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陈金权 于 2018-12-17 21:32 编辑
（四十一）
在农村，农活累一点，伙食孬一点倒也能挺得过去。可是有米煮不熟饭却使陈团伤透了脑筋。现在烧的柴还是陈圆和赵红兵留下的树棒棒，陈团怎么也点不燃。最后肖向前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干脆抽房檐上的草来点火。一天天过去了，房子转角处出现了一个大洞，终于，有一天，队长的老婆经过门口时惊讶地发现了肖向前的举动。第二天，队长来问道：“你们煮饭用啥子点的火？”陈团和肖向前几乎异口同声地答道：“房子上的草嘛。”老保管开腔了：“说的还理直气壮，你们晓不晓得房子上的草抽多了，房子会漏的。”这时，只听队长对老保管说：“你把仓库里准备赔修保管室的草给他们挑一捆去。” 这天，陈团身体不舒服，肖向前又回成都办事，到中午煮饭时，点火的麦草又没有了。陈团端着一碗冷饭直奔雷太婆家。走拢就说：“雷太婆，我在你们这儿来热一下饭，我们点火的麦草又没有了。”说着，眼泪都差点从镜框滚出来。雷太婆接过饭碗用鼻子嗅了嗅，就倒去喂猪了，又从锅里舀出了香喷喷的新鲜饭给陈团吃。 一天在晒坝开会，散会后队长对陈团说：“你抽时间自己去砍树枝，就在晒坝周围，尽管你砍。”他顺手指了指柏树林。照理说这林子是不允许任何人砍的。队长说是照顾知青。吃了午饭，陈团一人去柏树林砍柴。砍了半天，她忽然感觉天昏地转，胸口闷得难受，脚怎么也抬不起来，只好趴在背篓上。不知过了多久，听见身边有声音:“你们来看，陈医生睡着了。”一位正在割猪草的大嫂把陈团背回了屋里。等她睁开疲惫不堪的双眼时，看见屋里站满了人，看着陈团的模样，几个大嫂都要哭起来了。其中一个叫王嫂的说道：“好生休息，我们已经派人通知你妈了，她马上就来。”雷太婆也说：“那柏树林原来全是坟，后来起了坟后才修了保管室，晒坝周围才栽上了柏树，可能是那些死鬼在作怪。”又进来一位大嫂，她在屋里又是唱又是跳，还扯起嗓子在门外喊陈团的名字，好像是驱鬼似的。当时陈团的脸煞白，嘴唇也紫了。屋里人开始有些手忙脚乱起来，有人拿来麻绳，把陈团的十根手指缠起来，用鞋底针放她手指上的乌血；又有人提议说“要喝烂蔴水”，于是一些人就赶紧动手洗锅烧水，不一会儿，一大碗黑色的“烂蔴水”被陈团喝进肚里。因为心里难受，浑身无力。她只好随她们去折腾。 “烂蔴水”喝进肚里一会儿，陈团又开始肚子痛，上吐下泻，病情更严重，她挣扎着起床，在药箱里拿了一些药吃下，方才好了一些。这时，妈妈和公社医生都赶来了，医生拿出听诊器听了一会儿，说要赶紧送镇医院检查。队长马上安排人送。陈团躺在嘎叽嘎叽、一闪一闪的滑杆上，反倒觉得有点好笑，没想到今天还能玩这个“格”。 打这以后，队长再也不敢叫陈团自己去砍柴了。只要发现她们的柴快烧完了，老保管就会把黄豆杆、玉米杆、菜籽杆等之类的柴火挑来，把他们房前屋后堆个满。陈团常常感叹，只要知青们真心地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他们就会在知青们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来帮助他们。 这天，陈团巡诊到四队老知青老代的家里，见他正在收拾东西。老代比陈团大六岁，他家住在陈团家后面，彼此都非常熟悉，见老代已把一切行李收拾好，她惊讶地问老代：“怎么？你也要调回成都了？” “是啊，我妈提前退休，我名正言顺地顶替回城。”老代坐了下来，侃起了他和他儿子以及这次回城的经历。去年招工，我妻子和我离了婚，留下孩子，一人回了成都。从此，老代始了即当爹又当妈的鳏夫生活。 那年八月的一天，为队上购买果树苗一事，我一早就到园艺场去了。儿子托给同队的知青大姐代管。傍晚回家才得知儿子下午掉进了茅坑！是知青大姐把他给捞了上来，又赶紧用水给他冲洗干净。 睡觉前，我给儿子吃了一包“小儿安”，喝了一碗白糖开水。儿子告诉我。他是去捉蝴蝶，滑进茅坑的。最后他说了一句令我终身不安的话：爸，茅坑里的水好苦好苦的！那粪水的苦味仿佛从儿子的口中流进我心里。真苦啊！ 半夜里，我被外面的风雨声吵醒了。点灯一看，儿子睁着一双毫无表情的大眼睛。有气无力地说：“爸，我想吐！”我一摸他的额头，好烫人！我担心的事发生了。怎么办？夜半三更到哪里去找医生呢？何况外面风雨正大。幸好家中的备用药多，我给儿子服了三颗退热片，加大了一倍剂量。怀着侥幸的心理，我紧抱着儿子坐在床上，默念着求上帝保佑之类的祁语，伴着风雨声迷糊到天亮。 儿子奇迹般地退烧了。但从此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他惧怕各类大小的茅坑，从不走近它们。好在是在农村，大小便问题容易解决。其次是他极不愿意离开我，成了名符其实的拖斗。我可以有外出、有选择地参加一些劳动，挣够基本工分。麻烦的是：儿子经常半夜里发烧，吃点药后，第二天又退烧。他明显地瘦了。 我母亲来信了。要我把儿子送回成都去。我理解母亲的心。她总是无怨无悔地“分享”儿女在生活中的坎坷。但他老人家患有高血压，美尼尔氏综合征等慢性病，曾几次晕倒在车间。我不愿在她本应享受儿女天伦之乐的时候，再次承受哺养第三代的压力。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做出了决定。 那是“茅坑事件”一月后的一天早上，儿子忽然晕倒了，口吐白沫，手脚不停的抽动，脸色惨白的如同死人一般。一会儿，手脚不动了，眼珠也不动了，出气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当时你妹妹陈团正好在场，她说:“可能是抽风!”她急忙按住我儿子的“人中”。