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党项人 于 2016-8-5 07:34 编辑
在保尔塬期间，我们从事的工作实际与农村没有啥区别，本来农林就是一家到现在你看无论哪级政府里主管农业和主管林业的都是同一位首长，农林业的主要对象就是土地，所以当年我们除了修理地球还是修理地球。记得当年场里的那位大文豪曾编了段相声其中有内容就是“我们是修理工，高大的厂房宽阔的车间。”为啥这样说呢？人家把天当房屋顶子把地当做车间那自然是有高有宽阔嘛！当时我们每天出工就是刨地种地收庄稼，当然作为林场还是有林业生产的嘛，比如挖鱼鳞坑，比如嫁接林木。时任连长的王俊琪同志就常常念叨“山杏接大杏，杜梨接砀山梨，山定子接苹果。”那时，连部周围经常可见断了头的杏树杜犁树山定子树，断处抹有白中透黄色的树蜡缠有五颜六色的塑料条，那就是我们的杰作，抹了人家的头肢接了他人的枝梢嘛。如今回想起来那五颜六色的煞是好看，也不失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呢。 我虽然在农村插队三年，但是受组织抬举，放了近一年的羊，当了几个月的赤脚医生，在公社基干民兵连就呆了一年多，满打满算在队里干农活的时间绝对有限所以对农活那点事只能是歪歪好好应付一番。 有人曾问我，当年你已从农村插队返城了，为啥还要来到这实际还是农村生活的保尔塬再“接受再教育”呢？唉，说起来话长。我的父母都是早年参加革命的陕北人。从随军解放了四川，父亲就一直在四川工作，以后调延安任地区冷库也就是屠宰场工作。他们那代人对党风看的很重，以权谋私的事是不做的！我从农村回城后，只能到屠宰场当个屠宰工还是临时的。尽管冷库的那几个司机说了多少次收我当徒弟，我也自作主张的跟着人家跑了一段时间的车，就如同当年新军装还没有捂热被父亲责令脱下去了山村插队一样，父亲听说我跟着“余师、黄顺义跑宜川跑延长，跑朱家沟拉煤还跟人家打架。”顿时大怒，痛责我一番就把我打发到屠宰车间去了，我连方向盘也是没焐热乎就去了屠宰车间杀猪宰牛屠狗杀的红了眼连自己的手指头都差点割掉三个，送地区医院缝针赶上没有麻药，医生就这样给我缝了三针，疼的我满头大汗愣没叫一声！坦诚的说，那年我对父亲的做法很有意见，因为那时我接触的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弟他们都能沾父辈的光做些风光的事情，同时也觉得自己一个大老爷们干这杀猪宰牛屠狗的临时工也不是长久之计。那时，我就是一门心思想当司机。人生是梦幻的那个时候谁能知道我的这中国梦直到八十年代才驾驶摩托车以后再升级驾驶汽车乃至成为“党的领导干部”还自己驾车公务呢！ 话扯回来吧，一位算我十分之一的师傅告诉我要想开车必须是正式工“临时工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为了自己的开车大梦实现，于是我四处运动看能不能到把我招聘为正式工的单位去工作。恰好林场招工，招聘人当时强调那里的条件非常优厚“都是细粮，天天有大米饭，一个月一斤油，半个月杀一头猪，工资按照陆军战士的供奉折算一个月二十九块八角，一年后转正定级三十三块”。这些话是宝塔办事处当年负责招工的老曹告诉我们的。以后我调回延安与老曹成为“一个市上”的同事后，见面后我还拿这番话夸他“好门户”。 就这样在老曹丰厚的引诱下，我就成为保尔塬的一员。自打我杀猪宰牛屠狗差点把手指头割掉缝针还不打麻药的事情发生后父亲闻知很是难过，所以对我去林场没有阻拦当然也如同以前的做法一样没提供任何帮助。但是我的母亲却非常不愿意我去林场的只是无法扭过已经成年的我了！故有前文我是在母亲泪眼濛濛中踏上保尔塬征程之言的。 前面已经说过，我父亲那一辈老革命人中，大多数对党风看得很重！这不光就我的父亲是那样的。我到林场时的两位领导，张俊贤老前辈和汪思季老前辈，他们在战争年代都与我父亲一块工作过。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期间，张俊贤与我父亲在安塞县五区共事甚长，汪思季则在延安黄蒿洼乡政府期间与我父亲共过事。但是，两位领导从来没有因这层关系而对我有啥照顾。他们见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好工作”。那么是两位领导与我父亲关系一般而不关照我？不是。比如张俊贤前辈，那时去延安曾多次到我家，每次去了我父亲都热情款待。一次我恰好在家，张俊贤前辈来了后，我父亲当即要我去买肉款待。结果我跑遍了当时延安的的几个肉食门市都没有肉，只好买了些鸡蛋回来。但他们照样吃的很好。