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张永柱 于 2017-10-2 11:53 编辑
二
恩公学的是地理专业,毕业后在万县一中做地理教师,后调到万二中改授语文。他声情并茂的讲课,年青英俊的形象,是同学们挥之不去的记忆。他上课只需两支粉笔,一本语文书,讲起课来头头是道、娓娓动听。 据赵永华同学回忆,秦老师一手潇洒的粉笔字,一口幽默的语言,都让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讲课的语言,悦耳像叮咚的山泉, 亲切似潺潺的小溪,激越如奔泻的江流……我的胞妹亦为该校学生,她记得当年听秦老师的课,不仅教室里的听得如痴如醉,就连在操场上体育课的其他班学生都被吸引,爬到教室窗台下,踮起脚听。当时还没硬性规定要用普通话授课,但秦老师一口流畅的普通话,深入浅出绘声绘色把课文讲得神采飞扬。 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深受学生爱戴的人民教师,文革中却因诗歌而招祸,因才华而蒙难,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明明是“三热爱”的诗歌,全变成了“三反”大毒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加上给苏联妇女杂志寄过诗作,又被说成向苏修某杂志投稿,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优秀人才成了时代的罪人,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批斗迫害,身心备受摧残。那些“革命群众”还用棕绳把他捆起再浇水折麽……他因为受到的打击和刺激太大,引起内分泌失调,患上了不治之症。这场由嵯峨楼阁上的巨人挥手发动亲自领导的“大革命”,史无前例,不知把多少人变成了鬼! 前面说过,秦老师的诗歌,大部分是革命题材,只是写作手法推陈出新,别具诗风。他倾尽心血写革命根据地的老赤卫、老红军、老八路,写工人、农民、士兵,写昔日的苦难,写今天的幸福。“从巴山到延安到北京,屈指多少征途!从昨天到今天到未来,老一辈多少叮嘱!”“蓝,是映进了水兵的军装。宽,是向水兵敞开了拥抱的胸怀。深,是为了蕴藏水兵对祖国的爱。”“也许那红红的苹果,已托上中南海的案桌,伴着毛主席彻夜不眠的思索,直到星星熄灭,朝霞似火。也许那甜丝丝的果汁,正滋润着勘探队员的心窝,激励着将青春献给塞外的儿女,把昆仑千里冰雪踏破。”这些诗,是秦老师创作的主体元素。试问革命群众,请教伟大导师,这些诗哪一行那一句反了党,反了人民,反了社会主义?我的无知的朋友啊!你知不知道由于地理原因,我们中国版图历来有“雾重庆,雨桂林”之说,秦老师一首诗写了山城的雾,就是在用雾在射影什么?还有更叫人啼笑皆非的,1958年他根据甘祖昌将军回乡当农民的事迹写的《布谷,布谷,布谷》,诗中“一个绝望的贫农/呆呆地望着田土”,“苦呵!苦呵!苦!”明明是写将军参加革命时农村的苦难情景,竟然被拉到解放后的六十年代,成了污蔑贫下中农的罪证!批斗会上秦老师只分辨了一句“我那是58年写的呀”。他怎么可能预料到国家在后来会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但是不由他分说,时代孽种们要把他斗倒斗臭。他被监视起来,不准外出,不准和任何校外的人接触。连亲人的来信都被怀疑是通风报信,要追查! 一个正直的诗人,一个有着刚劲骨质的知识分子,怎能忍受人格尊严遭此践踏? 他愤怒了,他逃到北京上访,他要平反!终于在1968 年,那些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通通被推倒了。他也昭雪平反了。可是秦老师蒙冤受迫害、被批判、被捆打、身心受到摧残精神压力巨大, 一年多后被捆绑的部位开始感觉疼痛,针灸、膏药都不见效的情况下,去了医院检查结论是:“右肱骨转移性骨癌”,原发病灶不清,既不能作手术,也不能放疗化疗,从发病到去世只有短短几个月! 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要为恩公讨个公道。从嘉德先生《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及祖辈们》等文献中,我才知道其实秦老师果真家世不凡。其父秦宗仲先生,字培吾。1909年出生在现在的丰都县包鸾镇弹子台官仓坪下坪。幼时入乃父所办私塾,熟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蒙学课本。1923年只身到县城县立小学求学。翌年开始大量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和陈独秀、胡适等革命先行者的著作,探索救国救民道路。1927年春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共产党并兼任团的工作,这期间任过上海沪西区团的区委委员及大夏团中心支部书记。