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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水拍》(七)a
一个多月后,与川内形形色色造反派一样,屏山县红色造反司令部也平了反。已经是红司要员的胡川,手提一袋糖果,春风得意,乐呵呵来城关镇红卫路5号侯家致谢。
侯平发开门迎客,笑容满面,心里淡定,手捧一杯锦屏山清茶,不以为然地说道,“人,哪里没有一点难处?人帮人也是帮自己。区区小事,无足挂齿。”
胡川接过嘴,打起 京戏腔,“不是小事,是吃牢饭的大事。阿庆嫂救胡司令,姚老师救胡学生,学生定当不忘。这点区区糖果,学生略表心意”。
姚贤图板起脸,一口回答,“小题大做,本来是平常的小事情,说远了,见外了。”。
“晓得不,水果糖,不好搞。现在屏山要逢年过节才发糖果票,一票一两,不到十颗。我送这袋水果糖,是给你们的儿子,不是大人喔。”胡川说明来意,正正经经表白,见侯家三小子侯亚红伸出小手接过糖果袋,于是张嘴笑眯眯,“这北京的水果糖,就是比我们小地方屏山的安逸,尝尝,葡萄味道,酸甜酸甜。”然后板起脸,煞有其事,讲起了他北京之行:
“老侯,姚老师,晓得讪,2月21日那天清晨,我告别你们后,直接奔到河坝,沿着金沙江边而下,徒步百里到安边镇,混上了到重庆的火车;再从重庆北上,睡在火车座位下,几经一周多的时间转折,月底终于到达了北京。出了站口,人地生疏,我怎能找到毛主席告状?唉!操起四川普通话,我找了个附近的三轮车,听说我这个四川人告状,人家车钱都不收。北京车夫政治觉悟高,见多识广,一路边开车边聊北京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还有中南海红墙内的那些事儿,直接把我拉到了天安门旁边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中央文革接待站。离开时,三轮车夫简直像个大领导,热情挥手,说:替我问候四川的革命群众,向他们致敬!”
“晓得晓得,向北京人民学习,致敬! ”
“言归正传,直奔主题。 ”
“就是就是,哟!不得了,进得接待站门去,里面嘈杂,拥挤不堪。人人面带愁容,都在谈论话题,‘二月镇反’。‘二月镇反’凶哟!说是全国性的。听到接待站内告状的西宁人说,青海还发生了开枪打死人的事。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为‘平定反革命暴乱’,在全省范围镇压反革命,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八·一八’人员有一万零一百五十七人,杂种。”
“你跟小时候一样,对数字敏感,记忆好。 ”
“姚老师,承蒙表扬。嘿,没有一手能在部队当侦察排长?嘿嘿,我接着说,西宁监狱爆满,一个牢房是两层铺,原来最多住二十四个,塞进了七八十个,还有塞进一百多人的。有个牢房关人太多,上层铺坍塌,压碎一个人的脑袋,当即死亡。在接待站还遇到了宜宾来告状的四中学生,说宜宾抓人比青海凶,抓大头头,又抓小头头,还抓跳得圆的兵兵儿,连幼儿园、军分区都关了人......”
“屏山抓人也是一样,凶。”侯平发接过话,有同感,摆摆手,蹬着眼,连忙问, “晓得了,到处抓人。说说你自己,状告得怎样?”
“比较顺利,顺利。接待站内以地域划分了多个区域,经工作人员指点,我找到了西南片区接待室。穿一身军装的一男一女接待员,热情接待了我。我自报家门,汇报了四川屏山抓人的情况,提出‘镇反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文革还搞不搞?’、‘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是不是反革命?’几个问题,接待员不好正面回答,收下了我在车上写的所见所闻屏山红司遭镇压的汇报材料,只答复‘会如实地向中央首长汇报,’要我回去休息。我说,我是犟脾气,来都来了,得不到结果不回去,就呆在北京不走,不走!”
侯平发搭讪,“就是不走,好,好!”
