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岁月》连载——43

青年点

工分是社员的小命根

当时农村流传“工分、工分，社员的小命根”。社员是每天上工要记工分，年终后根据队里全部收入扣掉支出，再适当留点必须要花的钱，然后用这个余额除以全队的总工分算出分值，再按每人的工分多少发到社员手里。农民不像工人每月一开资，而是每年只在年关前分配一次。 那时候是不允许社员搞私自经营，任何不通过队里搞的收入都是非法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行为，是会受到严厉打击的。工分收入是社员唯一的生活来源，因此每个人都非常重视工分的多少。

当时队里干活男社员最高是每天15分，女社员最高13分，然后根据干活的好坏依次往下评。我们知青很少有拿一等分的，我刚下乡的时候13.5分，应该算是四等分了，但在知青中算是最高的。我在以后的年度干活中都是一等分。我们队也有些知青下乡期间从来没有被评过一等分。一队有个男知青身体非常好，但刚开始干活时却被评了8分，遭到大家的嘲笑。“8分”这个外号跟了他一辈子，现在还在沿用。哈！

我们队的地有一半是水田，这在我们公社２８个大队里是相当富裕的。能吃上大米那时候也是很多大队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我们大队还有个窑地，有一部分副业收入，所以分值在全公社甚至全县都算是高的。

我们小队这些年分值是大队最低的，一工分在七分钱左右，一天一元多钱。到年终如果上满勤，扣掉口粮和其他，能分到200多元。别的小队最高能达到分值八九分，钱分的会更多些，干活好的一年能达到300元。我有三年分到200多元，其他都是100多元。我第一年分钱就花120元买个上海牌手表，这也是我第一次戴手表，非常自豪。因为长这么大头一次看到这么多钱，非常激动，就感觉好像发了大财似的。看到自己挣这么多钱，心里非常高兴。

当年我父亲每月工资是62元钱，母亲工资30元左右，可是要养活全家8口人（当时两个姐姐都已结婚），生活上还是很紧张的。城市中青年工人大部分是二级工，每月工资大都是38元左右，一年到头也就挣400元左右。所以当时我一年到头能去掉口粮，净挣到200多元钱也是个不小的数字。

我们大队的收入在全公社算是好的，有很多队一年到头扣掉口粮剩不了几个钱，甚至有的还欠队里的。我的朋友“六子”下乡的队就很偏僻，也没有水田，分值就很低，扣掉口粮就没有几个钱了。有一次我上他们青年点，听他说地少苗疏，全是山地没有水田，社员口粮都不够吃。秋收时候社员为了能维持一年的口粮，保证全家嘴里能“糊弄”上饭吃，晚上就不得不上地里或场院里“偷”些苞米、豆子什么的。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你拿我也拿，反正粮食是大家的，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队长看社员分的粮食都不够一年吃的，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但自己也不能吃亏，也会偷偷拿上几捆。那剩下的粮食还能卖几个钱？再七扣八扣的，你要是不欠队里钱就算便宜你了。因此一年到头挣不到几个钱或不挣钱的生产队有很多，甚至还有的欠生产队的钱。我的邻居小林下乡的队，一天的分值是0.2元，扣掉口粮就没有钱了，他下乡六七年也没有挣过钱，只是把嘴糊弄饱了，还要经常吃“反销粮”（生产队没有粮，靠国家给一些补助的粮食）。当时流传有个知青一年到头剩了8分钱，买个邮票写封信就彻底无产阶级了。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生产队的收入主要是卖给国家公粮的收入，还有很多生产队公粮上缴的都不够数，收入当然是极其可怜的。收入少、分值低，再扣掉口粮钱和其他，劳累一年不剩钱，甚至出负数是一般贫困队常有的事。

尽管我们大队的分值很高，但大部分社员生活还是很艰苦。我们知青算是特殊群体，受到特殊待遇，每人每年600斤口粮。社员不管大人小孩，每人每年不到400斤。口粮都是毛粮，净粮也就300多斤。那时农村流传一句话：“小股地是粮仓，老母猪是银行。”但我们下乡的时候，社员家都没有小股地，早就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养的猪也是一年到头只在春节前杀，平时根本吃不着肉。社员在窗前屋后种点青菜，根本不够维持全家吃。干活累和没荤少素的饮食也使人们非常能吃，年青人一顿一斤粮食是很正常的。再说我们大队口粮一半是大米，吃起来更是饭量大得很。很多社员家五六月份就断了粮， 春天吃野菜，夏天就靠各种蔬菜，土豆下来那就算救命粮了，用一些蔬菜和野菜配合着粮食吃可维持到新粮下来。毛主席那时候提出号召“瓜菜带”，我是深有体会了，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青黄不接”了。

当时公社很多大队口粮都很难维持到全年，会从县里拉回一些“反销粮”。我们大队也吃过多次“反销粮”，这种现象靠我们知青“大有作为”是改变不了的。

那时候穿的也很紧张，不但钱紧，还要控制在“布票”定量供应内。我们知青也就一套衣服留做回城穿的，平时干活时男女知青都是穿着带补丁的衣裤。那时候流传“笑破不笑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要是一身补丁衣服针角缝得很好，穿在身上不但没有人笑话，还会受到羡慕的。农村社员家把钱“糊弄”在嘴上都不够，哪有能力往穿上花钱，破衣烂衫露着肉的大有人在。我记得管理我们青年点的社员姚庆录是个战争年代入伍的退伍军人，我很尊重他。但他家徒四壁，一年四季都是衣衫褴褛。冬天棉裤露棉花，有的地方还露着肉。刚接触时候感觉他是个性格豪爽的汉子，说话办事我都很敬佩。后来看到他让家庭生活压得没有一点精神头，很是同情。记得一次与青年点住邻居的两个中年妇女口角打了起来，我们男知青准备去拉架，可她们俩倒在地上还连扯带拽的，裤子掉了露出了屁股。我们一下子都吓跑了，跑回青年点我们哈哈大笑。我们队还是相对富裕的，但很多社员只穿一条补了又补的外裤也是很正常的。

生活的艰苦，经济来源的单一，使大对“工分”也格外关注。我们小队有一个高姓的兼职“记工员”，干活休息时，他就掏出专用的记工本记上参加干活的人员；如果没有和他在一起干活的人，就会由一个分头干活的负责人把干活的人员名单事后报给他。“记工员”是只记名单不记工分，工分多少要靠队里评。

队里评工分一年要评十来次，评工分的场面还是相对紧张的，有时候还会出现骂人和动手的场面。通常是在“饲养园”评，队长把干的活讲一讲，然后挨个人进行评。一般情况是说到谁了，和他在一起干活的“打头的”或负责的社员先简单说几句其表现，然后说出应该是“几等分”，其他在一起干活的社员也有时插嘴说上几句，队长再根据大家的评议和对他的了解说出最后的意见。有时候本人不同意就发生了争执，队长就会根据情况进行决定。所以人厉害嘴再能讲往往是不吃亏的。有些“梗梗”和“刺头”也不会吃亏的，相对来说老实人是占不了什么便宜的。那时候的政治气候很浓，人们也相对实在和讲理，再说每个人的差距也不大，所以评工分有的时候虽然剑拔弩张，但总的来说，我们队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矛盾和过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