庭负面影响特别沉重的人，我们都意识到，自己将来的出路不在农村，而在回城。 由此，彻底动摇了知青们原来安家落户的理念，也打破了人们心态的宁静，几乎没有人还想在农村这广阔天地里有所作为了。 最初招工条件非常严苛，政审、体检、个人表现，哪一点差了都不行。记得有一次在县招待所，我亲眼看到某工厂招工人员像宣判似地宣布一些人政审条件不合格，一个女知青当场“哇”地哭出声来，捂着脸冲出人群。 多少年后，当我自己也成为工厂管理层的一员，参与决定某些人事的进退时，回想起当年那一幕，不禁喟然长叹：“何必呢，不就是招个工人吗？” 后来就是“走后门”风气盛行，每次招工人员下去，都肩负许多“把×××带回来”的嘱托，叫做带条子，所谓“贫下中农推荐”，那是门面上话。除了此人劣迹昭彰，当地坚决不肯放人。 当地干部也不示弱，乘机夹带一些个人诉求，于是就有了“你们要带走×××，必须也带走×××”的交易，一批农村孩子由此进入城市。 由于征兵和企业大批招工，有些知青点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为了便于管理，上级决定撤并一些知青点。我们和本大队的关田冲生产队知青此时总共还剩下十四五人，因为和陈淋子公社知青来自同一所学校，县里决定把我们全部合并到陈淋公社青年队去，大冲这边两个青年点撤掉。 按说我也应该离开工地，和队友们一起转到陈淋青年队去，但是我确实舍不得离开工地，营部的领导和同志们也不想叫我离开。不去吧，我又怕没有了知青点的依托，错过以后的招工机会。 我把这些想法如实汇报给谢教导员。教导员决定，和后方协调，以营部的名义把我留下，名额就挂在公社，因为公社还有几个B中学的知青点，所以不会影响到我以后招工。于是，队友们离开以后，我就成了一名由公社直管的知青。 我当时身在工地，对后方事情了解很少。公社领导并没有忘记我，也给我提供了不少推荐招工的机会。第一次就因为政审条件不合格被刷下来了，使我那原本脆弱的自尊心又受到一次打击。这次挫折叫我暗自下了决心，不看准时机决不出手，免得被人家刷来刷去，有失脸面。 还有几次，我感觉用人单位不够理想，遂自行放弃了。其实我也有机会就地转正为农村干部，但是自己思想还不能突破世俗观念的束缚，畏谗忧讥，唯恐留在农村，连城都回不去，别人将会怎样看我。 后来，我的政审条件终于可以合格了，可是我们这些人（六八年下乡的）中间大批招工已接近尾声，一些集体所有制的公司也陆续下来“撮底”，我想，不能再等了，好歹找个国营单位先出来再说吧。 终于，这个机会来了。那已经是一九七一年九月，离我下乡已经整整三年。
30 一天，公社电话通知打到营部，教导员找到我，说有个省城单位来招工，公社推荐我去，问我愿意不愿意去。 平心而论，这单位我不很理想，我的理想是能进铁路，因为我父母都在铁路部门工作，当时，铁路系统是一个社会功能完备的独立体系，我从小在铁路环境中长大，对铁路有一种天然的归附情结。 当时招工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一些大单位都下来过了，只是我没有遇到机会。间或一些煤矿、小厂和服务行业也下来招工，这些地方都是我不愿意去的。我想，随着知青回城潮流过去，往后机会可能越来越少，这单位好歹是个“国营”，还在省城，不如先去看看，真不行以后还可以再想办法调动。 我按照公社知青办的指点，在庙店子街上一个小旅馆里，见到了招工组的杜师傅和陈师傅。杜师傅是厂里的革委会委员，一位心直口快的群众组织代表，陈师傅则是一位文革中支持过保守派的转业军人。 杜师傅先向我介绍了情况。他说这厂子眼下规模不大，属于“地方国营”，厂里的一把手却是个“十三级”干部（高干），这在同级别的厂子里是不多见的。他把工厂发展前景描绘的很动人，杜师傅说，厂里今年招工任务很大，仅在固始潢川两县就招了一百名知识青年，以后还准备再招一些。 陈师傅也说，他们听公社领导介绍了我的情况，感觉比较满意，希望我能顺利通过。然后，他们拿出一份油印表格，让我填写，后来，这份表格在档案袋里，居然跟了我一辈子。说完正事，我领着两位师傅，在附近的山头上观赏了一下风景，就赶回工地了。因为单位吸引力不大，我对这次招工机会的态度比较淡定：去也可以，不去也行，顺其自然，不做过多争取。 过了几天，公社又电话通知，叫我去县城参加体检。我来到县城招待所，招工组的房间里烟雾缭绕，挤满了人。本公社的几个知青，也在其中，大家见面，握手拥抱，分外亲热。到这里来体检的、求情的、套近乎的都有。知青们急于回城的心理，可以说那时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我又见到两位师傅，他们告诉我，我的事厂革委会已经研究通过了，只要体检没问题，就算板上钉钉了。随后他们就给我布置任务，请我帮助代买一些当地土特产。我当即一口答应，同伴们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因为我们都明白，师傅们肯托我办事，说明我已经是他们的人了。 在师傅们房间里，我不经意看到了有趣的一幕。一名知青（后来他也进厂了）可能文革时期有过些打砸抢的劣迹，陈师傅带着调侃的语气对他说：“从你的外调材料上看，你在学校可是坏了坏了的！”那知青早没有了往日的嚣张，哼哼唧唧地小声说：“我是跟着玩闹的，就是个小兵，”杜师傅马上揶揄说：“你就是个小兵，还那样张狂，你要是个大官，又该咋地？”屋里人轰地笑了起来。 我们公社知青卢保国也参加了这批招工，他非常希望我们能一起进厂。因为以前一起参加过招工体检，大家知道我有色弱的缺陷，体检时候，他和几个同伴紧跟着我身后，查到辨色这一项，他们简直围住了医生的办公桌。 医生把辨色卡片一拿出来，后面马上有人小声说出答案，我即顺口回答，负责体检的医生无意较真，翻了两张，便通过了。因为还有事要办，体检以后，我就回工地了。陈师傅告诉我说，你可以回去收拾东西了，等通知来县里集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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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1 15: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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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2 08: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