有一次汪思季来我家与我父亲喝酒，不吃炒菜，要我弄些“咸菜”来。从这气氛看他们的关系非常融洽。但他们是把党风看的很重的革命者，所以对我没啥照顾很正常。那么是我尊敬不够？也不是。记得一个星期天我去场部，正在如今的秘书长那里歇脚。那时秘书长已经高就场部工作，她那里就成为保尔塬人到场部歇脚的好去处，当然这与秘书长待人极为热情是分不开的。那次我们好几个人喝水时，汪思季前辈进来了与我们闲聊其实是了解连队的情况呢，接着张俊贤前辈也进来，看见我说“你要是不忙的话，我那里买了几个羊头，你给帮忙拾掇一下”，张俊贤前辈知道我曾在屠宰场干过，所以这样说。我自然答应，但这不是看他是领导而是他是父辈。这当口汪思季笑着说“你们安塞人就爱吃羊头”，张俊贤前辈则笑着回敬“那你们那里的羊头呢？都狗吃了？”一对多么幽默的领导呀。 我为啥能记得这件事呢！因为这与我以后的经历很有关系。以后柳生明场长来了后，场里开整顿会，一位平时对张俊贤前辈极为尊敬的人说张俊贤那次买的羊头没有付钱。而张俊贤呢则坚持说当时他让此人把钱拿去交给出售羊头的连队了。此人就不承认还指责张俊贤“背着牛头不认脏”。我呢知道此事的一些真相也没有考虑啥后果就插话说“当时张场长给这人钱时我就在场。”我的确在场，因为那次我去张俊贤家拾掇羊头时，此人刚从齐明清驾驶的嘎斯车下来拖着麻袋，里面当然装的就是羊头，我还往前赶了几步与他一块把麻袋拉到张家门口，又把羊头掏出来一一摆在当地。我眼见张俊贤进屋去接着又出来把钱递给此人。坦诚的说，此人当时真不接直说“以后再以后再”但张俊贤坚持给并说不要那就把羊头拿走。此人这才接过去了。谁想他在会上却说张俊贤没有给他钱。我做了这个有利于张俊贤的证后，当场柳场长就问卖羊头的连队负责人是否给钱了那位负责人当时说不记得了。柳场长当时就不满意了，他很严厉的瞪着眼睛指责我“那个架线的娃（我在架线队时曾给柳生明办公室安过电话），咋就你说给了”。会后也参加会议的王连荣指导员私下说我“这下你算完了”。我嘴上啥也没有说但心里只打鼓也觉得这下得罪了柳场长肯定没有好果子吃的。 但我想法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柳生明场长是位好干部。这以后他们从某连队流水账查到有此人交羊头钱的记载证明了我没有说假话或者是做假证。故柳场长对我的看法是有改变的。以后已到地区水利局工作的柳场长在蟠龙公社蹲点期间我去看他，那次我们整整谝了一个下午。这位文革前就是延安地区很出名的破了不少大要案的公安侦查员能看出人的眉眼高低。他告诉我就是经历了羊头事件后，他看出“你这个娃是实在人不说假话。”我就明白了柳生明场长主政期间我加入共青团成为团支部委员以后又被抽调到机务队帮助工作，的确没有受到羊头事件的影响。扯到这，我以后选择学习法律走上从警路，柳场长给我的启发是很直接很大的。我被抽调到机务队帮助工作时很是高兴了一番，认为朝着实现我的开车梦又前进了一大步。一次与柳场长闲谝时我说了我的这个想法，他当即批评我“太小太短太狭窄”。说会开车算个啥要“有车坐”！他建议我有机会到政法部门工作“我觉得倒是很适合你的。” 以后我通过刻苦学习法律获得法学本科学业取得了律师资格，并在组织精心培养下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为保卫森林资源奋斗三十余载，获得了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如今正在与恶疾搏斗的我终于能腆着脸斗胆的说一句话：张俊贤老前辈、汪四季老前辈、柳生明场长和各位领导，更有各位战友，当年保尔塬的征程时间不长但对我的磨练，却是驱动我人生征程的重要动力源之部分！这，就是我给保尔塬的汇报！ | 
发表于 2016-8-2 16: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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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2 20: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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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3 21:4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