约一分钟后，儿子才发出了哭声。在场的知青、社员、包括生产队长向我表示了共同的意见：应该立即将孩子送回成都，彻底治疗！当晚我就带上儿子登上了回城的汽车。 那一晚在汽车上，儿子又吐又闹。我一会儿要给他喝水，吃药，一会儿要清扫呕吐物，一直折腾到成都。 三代人又团聚了。家中一切如旧。母亲憔悴的脸上仍挂着我熟悉的微笑，但那眼神里分明藏着一种只有作为儿子的我才能发现的凄苦。看见母亲消瘦的身影，新增的白发，我真感到有愧啊！ 儿子经过短期的治疗，身体状况明显好转。但他却和我疏远了，他只喜欢亲近他的奶奶和小叔。一次吃晚饭时，一位院邻说了一句逗他的话：“知娃，你爸要带你回去了。”儿子“哇”的一声便哭起来，倒在地上，仿佛肚子痛的很厉害一样翻滚着，直到我母亲说：“奶奶不让知娃走，奶奶就喜欢住在成都！”儿子才破涕为笑，一切才烟消云散。从此，邻居的这句话成了全家人调教儿子的“法宝”，成了儿子不听话时的“最后通牒”。我走的那一天，儿子居然不愿送我，只在大门口道一声“再见”，然后就跑回了家中。他和我没有感情？不，我们有无数相依为伴的日日夜夜。他只是不喜欢我要去的地方，那里有他惧怕的茅坑，和一个没有妈妈的残缺的家。 为供养生不逢时的儿子，我开始拼命的劳动。一方面挣报酬极低的工分，一方面搞副业增加收入。队长也对我采取了特殊政策，默许我外出打工。虽然帮忙的时候多，但得到的报酬远比农田劳动高多了，我经常可以给成都家里寄点钱回去，聊表儿子对母亲的心意，母亲对儿子的责任。当然，比起年老多病的母亲对儿子承担的责任，付出的艰辛差远了。 今年，各方面的政策特别是知青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于招工、顶替、病残、三抽一等原因回城的知青越来越多。眼看着熟识的伙伴一个个地走了，我也多次感到空虚和惆怅。我也是人，也渴望能回到家乡，回到亲人身边，过安定的日子。我更希望能重新组建家庭，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在众多的知青中，我自身条件差。在世俗的偏见中，我那奇特的家庭形式，往往会招来疑虑的眼光，最后得到一声同情的叹息。渐渐地一种新的打算产生了，特别是在我接触了两次招工机会后。 第一次，成都木综厂来招工，正好我的一位亲戚是招工组成员之一。他不厌其烦地向组长介绍我的表现和一技之长，并再三叮咛我：“这时一次最好的机会，千万不要说你有小孩！先把你招回去，即成事实后，娃娃的户口再想办法。”我感谢亲戚的善心，但更担心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果然，当招工组长看了我填写的年龄（当时27岁）和下乡的时间后发出了疑问： “你结婚了没有？”，“没有，他表现可好了，又有一技之长，就想调到你厂。”亲戚抢在我开口前说，他怕问题复杂化。 但第二天组长走访了公社、大队、生产队，我的情况便一目了然。亲戚受了批评。组长对我的现状表示了同情，但原则他是不敢违背的。 第二次，县文化馆见我二胡拉得不错，又有绘画才能，表示可以以一技之长的名义招我进文化馆工作。但孩子的户口不能解决。通过这两次事情，我再也不能光凭感情用事了，我要面对现实。 我将想法告诉了母亲，同学和亲友，并请他们物色一个合适的人家，把儿子送出去。我不要任何报酬。也可以不留任何尾巴，但对方的经济条件一定要好，一定要是城里人。 结果我成了众矢之的，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几十年来，我从未见过母亲发过这么大的气，她来信骂我：没良心，白把你养这么大！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如今知儿都四岁了，你还舍得送人！你不怕别人笑你，我怕！我是知儿的奶奶，孩子是我带大的，我不准送人！这铮铮的言辞，足使我羞愧了许多日子。 以后的日子里，我只好违心的让母亲继续担起哺养第三代的重担。我呢，就在异乡背着工具，出入在厂矿、乡村······ 送孩子的事件不久，母亲便提前退休，我也名正言顺的顶替到我母亲的工厂。 近十年的知青生活结束了，我也从书生意气将跨入而立之年。近十年我失掉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特别是在最后的两年里，我痛苦过，空虚过，绝望过。是那些生活在我周围的普通人对我的支持，激励，使我能在困境中扬起生活的风帆，承受命运对我的特殊磨练。 如今，我可以自豪的说：在最困苦的时候，我没有丢掉一样东西——做父亲的责任。我没有什么积蓄，但我很富有，因为我拥有——拥有一个贵重的财产——儿子！ 听完老代的叙述，陈团不禁感叹道：想不到你老代还有这么复杂的经历，你有母亲退休，可以顶替回城。你有儿子可以做精神动力，可我们呢？这两样都没有！我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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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7 21: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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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8 08:0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