“好啥子?离开接待站,我荷包里的银子少,只能在东四的胡同,找了个地下室小旅馆,每天住宿费5毛钱。一天3顿小米粥,3个玉米窝窝头加点咸菜勉勉强强凑合,闹心刮肠,一想到屏山肉包谷粑就清口水长流。还是屏山包谷粑安逸,嗄,唉!家乡不能回,回来要遭抓,我就在北京耍,天天赶公交车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看斗走资派,消磨时间。四月初,我接到接待站同志的通知,去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向中央领导汇报问题。呵,呵!赶紧去了,开会才晓得,派飞机撒传单抓人,是四川自己干的,人家中央根本不清楚。 晓得不? 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基本上都是中央首长追查‘二月镇反’在四川各地的情况。呵,呵,我总算明白了,毛主席、中央文革是支持造反派,造反派要伸腰了,看样子,郑立树这些人要得救了。四川造反派的后台是原宜宾地委书记刘吉挺、市委书记张西挺两口子,是反对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人家一直在不停地斗争。”
“说的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侯平发附和,眼睛潮湿,有感而发,“解放以后,运动不断,斗争不断,整人不断,百姓遭殃。六零年粮食关,宜宾地区18个县、市,饿死了大批人,还发生了吃草根、吃白膳泥、吃婴儿的事。六二年,我当公安特派员时,就到中都区查过一家人,饿慌了,舅舅扒坟墓拖外甥煮来吃的案子。晓得不,到了文革,眼看有点蔓蔓吃,又兴起斗,上上下下,各种矛盾总爆发,各种力量大较量。”
“说得有道理。还是毛主席老人家英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现在,我胡某人这个逍遥派不当了,要站出来斗争,保卫毛主席,真正考虑起来造反了,对!参加红司组织。回到屏山后,我偏不信邪,豁出命去了,打起红司旗帜到处走,到处贴大字报、参加大辩论。搞得狗日的红卫兵团简直没有办法。不久点,中央平方通知下达,我带人从监狱头把郑立树他们接了出来。郑立树在监狱里面关了一个多月就瘦骨嶙峋,身体偏偏。要倒要倒。他得知我上京告状的事,感动得掉眼泪,连连夸我救了他们。我说错了,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他说我起了推动作用,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造反组织挽救了个人,又说啥子‘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还给我加官进爵,封我为红司作战部长,下一步,直接进核心勤务组。狗家伙,差点要给他平起平坐。”
“招兵买马,积蓄力量,造反派不服输,可能要报复。不过,屏山红卫兵团有力量,大家斗嘛。”姚贤图自言自语。
“那是肯定斗、必须的,我们与老保的斗争,事关权力,事关路线,你死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想了想,准备叫作战部的同志,趁中央的平反文件下达,制定一个围剿保守派的计划。”
从胡川洋洋洒洒、中气十足的摆谈中,侯平发埋头,沉思片刻,平静搭话,“看来,文革这个运动超过以前其他运动,上下都复杂,人人都参与,的确搞头大,各有想法,各有图头,举世无双。我还是认为,中央文革一方,林彪的军方,还有总理的一方,都在围着毛主席转,围着文革转。文革搞下去有搞头,有看头。不过,到底谁胜谁负,还要一段时间观察。说真的,小胡,运动中,勿急躁,稳当点。无论遇到什么要冷静,急躁要出事。当然,出了事也不要怕。
姚贤图望着丈夫,笑盈盈,搭过话,“我晓得你这个诸葛亮要说啥子?老侯,急躁要出事。你这北京的龙门阵到处摆,摆得我都能背的下来了。”
胡川听了,眼睛放光,嘴巴嘀咕,“又有啥子北京的龙门阵?我不知道呀,说、说,晚辈我洗耳恭听。”
侯平发微笑,伸手托下巴,不紧不慢说,“小胡,要说上北京,我比你先去,先去。晓得不,我去年夏天就去了,是出差。晦气的是,在北京看热闹,天天见死人。一天早上,我从西四胡同的旅馆出来看闹热,走到西长安街,见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围困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警卫部队挡都挡不住。从前门到天坛公园,沿路都是红卫兵抄家,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遭了不说,成分不好的家庭,就连啥子做买卖的,都被安上资本家的帽子,一个都跑不脱。凶!到处都在噼噼啪啪响,砸瓷器、匾牌、坛坛罐罐;过去过来都在冒火冒烟,烧古书、书画、戏装,热气腾腾。中午,我在前门的大栅栏,见游街的人一串又一串,这些戴高帽、挂黑牌、剃阴阳头的男男女女,被红卫兵押着,边游边敲锣,‘当、当——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罪该万死’,‘当、当——’。在烈日的暴晒下,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昏倒在地上,当即被红卫兵拿皮带抽打,还说他们装死,逃避革命运动!结果真的有人被打得没有反应,死了,直接扔进巡逻的收尸车。那收尸车哟,一辆一辆的在街道转。”
“歇一歇,让我这个老师来帮你说!”姚贤图插话,咳嗽两声,娓娓道来,“下午我到了珠市口,看到一间平方门前跪了一排人,老的有八十多岁,小的有五、六岁。邻居说,他们一家是本份人,推着小车在街上做烧鸡买卖的,红卫兵认为成份不纯洁,在他们家的夹墙里搜到了赚劳动人民的血汗钱,角角分分一大叠。铁证如山,罪责难逃。当家的和老爷子沉不住气,急躁起来,居然想抢回红卫兵从自家墙里面搜出来的那十多块钱,后果可想而知,全家跟着遭殃,跟着倒霉。全家老小三代男女十多口人,遭一大批红卫兵斗争后,个个嘴巴齐声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和扫地一样......'头顶尿罐,脖子挂着破胶鞋,跪在街沿上暴晒,还不准动,动了,就遭红卫兵扇耳光。跪一跪的,挺不住了,一会儿,暴雨唰唰来了,这一家人,一身尿一身屎,先后栽倒在水花花的雨地上,被红卫兵一个个活活打死。尸体扔在街边,东倒西歪,臭气熏人,路人掩面而过,敢怒不敢言。红卫兵在周围大张旗鼓宣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凶哟,红卫兵。”
“硬是凶,红卫兵。” 侯平发 附和,神色肃然,声音威严,“红卫兵,文革运动的新生事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先锋队,撒手锏。”
“比德国希特勒冲锋队、党卫军厉害,说是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核武器也不为过。侯主任、姚老师。我从部队转业回来,空闲时间,也在关注红卫兵,所见所闻,感觉良深。”
的确,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革笔杆子姚文元一针见血,有回忆录:毛从“炮打司令部”到承认红卫兵组织,818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只用了很短时间。因为他知道,要把刘邓司令部控制的政权组织彻底搞瘫痪,只有依靠青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果不其然,红卫兵所向披靡,“谈笑间狂虏灰飞烟灭”,刘邓司令部就这么一下子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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