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一个特殊的名称和符号

湖南知青

知青，一个特殊的名称和符号

                      ——知青运动50周年历史的一点探索（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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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一个特殊的名称和符号
                      ——知青运动50周年历史的一点探索（七）
                                         作者：湖南知青

7、对文革中“知青运动”的“四个不满意”看法
    对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有人总结说：“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为什么会出现“四个不满意”呢？
    首先是因为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来势迅猛，文革三年积累的“老三届”学生绝大部分集中在1969年下乡，下乡的知青规模数量空前巨大，很多工作包括下乡安置资金没有落实到位。有些知青下乡的地方选择安排不周，人多地少，口粮不够，使农民有意见。有些是知青的安置费不足，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使有些地方的知青没有房子住。有些地方的知青伙食很差，知青不满意。甚至仍要家庭继续负担，家长不满意，知青脸上无光。如果在安排知青上山下乡时工作做得细致一些，能够按照谭震林曾经提出的思路方法：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1972年12月20日，福建民办教师李庆霖冒着风险给毛主席写了“告御状”的信，反映了当知青的儿子“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在国家花了70亿后出现农民、知青、家长不满意以及知青上访，国家当然不满意了。
    其次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正在转型，知青上山下乡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对“知青运动”和知青个人问题的政策没有及时跟进，如《知青工作四十条》是上海、云南知青集体事件的直接导火线。
知青下乡七、八年甚至十多年仍看不到个人的前途。
第三是反映知青与农民争地争口粮的情况，主要发生在“老三届”集中下去的地方。1969年突然爆发的知青上山下乡大潮，政府在安排上山下乡的地点的选择上考虑不周、工作不细，而不是”知青运动“必然的结果。如果能按照谭震林当年多次提出的“下乡上山，上山应该是主要的，从长远看，上山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的思路和方法，象现在实行的“精准扶贫”一样避开人口稠密的地方，实行知青“精准”下乡到农场、边疆和荒山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改变光山水土流失，改变中国的环境气候，还会有对与农民争地争口粮的问题吗？“老三届”上山下乡最早，插队部分的知青招工回城的也最早，经济或工业较发达的地区，“老三届”知青插队最短的只有3月，相当一部分也在半年至两年内就被招工进城了。因此，知青与农民争地争口粮问题不是十二年“知青运动”中的主要问题。
    因此，“四个不满意”不是“知青运动”的方向问题，不是毛泽东坚持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问题。“四个不满意”，不等于艰苦的环境不能磨炼人、锻炼人，不能培养人和造就人的积极作用和积极意义，不等于接受再教育和知青上山下乡是完全错误的，毫无意义的。
    对于“四个不满意”，曾奉中央指示到云南调查处理农场知青问题的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和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赵凡曾经这样说：这也许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试探气球。在后来的改革实践中，“四个不满意”对“知青运动”实际上是起到了全般否定的作用，也成为反对和否定“知青运动”人的一个依据。
    对文革中的“知青运动”的争议和反对，其实最大、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是时间的长短问题。“知青运动”既然赋予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政治历史使命、国防安全需要的使命，那么，接受再教育多长时间就成为一个关键和核心的问题。如果说，知青上山下乡一到三年就启用、招工、招生和返城，就不会出现当今对“知青运动”如此巨大的争论，这就是“知青运动”最值得人们思考的地方。
二、文革中的“知青运动”与农民的问题
    有人说，一方面是要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另一方面又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种看法，如果不是对毛泽东思想观点的机械、生硬的理解，就是对现实中的农民、农村问题，知青在农村的作用视而不见。农村缺少文化科技教育，农民的文化程度比城市人普遍偏低，中国地域的广阔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交通的闭塞、信息的闭塞，使农村与外界的联系以及农民见识的新事物普遍比城市人少，缺乏科学的种田知识和生产技能，这些问题在中国非常严重。解放初期曾搞过一次农村文化识字普及运动，但远远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到知青上山下乡的七十年代初，农村电视也没有普及，即使到改革开放后几十年，农村的教育仍然是中国教育中的短板。还有一些山区的孩子为了上学，每天要爬着几十米高的天梯以及独木桥、绳索桥往返学校和家里。这些都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农民自身素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使是当今“精准扶贫”，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农民的文化知识、农业生产技能、市场经济的眼见开阔等等因素导致的贫穷。因此，知青到农村去，带去了文化科学知识，带去了先进、开放的思维观念，对农民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和促进。知青到建设兵团，使大量的荒地成为良田，使“北大荒”成为祖国的粮仓。当年，许多上山下乡的知青都成为了农村、农场、干校、建设兵团的出纳员、会计员、卫生员、赤脚医生、学校教师、生产队长和支部书记等领头人，对中国的农业建设、农民的科技文化、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的提高，都起到了不可缺少的积极作用。这些都充分说明，“知青运动”对知青本身和对农村农民都有双重的积极进步的作用和意义。否定“知青运动”，实质上就否定了知青为国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无社会进步可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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