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山峰知青

稍后，我扬起目光，俯瞰省道公路与场部交汇处。熟悉的场景再次浮现在眼前。72年春天我们初来时，虽无锣鼓喧天的欢迎排场，但省城开来的六七辆大客车列于公路，自有一种沉默而浩荡的气势。而知青们最终离开时，却更像一场弥漫着尴尬与荒诞感的大撤退！只留下山顶空寂的岩石和茅草房，漫山遍野无处不铭刻着我们的痕迹。我们在山峰上留下了太多青涩的回响，留下了可供后人无数次复述的集体记忆与个体故事。

梦想一旦在此地扎根开花，它的种子便随风飘散，孕育出无数未知与惊喜的复制。农场职工的后代，凝望着一批批知青远去的背影，默默在心中刻下印记。他们从知青身上，窥见了山外世界的轮廓，萌生了希望的幼芽：将来定要走出去，走进城里，与城里人一较高下，也要活出那份风光。他们中许多人，确实做到了。泥市、石门、常德、长沙乃至更广阔的都市，都留下了他们奋斗成功的足迹。这或许就是知青无意间播撒下的另一种火种。

抚今追昔，初来时，知青们毕竟是集体群居，青春的轮廓尚能彼此辨认。待到人生中年，某个黄昏之后，翻开发黄的青春笔记，重读年少轻狂的誓言，心中尚存那一丝悸动，便已足够慰藉平生。山峰依旧，物是人非。徘徊在肃穆的纪念碑前，我侧耳倾听，远处群山的回响仿佛历史的低语。忆及眼前悠悠往事，不禁惊叹岁月的沧桑巨变与个体命运的微小。

山上仅留下几位永远无法回归故土的人，他们成了知青岁月活生生的化石。常德知青沈是、袁国铭、黄彩云……他们的灵魂永远留在了这山峰之上。特别是沈是，1976年10月19日，他本已被推荐招工到广州铁路局怀化分局，却在站好“最后一班岗”时，为抢救他人，在排除哑炮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壮烈牺牲。那天，我特意寻到沈是墓前，只见石碑上的字迹已被风雨剥蚀。想到他英年早逝，而我们却得以幸存至今，泪水瞬间湿润了眼眶。沈是之墓，以及更多默默无闻的牺牲，就是东山峰知青为那个时代所付出的最沉痛代价。那最不堪承受的部分，沉重地落在了他们肩上。我应当向他们——这些永远年轻的英魂——致以最深的敬意！

回忆总是在不断地填充着怀旧的细节。身处那个特定的返城初期，大部分知青其实都陷入了尴尬与困难的泥沼。大学之门难以叩开，招兵年龄已然超限，进入大型国营企业的名额更是僧多粥少。一时间，知青仿佛成了城市里多余的人。除了少数幸运儿，大部分只能进入集体所有制单位或街道小厂，许多人至今仍生活在社会底层，过早地显出老态：背慢慢驼起，眼神变得浑浊迷茫。当我在山上与旧日职工闲话家常，谈及退休后的生活待遇，发现农场职工与大部分长沙知青的退休金差别并不显著。这多多少少又勾起了我心中一个沉重、色调灰暗的话题——下岗。

其实，大部分人回城是更隐蔽的“下乡”：工厂下岗时，他们像被二次流放。下岗与下乡，有同，更有异。我们当初下乡时，正值青春，单身一人，无牵无挂，苦，也只苦自己一个。而下岗者，多在中年以上，有的已近老年。他们上有年迈父母需赡养，下有未成年子女待抚育，生活的重担如一根扁担挑着两个沉甸甸的筐。更残酷的是，他们回城后赖以生存的企业，十之七八都在改制浪潮中轰然垮塌。端得好好的饭碗，突然间就被砸碎，被通知“回家”，其凄惶绝望，可想而知。他们有过下乡的创伤经历，心灵本就脆弱，下岗无异于在旧伤未愈处又添新伤。加之当时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悬殊拉大，在改革的汹涌波涛中，这些老知青的内心世界黯淡无光。他们中的大多数被无情地抛向社会最底层，能找到的工作大多是临时保安或待遇最低微的岗位。然而，他们又是最刻苦耐劳、忍耐力超强的一批人。同时，我还观察到，知青这一代人，是格外热衷于聚会与怀旧回忆的群体。他们是一个受过深重创伤，却远未被伤到筋骨断裂、无法站立的坚韧群体。支撑他们的，我想，正是那融入血脉的为国分忧的民族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以及执着进取、在逆境中求存的时代精神。这是从苦难中淬炼出的人生哲理：生命可以承受之重，远超想象。

再次抚摸冰冷的碑座，万千感慨涌上心头。从某种意义上说，知青时代确实已渐行渐远。然而，这一代人的历史及其承载的精神价值，绝不应被遗忘。有一段激情燃烧（也包含盲目）的岁月，总让我们心驰神往（也带着反思）；有一些伤痕累累的记忆，总让我们热血沸腾（亦伴随痛楚）；有一种布满坎坷沧桑的人生轨迹，总让我们热泪盈眶（并深怀敬意）。我希望，知青最终终结的，只是历史上曾有过的狂热、虚妄与幻灭；而他们所展现的、那不败的青春热忱、在磨砺中生长的理性精神，以及对生命的不屈信念，应当永远延续下去。

仰望山峰之上渐渐聚拢暮色的天空，我已届甲子之年，临近人生的晚点。我在东山峰上的青春经历，终究是回不去了，生命的航程仍需在现实的海洋中继续挣扎前行。过去所承载的厚重，仿佛经历了五六千年的沧桑轮回——我们见过原始生产方式的残留痕迹，亲历过封建思想残余的侵袭，干的是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然而，在沉浸于怀旧思绪的那一刻，感觉竟是如此美妙而释怀。因此，有人曾如此调侃我们这一代：出生在解放初期的曙光里，生长在困难时期的饥饿中，学习在动乱时期的狂潮里，工作在改革时期的激荡下，养老在（相对）幸福时期的晚晴中。得失几何，是否值得？个中滋味，耐人寻味。

带着沧桑烙下的人生底色，知青一代正不可避免地老去。沉淀在心底的，是一份永远无法挥去的知青情怀。此刻，我强烈地感到，知青的整个人生画卷上，似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空洞。这个空洞，亟需依靠集体的记忆和一个强有力的、能象征群体精神的载体来填补。这些人中的许多，正慢慢淡出社会关注的视野。八十年代，知青在全社会尚能赢得普遍的同情与尊敬；九十年代，则多了几分不解甚至奚落；而到了二十一世纪，许多人甚至会茫然发问：“知青是什么？”正是这种历史记忆的模糊与断裂，使得今天重提知青话题，并以任何可能的形式走进历史、铭刻记忆，成为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在于，我们应以怎样的思想深度与心情温度，去回眸那段交织着光荣与梦想、血泪与荒诞的复杂历史。

要想不被历史的尘埃彻底掩埋，首先要有真实、立体、多面的记录。那么，真实的知青史在哪里？或许，镌刻在东山峰这座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上的一千三百多个滚烫名字，以及名字背后沉默的呐喊，正代表了长沙和常德两地千百知青最真实的心灵呼声与历史证言。

山雾升起，碑渐渐隐去。我忽然明白，不是我们在看碑，是碑在等我们；不是我们在告别知青，是知青在告别我们。东山峰的茶树又抽新芽了。那些芽，每一枚都是某个未完成的清晨。

2017年7月25日，草于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