为在家乡丰都发展党的组织,他辗转丰沪两地,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春天,党组织决定派他赴苏联学习,终因行船被官府查禁未遂。随后又被派往家乡工作,任中共丰都县北岸区委员,公开身份是金盘乡小学训育主任,肩负北岸革命活动的指导工作。就在这年秋天,南岸的崇德乡一带地下党组织武装起义,结果被团防局勾结杨森部队镇压而失败,秦宗仲奉命安置掩护好几位同志脱险撤离。 1929年,在秦宗仲的身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他的一个同学朋友这时正在负责国民党县党部的工作,由地下党县委决定,派他以朋友的关系去接近并协助其工作,以便利用国民党招牌来掩护党组织活动。但是后来省委派人来川东视察时认为这是对国民党妥协,是一个大错误,结果责任落在秦宗仲的头上。当时又没明确处理,他自认为是组织派的,不是自己私自作为,也就未申辩。过后组织就再没有喊他作什么事情,他自己亦认为组织关系还存在。直到他返上海复学时还未获得与组织的联系,才明白是被留党团察看了。从此与组织脱离关系。但在上海原先的同志与他私人友谊尚存,对他的思想和为人比较放心,凡是他们在活动时遇险的人,都到他的住处横浜路129号来躲藏。 由于及其严格的纪律,组织上的过错从来由个人埋单。但其父脱党后仍以自己的各种身份为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秦培吾参与了涪陵地下党在涪陵丰都交界的土地坡暴动,负责后勤保障,并在起义失败后成功掩护组织者田鹤鸣转移和妥善掩藏安置其余同志。此事直到80年代才从涪陵党史资料中披露出来。 1938年平都中学创办,他任校长。在上海同时参加革命的老朋友老革命朱泽怀由汉口步行回到丰都进行革命活动。朱泽怀是大名鼎鼎的无人不知的共产党员,在家乡却无人敢聘请他任教。可秦老先生毅然聘请朱泽怀为平都中学第一任教务主任。不久,就有青年学生奔赴陕北,这事惊动了县政府,县长把秦老先生叫去质问:“你不知道朱泽怀是共产党哇?”“知道哇,不仅我知道,世人都知道。我们老同学啦,又是家乡人,现在他落难,没有人肯帮他,我不帮谁帮啊,帮帮忙理应如此,人之常情嘛。” 老先生在平中任职有十二年的光景,聘任了六任教务主任,有四任都是共产党人,教师中共产党员亦多。老先生曾向他们说过:“为了确保你们在丰的安稳,在从事自己活动时应考虑给我一点对付县党部的余地。” 40年代初期,秦宗仲为了学校的生存,加入了国民党。他号召青年学生投笔从戎,抗日报国。1945年春,他自己也参加了青年远征军,在其总政治部作中校组员。几个月后因要随军队转移,他不愿离家太远,又辞职回到平都中学继续任校长,并兼任了约五个月的三青团丰都分团筹备主任。也就是这五个月筹备主任职务,解放后被误为反动党团骨干而遭治罪,蹲了八年大狱。 1985年3月20日,四川省人民法院涪陵分院作出:“撤销原四川省人民法院涪陵分院1951年9月9日所作刑事判决,宣告秦培吾无罪”的裁定。至此,秦培吾的反动党团骨干罪名获平反昭雪。后来中共丰都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撰党史,撰写了《丰都早期革命志士,办学兴教知名人物》为秦培吾銘立传略,公开出版发行,缅怀他传奇的革命人生,客观公正评价了他对党作出的贡献。 这就是秦老师的父亲。一个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仁人志士竟成了一本难念的经,让秦老师背了一生黑锅!秦老师的母亲也是一个进步女性,早年加入共青团。在重庆二女师时到过刘湘衙门请愿,任过重庆妇女会代理主席。因为无休止的被通知到郊区某某处开会,严重影响了读书。想到好难得凑了点学费念书却常常被开会耽搁了,她为真没有学到什么知识感到焦虑。在一次开会后回来的路上,她在同行者中抱怨了一句:“这星期又没有上到几堂课啊!”从此过后就再没有人喊她开会了。她后来才意识到是那句话的后果。 关于恩公父母的曲折经历,这里不再赘述。我要为恩公申辩的还有那条“里通外国”罪状。五十年代的中苏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双层关系,两党两国不仅意识形态,就连伟大理想和道路都是高度一致。本人从少先队员起就知道当时主导我们社会生活的主流,就是这种“中苏友好”“万古长青”的政治伦理观,诸如慈母等大多中国公民以“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而自豪。两国一直互派留学生,还允许通婚,亲上加亲。秦老师的诗投递给苏联刊物,不正是为祖国争光的举动吗?但在是非颠倒的年代,时间空间、社情民情、人际关系、国际关系都是一团乱麻,百口莫辩,您能理得清说得清吗?连彭德怀元帅奉中央之命同赫鲁晓夫有过三次会面,都被定罪为“里通外国”,可怜我们一介书生恩公伟德啊,您是在那个整人都不脸红,无法无天的浩劫里典型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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